一我学习和研究历史走了非常大的弯路
我自幼就对历史感兴趣，自幼就赶上了中国传统史学面临严重挑战的时期。1921年，我见到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当即买了一本研读。虽然对于此书的内容当时未全部掌握，但是对它仍然感到极大的兴趣，有一股求学的激情在心中荡漾。梁先生在此书中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批评，对于历史事件的考证，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对他十分敬佩。回头看来，20年代史学界出现的一股强烈的疑古思潮，对青年时代的我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5年，我毕业于河北省立第四中学，地址在卢龙县，清代的永平府，古代属孤竹国。这期间，我对学习历史的兴趣就更大了。先是津津有味地读着梁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尽管书中讲的古书有很多我未读过，通过此书，我对未曾读过的古书有了一种新鲜感。接着，顾颉刚先生主持的《古史辨》第1册出版了，我又买来读。他那篇很长的自序，讲他在北京大学学习古史的经历和心得，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读完后，我在序后写了几百字的读后感，说这篇序“是我读到的一位真正的学者的真实自述”，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认为顾先生是我学习的榜样。对我影响更大的，是第一次读到陈垣先生的文章。那是在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1卷第19期上，陈先生写了篇《书内学院校慈恩传后》。在这篇文章里，他批评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考证关于玄奘法师西游时出发年月的错误，使我很吃惊。其时，我认为梁先生可以算得上历史学界的泰山北斗，没有想到有人能驳倒他。从这时起，我认识到研究历史离不开考证，并且开始接触到搞考证的方法，这对我后来研究历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年暑假，我来北京考大学预科。首先考北京大学，由于我的数学水平太差没有被录取。那时北大录取学生的要求甚严，必须每门都及格。即使其他功课再好，而有一门不及格，也不能被录取。当时法政大学预科也在招生，我去报名，要在法律、政治、经济三系中选一个，这使我很为难，因为我对这三系都没有兴趣。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我选定了政治系。法政大学预科录取的重点是国文，数学也考，但非常容易。我被录取了。当时的预科两年，相当于高中二、三年级，但课程则大不相同。除了读古文之外，大部分时间读英语和第二外语德文或法文，每周18小时。此外，有逻辑学、伦理学、法学通论，等等。都是有名的教授来教课。这在今天的高中里是见不到的。
在法政大学预科读了两年，又读了1年本科。这时是1928年，当时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国民党势力很快达到北京(改名北平)，派罗家伦当清华大学校长。他上任之后，第二次招新生和插班生，我去报名二年级，希望转到历史系。被录取后，请求转系，不许，只好仍在政治系。政治系的必修课不能不学，读英文书多，没有时间读中国史书，就于课余读西洋史。图书馆里英文书很多，我等于一面学历史，一面学英文。
1932年大学毕业，不久就病倒了。此时正当“九·一八”事件之后，东北四省都被日寇占领，怕日军进关，我家搬到北京来。1934年冬，我身体复原，恰好天津《大公报》到北京招考编辑，我想做新闻记者也是一条比较好的出路，应考者有百余人，结果录取4人，我是其中之一。《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先生亲自口试。当时《大公报》在北方很有名，社论更为大家所爱读，能在张先生手下当一名小卒也感到高兴。
1935-1937年春，在《大公报》干了整两年的助理编辑，编国际新闻。原来想终身干新闻事业，但好景不长，日寇进逼平津，华北危在旦夕。《大公报》见势不妙，准备南迁，在上海设立分馆，出上海版的《大公报》，经理胡政之派我到上海去。听先到上海去的同人说，上海馆址临大街，地方狭小，吵闹不堪，我本来就睡眠不好，此时又患肠胃病，怕去上海病情加重，没有去。我辞职回到北平后经人介绍，在师大毕业同学办的中华中学教国文。1938年新学年开始，辅仁大学陈垣校长办的史学研究所招生，在报纸上看到招生广告，见到陈垣的名字，立即回忆起往事，认为这是大好机会，立即报名，被录取了。于是我在绕了一个大弯子之后，终于回到了学习历史的道路上，实现了初衷，而且在多年仰慕的名师指导下学习，在我一生中，是一次决定性的转折。
在辅仁大学的几年中从陈老师学到什么东西呢?总的来说，学到研究历史的方法。如何搜集、鉴别、分等、使用史料，如何利用这种史料做考证工作，以及做考证的必要性等等。这些优良的史学传统，至今也是行之有效的。
回忆往事，我常常说自己学习和研究历史走了非常大的弯路。我从幼小时起，就对历史和地理有强烈的兴趣，可是，自从1925年上法政大学预科到193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修的却不是历史;1938年，我到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师从陈垣先生，学习的是明清史;1940年毕业后，在辅仁大学却教了7年西洋史;1949年，又因工作需要而改教先秦史，以迄于今。
二从攻明清史到治先秦史
我在做研究生期间，把从陈老那里学来的治学方法主要用在明清史研究上，写出了一些论文，后来收入《古史考辨》文集中。同时，也把这种方法运用于考察当时的上古史研究上。1939年，顾颉刚标点的《崔东壁遗书》出版，我对此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受了不小影响。我发现，顾先生标点《崔东壁遗书》及其研究中，继承和发扬了崔述的疑古与考信的传统。如果说，崔氏的考信还不免有对儒家经典“六艺”的迷信，那么，顾氏则连这一点迷信也破除了。同时，我又发现顾先生还受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影响，过分夸大刘歆作伪的能力，属于疑古过当，难免为白圭之玷。我之所以对顾先生受康氏的影响持否定的态度，这与受陈老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陈先生反复强调不轻信也不妄疑。我在读书研究中是牢记住的。
1940年夏，我从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毕业了，本想重点学习明清史，计划从明末清初努尔哈赤搞起，做梦也没有想到搞起先秦史来。毕业后留校，教务长荷兰人胡鲁士要我教历史系的西洋上古史和外语系的世界史。这些课原来都是由外国人教，课本也是英文的，此时中学里都不学英文，改学日文，所以新生人学听外国人讲课非常困难，于是学校决定要我代替外国人教课。1947年夏，系主任张星娘先生忽然中风瘫痪，他教的先秦史无人代替，陈老校长找到我，要我来教，说你教过西洋上古史，再教教中国古代史吧。我对先秦史没有下过工夫，怎能上台，一再坚辞，直到快开学了，老校长又来对我说，找不到人，只好请你勉为其难了。我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来教。我看张先生的讲义第一章伏羲、神农、黄帝。我觉得这只是传说，不能算是历史，于是大胆改革，从中国猿人教起，又介绍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同学们觉得耳目一新，没有对我这现趸现卖的教师表示不满。到1952年院系调整，辅仁的历史系整个归入师大，我仍教先秦史，一直到今天。可见人世间的事不是能由主观愿望决定的。院系调整前我被聘为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
此时我知道我必须走研究先秦史这条路了，只好边学边教。首先要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40年代后期，即我开始在辅仁教先秦史时，读过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吕振羽的《殷周时期的中国社会》，但在新中国成立后才读到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并认识了翦伯赞先生。这样对用马克思主义来讲中国史有了初步的了解，而且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贯穿到教学中去。其次是认真学习中国的古典著作、甲骨和金文。开始读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他对先秦古史的研究，也用考证方法，凡有论证总是有根有据，非常深入，我仿佛又遇到一位大师，他作的《生霸死霸考》、 《殷周制度论》 、《卜辞中所见殷先公先王考》等名篇，对我都有强大的吸引力，一读再读，余味无穷。我从其中开始学到用考证方法来研究古史的门径。
还应当提到，顾颉刚编的《古史辨》7册，在新中国成立前我都买来读过。此书是各家辩论古史古书的文章的总集，我主要读顾先生的文章，他的文章的中心在疑古和辨伪，被人称为疑古派。他又编订《崔东壁遗书》，把崔述和他的弟弟崔迈等所有的文章几乎都收齐(由亚东图书馆印行)，前有胡适作的长序《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序的下部是老友赵贞信先生作的。此书近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删去一些次要的文章)。崔述的著作主要是一部《考信录》，是清人论述古史的杰作，是顾颉刚疑古思想的重要的来源之一，是研究古史的必读书。这部书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由于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搅在一起，真史和伪史很难辨别，崔氏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路。可惜后来研究古史的人不读崔书，有些崔氏已经驳倒的谬说，直到今天还在流行，真是憾事。如果说顾颉刚是疑古派的领袖，那么崔述应当说是祖师。
有人问我:“你是陈垣先生的学生，可是陈先生不搞先秦史，你是怎样搞先秦史的呢?”我说:陈先生虽不搞先秦史，但从他那学会了如何搞考证，这个方法在研究任何历史都是必要的，这是基本功。在先秦史方面，崔述、王国维、顾颉刚都是我的老师。王国维教我怎样把考证方法应用到古史研究中去，崔述和顾颉刚教我如何分辨真史和伪史、真书和伪书，这都是研究古史的必要的本领。还应当提到郭沫若。他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他的著作很多，但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为最重要，《卜辞通纂》次之，都是不朽之作。《大系》是金文研究中划时代的著作，他是第一个把金文按时代顺序排列，是历史的研究法，同时又把铜器的图像、铭文拓本、今译和考释编在一起，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巨著，特别是他写的考释最见功力，是后人不易追步的。我同时学习诸位大师的著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认识到，诸位大师各有所长，也有所短，取长补短，互相补充，含英咀华，他们的著作都是最好的营养。我在北师大至今38年，除了十年动乱之外，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和研究上了。
过去的学者绝大多数是在书本上下工夫的，我认为这很不够，特别在先秦史方面，由于留下来的古书不多，不够用，必须另辟蹊径，那就是学习考古学和民族学。关于后者，由于我没有机会到兄弟民族地区去调查研究，就不谈了。关于考古学，我特别注意，记得在1956年开过一个学期的考古学课。我教先秦史是一年级的课，每年都带学生到周口店猿人遗址去参观，一次遇到亲手挖出猿人头骨的老工人刘同志，他给我们讲如何发现、掘出猿人头骨的经过，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还有一次遇到主持开掘周口店猿人洞的裴文中先生。他是我的老乡先辈，又是研究古人类的专家，他给我们讲北京猿人在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等于给我们上了一堂人类学史的课。以后我不教课了，有时也带学生去参观周口店、卢沟桥。1979年以来，每年都带着研究生到安阳、郑州、洛阳、西安、周原、宝鸡、太原等地参观。我对学生说:考古工作者是站在第一线，古文字学家和古器物学家站在第二线，历史学者站在第三线，没有考古学家的不断努力，我们研究先秦史就很难办了。因此，研究古史不能没有考古学的知识。60年代末，北师大在山西临汾建立分校，我在1971年春到临汾，在从临汾县城到分校的路上有一名叫高堆的村庄，有一大洼地，附近路上都是红陶片，老乡说还出土不少各式各样的陶器、石器，带有各种花纹，他们说得很清楚，知道这是一个自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址，可惜全被破坏，只见两个石犁头，比在北京历史博物馆陈列的还大。我对学生们说，以后你们到什么地方工作，一定要宣传保护古文物，给人们讲解如何识别古文物，这是我们学历史的人的责任。总之，学历史的必须有考古知识，否则免不了学识浅陋。学考古的也必须有历史知识，否则免不了牵强附会，贻讥通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几乎所有史学工作者和教师都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希冀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中国历史的一切现象。我也追随大家之后，但我感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除了少数人老早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之外，多数人都是初学，因而在讲课、写论文中，有的难免出现生搬硬套的现象。这种缺点，我在80年代给研究生讲课时毫无保留地讲给他们听，希望他们不要重蹈覆辙。我的话都写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
以上就是我边教边学先秦史的过程。我从王国维那里学到利用古文献与地下出土材料做考证工作;从崔述和顾颉刚那里学到不轻信古书和辨伪的门径;从郭沫若的著作中开始学习甲骨文和金文;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
一个人在事业的追求中，有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问题。这怎么讲?我选择从事中国史研究乃至先秦史研究，有很大成分的偶然性因素;但要把它作为事业来做，干出成绩来，就要勤奋，持恒了，这就是必然性的因素。一个人遇到偶然性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把必然性的因素贯注到偶然性中，这是一种功夫，一种追求，一种境界。这是我回忆往事所产生的一个深刻体会。
三我从陈垣师那里学到了什么
时间流逝飞快，回忆半个多世纪前，当我列入先师门墙时，还是一个青年，今则皤然老翁，而学业成就微不足道，我现在才体会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真正意义。
1938年秋，我考入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在先师的教诲奖掖下，走上学习史学的道路，至今已逾55个春秋。先师于1971年辞世，至今已过20年了。缅怀先师在励耘书屋里谈治学经验，历历如在眼前。真不胜今昔之感。
我在20年代读过先师的考史文章，仰慕已久，没料到能亲受教于先师，实现我学习史学的夙愿，这是我一生的转折点。先师为研究生开了一门课，名“清代史学考证法”，以《日知录》为教本。他不讲书，要学生自己读，要求学生去寻找书中所论述的每一条史事或议论的出处，并写出笔记。先师亲自看学生的笔记，并在课堂上指出某处对，某处不对。为什么要这样做?目的何在?学生都不懂如何运用史料，并不只是读书，而是用手去做，在做中学习。这实在是初学史学的基本功。先师在课堂上说:“有人读了一辈子书，但并未入门”，当时听了，也不理解。现在想来，没人门的原因就在于缺乏这基本功。凡在辅仁历史系听过先师的课的学生都接受过这个基本功的训练。那时先师给本科生开一门课，名“史源学实习”，读的书是《廿二史札记》，方法和研究生一样，也是查出处。是不是受过这基本功训练的都入门了呢?恐怕不一定。这基本功不是听过课，查过书，就算毕业，而是要一直干下去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大学历史系里有几个学生受过这样基本功的训练呢?现今学生往往高谈理论，鄙夷考证工作微不足道，写出文章，空话连篇，或东抄西抄，错误百出，他们的水平能提高吗?下面谈谈我的几点心得。
(一)搞历史研究，必须有丰富的史料，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史料是不是不加区别，多多益善呢?我看不行，特别是在先秦史方面。
由于史料太少，学者往往贪多求博，见书就抄，于是神话、传说与历史相混淆，把后人伪造的古史系统当作经典看待，写文章彼此矛盾，时代颠倒，令读者目眩。我的办法是首先把神话、传说、历史分为三类，尽力把它们分开，神话当作神话来研究，传说当作未经证实的史料，只可备一说，留待有更多真实的材料加以证实之后，才看做历史。历史则是有根有据的可作真实的史实看的。其次是对史料经过研究，把它分成三等:上等的是当时人、当事人的记录或言论，如《尚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多方》、《多士》等;次等的是虽非当时人、当事人的作品，但时代不太晚，比较可信的如《盘庚》三篇，《牧誓》、《金縢》的第一段;下等的是后世人述古史，由于时代太晚，问题比较多，使用时要特别慎重，如《尚书》中的虞夏书皆属此类。另外还要注意，真书中有伪，伪书中有真，都要区别对待。史料经过这样分类分等处理之后，再来使用，庶几无大过。上面所说，只是一般原则性的话，下面举一二例子来说明问题。
讲古代史从何讲起?传统的讲法是从三皇五帝讲起。三皇、五帝是什么人?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令人不知所从。《尚书》从尧舜讲起，《左传》里出现黄帝，《易系辞》出现伏羲，这说明时代越晚，出现的古帝王越古。司马迁作《史记》，断自黄帝，是很有见识的。就拿伏羲来说，本无其人，后人编造古史，把它人格化。例如《水经注·渭水》:“故渎东迳成纪县，故帝太皞庖羲所生之处也，汉代以为天水县。”庖羲即伏羲，古音伏读如庖，后人于天水县建伏羲庙，一若真有其人。于是产生伏羲为夏族始祖，为羌族始祖，为彝族始祖等说法，都是捕风捉影。太皞本东方部落首领，魏晋间人编造古史，竞造出“太皞伏羲氏”来，又因伏羲始作八卦，于是河南淮阳县竟出现伏羲画卦台。有人据《左传》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有“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的话，就说伏羲以龙为图腾，今天盛传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可能是从这里张冠李戴而生的吧。近来这种神话越传越离奇了。有人据《太平御览》卷七八引《诗纬含神雾》“人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羲”(即伏羲)，考证“胥”、“疋”、“雅”、“夏”古音同字通，华胥即是华夏。华夏之名起于华山，据说这华山不是西岳华山，而是江苏太湖之滨的惠山，惠山古又称华山，雷泽是震泽之误。又据《山海经·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在吴西”。有人考出，雷泽就是震泽，即今太湖，“在吴西”，当然应解为在今苏州之西。经过这一番“考证”，伏羲竟出生在今江苏太湖附近，并且推出，伏羲氏后人逐渐繁衍分化，一支南行，就成为后世东南各族苗、瑶、壮等之祖;一支北行，发展为炎黄夷夏诸族。原来我国古代各族都发源于太湖之滨，这真是一个绝大“发明”，可惜伏羲原是神话中的神，并非真有其人，这番“考证”全属子虚乌有，不能用于讲中华民族的起源。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考证古史对史料的使用必须慎重，不能见书就抄。首先要对史料的年代、性质、真伪等进行甄别，严加区分，不能乱用。如《诗纬含神雾》是西汉末出现的纬书之一。纬书是汉人伪造的，和经书相抗衡的，书里所述多是神话，而不是历史。如华胥履大人迹而生伏羲的神话，明明是模仿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的神话编造的，这样的东西怎能当作根据来做考证文章?
我在先秦史的研究中，对于史料的鉴别和使用是非常慎重的。最初，在励耘书屋中受到援庵师的启发指导，才懂得这个道理。我在10年前写的《回忆我的老师援庵先生》一文中已谈过，不再重复。后来读了梁启超的《古书的真伪及其年代》、崔述的《考信录》和顾颉刚的《古史辨》，逐渐加深了对古书的认识。但我不能算是疑古派。我相信荀子的话:“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详言之，就是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当疑，目的都在于求信，就是尽可能得到历史的真实情况。过去学者讲历史，把神话、传说与历史杂糅在一起，令人不知所从。司马迁作《史记》从五帝讲起，司马贞偏要补上《三皇本纪》，真是画蛇添足。崔述和顾颉刚先后对伪史做了摧陷廓清的工作，其功不可没，但疑古过了头，就产生反作用，达不到荀子所说求信的目的。
(二)搜求、鉴别史料是做研究工作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考证工作，这里问题就更多了。
也许有人会这样想:写历史书或讲历史课，史书上怎样记载，我们照写照讲就完事大吉，何必搞考证，岂不是自找麻烦?这种想法是把历史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实际上不论古代史或近现代史，到处都有问题，关键在于你看到看不到，或者即使看到，敢不敢正面对它，解决它。如果你能看到并有勇气去解决它，那就非搞考证不可了。当然，写中小学的历史课本，用不着考证，在大学里讲历史课就不行了，搞研究工作更不可能离开考证。大的问题如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比如前面提到的伏羲，究竟有无其人，如认为有其人，他是哪个族的祖先，这不仅要作文字上的论证，还需要作实地调查，即到少数民族中调查关于伏羲的传说，如果想去解决问题，只是抄书，那就没有水平了。小的问题如一个人的生卒年，司马迁的生年有两说，一说在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一说是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究竟哪个说法对呢?有人避开这个问题，因为前说提出较早就用前说，而置后说于不顾，这是不负责任的办法，不足为训的。
历史上问题是很多的，这是客观存在，不能回避。但有些人视而不见，这是学力问题，也是思想方法问题。有的人思维比较保守，认为前人的说法总是有根据的，不容怀疑。其实这种思想方法是错的。错在于前人的说法当然一般是有根据的，但那根据很可能是错的。比如古人说天圆地方，地是中心，日月星辰都是绕地而运行的。这个说法的根据是人们所见的景象是这样。根据是有的，但却是假象，一般人不会对它表示怀疑。只有哥白尼对它怀疑，提出地动说，说地球是绕日而行的，代替了天动说，把假象变为科学。所以有人说，科学产生于怀疑，是有道理的。历史也是如此，没有怀疑，就没有进步，就看不到历史的真实。
因此一切历史工作者必须训练自己看问题具有怀疑精神，去掉保守思想，多考虑为什么对同一事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究竟哪个是真实的。一句话，求真是历史科学的目的，一切假的、靠不住的说法都不是历史。
搞考证工作，有没有什么原则可循呢?有。从前胡适讲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又说求证应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十分证据，才说十分话”。我认为这几句话，是做历史考证必须遵守的原则。
假设为什么要大胆?前面讲到，一切新说的成立的过程，总是先对旧说产生怀疑，进而提出新说的假设。这假设并不一定要多么惊人，但在作出一种假设时不要怕太惊世骇俗，怕人们接受不了或遭到反击，如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假设就可能提不出来了。像前面提到的哥白尼以一个教士的身份在中世纪神权统治一切的时候，竟敢提出日心地动说，与教会钦定天动说相抗，可谓大胆之极。所谓“大胆假设”并不是要求人们提出假设都要这样大胆，而是要人们在提假设时不要顾虑重重。
只有大胆假设还不够，必须继之以“小心求证”。这点非常重要。近年来在先秦史方面时常见到许多离奇的新说，不能说不大胆，但只想出奇制胜，缺乏足够令人信服的证据。有一分证据竟敢说十分的话。其实他提出的证据能不能算是证据都成问题，这样新说就很难成立了。在这方面，援庵先生多次向我们提出警告，作考证工作必须有足够的证据。他写文章驳倒梁任公提出的玄奘法师西游出发之年不在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而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的新说，就因为他能提出多方面证据，而使任公这样的一代大师也不能反驳。先师给后人树立这个榜样真值得后辈永记不忘。
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往往为人们所忽略，那就是什么是证据，什么不是证据?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对这个问题，要看研究对象和时代作具体分析而定，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只能作些原则性的区分标准:
1.凡是已经过学者考证，公认的伪书不能引为证据。例如伪古文《尚书》，虽其伪作者和年代还有争论，但它是伪书，是无可争辩的。举例来说:伪《大禹谟》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句，前二句出自《荀子·解蔽》篇引《道经》。两“惟”字原书作“之”。第四句出自《论语·尧曰》，伪作者加上第三句，把前后联结起来，窜入《大禹谟》。宋儒受其欺骗，误认为这十六字是尧舜治国的精义，也就是儒家自孔孟以来相传的道统所在。朱熹作《中庸章句》序，以此为儒家道统与佛老对抗。现在我们不应该还受伪书的蒙蔽，荀子所引《道经》很可能就是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书《老子》中《道经》的佚文。罕言性与天道的孔子从来不讲人心、道心这类唯心哲学，而这正是与老子之言相符。宋儒受伪书的欺骗，情有可原，因为当时伪书的秘密尚未被揭开，自清儒多人揭发之后，伪书之伪已成定案，今天还有人写文章，还在大引伪书，岂不可怪?举此一例就足以说明伪书是不能当作证据来引用了。
当然，伪书中也会有真的，如《逸周书》;真书中也有伪的，如上面谈到的《尚书》，这都要具体分析。
2.先秦古书，因为年代较早，后人写书，往往题古人之名。如从书名来看是伪书，不能用，但如认清它的成书年代，则可以化无用为有用。如《管子》一书如认为是春秋初期齐国管仲所写的，当然是错的，但如认清其中绝大部分写作于战国时期，很多篇带有战国时代的色彩，用来说明战国时期特别是齐国流行的思想，倒是很好的材料。梁启超早年曾据此书写了一篇《管子传》，晚年他也承认这是战国时期的书，不能代表管子的行事与思想。又如《老子》，如认为它是孔子的前辈老聃写的，显然是错的，但如认为战国时人所写，代表战国时期道家一派，则是哲学史上的好材料。这类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这类书能不能作证据，那就要看你的眼力了。
3.西汉末出现一批书，大概是民间的学者所写，为了与经书区别，自名为纬，有《诗纬》、《书纬》、《易纬》、《礼纬》、《乐纬》、《春秋纬》、《教经纬》，总名七纬。这些书大都不存，清人从类书里搜集遗文成书，其中有关天文、历法等是可取的，但关于历史方面，大都是与神话相结合·如关于感生帝，说四方加中央有五个感生帝，其名诡异，郑玄信之，用来注古书。又如关于孔子，把他描绘成怪物，诸如此类，一望而知为伪造。所以关于历史的研究，不能引用纬书为证据。上文所举用《诗纬含神雾》来考证伏羲的出生地是不能令人相信的。
4.汉代还有一书，名《山海经》，是一本充满神话的地理书，试与《尚书·禹贡》和《水经注》相比较，其区别是很明显的。今人很喜欢用《山海经》来考证古史。我以为用此书来研究古代神话是可以的，如用它考证历史则是靠不住的。王国维在考证殷先公王亥时曾用过《山海经·大荒东经》，他是以甲骨文为主，而以《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天问》、《世本》、《史记·殷本纪》等书为旁证来用的，并非只用《山海经》中半神话半传说的话来做考证王亥的根据。王国维的这个考证还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范例;可惜今人不善于学习，也不肯用很大工夫对史料作认真的鉴别，随便乱用，轻信后人伪造的古迹，把神话传说当作历史，真是可悲可叹的事。
汉以后的古史著作有三国时蜀人谯周的《古史考》、晋人皇甫谧的《帝王世纪》等书，今虽不传，但唐时《帝王世纪》尚存，司马贞、张守节多引其书，以注《史记》。此类书多言前人所不知者，亦不明其出处，疑是向壁虚造。如《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帝尧，陶唐氏祁姓也，母庆都，十四月生尧。”《索隐》引《世纪》云:“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长儒之家，故从母所居为姓也。”又宋裴骃作《集解》引《世纪》云:“尧以甲申岁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征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已崩，年百一十八，在位九十八岁。”按皇甫谧乃晋人，言尧事如此详细，为何前人不知，他能知之，有何根据?且古人只以干支纪日，从不纪年;以干支纪年始于东汉，皇甫用东汉所用干支以记尧之行事，并尧之年寿及在位年数皆言之凿凿如此，岂不可怪?后世言古史，多本《帝王世纪》，实则前人不知，而后人言之越详细则越不可信。今人不达此理，往往用汉人或汉以后书作为言三代史事的根据，很少有正确的。总之，做考证工作，以后人书证前代事，除非地下出土新材料，是很少有不出错误的，当引以为戒。
5.近来还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引今人所做文章作为自己的论据，这是大不可的。今人的意见，可作为参考，但绝不可作为证据。因为历史证据以离史事的年代越近，价值越高，今人去古已远，他无资格做古人古事的证据，如果有发现，那是新史料作证，不是他的个人意见作证。这本是很易懂的事，但有人不懂这不是证据，这样的考证是站不住的。
总之，不仅清代乾嘉学派讲考证，资产阶级学者如胡适、傅斯年之流也讲考证，目的一样，都在求史事的真相。这是历史研究必须走的一步，但不能就此止步。正如郭沫若批判胡适所说:“整理(国故)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知其所以然’。现在有些人鄙视考证，以自己的主观成见代替客观史实，在不‘知其然’的情况下，以求达到‘知其所以然’，岂不是南辕北辙了吗?”
文章一定要写出自己的创见，创见是否能成立，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在写《周代社会辨析》时，就是按着先师的这个教导来做的。1958-1965年的8年间，我写了有关殷周社会性质的一些杂乱笔记，然后稍加整理，写成文章。正值十年动乱开始，未能发表。动乱过去后，将旧稿取出再看，觉得不满意，于是加些新材料，文字也作些改动，个别章节重新写过。自己觉得比旧稿好得多，这是十年动乱帮了我的忙。
现在谈谈我在写作过程中的一些想法。古代史的分期问题是自50年代以来，争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直到今天仍未得到解决。问题的症结何在呢?我以为有几点可以商讨:(1)新中国初建，大家都以马克思主义为金科玉律，有人特别强调历史的规律性，认为东西方的历史发展是一律的，西方历史划分几个阶段，我国也应当划分为几个阶段，甚至认为划分的时代都应当是差不多的。这样一来，在一些人的头脑里就形成框框，框框形成之后，就很难摆脱它。这就是荀子所说的“蔽”，就像戴了有色眼镜，看不清事实的真面目。(2)因为头脑里有“蔽”，在解读古文献或金文材料时，也不能实事求是，而作出一些曲解。(3)因为头脑里产生的排他性，凡不是马克思主义大师们所说一律加以排斥或打击。其实马克思主义大师们并未说，在欧洲社会发展的各阶段也一律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地方，也未把中国包括在他们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范围之内。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三个来源，而这三个来源无一不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吸收了资产阶级学者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新发现来讲氏族社会，更是明白的证据。为什么在我国产生这些教条，应当说是受了苏联学者的影响，他们讲世界史就是从欧洲中心论出发的，我国学者受其毒害甚重。古史分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恐怕病根在此。我说这些话，并不是炫耀自己有什么先见之明，我写的《辨析》不过表明我不同意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来研究我国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都主张研究历史要详细占有材料、分析材料，从事实的研究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我认为这一步工作也就是考证工作，只有在做好考证工作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我对于拙作并不满意，如有条件的话，我将加以增订修改，使它比较令人满意。
援庵先生是我在史学方面的启蒙老师。他把我引进史学的殿堂，他的教诲使我一生沾溉无穷。在先秦史方面，我远师顾亭林、阎百诗、崔东壁，近学王国维、郭沫若、顾颉刚，他们学有专长，取长补短，受益良深。如果我在史学研究上有一点成就的话，应当归功于这些不同时代的学者，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楷模和导师。
回忆往事，总结我的治学历程，我从陈老那里所学到的最主要的治学精神就是:信不可以苟信，疑不可苟疑;疑信皆有据，而据必须充分而切实。把这种精神落到实处，还必须有具体的方法。我上过陈老开的“清代史学考证”课，经过对《日知录》逐条检寻出处，受到了严格的史料学训练，也就学会了考证的方法。
我在史学研究中坚持贯穿求真精神
一切科学之所以为科学都在于求真，虚假的东西不能算科学，但在史学中求真的难度最大。一切自然科学都可以进行实验或观察，一部分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民族学等也可以做实地考察，史学则不能这样做，因为它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的，无法进行实验或观察，它唯一的材料来源是历史文献和地下出土的材料。尽管我们扩大史料的范围，不仅六经皆是史料，一切有文字的东西，甚至无文字的东西都可以做史料，但它的局限性还是很大的，因而使用这些材料时是相当困难的。困难之一是历史文献都是人写的，写书的人的思想不能不受时代的、阶级的、民族的种种局限，因而所写出的东西未必皆是真实的，而更大的局限是，古代写史的人都是史官，他不能不受统治者的控制。一般史官往往不敢把真实的历史写出来，极少数如齐国的太史因为直书崔杼弑君而牺牲了性命。困难之二是古代的文字往往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后人读古书，同一句话，甚至同一个字就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理解，因此产生争论。困难之三是古书中大量夹杂着神话、传说，不都是历史，过去学者不知把这三者分开，因而造成许多伪史，这种情况，直到今天还存在着。困难之四是古书中有许多是假托古人的伪作，只要看《汉书·艺文志》就会发现在汉代就存在着大量伪书。此外，还有真书中夹杂着伪书，伪书里也有真书，甚至同一篇中也有真伪杂糅的现象，不懂得辨伪，就一定要上当。例如直到今天还有人相信伏羲真有其人，而且生在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成纪有伏羲庙。他创造八卦，河南淮阳县还有伏羲画卦台。他们竟不知伏羲是神话人物，庙与台都是后人建造的。不用说远古，近代史上也存在史料的真伪问题，如李秀成《上曾国藩书》究竟是真是假，直到今天还未弄清楚。由于有这些困难，于是在史学界就产生疑古派与信古派之争，其实这种争论我认为不必要。荀子说:“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这话很对，疑其所当疑，信其所当信，目的都在求其记载的真实可信。问题是有的学者不善于学，往往做过头，疑其所不当疑，信其所不当信，这样就产生牵强附会，使历史更加纷如乱丝。其根源在于不会辨别史料，不会掌握考证法，当然更不懂辩证法。胡适说过:考证的原则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十分证据，才说十分话”，这话是完全正确的。今天的学者喜欢标新立异，却并无充分证据，有一分证据，竟敢说十分肯定的话，这种例子简直是举不胜举。只举一个例子，以见一斑。近来我国出现《易经》热，哲学家说其中包含着深奥的哲理，科学家说，其中有自然科学的精义。有人说，太阳黑子导致人生病，《易经》里早就说过。他引《易经丰卦》“日中见斗，往得疑疾”，说“日斗”是古人述太阳黑子的专用名词，“疑疾”即是疯疾或发狂。把“日中见斗”缩写为“日斗”，已经错误，又说“日斗”就是太阳黑子，不知有什么根据。他不懂“日中”是古人指太阳在中天，这是天文学上的术语，《尚书·尧典》:“日中星鸟，以殷仲春”，这是说立春之时，日出之前，朱雀七宿正在南方:“中”是“中天”。“日中”决不能理解为太阳里面，更与黑子毫不相干。如果是太阳黑子出现，人们会得疯疾，那就不是某个人的吉凶问题，而是地球所有的人都应得疯疾，可见其说全属臆说。
在先秦史中，在史书上，有伪书伪作;在史事上，有事迹不清者，有真伪夹杂者。要求真，把事情真相搞清楚，必须借助于考辨的方法。在先秦史研究中，我主要做了文献和史事的考辨工作。
首先，谈谈关于文献的考辨。我从青年时期就接触到古史辨派所掀起的疑古思潮，这股思潮的兴起，本身就是以文献的考辨为其依据的。可是，后来疑古过当，又出现了一种对古代文献未经缜密考辨而漫加怀疑的倾向。因此徐旭生先生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撰写《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时，一方面指出了疑古派的问题，一方面又提出要“信古”。当然徐先生绝非主张无区分地信古，而是认为古代有许多学者治学态度是严肃的，不会有意造谣;所以信有根据，并非认为，“必须是古的才去信，如非古的就不轻信”①。徐先生不对古代文献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主张将它们依其可信程度分为三类，有分析地鉴定和使用它们。我很赞赏徐先生的这种有分析的态度，但又认为仍有不足之处。因此，孔子之类的学者虽不至于造谣，但因受客观的种种条件限制，难免无意地出错误;从而史料也并非区分第一、二、三手以后，便可放心使用而无虞，因之在评徐先生此书的文章中，就一些古代传说问题提出了商榷，更重要的则是讨论考辨的方法问题。例如，徐先生认为，《逸周书》为第一等材料;而我则认为，此书中颇有晚出部分，不能不做具体分析。
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我很注意吸取前人对一书或一书中之某篇做分析研究之成果，而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考辨。对清代经学，既不迷信，又非置之不理或视而不见，我运用从陈垣先生那里学来的清代史学考证方法，举一反三;借鉴清代经学考证方法，用以考辨历史文献。以下举两个例子来说。
《左传》一书，向为治中国古史者所重视。徐旭生先生把它列为第一等史料，自然也无可非议。可是，在我看来，对《左传》本身即大有分析或考辨的必要。在《(左传〉编撰考》内(载《古史考辨》)，我通过对具体材料的分析对此书作了分层的解剖:第一，《左传》原是独立的书，非为解《春秋》经而作。这一点前人已有所见，而未论证。我通过具体材料发现，经有传无与经无传有的实例甚多，尤其传中所记许多大事，经中也竟然没有;并且经传记载还颇有不同之处。列举二者在记时上的不同，说明二者所用历法不同，因而史料出自不同的来源。这是可以使人信服的。第二，《左传》中解经的部分是后加进去的。对此我也作了许多具体而有趣的论证。例如，《左传》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了遂置姜氏于城颖……”在我看来，现被置入括号的一段是解经文字，很明显是插进记事文字之中的。因此一插，后面“遂”字便无着落。又如，《春秋》僖公二年(公元前658年):“虞师、晋师灭下阳。”同年《左传》:“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虞公许之，且请先伐虢。宫之奇谏，不听，遂起师。夏，晋里克、荀息帅师伐虢。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我则认为，现被置入括号的两句是解经文字，意思是说，《春秋》把虞师写在晋师的前面，是因为虞公受了贿而被谴责为罪魁祸首。其实，《左传》原来记事的文字中已有虞公“请先伐虢”的行为，事实上虞师出动在晋师之先。解经部分既与记事部分不同，当然非一人一时所作，而是后人加上去的。第三，《左传》中解经的部分还可以分为不同的部分，我也以实例作了说明。例如，《左传》宣公四年(公元前605年):“……夏，弑灵公。书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权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无能达也’。‘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这里，“权不足”与“仁而不武”显然是不同的判断，而“凡”以下，又别论书法体例。所以，三者当然非一人一时所作。第四，《左传》中还有解传的话。我认为，在许多有传无经的篇章里，也有解释性的文字，这当然只能是解释传而非解释经的。通过真实性的考证，可以避免在引用时发生混乱和误解。
对于文献的考辨，不仅施于成部的书，我也用诸具体篇章上。例如，《金縢》在《尚书》中不属于伪古文而属于今文，在今文经中又不属于晚出的《虞夏书》而属于可靠性较高的《周书》，可是今本《尚书》中的《金縢》实际也很有分析的必要。乾嘉时期的经学家孙星衍在《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已将此篇解析为三个部分:自篇首至“王翼日乃瘳”为第一部分，为《金縢》本文;以下至“王亦未敢诮公”为第二部分，为史臣附记史事;以下至篇末为第三部分，为另一篇尚书之逸文。在《说(尚书·金縢〉篇》中，我基本赞同孙星衍的分段，但又作了进一步的考证和分析:第一段文字古奥，为《金縢》本文无可怀疑，所述史事也清楚明确;而第 二、三两段，自文字看，即与西周文章不大相同，所述内容中也多有问题。我认为第二、三两段文字文从字顺，远不似周书他篇之诘屈聱牙，便又列举若干见于此二段而不见于周书他篇之词语，以证明第二、三两段不同于首段，亦证明第三段不类他篇《尚书》之逸文。我虽以为第二、三两段非《金縢》本文，但又未因其为伪而弃之如敝屣，而是辨析汉代今、古文经学家之异同与是非，疏解其文字，以求考定历史之实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两段文字，虽非《金縢》本文，也是先秦时期某史官所附加，司马迁与汉代其他学者见此篇时即已大体如此。所以，第二、三两段虽非《金縢》原篇，但亦并非全无史料价值。由此可见，对于历史文献，既不能见其真即无区别地信而用之，亦不能见其伪即无区别地一丢了事，而必须条分缕析，按其不同部分的不同可用范围与可信限度而有区别地应用之。
其次，谈谈关于史事的考辨。
对于史事的考辨往往是与文献考辨分不开的，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把文献的考辨当作史事考辨的基础。不过，对史事的考辨，不能仅仅依赖于文献的考辨，而且还要很重视考古发现的资料。以下略为举例说明。
《“明保”与“保”考辨》(收在《古史考辨》中)一文，主题是考《令彝》铭文中的“明保”的。这篇铭文自20年代末发现以来，曾有多家考释，但争论很多，迄无公认结论。即以“明保”而言，它是不是人名?是人名又是谁?各家之说亦相持不下。这个问题的直接研究对象是周金铭文，而研究中则少不了文献与铭文的对勘与互证，而研究的结果则是弄清历史上的一些事情。我在文中一一分析了前人对此铭文的考释，汲取了其中一切的合理成分，但又不能同意以往的说法而另有新见。铭文云:“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士寮”。有人以《尚书·洛诰》“王曰:‘公明保予冲子’”为例，说明“保”非人名。在我看来《洛诰》中之“明保”即“勉保”，为副词加动词，用于铭文不可，因铭文中已有“尹”“受”为动词，故“明保”只能是人名。又有人因“明保”既是人，又是周公之子，故推断为鲁君伯禽，并且把上引《洛诰》文句读为“公，明保，予冲子”。我则认为《洛诰》中说此话者为成王，是周公的侄儿，和周公之子是兄弟行，怎能称周公子明保为“予冲子”呢?所以，不能以《洛诰》语为据，而且《明公尊》(或称《鲁侯彝》)铭文中的明公与鲁侯也非同一人，故明公不能被认为伯禽。其他尚有明保为祭公说，为君陈说，为周公旦之孙说，以至为周公本人说，均一一加以辨析。最后我说，“周公子明保”即周公旦之子继位为第二代周公者，明保即其名字，虽此名不见于经传，但不应也不能硬与文献所见之名相附会。过去整理古文献者，曾有把一个名字不显的人和另一名字相近似的名人名混同起来，因而造成错误的事例。这样往往既曲解了文献，又歪曲了历史，治丝益棼。
总之，从事文献和史事的考辨，就要先善疑能问，继而分辨真伪，最后达到求真的目的。
在古史研究中，我很欣赏荀子的名言:“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荀子·非十二子》)
对于这两句话，杨倞的解释是:“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虽不同，皆归于信也。”最后的“信”字是“真实”的意思。相信其可信者与怀疑其可疑者并举，虽有疑、信之不同，但最终都达到求真的同一目的。在古史研究中怎样贯彻这种“信信”“疑疑”的精神呢?我的回答是:信必有证，疑必有据，决不标新立异，以惊世骇俗。为了信其实的，必须疑可疑的，这就与盲目泥古者不同;明确可疑者之不信，也是为了对真实的确信，这又与盲目疑古者不同。而疑信皆取决于切实证据，这就是史学的求真精神。
在古史研究中，我很欣赏《荀子·解蔽》，认为治史的大患在于蔽。我在自己的作品中及居常与人论学中，常常反对以某种主观愿望或意志强加于历史，或曲解历史以达到一己之目的。在中国过去的统治者们所修的史书里，这一类的问题就多得很。如果用荀子的话来说，这一类的“蔽”，可以说是“欲为蔽，恶为蔽”，一般皆有力者所为。不仅如此，一般史学家也常常难免于有所蔽，只要有任何一点先入为主的影响或偏见，就很容易看不清事情的全面。如果用荀子的话来说，这一类的“蔽”，可以说是“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一个人在一方面的长处有时却成为蔽，使他看不到事情的其他方面。荀子说的“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就是这一类的问题。我强调史学家要力求解蔽，也就是要力求避免对历史的曲解或误解，以存历史之真。
在古史研究中，我很欣赏《论语·子罕》中所说的“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学者治学，贵在心得，没有自己的见解不行。有见解又要它不转化为蔽。怎么办?这就需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里面有一个很基本的道理:一个学者治史，竭尽全力求真，也作出了不少成绩，即使如此，他也只是在向历史之真不断靠近，而不是也不可能全部(甚至在某些局部问题上)达到历史之真。因此·“意、必、固、我”四者只能是史学求真进程中的障碍，要能不断求真，那就必须“绝四”。当然，“绝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远非易事了。但是，我在研究实践中力图体现这种精神。在评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中的传说时代》一文中我主张，材料不足时一定不要匆忙地作出结论。我自己在做研究工作时，也常对自己的作品加以修改。《周代社会辨析》一书，原稿前面还有论殷代的一章，书名也与今名不同。到正式出版前，下决心去掉前一章，而改成今天此书的样子。近十年来几度撰文论武王伐纣年代，其间也对自己的说法有所修订。修订当然是“四毋”精神的表现，也是为了不断逼近历史的真实。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经常讲，研究主体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研究历史的基础。
我认为立场、观点固然重要，但不是太难，最难的是方法。每一门科学都有一般的方法，同时还有本学科独特的方法，史学更是如此。方法好像钥匙，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没有这把钥匙，你就开不了这把锁。可是当今史学界，尤其是青年们，却只重视理论，而忽视方法，这样就很难达到目的。他们热衷于西方的各种史学流派的理论，我则认为那些理论都是空的、唯心的东西。由于自然科学的发达，他们主张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而鄙夷传统的历史方法，认为那是烦琐考证，都是过时的东西。我以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能不能用来研究历史，看他能不能解决问题，空论是无用的。他们把史学看成高、中、低几个层次，高层次是历史哲学，我国过去的史学都是中低层的。我以为这也是空论，搞历史主要是脚踏实地，深入钻研问题，历史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地解决，如果好高骛远，高谈阔论，一个具体问题也解决不了，那有什么意义?今天我国史学之所以落后，有人说发生史学危机，其实是史学当作一门科学，还未真正建立起来，此时空谈历史理论或哲学是无用的。
如何建设中国的历史科学?我以为首先要破除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危害是让人们迷信全世界如此众多的民族和国家，不论其地理的、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差异有多么大，都要按着欧洲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认为这是普遍适用的历史规律，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并未说过欧洲历史发展的规律是适用于全世界的。中国历史的发展不仅和欧洲历史的发展差别很大，和所谓“亚细亚的”国家也很不一样，为什么不深入研究我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而不惜牵强附会，削足适履地把欧洲历史发展生拉硬套在我国历史上，这是很难令人理解的。不打破这样严重的教条主义的束缚，怎能建立真正的历史科学?
我以为要建立真正的历史科学，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深入探讨我国历史发展的真实面目，在研究时首先要消除在头脑里的现成模式。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是我们研究历史的理论指针，在它指导下，各个国家都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探索出本国历史的发展现律，写出本国的历史。我国的历史学者应当这样做，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也应这样做。
先秦史的范围很广，我起初为了教书，不能不顾及先秦史全部，但搞科研不能不缩小战线，于是我逐渐集中到周代。1980年出版《周代社会辨析》一书，主要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方面论证周代是封建社会，不是奴隶社会。此书出版后，对史学界有一定影响，但我认为还不够充实。从1962年起开始研究《左传》，写了《左传编撰考》(收入《古史考辨》中)，主要论证《左传》的性质、内容、编撰过程、年代和著者等问题，重点在驳斥《左传》为刘歆伪造说。这是我研究《左传》的开端，以后如有条件，打算继续做进一步的研究。关于孔子的研究，写了十几篇文章，现正在这个基础上编一小册子出版，主要是想澄清关于孔子的学说是为了奴隶制复辟的说法。近来转向研究西周年代，打算解决自武王伐纣至共和以前的年代问题，写了几篇文章，刊于《历史研究》、《人文杂志》上。这是为比较深入地研究西周史做基础的工作。这个工作完成之后，我打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西周史料做一番清理的工作。当然，兹事体大，非一二人在短时间内所能完成。我以老朽残年只能起开头的作用，最终完成，只能期望后来者努力了。
(原载《亡尤室文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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