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之前我们的讨论一直聚焦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对市场以外的因素，比如制度、法律、历史、社会和伦理等涉及不多。尤其是制度，也就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对市场有什么影响？
这就涉及当时市场经济主流理论之外的“非主流学派”。那在过去这100多年里，有什么非主流的经济学理论越来越主流吗？
当然有。比如100年前出现的“制度经济学”，和60年前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其实，随着学派的演变发展，它们的研究侧重点不同；不过，从名字中你也可以大致了解，它们都关注制度和经济的相互影响。
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很多缺陷，需要进行改良。为了说明制度变革的必要性，以道格拉斯·诺思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研究，就从产权制度的变迁入手，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新的解释。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就是他在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
要理解诺思的新经济史思想，我们首先需要对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有基本了解，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制度变迁的必要性。
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分享过的《有闲阶级论》这本书吗？作者托斯丹·凡勃伦，就是美国“制度经济学派”的鼻祖之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和康芒斯等经济学家，看到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种种不足和弊端，于是开始研究制度和经济行为、经济发展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虽然他们的研究在当时还存在争议，但从制度入手的研究方法已经引起同行关注。怎么研究呢？那就是不以客观指标来衡量经济活动，而是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的互动来理解经济活动。所以，制度就是重中之重。
不过，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制度经济学真正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也就是发展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时期。其中最重要的开创者，就是罗纳德·科斯。他从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入手，分析企业和市场的不同作用。
到了20世纪70年代，诺思、加尔布雷斯等美国经济学家，以及张五常、周其仁等华人经济学家，他们的经济研究都深受科斯的影响。所以也有人说，如果你不了解新制度经济学，都不好意思说了解经济学这门学科，可见其重要性。
那么，从制度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究竟有哪些重要的研究贡献呢？根据我的理解，主要是形成了三点基本共识：
基于这三点共识，我们再回到诺思这本《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你也许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制度变迁如此重要，以及每一次的制度变迁或变革，在人类经济史上为何又如此艰难。
用诺思自己的话来说，他希望为解释制度的结构和变革，提供更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不仅是从经济角度，也从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更完整地解释制度的诞生和变革。
诺思对制度变迁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这本书，就是在他研究生涯的第二个阶段诞生的著作。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具体指的是什么？根据书中的分析总结，它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分别是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
从这三个具体理论入手，我也为你梳理了理解制度和人类经济活动的五个视角。
结合这本《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参考诺思其他重要著作，我们从以上这五个视角入手，相信你会对他的新经济史观，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也能更好地理解他通过制度变迁，解释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逻辑。
有些人可能会问了，那诺思的这些研究理论是要抛弃市场经济吗？这里我也要提醒你注意，诺思的理论和阐述，最终仍然是以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他所提出的一切批评、反思和建议，都是为了不断改进市场经济制度，而不是要把这种制度打翻在地或彻底抛弃。
也就是说，包括诺思、科斯在内，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核心理念，还是相信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但是有一点不同，他们更强调社会的结构和制度变迁，会对市场与经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在理论知识之外，对于处在转型中的新兴市场经济，新制度经济学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意义。诺思有关制度变迁的完整分析，就在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很多印证。
比如说，中国工人和企业家的勤勉，从何而来？中国私营经济为什么能得到快速发展，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也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要理解国家经济究竟在被谁控制，我们需要具有穿越人类数千年历史的纵向眼光，不仅理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由来和变迁，也要理解从原始社会到封建制度的兴衰，并努力从中探索在不同历史时期，可能都存在的影响制度变迁的基本框架。
私有产权，你肯定不陌生，说白了就是你的个人财产，比如你的房产、汽车、手机、现金等，你有任意使用、处置这些东西的权利，卖掉、扔掉或者送给别人都随你心情。
这么一说，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那就是我们的个人权利啊。但是，纵观整个人类的发展，私有产权并不是自古就有的。比如，在原始社会，作为一种群居生物，人类在最初数十万年的进化中，一直是共享食物、工具和财产。
那么，私有产权制度，是如何成为人类文明进化后的共同选择的呢？结合诺思和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解释，我们一起来看。
私有产权成为人类的普遍性选择，其实在历史上发生过三次关键性的转折。
在采集和狩猎时代，由于总产出有限并且不稳定，因此大家一起劳动，共享食物，没有人拥有私人财产，大家可以随时去山林河流采集狩猎。
但是，这带来的结果就是：可供采集狩猎的自然资源越来越少，人类生存也变得越来越艰难。
听起来，原始的农业耕作和采集狩猎好像差不多，都是大家共享资源、共享收获的公有产权，那它们是一样的吗？
诺思提醒说，这两者有明显区别。因为原始农业时期的共有产权有必要的管理约束，而采集狩猎时期是缺乏管理约束的。带来的结果就是，两种方式的效率和持续性很不一样。
特别随着定居农业的发展，加上新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出现，农业的产出稳定上升，吸纳的劳动力也越来越多，一些原始部落开始出现“剩余产品”。
这些剩余产品被分配给私人，原始家庭也开始出现，人口开始增长，社会分工也更细化。之后随着产品交换大量出现，以及父系社会家庭逐步巩固，明确的私有产权在一些部落开始出现。
在这些率先明确私有产权的地区，奴隶制也率先出现，产品、土地和劳动权利归属也更加明晰。
结果就是，越明确私有产权的部落，越能体现出更高的生产效率。这种示范效应，推动更多部落从原始的公有制，陆续过渡到奴隶社会的私有制。相应的经济和人口增长，收入分配差别，也在这些实行奴隶制和私有制的地区集中出现。同时，随着技术发明与革新，地区间的贸易有了大幅增长，国家组织也就此出现。
比如，到公元前8世纪，也就是距今2800多年前，古希腊城邦经济，就完全建立在个人土地所有权基础上。此时，这种私有产权已经完全取代了原始氏族部落的集体所有权。
所以诺思总结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产生私有制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政治组织和技术进步，进一步强化了私有制。
这种私有产权制度，经历了数千年漫长的封建王权时代，也经历了资本主义早期快速发展的时代，可以说一直是不可动摇的。
但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私有制遭遇了空前的质疑和挑战。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随着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新的国有和集体产权开始在全世界大量出现。
在诺思看来，这一重大变化，实际上从工业革命时期，就开始酝酿了。这一时期被诺思称为“第二次经济革命”。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变化呢？诺思在书中分析认为，技术驱动下的工业革命，极大扩张了资本主义市场，农业不再是最重要的产业。虽然巨额的工业利润，强化了资本家的收益，私有产权制度也得到巩固；但是大量无产者遭受普遍的剥削，社会矛盾也开始激化。当时，劳工运动、农民运动、第三世界的民族运动此起彼伏，主要针对市场经济、私有制所产生的严重分配不公。
结果就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一个重要共识：无管制的自由市场具有巨大破坏性，因而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必须要进行改变。但具体如何改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思潮：
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年初，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为标志，私有产权在这些国家重新出现。
从长期来看，为什么一个国家很难长期完全排斥私有产权？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除东德之外，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原来的商品经济大都极不发达。这些国家虽然也发展了一部分重化工业和军事工业，但整个社会生产力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完全排斥私有产权，实施平均分配，生产效率实际上很低，无法实现持续经济增长。也就是说，产权制度变化导致激励机制变化，从而导致经济效率降低，也把这些国家带入经济的死胡同。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国家的情况。经历4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也结合国情，中国确立了有自己特色的产权制度，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其中，多种所有制包含的范围很广，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民营经济。
有一种说法叫做“56789”，是当今对民营经济最好的诠释。意思是说：民营经济为中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56789”充分体现了民营经济对中国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知道，从“产权理论”的视角来看，为什么私有产权下的企业会有更高的效率？
其实核心就在于：私有产权人享有剩余利润占有权，所以有更强的激励动机，可以不断提高企业效益。
说到国家，你肯定不陌生，估计随口都能说出10个以上的国家名称。我们现在熟悉的都是一个国家的简称，比如中国、美国；但你可能不知道，它们的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这些名称背后都有明确的政治含义，也体现了不同的国家组织形式。比如共和国、合众国、帝国、王国、大公国、酋长国，它们遵循着各不相同的政治逻辑和权力秩序。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国家理论之所以不可缺少，原因就在于国家规定着产权结构，国家最终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而产权结构又会影响经济效率。也就是说，国家的存在，对经济增长必不可少，但国家又往往是导致人为经济衰退的原因。
今天我们就结合诺思教授的总结，一起看看新制度经济学如何分析国家的起源和性质，如何界定国家的职能，又如何评价国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于国家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来就是政治的动物，所以他认为国家是随着家庭和群体的需求，自然而然出现的。
但从考古和历史文献来看，东西方国家有君主制，也有民主制，它们都伴随着战争，伴随着政治的不安定而出现。
从经济上看，国家成型于诺思所说的“第一次经济革命”，也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距今5000到一万年前，人们的生活方式，从采集狩猎向农业转换的过程中。因为原始的农业共同体，面临的挑战远比采集狩猎时期更复杂。比如，防卫问题、生产决策、水利灌溉、日常管理、分配交换等，都需要有专门的、能承担共同职责的政治组织来管理。
诺思把这些有关国家起源的说法进行了整合，他认为可以归为两类：
但在诺思和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这两种有关国家起源和性质的理论，虽然都能在历史和现实中找到佐证，但都不能涵盖所有国家的形式。实际上，国家是既有契约性，又有掠夺性的混合组织。
诺思教授也据此提出了一个新名词，“暴力潜能”（violence potential），用来解释他理解的国家起源和性质。意思是说，国家本质上是一个对暴力潜能进行分配的政治组织，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不好理解，它其实就是说：契约型国家的公民权利比较平等，绝对权威更少，大家相互制约，所以是相对民主的国家；而掠夺和剥削型国家，公民权利不太平等，所以是有绝对权威和等级秩序的国家。
很显然，这两类国家，职能不完全相同，它们对应的产权制度和经济效率也有差异，国家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也不一样。
那么，如果国家要利用自己的职能，追求民众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应该怎么办呢？诺思认为，这通常需要具备三个基本特征：
除此之外，诺思认为，国家所提供的基本服务，还应当有两个目标：
从历史上看，有规则的社会，更有秩序和效率。因此，国家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完全无政府管制的一盘散沙状态下，经济增长和规模经济都很难出现，也不可持续。
但是，如果国家制定的规则违背常识，或者压制了创新活力，那对各个阶层也都不是好事，对经济增长的伤害尤其大。那么，国家组织究竟能不能给经济增长带来积极促进作用呢？
很遗憾，历史事实一再证明，由于国家组织的不稳定性和实际利益争夺，国家通常会造成效率的不断降低，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为什么会是这样？诺思教授认为：经济产出最大化，会和国家谋求税收最大化存在根本利益冲突。
比如，这个国家确定私有产权制度，鼓励市场竞争，追求经济增长最大化。为此，整个社会系统就应当努力减少摩擦冲突，也就是营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和个人发展的良好环境。要实现这样的环境营造，政府就要花很多精力用于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有官僚体系、安全体系，有完善的法律和监督。这就要花很多钱，而国家收入来源主要是税收。为此，就要向企业和个人征收更多税。但税收增加后，市场通常会是负面反馈，经济增长会放缓。
而为了避免上述两个目标之间的冲突，国家又陷入两难选择：
这两种情况的出现，都会导致国家组织的不稳定，从而为新的制度变革提供可能。任何新的制度变革，都将对原来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带来巨大影响，从而使得经济发展更不稳定。
因此，诺思也总结说，国家并不是中立的组织。在历史上许多阶段，统治者获取收益最大化，与降低社会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持久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也是很多国家衰落的重要原因所在。
关于“白搭车”的机会主义行为。一说到机会主义，很多人应该都会联想到“投机取巧”这个词，不按规矩办事，没有原则等等。
你可能在生活中也碰到过不少例子，
这些机会主义现象，其实就是在一个利益群体里，部分成员所做的努力，让所有成员都能得益，通俗地说，就是做了“好事”，但除了做“好事”的成员之外，其他人几乎不用付出任何成本，等于是“白搭车”。
那有没有办法，克服这种白搭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并让利他的行为能够延续？
诺思教授的答案是：当然可以，但前提是形成一种有共识的意识形态，并让大家遵守。这就涉及“制度变迁理论”的第三个部分：“意识形态理论”，我们一起来看。
需要注意的是，诺思教授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关系不大，强调的是人对事物的感观认知。
比如，有个邻居爱占小便宜，你是容忍他占小便宜？还是你更在意，你付出的努力，要和回报相匹配？这就涉及不同的意识形态问题。
在思考“制度变迁”问题时，诺思融合各方面看法，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这和他提出的“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一起，构成了“制度变迁理论”三个相互关联的分析维度。它们对应的就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
之所以如此重视意识形态问题，是因为诺思教授相信：市场机制得以有效运行，有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人们认同一定的意识形态，遵从相应的规则，这样市场成本最小，经济效率最高。
比如商业诚信，就会影响交易成本。你去北京同仁堂，门口会看到一副对联：“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你去另一家老字号药堂，杭州胡庆余堂，也会看到一块牌匾，上面写着“戒欺”两个大字。
这都是他们和顾客以及同行的约定，也是他们自行遵守的诚信规则。他们越认真遵守，顾客和同行就越信任，生意做起来也就越简单。大家不必花太多精力讨价还价，也不必担心药品质量，生意因此越做越大。
套用诺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来解释，就是“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要素”。它的核心作用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商业诚信原则，成了商家和顾客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
商家一旦有想“白搭车”的机会主义行为，比如开始卖假货，以后生意就会受到影响，甚至关门大吉，再想证明自己货真价实，不知道要费多少功夫和钱财；顾客也不得不花更多时间和钱财，“货比三家”，交易成本也上去了。
那么，有没有什么制度性安排，能够克服这些“白搭车”现象？确实有，比如建立产权制度或者国家出面制定规则。
但诺思教授认为，如果把成本收益核算清楚之后，这些制度基本解决不了问题。原因主要有两点：
比如你的邻居“白搭车”，如果你在意邻里关系，担心在小区的名声，或者你就是乐于助人的人，你就不会拉下脸来，向邻居强调车的产权是你的，他得分摊油钱。因为这样做，你的声誉成本太高。
可是，长此以往，你主动让邻居“白搭车”的热情也会降低，毕竟他在占你便宜。怎么办呢？你可能有时会告诉邻居，今天你不上班；或者你告诉他车坏了；又或者你一早要去别的地方，和他不顺路。
但你这样做，并不会给你和邻居带来好处。你没省钱，甚至还要因撒谎而花钱打车或晚上班，邻居也多花钱坐车。你们的综合成本都增加了，经济效率都降低了。很显然，靠界定产权很难解决问题。
比如我们假设政府出面规定，允许你搭车，但是你要主动和车主分摊油费。看起来是对症下药，但实际上，只要车主依然不好意思开口，白搭车的人仍旧不会付钱，这个规定就会形同虚设。而且，如果政府要检查和落实的话，需要派出大量的人力，成本太高了。不光白搭车的人不乐意，甚至车主也觉得麻烦。
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增加了社会成本，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或者说，解决这个问题而增加的社会成本，超过了收益。
那这看起来并不复杂的“白搭车”问题，还能解决吗？
诺思认为，至少有两类可行的解决办法。但前提是，大家要形成相同或相近的意识形态，形成有共识的规则，约束大家的行为。
我们还以搭便车来举例，大家积极赞赏自愿免费，同时允许并尊重成本分摊，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提供免费顺风车，或者通过分摊成本让人搭便车。
比如高考时期，很多私家车自愿提供考生接送服务，这就是一种自愿免费的行为；而平时我们从网约车平台上，约顺风车，支付费用，就属于成本分摊。
财政负担好理解，比如，财政支持开通更多公交路线，或者把票价降低，方便出行。
但财政负担最终要纳税人买单，增加公共交通投资，政府就需要多征税或多借债。政府在公交上多花钱，也就会在其他方面少花钱。
更重要的是，政府很快会发现，与其负担更大的公交成本，还不是人人满意，倒不如放开出行市场。比如发放更多出租车牌照，或者允许私家车和网约车，按规则提供有偿服务，同时加强监管。
这样做的好处，是政府不用多花钱，还会获得出行市场扩张后的更多税收，解决更多的灵活就业问题，创造新的GDP，也满足了更多人的个性化出行需求。
还有一个好处，大家都有各自的成本和收益评估，也有各自的权益和选择自由。
所以诺思说，只要让大家相信，新的制度是合理合法的，大家主动遵守，各自的成本更可控，效率会更高，那么无论是政府制定的新规则，还是市场形成的新模式，都有更大的可能被尊重和遵守。
因为在新的制度建设过程中，实际上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共识，人们不再过于计较个人利益，而是服从新的社会规则。用诺思的话来说就是：当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个人违反规则和侵犯产权的情况就会减少，维护规则和产权的费用也就减少了。
所以，在这本书里所说的意识形态，不是指通常的政治思想，而是可以影响经济运转的人们的行为习惯、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
一个有群体共识的意识形态，可以帮助不同的个人和群体相互协调，监督决策过程。同时，还能对“白搭车”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惩罚。
有关技术创新的讨论近年来非常多，如果要问哪个国家技术创新做得最好，估计很多人都会第一个想到美国。
美国过去确实在技术创新领域一直领跑全球，在累计专利总数上占有优势。但是从年度申请国际专利数来看，美国并非一直居于霸主地位。刚过去的2019年和2020年，新申请国际专利数最多的都是中国。
当然，中国的技术创新还有很多短板，像芯片等关键技术仍然被欧美卡着脖子。但是，不要忘了，中国经济制度的改革从1978年才开始，这40多年的发展是非常迅猛的，技术创新也很大。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可以推进一个国家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反过来对制度形成什么影响？结合诺思教授这本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我们一起来看。
有关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关系，早在诺思之前，其实就有很多学者进行研究。比如，英国学者李约瑟对中国制度和技术进步的追问。
1976年，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了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
那么，应该如何回答这个被称作“李约瑟难题”的问题呢？诺思教授在1981年出版的这本《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从产权结构和产权理论的角度，可以说是间接交上了一份很有启发的答卷。
诺思认为，一个国家能加快技术进步，通常是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需求增长带来市场规模，二是发明创造带来收益增长。
从中国的实践和进步来看，过去20年里，通过不断完善专利法规，加强保护知识产权，大力打击侵权行为，再加上中国市场巨大的规模效应，所以中国的专利申请，在过去20年里呈现出爆发性增长。
比如全球企业申请的专利数，过去长期是日本东芝、佳能，美国IBM、微软和韩国三星领先。但从2019年开始，华为进入全球前十。可以说，像华为这样的中国科技创新企业能够出现，绝非偶然。
有了市场规模和专利保护，是不是技术创新就会大量产生了呢？当然不是，因为技术创新也是有成本投入的。
任何发明创造都充满不确定性，从经济回报上看，这是风险极高的事。因此，任何对发明创造的支持，都意味着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除了发明创造者自己，国家、社会，也有可能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
因此，一个鼓励技术进步的制度，必须要确保投资于新知识和发展新技术的权益，也是受到确定保护的。这种保护最清晰的方式，就是确认产权。发明创造成了，产权人获得收益；发明创造黄了，产权人承担损失。没有确认产权的其他人，只能围观，不能伸手。
你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清晰并受保护的产权，别人发明的新技术谁都可以拿来用，谁还有发明创造的动力呢？那显然是没有可持续性的，也非常不公平。
所以，为什么有的国家技术创新走不快？不是没有对发明专利的保护，而是没有形成“系统的产权”。
具体来看，系统的产权也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制度。
这同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不过40多年，技术创新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就是因为中国在“系统的产权”方面，迅速补上了很多漏洞，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开发体系和投资体系。
刚才说的都是制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那技术创新反过来对制度又形成哪些促进作用呢？两者是如何互相促进的呢？
诺思教授在书中以“第二次经济革命”，也就是从18世纪下半期到19世纪末的工业革命为例，阐述了技术创新从务虚到务实的三个阶段。
以苹果公司和富士康的合作为例，由于装配生产环节的极致专业化和详细分工，富士康是全球极有效率的装配生产商。结果就是苹果公司离不开富士康，重新建立装配生产线的成本极高。
不过，我要提醒你注意的是，这种对于专业分工的依赖，对于有规模生产能力的富士康来说，也可能成为创新的约束，给富士康增加新的成本。
这就涉及与技术创新有关的交易成本问题。由于规模生产能力的扩充，生产环节的每个阶段，质量控制问题、劳动纪律问题以及官僚主义问题，都会增加生产环节的内部交易成本。
总之，关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关系，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建立一个技术创新型国家，究竟还有哪些制度性工作要做。
诺思教授的研究重点是“制度变迁理论”，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三个部分。
这实际上就是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视角，来考察历史与未来。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历史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连接起来的。
那什么是社会制度的连续性，它和制度变迁之间是什么关系？制度变迁背后的“路径依赖”从何而来，对经济增长究竟是好还是坏？
在诺思看来，制度就像一个“过滤器”，筛选可用的人力资源和可用的资本。一个制度形成之后，不会主动求变，本身是趋于稳定的。如果设定制度的人不主动对它进行改革，这个制度就会延续下去。这就是社会制度的连续性。
比如从企业来看，一家公司换了一个CEO，公司的基本制度会不会一夜之间发生根本的变化呢？通常不会。
再比如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的农业税，从西周时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2006年中国才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你看，制度的稳定性、保守性和连续性是非常强的。
不过，刚才我们也说了，制度就是在筛选可用的人力资源和可用的资本，这些也被叫做资本存量。即使外部没有人为地主动求变，如果内部的资本存量发生变化，制度就可能发生变化。
这个道理说起来很抽象，我做个类比你就明白了，比方说，一个人平常穿衣服很少有变化，突然有一天，他涨工资了，自此之后，他几乎每天换一套衣服。这就是钱带来的习惯变化，和资本存量导致的制度变化有相似之处。
从历史上看，能够引起一个国家资本存量变化的因素，主要是两个：人口的变化和知识的变化。
那为什么即使制度有了变化，这些制度之间依然存在一些相似性？这就是诺思说的，制度变迁会出现明显的“路径依赖”。也就是制度变化的方向和方式，会有强大的惯性。具体来看，“路径依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设计一项新的制度，需要大量的初始设置成本。我们以企业为例，比如实行全员打卡上下班，考勤设备要增加，工位要齐全，监督查岗的人员也要配置，周期性评估和奖惩要有，这都会增加初始成本。再比如实行审批流程无纸化，最大的初始设置成本，是花钱开发自动办公系统，花钱请人教大家使用，并花钱维护信息安全。
而随着这项制度推行，单位成本和追加成本都会下降。这就意味着，制度变迁一旦取得实质性突破，开始启动之后，往往可以延续一段时间。如果此时马上就折腾新的制度变迁，就意味着投入新的初始设置成本，这对企业来说很不合算。
企业对制度规则的掌握程度，会影响制度变迁的成本。如果企业发现适应一种新制度可以提高预期收益，那就会促进新制度产生和执行，否则就难以出现制度变迁。
要适应一项新制度，通常会产生新组织，随着具有互利性的组织产生，并与新制度产生协调效应，新制度的稳定性就会增加。
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20世纪80年代中国如何留住外资。当时不仅有吸引他们土地批租、税收优惠，有专门的外商投资和人才招聘服务组织，还搭配了商品特供、外销公寓，以及运动、餐饮和娱乐等生活服务，这些服务和招商引资政策产生了很好的协调效应。
当一项制度给人们带来明显好处，比如实行计件工资，鼓励多劳多得，人们对这项制度产生强烈而普遍的适应预期或认同心理后，这项制度就会不断稳固，很难被轻易改变。
你看，在成本递减、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预期中，都表明“路径依赖”的真实存在。它会对制度的选择和结果产生放大作用，你会发现，如果路径选择正确，制度的路径依赖会导致比制度变迁之前更好的结果。
以推进私有产权和市场化为例，中国的民营企业从1992年以来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里边的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是怎么产生的？
1992年中国加速市场经济改革，鼓励设立私人企业。由于开放领域多，产权保护好，1992年中国GDP实现14%以上的超高速增长，1993年、1994年，中国GDP增速都超过13%，市场经济大发展。
这样的经济增长，随后成为推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变革的重要力量。在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上，1998年中国深化国企改革，通过抓大放小，更多民企参与了国企改革，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随后，中国将宪法第11条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好的路径选择。
就是在这样的惯性之下，中国民营经济呈现出持续的发展和壮大。之前我们讲过对民营经济有一个诠释：“56789”。意思是说民营经济为中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不过，中国这样好的路径依赖，并不是普遍现象。当路径选择错误的时候，路径依赖的强大惯性会让错误不断放大。
所以诺思教授也提醒，如何解决不恰当的“路径依赖”，对很多国家仍然是现实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