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张超中的新著《中医药的全球教化》，比起他研究《黄帝内经》的博士论文，其视野更开阔，其所论说的中医药内涵及其价值也更深透。此书揭示，中医药文化与文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不仅对于中国文化和文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世界文化与文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在研究中国医药文化意义上，本书借助中国传统文化诸多经典研究，提出了中医药全球教化与中国新礼乐文明建构的重大理论问题。
“象思维”动态整体观的合理性和卓越性问题
中国中医药的发明与创造，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中国俗语说“人为万物之灵”。那么，中国先贤的灵，灵在何处？可以说，就灵在他们对于宇宙与人的关系，具有早熟的深刻认识。这种认识，开始于距今七八千年前伏羲“上观天文，俯察地理”所画出的八卦图，成熟于周文王又将伏羲八卦疉卦成六十四卦，并对卦爻系辞，即传承至今的《周易》或称《易经》。正是在这部石破天惊的中国经典中，提出了动态整体观、追求阴阳平衡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在中医看来，宇宙与人是一体相通的。或者说，对应大宇宙，人体可以称为“小宇宙”。在中国文化和文明创造的历史中，中医药的经典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等，都与《周易》密切相关，中医道论之阴阳五行说，就源于《周易》。至于中医其术论之经络说，它的神奇治疗效果，如针灸或穴位按摩，则正在通行世界的普世化中。
当然，中国早熟的诸多经典，都产生于农耕文明时期，与西方产生于工业文明时期的经典，各不相同。但是，怎么看待两种文明优劣长短呢？从人们的心态看，农耕文明时期，人们亲近大自然，欣赏和崇拜大自然，模仿和美化大自然，如中国苏州园林的建造，欧洲沿河依山修筑的城堡，等等。而工业文明时期，人们则以“改天换地”，破坏原生态大自然，来满足自己难填的欲壑，以种种工业制造，如文化工业泛滥，在“同一性”模式下，满足人的一切需求，以至不再思考。
当今世界，表面上似乎很繁荣，让人眼花缭乱。其实，种种科技无限制的发展，其负面，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以及地球作为人类唯一家园的存在。
张超中先生这部书，就是让人们从中医药视角回头看看人和世界，看看历史。中医药研究及其伟大的历史实践，已经告诉世人，只有善待地球，人类才能与大自然共存共荣。但是，自西学东渐以来，作为中国文明窗口的中医药，却屡遭厄运。一些人甚至妄图用西医药完全取代中医药，完全废黜中医药这一伟大的国宝。在妄图废黜中医药的人们中，他们提出的理由，主要是认为中医药与西医药比较起来，中医药“落后不科学”。
对于上述对中医药的责难，如何看待？西方从古希腊至今主流的思维方式，是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方式，西方的文化、文明主流以这种思维方式所支撑，特别是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是靠这种思维方式（也可以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作科学主义思维）。无疑，应当充分肯定这种思维方式对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伟大功绩。但是，能否由此就可以说，理性至上，科学至上，一切不同于理性、科学的思维方式，都是错误的、没有价值的，应当予以废黜？显然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农耕文明或更早所创造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比西方理性逻辑的概念思维更早产生的“象思维”。这是一种原创性的思维方式，即悟性的诗意联想的原创性思维。而之后产生的理性逻辑概念思维，乃是“象思维”所创造出来的，或者说，“象思维”乃是理性逻辑的概念思维的生母。实际上，即使是理性逻辑的概念思维在工作运行中，也几乎离不开在关键时候得力于“象思维”深刻联想和超越的推动。例如，爱因斯坦提出的“宇宙波”预言，也不能不包括他的丰富深刻联想，才能提出这种天才预言。爱因斯坦这一预言，2021年已经得到证实。由此可知，“象思维”支撑并使之产生的中医药文化，几千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虽然不是理性逻辑的概念思维支撑，但是，却别具特异的合理性和卓越的功能。事实证明，所谓“中医药不科学”就要废黜中医药，倒是极其不科学而且荒谬。因为，科学必须正视和尊重事实。
中医治未病最高理念的阐释问题
《周易》倡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思想显示出，君子人之个体要与天体运行，相比照与沟通。中医最高的理念，即“治未病”，也与上述《周易》的理念相通。君子之个体人能自强且不息，就包括不得病，在“治未病”的修炼中强身健体。如此才能“生生不息”。“治未病”理念之高，更在于能祛除疾病带给人的各种痛苦，也省去了为治病钱财的损失。
中国的中医之医道的博大精深，在于医道还借鉴和融会中国儒释道等各家之道。尤其是借鉴道家形而上之大道，以及形而中形而下之道术，从而，中国中医之医道能具有多角度诊疗病患的全面性和深刻性，治病不是治标不治本，而是要祛除病根儿。可以说，大医与病患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乃是“道通为一”的传道与体道的互动关系。
张超中先生这部书，提出中医药研究，必须反观其历史，甚至提出作“考古式研究”。这是中医药深入研究，必须遵从的方法论。因为，中国的中医药之道之术，几乎与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同时并生。所以，特别把中医药历史划分为“远古、上古、中古，至今”。远古、上古与至今的历史划分，在研究中被问及“远古与上古医道医术，就一定落后于至今吗”？或远古、上古，有其至今已经被忘记的“辉煌时期”？对于当代，这是非常值得研究与回答的问题。
就“治未病”之养生而言，远古、上古的自然环境与人自身之心神、身体状况，可以说，比起之后的中古，特别是至今时代，都处于极佳状态。这种状态的表现，就是人与自然都是处于天道无为，或者说是，“大道至简”的状态。客观自然没有遭到破坏，人的身心还处于与天道自然相通，即“道通为一”的状态。按张超中先生书中引述，直到中古，由于欲望膨胀而“损道”，人才出现衰败现象。但是，人的欲望，如同潘多拉魔盒，一旦放开，就不可控制。从中古至今，不知回头。人的身心衰败，致使百病丛生，从而研究“治病”之方技发明，成为热门。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以降，“治未病”之养生这个中医最高理念，几乎被忘记了。不过，物极必反。张超中先生在书中指出，“治未病”这个中医最高理念，在人们身心衰败到当下的情况，太古、上古人们那种“大道至简”“道通为一”的生活方式，就很值得重新借鉴，加以发扬了。“所谓太古、上古有过中医最高理念的辉煌”，乃是特殊历史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都不得不“道法自然”之使然。那种时代，是回不去了。但那时代的那种精神，却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有丰厚的积淀，是可以在传道体道中，拾之捡回，用以发挥身心保健的积极作用。
如果说太古、上古时期，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身心状态都自然地合于“道常无名，朴”，那么现在，无论社会环境还是人们的身心，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是说，在物欲横流、人欲横流的当下，人们离天道越来越远。在这种情形下，如何回归天道无为、“与道为一”呢？途径还有不少。总体来说，就是发掘和继承积淀在道、儒、禅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功夫”。
中国功夫论与西方知识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知识就是力量”，一时间成为压倒一切的声音。但是，这种力量所及范围，并不是无限的。对于精神和肉体的五脏六腑，其“治未病”的养生，则只能借助悟性修心的功夫。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动态整体观，使得中国医道，与治国之道也有机相连。个体人治病之道，无论是“治未病”或治已病，与治国之道，一体相通。事实上，对于一个国家，无论大小，“治未病”，防患于未然，都是最重要的事情。
中国新礼乐文明的构建与医学融合问题
张超中先生这部书提出的重要问题，特别着眼于如何使中国医道现代化。也就是如何使中医药进一步发展到适合现代的需要，并进而使中国的礼乐文明也得到与中医药同步发展。世界现代化源于欧美西方世界，所以，向西方学习，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何学习？中国在学习过程中，曾走过弯路。如20世纪初，曾经出现过完全照搬西方的“全盘西化论”，也有另一种极端，认为西方现代化文化，在中国文化中都古已有之。现在看来，这两种看法，都失于偏颇，或者过于简单化，或者夸大其词，没有认识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复杂性，没有认识中西文化融合的复杂性。后来，20世纪下半叶，美国学者亨廷顿又提出“文化冲突论”，颇有影响。此论认为，似乎不同文化只有冲突而不可调和。或者说，落后国家若实现现代化，就只能全盘接受西方的现代化之文化模式。实质上，这种文化冲突论，不过是为西方的新殖民主义张目。
但是，世界文化的发展，更重要的不是冲突而是文化的融合。而文化冲突，恰恰是文化融合的前奏。可谓“不打不相识”。以中国文化与汉代传入的佛教文化之间，早期也是冲突不断，到大唐时期达到顶峰，毁坏庙宇，迫使大批僧侣还俗。但是经过“不打不相识”，不仅庙宇逐渐得到复建，僧侣返还寺庙，而且还发展出中国特有的后来成为中国主流佛教派别的禅宗。正是禅宗这个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融合的宗派，使大唐以后的中国文化开显出崭新的面貌。可以说，中医的医道医术与西医学，当下在中国还处于文化冲突又稍有融合的阶段。这里的问题，在于占主流地位的西医学一方，还不能真正认识中医医道、医术的真面目及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两种医文化还没有做到有效的融合。
从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与中国文化融合的经验来看，中西两种医文化的融合，需要有主次。就是说，必须以中医医道医术为母本，而不是两种医文化的机械凑合。显然，这不是短时间所能做到的。需要长时间理论研究、辩论和实践的检验，才能结出两种医文化融合的丰硕果实。我们期待中西医两种医文化真正融合结出果实的时代，能早日到来。张超中先生这部书，对于这两种医文化的融合，结出果实，也具有启发引导作用，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