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殖民化对西方的权力机制产生了相当大的回旋镖效应[ ... ... ]一系列殖民模式被带回了西方。 ——米歇尔·福柯
帝国主义往往被认为是针对他者的。在过去的500年里，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绝大多数是欧洲和北美国家——将军事、政治和文化统治强加给被剥夺权力的外国人口。在这个概念中，这些外国人是受到帝国主义持久负面影响的当事方。帝国主义是在殖民地那里发生的事情; 当审视殖民地的历史和实践时，几乎没什么政治兴趣去分析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内政治。
事实上，500年来帝国主义的做法对大都市中心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从形象到食物，从种族构成到种族意识形态，欧洲人已经被帝国主义的历史和当下状况塑造为核心。帝国主义已经深刻地塑造了实施帝国主义策略的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本系列文章将要讨论的就是这一机制：帝国回旋镖效应（the imperial boomerang effect）。
具体说来，帝国回旋镖效应这个术语指的是帝国利用他们的殖民地作为反暴动、社会控制和镇压手段的实验室，这些手段可以被带回帝国的大都市，用来对抗大都市内部被边缘化、被压制的底层民众。由于道德和法律限制薄弱，帝国可以自由地在殖民地人口中测试新的技术和社会等级制度。一旦完成测试，随着帝国的人员和知识的流通，会在殖民地施行这些镇压的方法，并且将其带回帝国国内的中心地带。
在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帝国主义盛行的时期，许多在殖民地完善的技术、意识形态和实践被带回欧洲，用来对付边缘化的人群、持不同政见者和被逐者。有时候，整个殖民地的机构都会被引进回这些大都市。在其他时候，特殊的反暴动战术被用来对付那些逃离了殖民地战争并在帝国定居的移民。在当今的新帝国主义（neo-imperialism）时代，这一回旋镖继续深刻地影响着白人占多数的国家的主体性，并建构了工人阶级左翼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地带。
帝国回旋镖与纳粹德国
“帝国回旋镖”一词及其相关的政治理论，最初出现于学者和活动家-知识分子与二战后大屠杀的历史经验进行搏斗之时。一些人在问，作为世界艺术、科学和政治创新中心之一的魏玛德国怎么会屈服于有史以来最全面的种族灭绝行为？
有些人试图将希特勒和纳粹德国视作特例，这种解释至今仍广为流传。大屠杀是一个反常的事件，是对欧洲启蒙人文主义和民主传统的偏离，也许是德意志民族的群体性精神疾病。对于其他人来说，纳粹党的崛起可以用一系列不幸的历史偶然事件来解释: 凡尔赛条约、大萧条、进步主义的德国反对派的失败。
某些更深刻的知识分子试图揭示欧洲思想和实践的结构，这些结构不仅使德国人，而且使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容易受到法西斯主义和毒气室的感染。他们将纳粹德国置于欧洲历史的连续体中，这种例外只是欧洲先前存在的做法的一种特别极端的表现。也许其中最著名的是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将大屠杀置于启蒙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的矛盾和张力之间。
另外两个学者则把纳粹德国置于欧洲帝国主义的历史和现实之中。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论证了种族主义和领土扩张——帝国主义固有的两种实践——为欧洲法西斯主义奠定了基础。欧洲的极权主义是阿伦特所谓的“帝国回旋镖”的产物。同样，诗人和理论家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在《关于殖民主义的话语》一书中指出，希特勒“将殖民主义程序应用到了欧洲，而在那之前，这些程序一直是专门为殖民地保留的”，将大屠杀——被视作野蛮的前现代式的偏离正轨的行为——牢牢地置于欧洲帝国传统之中。
根据这种观点，欧洲社会对希特勒的方法并不陌生。希特勒的例外主义主要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即这些方法放在了欧洲之内用来对付欧洲人。从遭受了几个世纪欧洲帝国主义最极端掠夺的全球南方来看，纳粹德国看上去不过稀松平常。美洲大约有5000万土著人死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 超过1000万非洲人被运过大西洋到加勒比海和其他地方做奴隶; 印度有数千万人死于英国制造的饥荒。
帝国回旋镖一词，通常用来描述纳粹德国使用的特定机制如何在殖民地实验室中得到发展，以及帝国主义的实践如何为这种可怕的事件提供了背景条件。
帝国回旋镖与种族（主义）的历史建构
欧洲统治阶级有史以来发展出的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和物质手段——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实践——也起源于殖民地。全球人口的种族化——按照所谓的物质和文化特征分组对人类进行等级划分——是通过奴隶贸易和对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的殖民发展起来的。这种装置植入了欧洲人民包括工人阶级的自我形象中，他们越来越多地把自己视为“白人”。种族的历史建构一直是现代性发展中影响最深刻的发展之一。这一殖民发明一直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回旋。
然而，为了看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种族不仅仅是个人头脑中的一系列偏见。它主要是一套植根于殖民地结构和历史的物质实践。正如荷兰学者格洛丽亚·韦克尔（Gloria Wekker）所说，种族“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信仰和陈述的问题”，而且“在实践中、在事物的组织和运作方式上变得透明”。 为了证明他们的征服是正当的，对殖民地人口的种族化成为必要的途径，但种族化是由帝国的监视、统治和暴力的实践所产生的。因此，将殖民地的种族社会结构输入到欧洲都市的过程，是与镇压技术的输入交织在一起的，而且部分地是由镇压技术的输入构成的。这就是说，种族是唯物主义的。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反殖民运动中，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法语国家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殖民化对帝国殖民者的影响的理论。贬低、非人化和诋毁大批人类同胞，不可能不对压迫者的心理产生反弹。正如知识分子阿尔伯特·梅米（Albert Memmi）在1957年写道的那样，“殖民地制造殖民者，就像制造被殖民者一样”。
帝国主义也同样影响了白人欧洲的性别的自我概念。正如安·劳拉·斯托勒（Ann Laura Stoler）所展示的那样，白人的性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与被殖民女性——异国情调、随时可得、种族恐惧的客体——的对照中产生的。在国家层面上，帝国式的性控制方法有时被用作在家庭中确立性别阶层的模式。例如，1857年在英属香港实行的性工作者检查和监禁制度，在1864年的《传染病法案》（Contagious Diseases Act）中传回英国本土。
今天，帝国回旋镖并非只在历史书上飞来飞去。五个世纪以来，管理全球政治、结构性经济发展和影响世界文化的正式帝国的遗产对欧洲社会保持着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全球南北之间的帝国主义统治关系仍在继续。从对法语非洲国家的统治和英美不断的军事干预，到西方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以及欧美在外国土地上的采矿活动，帝国主义及其遗留问题一直伴随着我们。从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到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许多全球南方国家都认识到，殖民主义已经演变成了新帝国主义: 法国国旗可能不再在法达（Fada，乍得Ennedi-Ouest地区首府）飘扬，但经济剥削、军事干预和外交欺骗依然存在。
同时，新帝国主义的影响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回旋。我们这个时代决定性的资本主义形式——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在智利完成了测试，当时美国政府推翻了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左派政府，美国经济学家蜂拥而至，为新成立的智利军事独裁提供建议。新自由主义影响了西方的一切，从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到日益衰落的生活前景，从我们对世界最深刻的认识，到我们彼此之间的相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新）帝国主义回旋镖效应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