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冬亮，别署王唯山，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博士。致力于山水画起源与道教洞天福地关系研究以及书画理论研究，长期从事浙江地区洞天福地摩崖石刻图文影像材料的搜集。
浅析孙过庭在“古质今妍”问题上的思想悖论
文 | 王冬亮
“古质今妍”问题的讨论最早溯源于虞龢的〈论书表〉：“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钟、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然优劣既微，而会美俱深，故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1] 既涉及“古质今妍”与虞龢的书法观，又间接引出了“四贤”位序排名问题。“四贤” 排序之探讨是书学史上一个公案，从虞龢到孙过庭，历代围绕着 “四贤”展开了诸多历史讨论，而恰是“古质今妍”观念的不同，因此产生了异同的品评标准。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孙过庭《书谱》中所阐发的关于“四贤”排序的理论依据，从而勾稽以王羲之为准绳，并分判“四贤”位序的理路，又可郄视其本身在“古质今妍”问题的思想悖论。“四贤”排序与“古质今妍”思想是书法自觉以来发展的内在需要，这一时期历史文本呈现的思想轨迹，揭示了书法观念自身的建构过程与基本意涵。
孙过庭像
一 《书谱》“古质今妍”问题的提出
作为初唐书学之集大成者，孙过庭《书谱》不仅继承唐太宗 “尽善尽美”论，而且奠定了以王羲之为中心的审美准则，作鞭辟入里之分析，其论宏旨渊深，不但是对既往书学思想之集成，还为后世书学思想之稳健发展奠定了基础。孙氏关于书法“古质今妍”的思想，不止限于其关乎虞龢论述之反拨，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王羲之“会古通今”与“情深调和”之书法艺术境界的个案考察，确立了书法“古质今妍”思想的一种典型。《书谱》首次提出“古今”问题，是在讨论汉魏以来以钟张二王四位善书者的语境里，在孙过庭书法“古质今妍”思想中，如何选择最适合的对象作为学习范式以及如何评价他们，孙过庭围绕“四贤”展开的“古质今妍”之辨属于较为显明之线索，亦是孙氏书法艺术史观之申说。
评者云：“彼之四贤，古今特绝；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妍。” 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鹜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者乎！ [2]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文字从“评者云”发轫，且恰恰也是孙过庭所反对的。评价者的意见是“四贤”固然是古今最杰出的书家，但是他们仍旧有优劣之分，而这种阶分的缘由之一就是“古今”，其逻辑的演绎就是“古质而今妍”，今不如古，妍媚不如质朴。
孙过庭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事物在诞生成形之初总是朴素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事物发展成熟之后自然而然变得精密巧妙。并且，他回溯文字的起源，其功用从最初粗粗地用来记录语言，经历不断变化更新，顺应时代而变成后来的样子，这就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轨道。最重要的是，处在变化中的人应该斟酌古今，使传统事物有用于当下，而不是以“古质”与“今妍” 作为对立面，简单地否定“今”以及“妍”的价值。“书法发展的历史总趋向是不是日益妍媚？‘爱妍而薄质’是否永远是‘人之情也’？历史发展的情形当然比他所想的复杂得多，人们的审美心理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并不一味‘爱妍薄质’，而是越来越丰富，这是虞龢所不曾料及的。”[3]
对文字本身发展，到形成以审美为目的的书法过程中，义理上清晰判断者，在初唐并不乏人。虞世南的〈书旨述〉中，就详细清晰地叙述了文字、书法发展的基本线路，并且肯定了“新” 的价值，而“新”本身就意味着“今”与“妍”的对立：
古者画卦立象，造字设教，爰置形象，肇乎仓史，仰观俯察，鸟迹垂文。至于唐虞，焕乎文章，畅于夏、殷，备乎秦汉……采仓颉古文，综其遗美，别署新意，号曰籀文，或谓大篆。[4]
“肇乎仓史”是文字的初始，“焕乎文章”等等是言其发展壮大，太史籀“综其遗美，别署新意”就是斟酌古今，即为新变，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都是发生在“古文字”领域的问题。
至若程邈隶体，因之罪隶以名其书，朴略微奥，而历祀增损，亟以湮沦，而淳、喜之流，亦称传习，首变其法，巧拙相沿，未之超绝。史游制于急就，创立草藁而不之能，崔、杜析理虽则丰妍，润色之中，失于简约。伯英重以省繁，饰之铦利，加之奋逸，时言草圣，首出常伦……逮乎王廙、王洽、逸少、子敬，剖析前古，无所不工。八体六文，必揆其理，俯拾众美，会兹简易，制成今体，乃穷奥旨。[5]
隶书以下的发展，今天我们将之作为“今文字”领域的内容。这里面不但涉及到了书体的创制，而且具体到了书体初创与发展及成熟阶段的优劣比较，突出了后来者的能动性。最终，提出王氏家族数人博采各家，抽绎众长汇美一身，“制成新体”。我们从虞世南的文字中，已经看到了明确地对“新”“今”“妍”的认同。
李世民〈王羲之传论〉中的态度更为明显：“书契之兴，肇乎中古，神文鸟迹，不足可观。末代去朴归华，舒笺点翰，争相夸尚，竞其工拙。”他首先对“中古”与“末代”作了一个分判，直接把前者作为“书法前传”而不论，对于后者，即从文字发展出来的书法，极力突出其观赏性特点。对于早期的古文字，既然已几经变化不适用于当世，那么干脆就以历史进展、沙汰的结局为现实，以现在的需要为标准，来判断能被这个时代所识别出来的书家之优劣高下，这就避免了使“古今”问题，或者“妍质” 问题成为空洞无解的玄想。而孙过庭对此问题的处理方法与此契合，反映出强烈的立足当代现实的意识：“且六文之作，肇自轩辕；八体之兴，始于嬴政，其来尚矣，厥用斯弘。但今古不同，妍质悬隔，既非所习，又亦略诸。”[6] 从轩辕氏迄到秦代的文字，都不是孙过庭所关心的，因为这些文字与今人的一般生活已经完全隔阂了。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以后，即使是作为“四贤”之一的钟繇书法，客观上讲，从形体上也已与时人有所差异。所以李世民认为：“钟虽擅美一时……论其尽善，或有所疑……但其体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瑕。”[7]
李世民评价王献之则是：“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固翰墨之病欤。”[8] 抛开他对王献之书法的偏见，其中一点当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一点就是“新巧”。“新巧”指的是自己独创一格，这种品格的获得，则体现在他对王羲之的论述中：“所以详查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9] 朱关田先生云：“唐太宗的〈王羲之传赞〉，不仅迎合久经动乱、初具安定并渐趋繁荣的社会心理，还出于文治的需要，积极地利用王羲之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倡导王字，代表了初唐书势斟酌古今，融合南北的要求，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广泛支持。”[10]
在流传至今较为完整的书论中，尽管南朝宋时期的虞龢在〈论书表〉中已经有了支持“今妍”的端倪，但未在古文字学与后世名家创制两条轨道上详论。在初唐时期的书法史上，李世民、虞世南君臣才是这一问题在此理路上的开启者，这种斟酌古今的方式，与虞世南《帝王略论》中所记以及李世民讨论历代帝王德行、治乱成败道的理情形合拍。从这个角度上讲，孙氏继承了这些观点，虽在《书谱》中花费的笔墨不多，但却贯彻了这个思路。
作者
篇目
记载情况
引文
王愔
〈文字志目〉
仅列诸人姓名
“中卷 秦、汉、吴五十九人”中列张芝、钟繇，“下卷魏晋五十八人”中列王羲之、王献之。
羊欣
〈采古来能书人名〉
篇中但列四人小记
弘农张芝，高尚不仕。善草书，精劲绝伦。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每书，云“匆匆不暇草书”。人谓为“草圣”。颖川钟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车征。二子俱学于德升，而胡书肥，钟书瘦。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
王羲之，晋右将军、会稽内史，博精群法，特善草隶。羊欣云：“古今莫二。”廙兄子也。
王献之，晋中书令，善隶、藁，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羲之第七子也。
俞龢
〈论书表〉
钟张二王并列，且皆作肯定之评价，并引用王羲之自论书，列时人评价，并论古今妍质问题。
阙后群能间出，洎乎汉、魏，钟、张擅美，晋末二王称英。
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钟、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然优劣既微，而会美俱深，故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后有详论，故不俱列）
王僧虔
〈论书〉
〈又论书〉
推高新体，标榜右军。
亡曾祖领军洽与右军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张。
崔、张归美于逸少，虽一代所宗，仆不见前古人之迹，计亦无以过于逸少。既妙尽深绝，便当得之实录。然观前世称目，窃有疑焉。崔、杜之后，共推张芝。仲将谓之“笔圣”。
陶弘景
〈与梁武帝论书启〉
与梁武帝同调，崇尚古法，以钟繇、张芝为高，王羲之次之，王献之又次之。
使元常老骨，更蒙荣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逸少得进退其间，则玉科显然可观。
伯英既称草圣，元常实自隶绝，论旨所谓殆同一机神，实旷世莫继。斯理既明，诸画虎之徒，当日就缀笔，反古归真，方弘盛世。愚管见预闻，喜佩无届。比世皆尚子敬书，元常继以齐代，名实脱略，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
又逸少学锺，势巧形密，胜于自运，不审此例复有几纸？垂旨以〈黄庭〉〈像赞〉等诸文，可更有出给理？自运之迹，今不复希，请学锺法，仰惟殊恩。
袁昂
〈古今书评〉
原论中“四贤” 并举，未加甲乙。
末尾表示对梁武帝的附和。
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
王子敬书如河洛间少年，虽皆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
张伯英书如汉武帝爱道，凭虚欲仙。
张芝惊奇，锺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类，洪芳不灭。羊真孔草、萧行范篆，各一时绝妙。
敕旨：“具之，如卿所评。”臣谓锺繇书意气密丽，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行间茂密，实亦难过。萧思话书走墨连绵，字势屈强，若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薄绍之书字势蹉跎，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乃至挥豪振纸，有疾闪飞动之势。臣浅见无闻，暗于明灭，宁敢谬量山海；以圣命自天，不得斟酌，过失是非，如获汤炭。
虞世南
〈书旨述〉
推高王廙、王洽、逸少、子敬四人汇通古今之妙。
逮乎王廙、王洽、逸少、子敬，剖析前古，无所不工。八体六文，必揆其理，俯拾众美，会兹简易，制成今体，乃穷奥旨。
萧衍
〈观钟繇书法十二意〉〈古今书人优劣评〉
以古法为标准，以钟繇张芝为优，王羲之次之，王献之又次之。
字外之奇 , 文所不书。世之学者宗二王，元常逸迹，曾不睥睨。羲之有过人之论，后生遂尔雷同。元常谓之古肥 , 子敬谓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颇反。如自省览 , 有异众说。张芝、钟繇，巧趣精细 ,殆同机神。肥瘦古今，岂易致意。真迹虽少，可得而推。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譬犹楚音习夏，不能无楚。过言不悒，未为笃论。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学子敬者如画虎也。学元常者如画龙也。余虽不习，偶见其理，不习而言，必慕之效与。聊复自计，以补其阙。非欲明解，强以示物也。倘有均思，思盈半矣。
钟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张芝书如汉武爱道，凭虚欲仙。
王献之书绝众超群，无人可拟，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悦，举体沓拖而不可耐。
李世民
〈王羲之传论〉
独推王羲之，对钟繇、王献之皆有讥议。
伯英临池之妙，无复余踪；师宜悬帐之奇，罕有遗迹。逮乎钟、王以降，略可言焉。钟虽擅美一时，亦为迥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其体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瑕。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搓挤而无屈伸 ; 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
李嗣真
〈后书品〉
“四贤”并举，并正面讲出四者所善，纠正对王献之书法的偏颇评价，讲明王献之自称“胜父”是人伦有妨。
张芝章草、锺繇正书、王羲之三体及飞白、王献之草、行书，半草行书。右四贤之迹，扬庭效伎，策勋底绩。神合契匠，冥运天矩，皆可称旷代绝作也。而锺、张筋骨有馀，肤肉未赡，逸少加减太过，朱粉无设，同夫披云睹日，芙蓉出水，求其盛美，难以备诸。然伯英章草似春虹饮涧，落霞浮浦；又似沃雾沾濡，繁霜摇落。元常正隶如郊庙既陈，俎豆斯在；又比寒涧豁，秋山磋峨。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廊宏敞，簪裾肃穆。其声鸣也，则铿锵金石；其芬郁也，则氤氲兰麝；其难征也，则缥缈而已仙；其可觌也，则昭彰而在目。可谓书之圣也。若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瑾瑜烂而五色，黼绣摛其七采，故使离朱丧明，子期失听，可谓草之圣也。其飞白也，犹夫雾繫卷舒，烟空照灼，长剑耿介而倚天，劲矢超腾而无地，可谓飞白之仙也。又如松岩点黛，蓊郁而起朝云；飞泉漱玉，洒散而成暮雨。既离方以遁圆，亦非丝而异帛，趣长笔短，差难缕陈。子敬草书逸气过父，如丹穴凤舞，清泉龙跃，倏忽变化，莫知所自，或蹴海移山，翻涛簸岳。故谢安石谓公当胜右军，诚有害名教，亦非徒语耳。而正书、行书如田野学士越参朝列，非不稽古宪章，乃时有失体处。旧说称其转研去鉴，疏矣。然数公皆有神助，若喻之制作，其犹《雅》《颂》之流乎。
评曰：元常每点多异，羲之万字不同、后之学者恐徒伤筋膂耳。然右军肇变古质，理不应减锺，故云：’或谓过之。”庾翼每不服逸少，曾得伯英十纸，丧乱遗失，常恨妙迹永绝。及后见逸少与亮书，乃曰：“今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方乃大服羲之。又曾书壁而去，子敬密拭之，而更别题。右军还观之曰：“吾去时真大醉。”子敬乃心服之矣。然右军终无败累，子敬往往失落，及其不失，则神妙无方，可谓草圣也。
赞曰：仓颉造书、鬼哭天廪，史籀堙灭，陈仓籍甚。秦相刻铭，烂若舒锦，锺、张、羲、献，超然逸品。
二 “评者”——孙过庭论敌的推想
笔者视域，尚未见到对“评者”是谁的问题展开相关讨论，因此我们只能从“二王”到孙过庭生活的年代之间，凭借有限的材料来作一推想。限于卷帙浩繁的书史资料，故选取多涉及“古今”“四贤”优劣等问题的书论，有王愔〈文字志目〉、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王僧虔〈答太祖书〉〈论书〉，萧子云〈论
书〉、虞龢〈论书表〉、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萧衍〈论钟书十二意〉〈与陶隐居论书启〉等。
从表 1 所引，可知“评者”指的实为以梁武帝为主的群体。梁武帝以推崇钟繇书法名世，他的臣下也分应声附和与依违两可两派。所以“评者”的总体意见就是“四贤”确实不同凡响，但是钟繇、张芝胜过二王，王献之为末。
由此可见，宋齐以来其实都是“四贤”并尊的，四者先后只是时代上的前后，梁武帝通过对“四贤”书艺之探讨，以帝王之尊，有意识地确立书法之书家范式，从而规约书法发展之走向。但他更关心“四贤”高低位次的排定，其结果就是原本时间向度上的分际方式，现在反而以四人优劣品阶为参考标准。而张芝时代最早，因萧衍认为他与钟繇“巧趣精细 , 殆同机神”，故两人为同阶。庾肩吾的〈书品〉将张芝、钟繇、王羲之列为“上之上”，将王献之列入“上之中”，与崔瑗、杜度、师宜官、张昶并列。
与孙过庭年代最为接近的书法理论家李嗣真，在其〈后书品〉对庾氏的论调很不以为然，他首先将“四贤”位置排在最上品——“逸品”，认为四者“皆可称旷代绝作也”。其他变化最大的是，梁代君臣的书法被列入了较低的品级中，梁简文帝列下中品十人中，梁武帝、梁元帝二人归入下下品七人中。而唐人本身对自己的肯定却大大提升，太宗臣僚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三人列上下品十二人中，汉王元昌入中品上七人中，房玄龄、陆柬之、王知敬入中中品十二人中等等。
这种排列法显然是有针对性的，并且，值得注意的是，李嗣真列入了南朝诸帝，而对于本朝帝王却按例没有列品，这种惯例应当是部分借鉴了史官修史的方法，只言“太宗、高宗皆称神札，吾所伏事，何敢寓言”。其不敢作比较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点：
第一，李嗣真历太宗之世，非常有可能了解太宗及其重臣对书法的看法。李世民曾经对大臣们说：“书虽小道，处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这个“小道”，对李世民来讲确实是切身之言，习书者喜引其书以自壮，然而却不大会考虑这只是李世民的一个面向。在虞世南的《帝王略论》中，有评论孝元帝的一篇文字，以问答方式讨论了才艺对于君王的意义。
或曰：“汉元帝才艺温雅，其守文之主乎？” 虞世南曰：“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则经天纬地，词令、典策；武则禁暴辑兵，安人和众，此南面之宏图也。至于鼓瑟吹箫，和声度曲，斯乃伶官之职，岂天子之务乎？”[11]
书法当然也是诸才艺之一，作为帝王各人的好尚在私人领域无可厚非，但是立足帝王身份来讲，确实就是小道。《帝王略论》其实是虞世南与李世民讨论历代治乱的典籍，其中意见的指向也是非常明显的，李嗣真自称伏事太宗，当极其知原委，故不与历代法书作比较。宋人朱长文修〈续书断〉方将太宗列入妙品十六人中，品级极高。
第二，列本朝君臣次第本为不伦，过分推高君主则为谀辞，不及则坐污蔑越礼之罪。直到宋人修《宣和书谱》，则独创“历代诸帝”部，君臣不相混淆，至于朝臣则依例可以历代相杂。李嗣真以本朝书家压倒梁代的评价方式，也透露了对梁武帝评价方式的超越。而孙过庭对“评者”的反驳，就是依托于初唐的潮流语境之中。
那么，梁武帝推高钟繇的原因是什么呢？以他自己的话讲， “元常谓之古肥，子敬谓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颇反”“张芝、钟繇，巧趣精细，殆同神机”“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12]“古”的特点主要就是势巧形密，二王所不及，古的代表人物是钟繇。可是钟繇的书法，据虞龢〈论书表〉载宋明帝时内府所收：“钟繇纸书六百九十七字，张芝缣素及纸书四千八百廿五字，年代既久，多是简帖。”[13] 到梁武帝时真迹就更少了，连他自己都是所见很少，只是从仅见中推想“古法”。
陶弘景要附和梁武帝，但是也只能向他表示：“世论咸云江东无复钟迹，常以叹息。比日伫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摩采。今论旨云，真迹虽少，可得而推，是犹有存者？不审可复几字。”“又逸少学钟繇，势巧形密，胜于自运，不审此例复有几纸？”[14] 从两人对话的意思看，梁武帝所见钟繇书迹不多，陶弘景所见更少。梁武帝所推崇的古法，其实就是钟繇书迹中的汉人意味。钟繇的铭石书最先得到世人的认可，其后是其楷书，但是铭石书在南朝已经沦落不兴，而楷书则作为实用字体大行其道，由此他的楷法初祖地位被强化起来，所以陶弘景有“伯英既称草圣，元常是自隶绝”的讲法。这其中其实有一个尊奉对象从铭石隶书到楷书转换。不过，就钟繇的楷书风格来讲，仍旧能与隶书共用“势巧形密”这个评语。
如果只从书法角度看“古法”，似乎只是萧衍个人的喜好，并以帝王身份影响了手下的臣僚。但是，萧衍登基后四年，就颁发诏令：“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15] 从文化策略来看，此举主要以推崇汉代儒学正统为核心，救正宋齐以来主流文化的凋敝，并且兼容佛道，以赢得南方士人的支持。
“八年夏五月壬午，诏曰：‘学以从政，殷勤往哲，禄在其中，抑亦前事。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造次以之。故负袟成风，甲科间出，方当置诸周行，饰以青紫。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16]
通过经学与仕进利禄挂钩等一系列努力，转化了社会文教的风气，最终达到了“制造礼乐，敦崇儒术，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17] 的局面。另一方面，梁朝的文学好尚，犹以骈文为美，以沈约到萧纲、萧绎等作者与批评家的角度看，“他们大体上都以贾谊、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张衡、蔡邕、曹植、王粲、刘祯、陆机、潘岳、谢灵运、颜延之、谢朓、沈约等杰出作家代表着西汉、东汉、建安、太康、元嘉、永明各个时代文学的最高成就”。[18] 相比较而言，他们对魏晋的玄言诗没有兴趣，这也是与崇尚汉儒的思想是直接关联的。笔者认为由于上述主要原因，使得梁武帝最终选择了钟繇作为最佳代表人物。
三 孙过庭“古质今妍”批评中的悖论
理清“评者”的身份与观点实际所指以及形成原因，方便我们对孙过庭《书谱》中对此的批判再作梳理与判断。梁武帝的崇古，是力图复汉世儒学规模之大体。但是，在书法上，选择留存只有几百字且与时代风气迥异的钟繇楷书来树立典范，想要使之行用于世显然是不会有实际成功可能的，历史的事实也是如此，或许只能作为一种理想而存在。而唐太宗对王羲之的选择，才是属于可以用世的斟酌古今之举。按照唐太宗的“四贤”位次，应当是以王羲之为首，张芝、钟繇次之，王献之又次之。对于王献之的评价，李世民在〈王羲之传论〉中给予的严厉批评并没有得到历代的公认，故实际上有没有形成可以讨论的理论问题，孙过庭试图给出理论上的答案。
但是，按照孙氏对“今妍”肯定，显然又存在明显的悖论，他对最为“今妍”的王献之也采取了贬抑的态度。王献之书风相较王羲之当然更加新媚，其影响力也是非常确凿的。以陶弘景所见，自宋以来，举世皆学王献之，非但钟繇书法不再流行，即使王羲之的书法也显得有些过时了。所以可说四人其实都是“一时之选”，有各自的成就与影响。
从上一节列表中，我们也发现，宋人虞龢的〈论书表〉这篇文章在评价“四贤”问题上，与孙过庭所写的内容最为相像，如若将之比对《书谱》前个三小节，也就是“四贤”这个部分，孙氏几乎全部的文字都来自〈论书表〉：
洎乎汉魏，钟张擅美，晋末二王称英。王羲之书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存。”又云“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张草犹当雁行。”羊欣云：“羲之便是小推张，不知献之自谓云何？”欣又云：“张字形不及右军，自然不如小王。”谢安曾问子敬：“君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19]
接着，虞龢表明了自己对“古质今妍”的观点：
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钟、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然优劣既微，而会美俱深，故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20]
对比这一段，再看孙过庭观点，原来矛盾的地方，现在都清晰明了。虞龢〈论书表〉里推崇的人物也就是钟、张、羲、献四个人。但虞龢并没有批判王献之，所以在其文本里是没有任何矛盾相悖的。而孙过庭在这个文本里，对王献之作了最严厉的批判，但依旧将其置于“四贤”的榜样位置，显然不合理。艺术领域内前人的研究，片面地以为这完全出于对李世民尊大王抑小王观念的“尚同”，而未讨论唐代对孝文化的重视，同时忽略了孙氏本人道德观念的一面。
唐高祖〈旌表孝友诏〉：“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自古哲王，经邦致治，设教垂范，莫尚于兹。”[21]
太宗尽管通过玄武门兵变获得政权，于孝悌之道有亏，父子关系紧张，但双方都尽力表现出慈孝的一面。在高祖去世后陵墓规格的问题上，遗照从简，但是李世民还是想坚持崇厚的想法，尽管最终在朝臣的力谏下没有施行，但是他的内心是不安的，“朕为此不能自决，任卿等平章，必令所得，勿置朕于不孝之地”。[22]
按《旧唐书》，高宗更是以孝道而见称，“幼而岐嶷端审，宽仁孝友”。太宗、高宗二朝，是孙过庭主要的生活时代，在这种大背景下，对其德操言行必然有所影响。且唐代学校教育以九经为要，《孝经》则是必修之学目，而且也是科举必考之内容，故有制度上的实际保障。
结合历史条件，我们发现，孙过庭对“古质今妍”的价值的判断上无法作出一惯性的回答，而必须再依据于伦理价值。于是，孙氏找了三条理由来说明王献之劣于王羲之：第一是献之自称胜父；第二，献之自述学书得法于神仙，而不言得自家学，这两项都是有悖于人伦的；第三，献之改补王羲之醉书，羲之醒后以为是自己失态的笔迹。最后一项说服力最弱，是孙氏考证不详所致，果真有此事发生，按二王父子年龄差距甚大，也当在献之少时，固书艺上本来就没有可比性。至于前列伦理问题，则见仁见智。笔者认为，这种伦理意义的判断，对孙过庭来讲应当是真诚的，据陈子昂所作〈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所言：“（孙氏）幼尚孝悌，不及学文；长而闻道，不及从事。”又，陈子昂《祭孙录事文》：“惟君仁孝自天，忠义由己……”云云，特为书此一笔，孙氏当确实有仁孝之名。
李嗣真《后书品》态度与孙氏稍接近，使“四贤”并立，也选用了拭改醉书的典故，但对王献之的能力是肯定的：“子敬草书逸气过父，如丹穴凤舞，清泉龙跃，倏忽变化，莫知所自，或蹴海移山，翻涛簸岳。故谢安石谓公当胜右军，诚有害名教，亦非徒语耳。”也许为了缓和矛盾，他写下了较为模棱的话，“子敬往往失落，及其不失，则神妙无方，可谓草圣也”。[23]
至稍后的张怀瓘，则直书王献之草书胜过王羲之，〈书议〉草书类列王献之草书第三，王羲之为第八，纯粹以书艺分判，不再纠缠艺事以外的问题。[24]
明代项穆的《书法雅言》和《书谱》的关系很密切，其写作意识和问题意识深受《书谱》的影响，且有刻意模仿《书谱》的痕迹。《书法雅言》的第一章节叫作“书统”，第二章节叫“古今”。其实“四贤”问题就等同于“书统”问题。[25] 一旦涉及书统，就有历史事实的选取问题，总要构建一条时间轴、人物链来贯穿统绪，后面就能节顺理成章地谈论“古今”问题。一旦有历史，就有古今，一旦有古今就有“古质”而“今妍”的问题，这些都是必然会出现的，只不过项穆给出的解说，与孙氏已经大不一样了。
四 小结
虞龢对“四贤”书艺采取客观态度，认为王献之“穷其妍妙” 是合理的，学者往往将此作为虞龢有褒扬“妍”而鄙薄“质”的审美倾向证据。而萧衍以帝王之尊意欲复扬古“质”，而轻视新 “妍”，有鲜明的价值判断，主观上复扬“古肥”的钟繇，而在客观提倡“微古”的王羲之，这与他崇尚汉儒的思想直接关联。同为帝王的李世民以儒教思想斟酌古今、南北，对文艺采取中庸的态度，以“尽善尽美”论确立了王羲之“书圣”的历史地位。孙过庭是“四贤”公案探讨之殿军，他承认“古质今妍”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路线，继承了历代书论中对“四贤”的说法，在客观评价钟繇与张芝的同时，顺应时代，支持以王羲之为当世之选，对萧衍以来的守古心态也提出了反驳，其后又总结“古质今妍” 的相关探讨，以“文质彬彬”论融摄这些概念，提出“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重要思想，从而达到文质相合的理想状态——中和。但是，他对新事物的接受逻辑并没有让他作出对王献之的客观评价，其原因在于唐代以孝治为基本国策，且有教育与制度上的保障，而孙过庭也是儒家文化的奉行者。如此，在艺术批评的同时，加上了一层道德考量，形成了从纯粹艺术批评角度的悖论。
随着文学研究的深入和当代书法审美取向的驱动，关于孙过庭书法方面的研究愈来愈多，且研究重点多以《书谱》为核心，其中观点各有偏颇，涉及孙过庭《书谱》中思想悖论的相关研究笔者视域尚未见到，遂以其“四贤”位序排名为切入点，郄视其 “古质今妍”问题的矛盾思想。文章通过对《书谱》“古质今妍” 问题的源流以及孙过庭“评者”论敌推想的分析，能够更为清晰地认识孙过庭“四贤”位序排名的理论依据，冀希望于对《书谱》相关研究有所推进，亦期待对孙过庭以及《书谱》所蕴含的更深层次意蕴有更深入、更系统的的研究。
注释：
[1] [ 唐 ] 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 明津逮秘书本，叶二正。
[2] [ 唐 ] 孙过庭，《书谱》，《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 年，第 124 页。
[3] 金丹，〈《集王圣教序》散谈〉，载《书法导报》1998 年第 5 期。
[4] [ 唐 ] 虞世南，〈书旨述〉，《历代书法论文选》，第 114 页。
[5] 同注 4，第 114―115 页。
[6] 同注 2，第 127 页。
[7] [ 唐 ] 李世民，〈王羲之传论〉，《历代书法论文选》，第 121 页。
[8] 同注 7，第 122 页。
[9] 同注 8。
[10] 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48 页。
[11] [ 唐 ] 虞世南撰、陈虎译注，《帝王略论》，中华书局，2008 年，第 72 页。
[12] [ 南朝梁 ] 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历代书法论文选》，第 78 页。
[13] [ 南朝宋 ] 虞龢，〈论书表〉，《历代书法论文选》，第 51 页。
[14] [ 南朝梁 ] 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历代书法论文选》，第 70 页。
[15] [ 唐 ] 姚思廉，《粱书》卷二〈本纪第二武帝纪〉，中华书局，1974 年，第 41 页。
[16] 同注 15，第 45 页。
[17] [ 唐 ] 李延寿，《南史·梁本纪论》卷七〈梁本纪中第七武帝下〉，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26 页。
[18] 王运熙，《中国古代文论管窥》上编〈从文论看南朝人心目中的文学正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142 页。
[19] 同注 13。
[20] 同注 13。
[21] [ 唐 ] 李渊，〈旌表孝友诏〉，[ 清 ]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 册，第 4 页。
[22] [ 唐 ] 杜佑，〈大丧初崩及山陵制〉，《通典》卷七十九，中华书局，1988 年，第 3 册，第 2146 页。
[23] [ 唐 ] 李嗣真，〈书后品〉，《历代书法论文选》，第 133 页。
[24] [唐 ]张怀瓘，〈书议〉，《历代书法论文选》，第 147 页。
[25] [ 明 ] 项穆，《书法雅言》，《历代书法论文选》，第 512—5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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