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人即将抢掠最富有的城市迦太基之前（前264年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此时秦始皇已经统一中国8年），差不多整个意大利半岛（阿诺河以南）被纳入罗马人的版图，罗马公民达到约30万①，这是雅利安人有史以来建立的最大“国家”——比希腊的雅典差不多整整多了7倍的公民。
这样一个力量日益增强、公民数量急剧膨胀的城市国家，如果能够如信奉民主的人士所希望的那样，恪守正义、平等和自由之精神，必能使西罗马帝国避免在5世纪被毁灭的命运。
但11年前迦太基人帮助罗马人打败皮洛士（前275年）的经历，使罗马人从惧怕迦太基人的海上霸权中得到了嫉妒，从迦太基人为富有支配的强大力量中看到了威胁；
于是，在迦太基人以海上领袖的身份要剿灭墨西纳的海盗时，海盗向罗马人发出了求救的呼声，罗马人便以帮助海盗的方式展开了对迦太基人的攻击，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
结果是迦太基人战败求和，罗马人擭取了属于迦太基殖民地的西西里岛，并得到了迦太基3200塔兰特（折合2300万美元）的战争赔款。②
但贪婪的本性并没有使罗马人停下征服的脚步，他们没有正当理由地侵占了科西嘉和撒丁两岛，还把赔款提高了1200塔兰特，并限制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发展。
这些屈辱的条件使迦太基的荣誉面临着考验，于是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结果17年后迦太基又一次战败，更加苛刻的条件被施加于迦太基：西班牙让给罗马，交付1万塔兰特（折合7000万美元），未经罗马许可不得擅自开战，交出迦太基国王兼军事指挥官汉尼拔。
但迦太基的屈服，并没有消除罗马人对迦太基产生的卑鄙情感，这个情感来自于不肯投降的汉尼拔，他在11岁时即曾发誓永远敌视罗马。
这个11岁孩子的誓言，成为罗马人恐惧的来源和倾泻暴力的借口，如罗马的著名户籍官卡托每次在元老院演说时都会高呼“一定要毁灭迦太基”。对这种情感，赫.乔.韦尔斯做了入木三分的分析：
“仇恨是能支配一生的一种激情，有一种气质类型很容易产生仇恨，它动辄依据复仇闹剧的情节来看待人生，乐于在“正义”和报复的惊人表演中寻找刺激和满足。穴居野处时代的恐惧和忌妒在我们的生活中仍然在开放它们阴郁的花朵，我们距离旧石器时代毕竟还不到四百代人。全欧洲都知道，大战给这种“仇恨”气质以最大限度的活动余地，第一次布匿战争所发泄出来的贪婪、骄傲和残忍，这时正在产生出排外偏执狂的丰硕果实。……古猿的火红的眼睛又回到了这个世界。这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们被喝倒或被杀害的时代；这时代的真正精神是表现在那种从被作为献祭而牺牲的人体内挖出的还在抖动的肝脏上去检查凶吉迹兆的急切劲儿。”③
通过查看祭牲内脏来占卜吉凶是罗马人的一项传统。如当召集部落会议（罗马公民大会的一种形式）时，会议前夕，占卜祭司要检查祭牲的内脏，假如他们认为血淋淋内脏的预兆是不吉祥的话，部落会议就会被取消。当罗马人在前 3 世纪陷入极大恐慌时，曾用人体做祭牲来占卜吉凶。
由于赫·乔·韦尔斯分析的原因，在汉尼拔死后（前183年）34年，罗马人为了兑现毁灭迦太基的誓言，借口迦太基人继续从事贸易并再次繁荣起来（想想美国对口袋里装有3.2万亿美元的中国的态度吧！），而发动了第三次布匿战争。
最后（前146年），在将50万人迦太基人杀剩5万人作为奴隶之后，焚毁了整个迦太基，并用犁翻过迦太基的废墟，且撒上盐巴，以示最后的毁灭，还极其严肃地诅咒说，任何人要企图重建该城定遭天遣。④
迦太基被毁灭了，以航海技术、商业能力和贵族共和国闻名的一个伟大民族就此消失。
而毁灭迦太基的罗马人也同时毁灭了罗马的自由，并开始进入毁灭罗马共和政体的进程。
在三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将属于迦太基的西班牙抢到手中，同时通过征服战争而将南高卢、马其顿等地区变成自己的领地，还将势力延伸到地中海北岸至高加索的广大地区。
战争不仅在罗马之外是残暴无情的，在罗马内部也因战争对财富的依赖而将从事农业的自由民盘剥得痛苦不堪，甚至西班牙、马其顿都成了专为罗马的扩张而存在的输血机器。
贵族们借助战争控制着罗马的财富，贪婪的欲望使他们不仅无情地将属地的财富据为己有，而且也将罗马公民的良田通过高利贷而变成自己的土地，把奴隶和征服地区的人民当作牲口来耕种这些土地，此时的意大利已经“从一块自由农民的土地变成为一个用奴隶劳动来养牛的大牧场”了。⑤
战争的另一个结果是，以自由民为主的军队，随着战事的持久和战线的拉长，特别是需要对征服的土地进行控制，已经不能适应罗马的政治需要了。
成年累月出征的自由民士兵，不能只是为了罗马的荣誉而无偿地付出，他们需要得到报酬以便弥补不能在家乡耕种的损失，于是领饷士兵开始出现。
领饷士兵的出现，使罗马的希腊式军事体制，转变为以职业军人之军团为主的国家“军事体制”，那些失去土地的自由民从此只有当职业军人这一选择了。
为了满足这一变化的需要，军团的将军们必须更加残暴地在征战中掠夺，以便用金银财宝来激励军团士兵们的斗志，士兵们则除了领饷、劫掠和效忠于能为他们增加财富的将军外，不再对其他事情发生兴趣。
不仅如此，贵族们成了极其富有的政客，而军团成了将军与贵族争权夺利的筹码。争权夺利的结果，使罗马由共和国演变为独裁倾向强烈的军事化国家。
伴随国家军事化的是普遍的精神和道德沉沦，生活也被邪恶所玷污，在前88－前83年的短短5年时间内，执政官马利乌斯和苏拉因争权夺利而将罗马拖入内战之中，并在罗马城内进行了3次屠杀。
苏拉取得优势后，在前82－前79年间实行独裁；此后罗马经历了前三头（克拉苏、庞培和恺撒）时期的政局动荡、恺撒与庞培之间的内战、恺撒的独裁（前46年）、恺撒被刺杀（前44年）、后三头（安东尼、屋大维、列庇都斯）时期的血腥战争等。
前27年，恺撒的继承人（养子）屋大维在清除了恺撒的政敌、也是他屋大维的政敌后，宣布自愿辞去从前43年就拥有的非凡权力，他对罗马人说：“把共和国交给元老院和罗马的人民来控制吧。”⑥
于是，元老院、公民大会和行政官这些体现共和精神的职能，从被财富的诱惑、征服者的狂傲、政治阴谋造成的分裂、选举的纷乱、内战的血腥、高利贷的铜臭、澡堂中放浪形骸的妓女搞得乌烟瘴气的罗马政治中得以恢复。
作为报答，元老院给了屋大维这个“共和国的恢复者和自由战士”一个首席执政官的地位，并将“奥古斯都”加在了他的名字中。⑦
屋大维在前 28 年改组元老院，自任首席元老（元首），前 27 年宣布交卸权力。元老院和人民按照旧有的习惯授予他首席执行官的职位，并授予他“奥古斯都”这一代表显赫尊严的称号，屋大维因此成为罗马的唯一统治者。“奥古斯都”意为“神圣的”、“高贵的”，带有宗教和神学意味，屋大维因这个称呼以及所拥有首席执行官的权力，而被视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
这个不是皇帝的皇帝，从此以首席公民自称，行使着只有君主才配行使的权力。罗马共和国由此完成了由共和向帝国的转变。
一个新问题出现了，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不曾成为主要政体形式的帝国，开始以征服者的姿态统治着60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约5500万人口。
这一庞大帝国所拥有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灵魂？
我们知道，希腊雅利安人的不同政体分别建立在荣誉、财富、自由、激情的心灵上，罗马共和国早期也建立在荣誉这样的心灵上，只不过荣誉总是与财富联系在一起。
在罗马共和国存续的近500年间，有时是荣誉但更多地是财富或者两者的结合，提供着罗马扩张的推动力。
而对荣誉和财富的过度追求，不免失于贪婪或直接就是受贪婪所驱使，而且一般来说，也正是贪婪的心灵，才会将代表名利的荣誉和财富看作是值得用生命去捍卫的对象。
在罗马共和国后期的历史中，一切混乱和内战，不外乎是拥有军事力量的将军们之间，为了获得对罗马的控制权进而收获财富和荣誉而进行的较量，早就将阴谋引入元老院议事程序和人民大会表决权的贵族们，则将自己的命运押宝于有才能又有保证军事行动所需的财富的青年才俊身上，而放弃了共和国法律所主张的善的城邦生活的那些基本原则（或许只有西塞罗还在他的论述共和政体的著作里赞美这些原则），愿意采取妥协的方法将自己的利益与独裁者（如苏拉、如恺撒，如屋大维）的追求捆绑在一起。
此外，罗马的贵族远不像希腊贵族那样敢于为了生命的尊严而保持自己的荣誉，这就使他们容易为了财富而牺牲荣誉，因为财富远比荣誉更能使他们获得尊严和奢华生活的快感体验。
可以说，正是对荣誉和财富的贪婪之心，促成了罗马共和的衰亡，而催生了罗马帝国的诞生，罗马帝国也便基于贪婪的心灵而使人民日益臣服于帝国的暴政。
而唯独王制，这一建立在正义心灵之上的政体，很少出现在雅利安人的历史中。这不是他们不喜欢王制，而是正义的心灵很少出现在他们的灵魂中。
当然，很多人习惯于将罗马的共和制看作是后世西方民主政体的模板或原型而加以赞颂，甚至给予特别的美化，以便将罗马人对人类历史的贡献看作是可以媲美于希腊文明的一种高尚的文明。
由于人们很容易将罗马共和时期的百人团会议看作是现代代议制的原型，也有人注意到罗马的元老院（拉丁语Senatus，英语Senate）与美国的参议院（United States Senate）使用了相同的名字，加上那个被误解的“无产者”作为公民（Civic）和作为人民（People）所应该拥有的民主政治（Democracy，陈独秀的“德莫克拉西”）权利有无区别等问题的存在，对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的区别，以及罗马共和国与近代共和制国家之间的区别，作个大略的说明是必要的。
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的区别实际上并不是很大，可以将罗马帝国看作是为解决罗马共和国后期的政治混乱，而不得不采取的一项政治措施。
这个措施的必要性可概括为二：一是罗马共和国要去管理一个比城邦大得多的国家，原先在城邦国家中行之有效的法律原则，因国家的庞大化和军事职业化而逐渐失去了有效性，如贵族们财富的增加并没有相应地增加他们对扩大了的国家的实际影响力，对整个国家真正具有影响力的是职业化的军事力量和掌握这一力量的军事首领，苏拉、庞培、恺撒、安东尼、屋大维都是这样的军事首领，而西塞罗就不是。
二是罗马初期的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建立在全体公民自觉地维护公民利益的传统上，这与斯巴达、雅典、迦太基等是相似的；但罗马的过度扩张、残暴征服、贪婪掠夺和层出不穷的政治阴谋，将“这个传统削弱和糟蹋了；……人们只忠于表白的公民义务而背叛公民义务的精神。”⑧
在这种情况下，挑选一个强有力的人作为国家意志的象征，以便将公民们之间日益脆弱的关系及其思想意识统一到传统上——共和制是在否定王制（前510年）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这意味着重新回到王制似乎不会相当困难，但屋大维聪明地拒绝了王冠，而选择做一个比国王拥有更大权力的首席执政官——而屋大维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罗马领袖。
但新“国王”奥古斯都并不是老国王，他现在以首席公民的身份获得了比其他公民更多的权力，且承担了另一个执政官的责任，只是他作为“奥古斯都”还没有获得足够的神性而可以恢复国王的称号，并让国王的职位在其子孙中延续。
倒是辛苦了几百年的元老院，因对财富的关注高于对荣誉的关注而使自己的德行日益败坏，引导着人们将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能够开疆辟土的将军们身上。
于是，元老院成了奥古斯都和皇帝们爱好民主而不独裁的外衣；直到罗马帝国晚期，元老院都一直作为罗马的平民政治外衣而继续遮掩着罗马帝国贪婪和残暴的灵魂。这便是共和罗马与帝国罗马的主要不同。
比较而言，罗马的共和政制与近代西方民主制国家的区别要更大一些，甚至可以说在主要方面都各有不同。
赫·乔·韦尔斯认为，罗马的执政官特别是首席执政官，虽然拥有君主的权力，但并不是欧洲式的君主；他也有点像美国的战时总统，但任期不是四年而是终身的；他能任命元老院里的元老，因此不必像美国总统那样受参议院的限制；他同时是个祭司长，而近代美国和欧洲的国家里却没有这个职务；尽管按立法规定，新的首席执政官由公民大会选举，但首席执政官通常可以指定和培养继承人，且实际上不受任何适当的约束；罗马还有一个由乌合之众组成的平民大会来代替英国的下议院或美国的众议院⑨；而整个罗马的命运却与拥有军队控制权的军事首领息息相关，他们可以拥戴一个皇帝，也可以取而代之，然后由平民大会追认成为罗马的新皇帝。
对此，西塞罗只能无奈地说：
“……国家的统治权就像个球，僭主从国王的手中擭取，贵族或人民又从僭主手中夺走，随后又有某个寡头派别或某个僭主从他们手中窃取，因此没有一种政府形式能够长久地自我维持。”⑩
如果从历史长河的角度来看，欧洲或西方的政治体制，不管是古典的，还是近现代的，实际上都是不断变换的政体形式——王制、贵族共和制、平民制、寡头制、僭政——的一种最新状态而已，至少没有哪项政体可以连续不断的存在500年以上。
它们存在时间的长短和时好时坏的现象，更象是赌桌上赌徒的运气——他们赌的是人性和不同性格的人的灵魂；或者象西塞罗所说，是一个球，可以争来夺去。
而中国的政体却一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王制历史约2400年，帝制历史2132年，1911年后的共和制尽管还处于初创和完善阶段，却也有了100年时间。
【本文完】
注释：
①[英]赫·乔·韦尔斯著，世界史纲，第 461 页。
②[英]赫·乔·韦尔斯著，世界史纲，第 470 页。
③[英]赫·乔·韦尔斯著，世界史纲，第 471－472、47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