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9月初的一天，刚刚入秋的耶拿已有了些许凉意。比利时著名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 1862-1935）独自坐在穿城而过的萨勒河边，眉头紧锁，凝望着这座风景如画的德国中部古城。一百年前，歌德、席勒、黑格尔、施莱格尔兄弟等人曾在这里将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推向高峰。
此时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三个年头，皮雷纳先是在战争中失去了儿子皮埃尔，而后自己也因为拒不执行德国占领当局的命令，被作为战犯关押在德国境内的战俘营中。只是由于欧洲其他国家知识界和政要的谴责，德国当局才被迫将皮雷纳遣送至耶拿，并允许他参加耶拿大学的学术活动。
战争与牢狱生活并没有磨灭皮雷纳性格中固有的积极与乐观，然而真正让他在内心深处难以释怀的，却是那些与他长期保持良好工作和私人关系的德国同事对本国战争行为的无条件支持。这其中就包括皮雷纳在学术战线上最坚定的同盟者和好友，经济、文化史学家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 1856-1915）。
从前那幅有关德国史学的浪漫主义图画被炮火轰得粉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令皮雷纳难以接受的残酷事实：民族主义的激情已经使德国历史学家们的行为完全背离了自由与人道。在他们如实直书的客观主义外衣下，隐藏着的是长期以来对国家的顶礼膜拜与俯首帖耳。“我可怜的亨利啊，”皮雷纳在日记中自嘲道，“原来无论在柏林还是在海德堡，充斥的竟是些有学识而无教养的人”。
惺惺相惜
皮雷纳于1879年考入比利时列日大学攻读中世纪史，曾先后在巴黎、莱比锡和柏林留学。彼时的德国史学在欧洲可谓独领风骚，在德国学习的一年时间里，皮雷纳很快以其渊博的学识、爽朗的性格以及一口流利的德语在学界结交了许多朋友，大家时常坐在一起边喝啤酒边聊学术。更让皮雷纳感到自豪的则是他在柏林期间受到了当时已是耄耋之年的“德国近代史学之父”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接见。也正是在这时，皮雷纳第一次见到了兰普雷希特。
1886年皮雷纳前往比利时根特大学任教，年仅24岁，三年后被提名为“比利时皇家学会”会员。早年的留德经历让皮雷纳同德国史学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来往，他是“德国历史学家大会”（Deutscher Historikertag）的通讯会员，并担任了著名的《社会经济史季刊》（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的编委。1890年后，皮雷纳已经在整个欧洲史学界小有名气，其有关中世纪欧洲乡村、城市史的几篇文章已是洛阳纸贵，成为了许多史学杂志书评栏目的常客。
兰普雷希特比皮雷纳大六岁，1874年起先后在哥廷根、莱比锡和慕尼黑三所大学主修历史和哲学。受当时的心理学、经济史和艺术史的影响，兰普雷希特主张历史学应当超越个体和精神的层面，探索和把握那些物质的、集体的和普遍的东西，同时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并将目光从传统的政治、军事和外交领域扩展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1888年这位德国史学界的“离经叛道者”以32岁的年龄开始执掌马堡大学中世纪史的教席，后转投莱比锡大学，开始执教于这所就历史学而言仅次于柏林大学的著名学府。
同样是年轻有为，同样是对各自既有学术传统的质疑与挑战，同样是对于历史当中社会、经济与文化要素的关注，让兰普雷希特与皮雷纳这两个讲着不同母语，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学术成长经历的历史学家互相欣赏，并由此开启了两人之间长达25年的友谊与合作。
二者学术合作的典范莫过于皮雷纳在兰普雷希特1895年主持的“欧洲国别史”丛书中以德、法两种文字先后出版的《比利时史》（Geschichte Belgiens/Histoire de Belgique）（该书到1932年完结时共出版七卷），该书的德语版甚至早于法语版而问世。在大学教学、人才培养和机构改革方面，皮雷纳更是以兰普雷希特在莱比锡大学的实践为榜样，对根特大学历史系的既有体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并定期派遣学生前往莱比锡进修。虽然皮雷纳并不完全同意兰普雷希特的所有学术观点，然而当后者因为其在《德国史》（Deutsche Geschichte）一书中宣扬历史学要在大规模集体现象中发现某种普遍规律，而遭到德国主流史学界排斥时，他不仅挺身而出，撰文为好友而辩，更将兰普雷希特在书中的一些方法和理论为我所用，贯彻在了自己的史学写作之中。
战争，决裂
1913年夏，当战争的乌云已经开始悄然笼罩欧洲大陆上空时，皮雷纳却与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对此浑然不觉，乐观开朗的他对在此时正在德国留学比利时年轻学者迪•马里兹（Guilliaum Des Marez）对德国史学家国家主义倾向的描述不以为然。带着几分“学究式的天真”，皮雷纳相信外交层面的暂时交恶只是上层政治人物的个人行为，而历史发展的大势仍会由经济、文化这些集体的、物质的力量所决定。这年的八月份，兰普雷希特前往比利时海滨度假，并借机来到根特拜访皮雷纳，然而谁都没有料到这竟是两人此生所见的最后一面。
8月31日，兰普雷希特在《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上发表文章，公开为德国的战争行为辩护：德国对比利时及其他国家的军事行动是“理所应当的”，因为这正是“高人一等”的德意志文化之使命所在。随后，皮雷纳逐渐发现兰普雷希特的这种“沙文主义”在他所熟知的那些历史学家中绝非个例：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贝缕（Georg von Below）、维拉莫维茨（Wilamowitz-Moellendorff）、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一个又一个昔日的同事和朋友开始在日记中被他冠以“沙文主义者”的名号，一种被背叛的感觉油然而生。“鲁汶大屠杀”事件后，皮雷纳开始将德国形容为“野蛮民族”。10月13日，德军正式占领根特，皮雷纳率领根特大学教授委员会严正拒绝了占领当局重新开放大学的命令，并同校内被德国当局所挑动的“弗兰芒分离势力”展开斗争。
1915年3月底，兰普雷希特出访比利时，他此行的任务除了发表慰军演说外，便是说服皮雷纳同德国当局合作，并以此确保自己好友的人身安全。在布鲁塞尔，兰普雷希特首先见到了迪•马里兹，当他指着布鲁塞尔大广场（Grand Place），向后者表示比利时在占领当局的管理下是多么的井井有条时，迪•马里兹愤然起身，当面警告了这位自己在莱比锡时的导师：“如果德军此时撤离，我将不能再保证您的安全”。4月6日，皮雷纳收到了这位“旧友”从布鲁塞尔的来信，询问他能否见面。此时刚刚遭受丧子之痛的皮雷纳马上给布鲁塞尔和莱比锡写了两封内容相同的回信，明确拒绝了兰普雷希特的请求：“也许您不会相信，我们之间25年的友谊已经被这场战事彻底动摇了。回首过往，我深深感谢您所给予我的一切，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然而请同情和理解这位刚刚经历过丧子之痛的父亲的感受，他的儿子为国捐躯。”兰普雷希特最终没有来到根特，两位昔日好友和学术同盟者再也没有见面。
兰普雷希特的回信生硬而自大，在礼节性地向皮雷纳表达了节哀顺变后，他话锋一转，开始强调自己的同胞也同样承受着痛苦与牺牲以及这场战争的目的与意义：“谁也说不准未来将会怎样。然而有一点您得相信，那就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德国将会是一个高等文化的帝国，并拥有着足以席卷世界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其意义绝非仅是战场上的胜利，更不是其他文明中的那些糟粕所能匹敌。”读过信件后，皮雷纳联想到了兰普雷希特之前与其他92位德国知名学者、艺术家共同签署的、意在向德国政府表忠心的共同宣言《对文明世界的呼吁》（Aufruf an die Kulturwelt），皮雷纳认为也许问题的根源出在德国的教育上，否则便难以解释为何如此众多的像兰普雷希特一样的饱学之士会甘愿成为国家的仆从，为何他们竟会盲目而不自知，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独断专行而不去考虑别人的态度与感受。
遗产与心结
经过三年的战俘生活，皮雷纳终于在1918年冬回到了祖国。此时，他不仅成为了比利时的民族英雄，受到国王的接见，更被整个西方知识界视为“文明世界”对抗“暴政”的斗士。在德国服刑的那段时间里，皮雷纳经常为来自欧洲各个国家的战俘们开设历史讲座。“课堂”内外的交流，使得皮雷纳意识到了打破国家与民族界限，从欧洲整体出发思考历史的重要性，而这正是其日后写作《从蛮族入侵到十六世纪的欧洲史》（Histoire de l'Europe des invasions au XVIe siècle）、《默罕默德与查理曼》（Mahomet et Charlemagne）等书的契机。
战争带给整个欧洲文明的创伤更让他意识到了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在现实中寻求平等与对话的意义。然而，德国及德国历史学家在战争中带给皮雷纳内心的创伤却始终难以愈合，战争成了他的一个心结：皮雷纳在战后断绝了同德国历史学家们的私人关系，辞去了几乎所有先前在德国学术组织中所担任的职务。1921年10月皮雷纳发表了他在根特大学的最后一次校长演讲。在简单回顾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所取得的成就之后，皮雷纳话锋一转，将批评的矛头尖锐地指向了德国史家对于国家的崇拜和对政治的狂热，为此他又特别提到了兰普雷希特的《德国史》，这本他曾经为之据理力争的著作：“单看卡尔•兰普雷希特的《德国史》，我们也能感受到书中所包含的沙文主义气息。”兰普雷希特此时早已去世多年，可皮雷纳还是不能原谅他。正像这场大战带给许多欧洲人的那样，一切对皮雷纳而言都再也回不到1914年之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