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改革开放之初，一位美国历史教授讲了一段见闻。他问美国学生为什么要学历史，绝大多数人的回答是感兴趣。问中国台湾的学生，得到的回答是，为兴趣而学历史太奢侈，我们学习是为了救国；后来他接触内地的学生，答案竟如出一辙。把学历史和救国联系在一起，这令西方人感觉十分新鲜。这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学习和研究历史可以有如此不同的角度。
写史给谁看
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民族颇有几个，但没有像中国这样特别重视历史文本，对史书赋予沉重使命的。最常见的说法是“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这里“替”是关键，就是一个皇朝由盛而衰，最后被下一个朝代给“替换”了。
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让本朝能够千秋万代，避免被别的朝代“替”掉。谁最该吸取这个教训？当然是皇帝和他的家族。所以，历史首先是写给皇帝看的。
中国的二十四史，只有第一部《史记》例外。
尽管司马迁本人是史官——太史公，但他著史的目的不是为了皇朝的延续，而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胆子很大，一直写到“当代”。他是汉武帝时代的人，《武帝本纪》也写出来了，而且对武帝没什么好话。而且《史记》还有点像布罗代尔所提倡的写生活史，给各类人都写列传。中国人历来是轻商的，但司马迁给商人也写列传。
所以《史记》是中国史书里的一个异类，既记录史实，也寄托情怀，而不是为了给皇帝看。但从此以后，历代所谓“正史”，也就是官史，基本上是给皇帝看的。
著史不媚上
史书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监督和约束当朝统治者，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国古代史书遣词造句都代表着褒贬，这是从孔子著《春秋》时定下来的，所以有“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说。孔子维护的是正统秩序，不容犯上作乱。例如臣杀君，叫“弑”，君杀臣叫“诛”。前者是大逆不道，后者是罪有应得。
大家都知道文天祥的诗：“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春秋时期有两个能坚持原则、坚持说真话的史官，齐国的太史简因为大臣崔杼把齐庄公给杀了，在史书上写：“崔杼弑其君”。崔杼说不能用弑字，他坚持用，就被杀了。
那时候，职位常是一家继任的。他死后弟弟接手，坚持用弑字，结果也被杀了；另一个弟弟再接替这个工作，还是用“弑”字，同样被杀。三兄弟前赴后继，就为了这一个字。最后崔杼手软了，觉得不能再杀下去，就认了。所以《春秋》里的记载就是“崔杼弑其君”。晋国董狐的事迹也差不多。
我们今天谈这些事，会觉得很可笑，为了用哪个字居然牺牲性命。但春秋时期的人认为，这是原则问题，是道统。“殉史”应该算是中国特色。无论如何，这些史官为后来写历史的人树立了一个标杆，坚持写真事，不能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而瞎编，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统治者的言行载入史册，关系到身后名誉。要想历史把他写好，就要做得好。做不好，在历史上就是昏君、亡国之君。所以对于皇帝或统治者来说，史书可以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令其有所敬畏。
顾准说中国的文化是“史官文化”。也许就是从齐太史之后立下的规矩（我没有考证），君主本人不能看史官如何记载他的言行。这样，史官才可以无顾虑地如实记载，为后世提供真实的史料。这个传统在皇权专制时期能保持近千年，很不简单。
后来到唐太宗时期，皇帝做了坏事，怕史官记下来，坚持要看“起居注”。褚遂良等人顶不住，就破了这个规矩。后来隐恶扬善，歌功颂德的就逐渐多起来。不过总的说来，史官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二十四史，仍是相当可信。
不过辛亥革命后，民国官史对晚清的说法以及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前各政治派别的褒贬，开始有失偏颇。因为“本朝”的开国者与“前朝”旧主，往往是同一代人。不同的立场，对史实的叙述也大相径庭。
建国之后，也有类似的问题。不过自改革开放以来，史学有很大进步，真相逐渐显露出来。比如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是很了不起的一件大事。这两年民国史以及晚清史的著作很多，从档案中挖掘出很多真相，对史实以及历史人物重新评价，推翻了不少以讹传讹的旧说。
怎么看历史
自19世纪中叶中国人放眼看世界以来，再讲历史，就不限于中国，“以史为鉴”也包括以他国兴衰为鉴。中国人研究外国历史，最开头的着眼点是：为什么他们能打败我们？这也就是我开头讲的中国学生回答美国教授为什么学历史的问题——是为了救国，不管学中国史还是学国外史。这是当时知识精英的共同情结。
但是“他们”为什么强大，就不能以皇朝兴衰为主线了。因为欧洲从中世纪以后的发展途径，就不是一国一家的王朝兴衰。历史发展是以生产力、思想的进步和制度的改变为主线的。比如你要学英国历史，你得看13世纪的《大宪章》。这个之后，就是克伦威尔革命，以后又有光荣革命、工业革命，等等。而不是以斯图亚特王朝或都铎王朝怎么样了，为线索。
因此我们在学欧洲史时，总是要学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革命、工业革命，什么时候有了蒸汽机之类。既跨越王朝，也跨越国界。这样，不知不觉引进了另一种历史观。
作为我们，既然是“共和国”，又以马克思理论为主导，那么，历史观就应以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大众的福祉为标准。不是总盯着皇家，而是看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包括用什么器皿，什么时候机械化、电器化了，以及风俗的演变等等。至于统治方式、政权的兴替，制度的变迁，不过是手段。
这样历史观就倒过来了：不是说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是为了巩固当权者的统治；而是说为了国家繁荣、人民福利、社会进步，什么样的政府和制度是合适的，不合适就被“替换”。
几年以前，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大国崛起》，曾引起热议。比如纪录片中提到荷兰这个蕞尔小国，曾经一度因其最自由、最开放、最创新而领先欧洲，称霸一时；比如德国作为欧洲的后来者，特别重视教育，19世纪德国的教育在欧美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德国也以此兴国。
这就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历史，脱离了帝王家谱的体系，颠覆了为皇朝服务的历史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国崛起》无形中起了一些突破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