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单于·士人：中古中国与周边世界”
国际青年学者工作坊纪要
王治洋、郑宏宇、刘清尘、葛奕
引言
相对于西方形成思维定势的黑暗的“中世纪”（Medieval），中华文明圈内的“中古”则是绚烂无比，其形成的价值观与审美观等诸多因素，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东亚世界。比如：2013年初，日本东京博物馆公布了最新发现的“书圣”王羲之《大报帖》，为中国中古（魏晋风流）文化在东亚的传播又提供了一大例证；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藏唐太宗昭陵二骏“飒露紫”与“拳毛騧”——那两匹典型中亚风格的战马，让人联想起李世民“秦王破阵”之勇，以及大唐帝国的那种融合“胡汉”的生活方式，经由中国，传到新罗、日本……
本次工作坊以70后、80后文史领域的新生代青年学者为主。其学术单位除大陆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著名学府外，还有来自日本、台湾等，共约二十馀位青年学者，就中国中古时期的皇权、族群、宗教以及与周边世界之关系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民国以来优秀学术传统之一“文史不分家”，在参加这次工作坊的青年学者中得到良好的印证。
南京大学高研院历来秉持“跨学科”与“国际化”的理念，因此这次国际青年学者工作坊得到了高研院周宪院长、从丛副院长的大力支持。此外，本校文学院徐兴无院长、历史系张学锋教授也都给予了指导意见。工作坊开幕式首先由从丛副院长热情洋溢地介绍了高研院的历史与宗旨，尤其强调了自民国中央大学时代以来“文史互证”的治学传统。紧接着，张伯伟教授致辞，从三首诗：王国维《晓步》、陈寅恪《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程千帆《北湖》的微言大义出发，寄托了对青年学者的希望。
工作坊正式讨论议程共分四组，下面限于篇幅，仅就各组报告及评议情况略作介绍。
第一组
主持人：张伯伟；报告人：余欣、阿部幸信、赵立新；评议人：张学锋。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余欣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中古鸟卜与东西方术文化》，他通过分析俄藏敦煌文献Дх.06133《占乌法》中脱落的一叶的性质，讨论了类似的汉藏文乌占书，引出了这种占法起源于印度的假设。他指出，该假设意味着鸟占由西向东第一次传到了吐蕃，经第二次传入中国，并与本土的鸟禽占相融合。最后他强调，对《占乌法》进行文本复原和结构分析，考察汉藏鸟占文献的源流，不仅有助于理解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交融的敦煌社会的特质，而且对于从术数－礼俗－博物的角度理解汉－藏－印文化交流史也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的阿部幸信教授作了《西汉时期内外观的变迁：印制的视角》的报告。他论述了日本学术界关于汉代内外观的诸种学说及其问题所在，以此切入汉代印制的视角，探讨了汉代初期皇帝玺的机能分化、武帝时的印制改革与诸侯王的入“内”以及西汉末期朝廷内部的再编制与异族印章和印纽的成立，通过论述印制、印式的变革，为我们展现出汉代内外观的演变过程。
来自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EMCH的创始人的赵立新先生，在他的报告《由冬寿官历论四、五世纪间朝鲜半岛北部的政治支配》中，通过幻灯片为大家展示了韩国冬寿墓的图片数据。介绍过该墓室的位置、布局后，他对墓志的年号、文字和内容进行了解读，并推断墓志中所见的官职是实职，其性质近似中原其它地方的侨州郡县。最后他推测，冬寿的官历极有可能来自东晋的授予，因此在官职的考虑上避开了与慕容氏、高句丽甚至企图幽州一带势力重迭的可能。
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张学锋教授作了精彩的评议。关于余欣教授的报告，他提出，其讨论话题集中于敦煌，不能代表整个中原，并期待看到余教授自己的观点。针对阿部教授的报告，他认为“内外观”是一种观念，大陆学者做的不多，因其缺乏世界史的视野。赞赏论文涵盖丰富之余，他指出了几点漏洞，如以驼钮、蛇钮来说明“它”即“他”“外”有欠妥当，“诸侯”转成西汉的“诸侯王”仍需斟酌。他强调，观念的研究非常难，最怕的就是掉进了观念。关于赵立新先生对冬寿官历的思考，张教授从年代学的角度，通过史料的排比，指出冬寿作为“公”之相的可能不大，高句丽因处于部落联盟时期，不太会封给冬寿这样的官，而东晋授官的可能也不大。他建议赵博士考察朝鲜半岛的其他墓葬数据并加以利用，以写出更深刻精致的论文。
第二组
主持人：赵立新；报告人：王安泰、徐冲、胡鸿、童岭；评议人：仇鹿鸣。
第一位报告人是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王安泰先生，题目是《皇帝的天下与单于的天下——十六国时期天下体系的构筑》。报告主要分析了汉赵、诸燕和前后秦对诸侯封国安排，进而分析了各政权是如何建构天下秩序的。报告中展示了刘渊、刘聪时期封国分布图等多张图片，形象直观的展示出各个时期封国分布的异同。报告最后又介绍了十六国时期单于号的概念并提出了一个问题：十六国时期大单于是否可以统辖南方蛮夷和汉晋以外的游牧民族。如果是的话，大单于统辖范围是否包含了汉晋疆域之外的所有区域，还是仅限于华北和北方草原等地。
复旦大学历史系徐冲副教授因病未克来宁，但他抱病提交了新作《关于铁弗匈奴历史地位的思考》。文章指出，作为中古时期曾经活跃的一支历史力量，铁弗匈奴及其所建立的赫连夏的历史地位并不算清晰。铁弗夏与拓跋魏的东西对峙，看似继承了五胡时代以来华北的分裂态势，实则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五胡国家间的东西对峙，大体还是以关中和河北这两大华北腹地为中心而展开的。铁弗夏与拓跋魏的核心区域则一直停留于朔方和代北这两大板块，以此为基地而展开其对华北腹地的支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胡鸿博士后做了《纸笔驯铁骑——当草原征服者遇上书面语》的报告，报告主要着眼于当来自草原、没有文字的民族征服了有深厚文化传统的中原之后，在建立政治体系中袭用了对方的政治文化、文字和书面表达，这一行为对征服者自身有着怎样的影响。胡鸿博士后以书面语作为切入点，分析了这种“华夏化”现象的特点。报告中以北魏文成帝的《南巡碑》和道武帝天兴三年十二月乙未诏书为例，由文中的典故为主分析了草原征服者对汉文化的接纳和认同。
南京大学高研院/文学院的童岭副教授报告了《释<晋书·慕容儁载记>记石虎所得玉版文》，报告主要解释了中古时代在华山发现的玉版。其上有“岁在申酉，不绝如线。岁在壬子，真人乃见”这16字的含义，历代的六朝史研究者，均没有能全部连贯解释清楚。其中“壬子”是一个“时间点”（time point），即公元352年。而“申酉”作为两个地支，是一个“时间轴”（time axis），数量是两个，即“丙申”到“丁酉”（慕容皝）和“戊申”到“己酉”（慕容儁），分别对应了两位鲜卑族君王的“历数之箓”。华山玉版经过了石虎、冉闵和慕容儁三位统治者，并最终被慕容儁所用，完成了“单于”→“燕王”→“皇帝”的跳跃。
复旦大学汉唐文献工作室的仇鹿鸣博士做了最后的评议，评议之前仇鹿鸣博士提出在史料缺少的情况下，十六国时期北方游牧、半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与汉文化发生的碰撞，是一个有意味的话题。仇鹿鸣博士对王安泰报告的意见是前后赵、燕和秦这几个同性质的政权是否分享了同一个“天下”观念，特别是这个观念中的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微妙的东西，他们能否接受。对于胡鸿博士后的报告，提出了古代的碑刻主要是一种政治性的象征，对于胡人来说，典故等不一定有很重要的意义。并且这些由汉族文人所写的典故有多少是能够为胡人所理解的，这些理解又是否对当时的政治有足够的影响？对于童岭副教授的报告，仇鹿鸣博士提出了古代的谶言最初是流动的形态，随着政治势力的角逐，最后才形成稳定的联系。他也赞同童岭副教授对玉版16字的解释，以及在“创始者”石虎及“利用者”慕容儁之间的不同意义之推论，
第三组
主持人：顾涛；报告人：石洋、小尾孝夫、范兆飞、陆胤；评议人：孙英刚。
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石洋博士生的报告《早期帝制中国的财产调查制度：以秦汉时期为例》，以探讨战国到东汉时期财产调查制度为切入点，进而考察早期财产调查制度与早期国家财政制度的关系。提出调查制度由最开始的罗列实物发展到货币估算，并于汉武帝时期定型。同时调查中心由关心徭役转移到以征赋为主。评议人认为作者对岳麓秦简、张家山简牍等材料的细节性研究对理解秦汉到隋唐经济史乃至社会史脉络有很大启发。
日本大手前大学综合文化学部小尾孝夫副教授的报告《永嘉之乱后的江淮士人与地域社会》，从对广陵高松墓及其他南人士族的墓考着手，指出原广陵士族高氏东晋时已迁至扬州丹阳，冠以“广陵人”的士人应为土著化的侨民，并由此探索北方侨民与南方士族迁徙的特点。评议人认为东晋南朝的侨民与当地士族的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其传统、学问、士人的评价体系等方面应存在差异。
山西大学历史系范兆飞副教授的报告《魏末城民新考》，对城民即为军户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对城民的身份与政治立场进行了新的探究。文章指出了史书中“州”“郡”、“县”常用来代指州、郡、县的治所，由此提出“城民”并非特定人群，而是对州郡县属民的一般称呼。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陆胤博士的报告《“哀六朝”：晚清士大夫政教观念的中古投影》，以张之洞《哀六朝》诗为例，论证了晚清标榜清议的所谓“清流”士大夫的政教观念，是当时政局在中古文化史上的投射。评议人认为北方反南朝的文化倾向一直存在，清代士大夫对六朝文学的批评和对文化思想以及社会发展方向的分析并没有超出唐代人的观点。
复旦文史研究院孙英刚副教授作了综合评议，指出石洋一文：出土文献的地域性的区别是否对结论会有影响？针对小尾孝夫的议论指出：广陵士族在南朝史大视野下与其他地域是否存在共性与区别？并提示Andrew Chittick关于中古襄阳研究的类似性。针对范兆飞一文，评议人认为文章对“城民”概念的重新定义有启发。同时认为“城人”与“城民”概念的出现与《魏书》撰写人及其所处时代是否有关系、城民是否存在自我认同以及城民政治立场不明是否与史料的取舍有关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最后，针对陆胤《哀六朝》指出这一时期对六朝文学的讨论成为热点的历史偶然性和清流士人在整个晚清士人群体中的代表性提出新的看法。
第四组
主持人：阿部幸信；报告人：孙英刚、仇鹿鸣、黄楼、顾涛；评议人：余欣。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孙英刚副教授在“李承乾与普光寺僧团”的报告中，从佛教文献对于中古史的意义的新角度切入，试对“至今已觉不新鲜”的李承乾再做发掘。文中梳理了正史中李承乾的形象、名字，以丰富的材料论证了普光寺在长安政治权利地理版图中所占的扼要位置及其佛教中心的宗教地位，以及李承乾对于普光寺的长期控制。这不仅刷新了李承乾精神非常、漫游无度、犬马声色等固化形象，也让我们认识到思想史之争背后政治推手的力量不容小觑。孙英刚副教授将历史人物研究放在宗教史和政治斗争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综合考量，在宗教文献中挖掘政治史的新材料，给我们人物研究以新的视角。
复旦大学汉唐文献工作室的仇鹿鸣博士，利用最新出土的上官婉儿墓志，对碑传与史传的叙述进行了推源溯流式的梳理和对比，讨论了上官婉儿的生平与形象在历史上的构建与重塑及其原由。文章将原始史料《唐会要》（推测出自《太上皇实录》）、《景龙文馆记》、《起复上官氏为婕妤制》、《昭容上官氏碑铭》、《上官昭容集序》及上官婉儿墓志与新旧《唐书·上官婉儿传》比读，考知本传之史源和去取；通过新出墓志对其生平的再解读，分析上官婉儿的政治势力在中宗时期之所以乍兴乍衰，对中宗时代复杂的政治格局和势力对比做了再审视，视角十分新敏。
清华大学历史系顾涛副教授讨论的题目是《论乡饮酒礼礼意在中古的转移》。旨在从一种相对稳固的礼仪仪式中探讨象征意义（实际功能）的历史流变，以及其功用之所以转移的社会依据。讨论从《礼仪》始，梳理出乡饮酒礼关于主宾、长幼、官民、乡政的四种原始意。接着说明了由汉至唐酒礼的重建和礼意的转移，即敬老的突出、思想控制和意义的消亡（化为形式的宴饮）。最后对礼意转移带来的弊端做了扼要的分析和反思。
随后，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余欣教授对几位报告人的讨论做了十分精彩的评议。余欣教授认为，《李承乾与普光寺集团》一文还可以在历史书写的呈现、不同政治事件和历史书写的对应关系的建立、政治人物多重身份属性和立场等方面再做更细致的分析。对于仇鹿鸣关于上官婉儿的再探讨，余欣教授对其多角度的考察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但对《唐会要》所引材料是否出自《太上皇实录》，则表示了怀疑态度。对于因故未能与会的武汉大学历史系黄楼提交的论文提纲《帝座之侧：中晚唐侧近政治研究》，余欣教授也做了评议，认为“侧近政治”概念及由侧近政治导致的皇权控制的疏离乃历代之普遍现象，难说为中晚唐之特有，此外，还对其上层士人和下层士人的士人划分方法提出了异议。对于顾涛关于乡饮酒礼礼意的讨论，余欣教授提出了几点意见。一、认为思想控制并非后起之意，而是礼仪所强调之秩序的题中之意；二是礼与乐概念的混用，即礼是体现秩序而乐是为达到和谐融通。三是对周“中央集权”称谓的质疑，最后对以明清之材料来论证中古史实的方法提出了质疑。一言要之，如欲用社会科学的理论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一定要注意历史感的重要性。
结语
工作坊（workshop）一词，早在英国十六世纪即有之。表示学习活动则始自20世纪30年代，那是包豪斯（Bauhaus）最初建立并兴盛的时代，后者将“作坊”（德语Werkstatt）概念用于高等教育。目前已经成为了欧美学界流行多年的学术交流方式。
然而国内（大陆）文史学界，除北大、复旦等极少数学术群体外，尚没有形成工作坊的学术传统。本次是南京大学基础文科领域内的首次国际青年学者工作坊，意义十分重大。因此，在工作坊正式召开之前，已有：往复网、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主页、EMCH主页、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主页等国内外著名文史网络进行了议程转载。
与一般的学术会议相比，工作坊的最大特色在于：短小精悍，学术评议多是短兵相接、真刀真枪，场面异常激烈，纯以批评和互动为主，不作“乡愿”，不一味“说好话”，对于正在求学途中的硕士生、博士生有良好的学术示范作用。因此，工作坊的意义在学术交流活动中异军突起。此次南京大学国际青年学者工作坊的举行，使得与会青年才俊在报告和评议中展示了纵横捭阖的学术视野和严谨务实的学术批评，比如第四组涉及的上官婉儿墓志，赵立新先生与仇鹿鸣博士就在讨论环节“往复”大战了三回合。可见在学术交流中增进友谊，为进一步学术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闭幕式上，召集人兼主持人童岭副教授引用了《兰亭序》“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的话。并提到，通过今天的工作坊也愈发理解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命题：为什么“总集”的编纂发生在中古时代。童岭副教授认为中古中国的知识人已经意识到：当时美好的事情，似乎在一瞬间就有可能变成了过去。因此，工作坊的论文集在不久的将来，也会由南京大学高研院正式出版，让精彩的学术回忆永远定格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