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玉贞，山东青岛人，193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苏关系、共产国际与中国关系问题专家。
（北伐军）
1927年国共统一战线破裂，传统的中共史学认为蒋介石“反苏、反共”。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在约8年的时间里，孙中山、蒋介石、国民党是共产国际的朋友。这里有很长的故事。
1919年中华革命党等各派力量整合组成了中国国民党。党的领袖是孙中山。他对1917年俄罗斯发生的巨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其重点在于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力量，它的军队建设及其在巩固和维持政权方面的作用。
虽然从1920年会见俄共(布)西伯利亚局远东党组织的代表吴廷康时，孙中山就表示愿意与俄国取得联系，甚至有意建立大功率的电台于中国东北，以保持与苏俄的联系，但是对于苏俄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他却多持非议，早在1921年底就对共产国际正式派往中国的代表马林说过，列宁的共产主义政策只能在苏俄实行，在中国则“扦格不通”。1922年在广州为应对青年共产国际代表A.C. 达林宣传的苏式共产主义，他建议后者先开辟一块共产主义试验田，如获得成功，他孙中山再在中国推广，这事实上是一种婉拒。到1923年1月，孙中山同苏俄特命驻华全权代表A.A.越飞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则索性开门见山地表明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不适合中国，因中国不具备实行这种制度的条件。他追求的仅仅是苏俄从物力财力和人力(如派遣军事专家和各领域的顾问)等方面帮助他实施在中国西北建军以夺取全中国政权的庞大计划。至于国民党的军队建设和政权建设，其指导思想只能是他的三民主义，他要建立的不是仅仅代表无产阶级一个阶级利益的专政而是代表全民利益的政体。所以他屡次表示反对苏俄剥夺有产者的政策。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它是列宁首倡的，其使命是为苏俄外交服务，把苏俄革命模式推广到全世界。为此共产国际向许多国家派遣秘密使者，鼓吹实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推翻当地的资本主义制度。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就是在这种本不兼容的思想体系中演进着。这种不兼容性命定地影响了二者的关系。但是在初期，二者找到了一个契合点，这就是推翻北京政府。
1922年9月越飞使团的军事代表格克尔就在上海同孙中山讨论过由苏俄帮助孙中山在中国西北建军以推翻北京政府的计划，孙中山的代表李大钊、张继还同越飞商讨过建立一个孙中山吴佩孚联合政府以推翻北京政府的计划。1923年1月孙中山越飞再次讨论孙中山的军事计划。1923年年初俄共(布)决定给予孙中山人力、物力的援助。为具体落实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援助，为就即将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的制定听取莫斯科的建议，蒋介石于1923年8月率领国民党的代表团访问苏联。1925年胡汉民率领第二个国民党代表团，同样有为即将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的拟定听取莫斯科建议的任务，胡汉民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以求撇开中共，由国民党直接与共产国际联系。
邵力子率领的是国民党正式派遣的第三个代表团，因还是在国共合作时期，该团内还有中共代表谭平山。1926年7 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顺利推进，队伍不断壮大。然而胜利在望时，国民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一方面蒋介石派遣邵力子到苏联，为争取国民党的国际地位和排斥共产党掌权再做努力，以避免未来大权“落入”中共手中。另一方面，在国内，在许多问题上，总司令蒋介石羽翼渐丰时，甚至开始尝试向共产国际摊牌。可是这时的共产国际鉴于上海工人已经在1926年底发动起义迎接国民革命军的到来，共产国际“信心”大增，认为国民党左派和中共掌权已经为时不远，中国革命能够迅速“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本着这个信条，共产国际依然把左派国民党人为主的武汉政府当作“自己人”，再次“坚定信心”，到1927年3月汪精卫回国途经莫斯科时还答应给予援助。向其提供贷款，或分两次或以商品形式支付。
（邵力子）
邵力子赴苏前发生了四件大事，一是三二O事件，二是5月15日国民党中央全会通过的这《整理党务案》。三是1925年底的西山会议派正式打出了反苏反共的旗帜并且做出决议，如解除鲍罗庭的顾问职责，开除李大钊的国民党党籍。四是北伐过程中中共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在工农政策上同国民党发生激烈争论，二者分歧越来越明显。三二O已经有杨天石教授的专著，此处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