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来，地球大舞台上发生的每一个文明，都是一个自带特殊灵魂的生命体。基于一个多世纪的比较文化研究经验，文明互鉴成为当下理解和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命题。笔者以为，文明互鉴的学术要义在于，首先有效辨识出每个文明的独有灵魂特质。而21世纪的知识条件，已经为辨识文明灵魂的发生学探讨及时提供了文化基因视角。
一、文化基因论：
文明互鉴与本土文化自觉
凡是曾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其人民，如今正在经历一场本土文化自觉的再启蒙运动，堪称轰轰烈烈，方兴未艾。我们这一代学人生逢其时，倍感荣幸。
文化自觉运动的思想引领大旗，有在全球学界发挥摧枯拉朽作用的后殖民主义。其解殖民批判的锋芒，直指自古希腊时代以来的西方文明优越论、欧洲中心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这场浩大的思想运动的星星之火，率先由西方学界内部的文化人类学家点燃，再由一批在西方教育体制内的异己者——非欧美族裔、非白人族裔的卓越思想者（从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家庭的德里达，到萨义德、法农，从罗伯特·杨到斯皮瓦克）充当强力二传手，通过他们的著书立说而得到传承和弘扬，终于形成今日遍及全球的燎原之势。
以笔者之浅见，如今的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所倡导的新文科建设大潮，理应将解殖民批判的内容放在突出位置，让每一个参与改革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能共同牢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屈辱历史，并自觉补习（之所以说“补习”，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体制虽然孕育在民族解放时代大潮中，但是教育内容中尚没有一个突显反思和消解殖民主义观念遗存的批判性立场）当代思想家反殖民主义和去欧洲中心主义的珍贵思想遗产。出于这样的本土文化自觉意识，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在2020年11月线下举办“神话学与反种族主义”高端论坛，重温萨义德、德里达和马丁·伯纳尔分别从各自专业立场出发，对西方文明根脉的解殖民批判与研究成果，将文化自觉从口号变成具体的学术追求实践。
回到本文的“文明互鉴”命题，笔者认为本土学人在文化自觉的时代，不宜再依据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学术传统，去建构本国的历史、思想史、文学史和艺术史、美学史。尤其需要反思目前作为二级学科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学科发展方向。文科学界需要首先超越殖民时代以来强加给我们的西化有色眼镜，就像在自家餐桌上先搁置刀叉，重新拿回筷子一样。按照荀子提示的“解蔽”策略，重新认识和接续本土三千年国学传统，再以西学带来的有益参照，即知识全球化的总体认知宏大格局和多学科视角，让国学传统获得在新时代创新性发展再造的有利契机。
作为知识全球化的引擎学科——文化人类学，及其在我国人文学界所催生的新兴交叉学科——文学人类学，如今理应担当起为本国的文科发展建构本土文化理论的重任：从1997年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首届学术研讨会的“文化与文本”理论视角，到2021年学会理论标杆《文化文本》创刊号问世，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总体理论体系已初步呈现出来。这个体系大体包括如下与时俱进的层累叠加内容：
1992年的“神话哲学”论（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
1999年的“神话医学”及“文学治疗”论（针对现行文学理论教科书的普遍性欠缺）
2004年的“神话政治”论和“神话地理”论（《山海经》的再定性：针对《四库全书》将其归入小说家的传统误判）
2009年的“神话中国”论和“神话历史”论（中国没有经历过希腊那样的哲学突破或科学突破，所以需要“秘所思”[mythos,神话的]，而非“逻各斯”[logos]形而上视角，重新认识原生态的本土传统）
2009年至2017年的文化基因论
2010年的“文化大小传统”论（甲骨文汉字为小传统开始，大传统指文字以前和以外的文化传统，包括所有无文字民族的传统）
2010年的文化文本N级编码论（甲骨文为文化二级编码，经典为三级，古典时代之后的所有书写皆为再编码，即N级编码）
2013年的“玉成中国”论及其子题“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再统一中国”论；三次统一浪潮论（玉文化先统一，汉字书写文化再统一，秦帝国三统一）
2019年的“万年中国”论
2022年的“从上五千年反观下五千年所以然”理论，等等
只有在对文化大传统的全新认知基础上，才有可能自觉意识到：中国有文字的历史仅有三千多年，以往的国学格局限制在文字基础和文献牢房内无法挣脱，既不能有效关注中国之外的世界，更不能得知孔子所说“夏礼吾能言之”之前的文化真相。如今的整个文科学术，必须链接考古中国的百年大发现，让有关上五千年的新知识，成为叩开求索下五千年文明所以然之门的钥匙。有关“文化基因”的术语及其运用，也是在这样的与时俱进的重新学习过程中脱颖而出的。
2021年12月，笔者在为上海大学的土耳其海峡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国际讲座中，首次具体论说中国文明除了有众所周知的四大发明，还有更加重要的四大文化基因：谷、米、玉、帛。在随后的教学和研究中，又增添另外两个基因，即史前社会图腾崇拜在华夏国家早期意识形态中的遗留：分别是“熊一龙”和“鸮一凤”。前者体现在伏羲天熊和黄帝有熊的圣号现象中，也体现在21世纪新出现的二重证据《上博简·容成氏》所记夏禹创建夏王朝国旗为“中央熊旗”的叙事中；后者则构成自史前鸟神崇拜的普遍信仰，到商周两代政治神话的革命性大变革中。
从当下看，谷米玉帛四种物质加上“熊一龙”和“鸮一凤”这两类神话动物，总共六大文化基因，是如何筛选出来的呢？两个必备条件，听起来是十分严格甚至十分苛刻的：第一条件是五千岁以上；第二条件是要和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密切相连。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基因一定孕育在尚未有文字的遥远的远古时代，因此上述六者中的每一种都会给象形字汉字的产生提供深厚积累的实物原型，没有例外。再以上述的第一前提条件即五千岁以上的年龄来做权衡：六大基因中有五个，岁数已经超过万年。其中资历最年轻的一项“帛”，即养蚕缫丝，也至少链接着我国先民经历过七八千年的独有生产经验。
换言之，中国先民在发明养蚕缫丝，并开启织丝穿衣生活方式之后，又过了四千年的漫长岁月，才迎来和中原文明共生的甲骨文中的“丝”字和相关文字群的问世！从帛这种文化基因孕育和诞生的年代，到驱动大传统中国向小传统中国巨变的第二次统一浪潮，是以汉字甲骨文使用为其标志的。如果我们仅有文字和文献的知识，即局限在文化小传统知识牢房之中，则根本无法认清华夏共祖黄帝之妻嫘祖神话背后的文化史深度内容。当你到湖南省博物馆参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几十种不同丝织品实物时，就会发现你的现代汉语词汇根本不足以应对十种以上的丝织物的名称！更不用说如何将华夏先民两千年前的几十种不同的丝织品的名称翻译为外文了。希望玉帛基因视角的文化史和思想史反思，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找回本国族历史书写丢失已久的灵魂。
二、文明互鉴与文学总体观：
重写文学史的前提
知识全球化为当今人文研究带来国际视野，文明互鉴的理论命题也由此应运而生。笔者并不认同对西方学界热议的“世界文学”话题做亦步亦趋式推进，原因是这个术语植根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语境中（彼之“世界”非此“世界”也），不如改用更显中性化的术语（如比较文学早期提出的术语“总体文学”，或“人类文学”）。
如何通过文明互鉴来重建人类文学总体观？这无疑将是未来一个世纪的新兴显学目标。这里仅从培根固本的宗旨出发，站在文化基因论所开启的深度认知高度，以中国文学为例试做若干原则性提示。
按照孔子口中的“文”概念去理解，春秋时代还不存在脱离宗教信仰和神话体系的纯文学或纯艺术。儒家创始人心目中的“文”，包含着以礼乐仪式行为为核心的整个精神文化和教育方式。由于我们现当代的教育是西化之后的分学科专业的体制，受教育者很难清楚理解孔子所说的“文”是没有学科划分局部视角之前的宏大概念、整合性的概念。而“文人”的概念，以金文中的“前文人”为原型，与今人的通俗理解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文”字之前附加“散”字，出现“散文”一词，其时间要比孔子时代晚一千五百年！可是当下数以百计的中国文学史教科书却是众口一词地将孔子《论语》归入“先秦散文”文类，其误导效果岂止是张冠李戴，简直是缘木求鱼一般。因此，每个学生在一开始学习时，就被现代性的西化文学观严重误导。大家会误认为《诗经》就是孔子所说的“文”或“文学”，陷入盲人摸象的认知窠臼而不能自拔。解药之方早在约三十年前的《诗经的文化阐释》就已开出，到十多年前的《文学人类学教程》，更提升到理论自觉的高度加以全面阐释，就是按照人类学的文化认知原则“从本土观点看”，放弃以诗歌散文二分法有色眼镜讲述古代文学的套路窠臼，首先恢复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国话语：从诗骚辨体（风雅颂赋比兴）和书经辨体（典谟训诰誓命）开始，延伸到《老子》《论语》辨体……完成类似现象学还原的学术基础清理工作。
回顾孔子亲口说出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便不难悟出那时的“诗”是和礼乐表演行为紧密组合为统一体的。今日学生在课堂上当作上古文学作品来学习的文本化的《诗经》，无非是当年的祭祀礼乐活动中所吟唱的歌词而已。离开了现实语境，对文本展开咬文嚼字式的教和学，这其实早已背离孔门教学的真相（风乎舞雩咏而归）。伴随西化大潮而空降到我国来的“文学四分法”（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更是将三千年丰富多彩汉语文学史切割得体无完肤，七零八落，更不用说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了。就是因为学界迄今也没有开启过一场全民性的解殖民批判和反思，大家早已习惯安于现状，让以讹传讹的文科教育就这样代代相沿，至今依然在不断延续。
从解殖民批判的视角看，当代本土学术“解蔽”，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浩大工程，至少需要在两个方面展开。除了上述的解殖民主义背景下的西化之蔽，回归从《尚书》六体到《文心雕龙》百体的本土文学观和本土话语，还要努力解现行西化教育的分科制度之蔽。分科教育的弊端为何？借用成语来说，就是：一孔之见，以管窥天或坐井观天。庄子感慨战国时期国学的衰败，曾用“道术皆为天下裂”这样的比喻。在百年现代西化的分科教育作用下，如今的全部受教育者都早已习惯被“裂”后的知识格局，又怎能指望这样的教育范式孕育出能够回应“钱学森之问”的博学通人和学术巨匠呢？
虽说2021年新文科变革的宗旨已经明确要拓展交叉学科，但是这毕竟来得太晚了！西学东渐以来的分科教育至少流行一百年了。以二十年为一代人计算，我国至少已经有五代人是在单一学科的体制下培育出来的。意识到这个事实，有助于面向未来，及时从顶层设计方面给出改变现状的执行方案。
以往在西学东渐大背景中，从学科本位出发所构建的那些文学史、艺术史、文论史，还有形形色色的哲学史、思想史等，都需要重新加以检讨，这是文化自觉的时代要求。换汤不换药地“改写”文学史、哲学史和美学史，几经轮回却收效甚微。后继者如果依然承接殖民话语笼罩下的空降而来的理论体系和分类原则，无论多少次“重写”，也是无济于事的，难免会沦为机械复制那种缺乏灵魂主线的文本作品的陈年流水账本模式。学科本位视角的学术局限性，如同庄子当年借《秋水》所讽刺的河伯心态，那当然是“道术皆为天下裂”后的产物。新的整合性的世界视野，需要建立在文化人类学新知识范式基础上，即包括所有人类族群。不能再简单地以文明国家为单位，依旧让帝国的霸权话语唱主角，点缀一些非西方国家的文学充当佐料。依照科学史学界大师托马斯·库恩所提示的“科学革命”的逻辑，需要思考如何启动研究范式的总体性大转换。要以族群或部落为单位，去努力呈现人类文学之全景景观。
而每一个文明古国，也同样需要对每一个断代史时期的文化精神内容做出人类学意义上文化厚描式的洞察和把握，这样才有可能写出各具特色的国别之“史”，处理好总体与局部的关系，并适当考量宏观与微观并重的新颖呈现方式。
每个文明特有的灵魂何在？答案是：它们就潜存于每个文明古国得以成立的精神信仰根脉，以及由此塑造出的核心价值观之中。这正是倡导文化基因论的意义所在。如果要写出一部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史，那就需要编写者本着文化自觉的时代要求，先从汉语书面文学海洋中找出从内容到形式均能够彰显“中国性”（Chineseness，特指中国文明所独有）的作品，由此为起点，再去开启写“史”的大思路。以笔者浅见，可以在先秦文学中，考虑以荀子《蚕赋》为基点，再去讲《诗经·小雅·大东》的织女神话。《蚕赋》不仅其内容是西方文学和外国文学所无，其非诗非散文的华夏典型文体形式，也不会随意落入西化的文学四分法窠臼。《蚕赋》的文学史展开，不光要链接后代的全部同类的作品（此类大数据性质的工作，如今均可以交给人工智能机器人如ChatGPT),更要根据六大文化基因的辨识结果，去努力聚焦到华夏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系”部的249个汉字，以及随后更大规模汉字工具书《玉篇》中“系”部字459个。只要从这些神蚕吐丝的相关意象中选择出几个关键词，如“经”“编”“织”等，中国文学与中国学术的核心对象“经学”的内在根性关联，就得以呈现全貌。至于从丝绸纺织业实践中孕育的“经纬”观念如何再有效链接到华夏神话地理学，已是不言自明的。这样的构思，才有望彻底扭转几代学人“重写文学史”换汤不换药的旧套路。
如果再辅之以中国文化“多元一体”总体格局和各地风土人情，尤其是织女独尊而没有牛郎出场的地方性知识原生态保留的稀有情况（如甘肃西和县七夕礼俗作为国家级非遗），一部可以穿越到母系氏族社会纵深处的活态文学史和文化史脉络，大致得以总体呈现。
以塑造文明特质的信仰和神话观为主的思想发生史，是重建文学史和美学史的学术前提工作。不然的话，任何单一学科视野都无法有效捕捉到一个文明的核心价值。在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过程中，项目组团队通过著述和译著（“神话学文库”第一辑和第二辑，至2019年共出版38部书）并进的方式，通盘审视人类文明史上的苏美尔文明、巴比伦文明、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印度文明、凯尔特文明、韩国文明和日本文明，等等，从文明互鉴的初步尝试中得出第一条定理：没有一个古文明是由哲学或科学驱动的；恰恰相反，所有的古文明在起源期都受到神话观念的驱动和支配。没有例外的情况。我国现行的学科划分将神话列为民间文学，是严重的阉割性误导。不同文明彼此之间的差异，正可以诉诸不同神话信仰和不同核心价值观，从而得到根源性的阐释。文化基因视角，在此方面能够发挥极其重要的透视作用。
三、三大神话信仰形态
与人类文学总体观
待到各个国别文学方面的专家群体相继完成对本民族国家的新文学史的全景建构工程之后，汇聚成一部人类总体文学史的条件方可具备。对于这样的学术理念，西学内部的世界文学话语讨论者们，迄今尚未给出明确的预期或蓝图。同样，重写中国文学史的几代前辈学者，迄今也尚未考虑到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内部复杂性和丰富性。绝大多数跟随西方学界热点讨论世界文学话语的学者，也大体如此。鉴于这样的现状，本文如此这般的学术理念描绘，自然难免画饼充饥之嫌和子虚乌有之讥。为此，需要特意提示：在将文化自觉精神引领下重构的国族文学史系统知识创新整合为人类文学总体时，其可操作方案又是怎样的？即，用什么样的灵魂主线，来串联世界数以百计的民族国家和数以千计的族群的文学散珠呢？
本文试提出一个理论建议，可将文学人类学派为深度认知中国文化而拟定的文化大小传统的尺度，适当延伸用于人类文学总体的全景观照，并略加拓展，从大与小的二分式结构，拓展为超大、大和小的三分式结构。具体方案是：
1.三万至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超大文化传统
2.一万至五千年前：文化大传统（史前）
3.五千年前至今：文化小传统（书写文明传统）
做出这样的三个文化传统的再划分，不光是考虑到其时间跨度和彼此区分的需求，更是着眼于三大文化传统的信仰和神话形态的差异性。
超大文化传统：以神祇崇拜观念之前的万物有灵崇拜为主要精神特质，表现为先于多神教和一神教而发生在旧石器时代的萨满教信仰，是为所有人类信仰和神话现象的祖根。
文化大传统：多神教的信仰体系伴随人类农耕文化和畜牧文化而兴起，其时间约在距今一万年前。人类文学总体中的若干古国文明，如埃及文明、苏美尔-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等，都是建立在多神教信仰和神话体系上的。借鉴文学原型理论，这些古国文明中的文学或可视为其多神信仰的神话叙事体系的延伸和置换变形。
文化小传统：伴随人类文字发明而兴起，文字带来的文明国家导致万物有灵信仰的终结，也导致多神信仰神话体系逐渐向一神信仰体系演化，并终于在距今2500年前的近东地区孕育出全球第一个一神教信仰体系——犹太教文明，随后又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般相继催生出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
一神教信仰体系在欧亚大陆的西边获得后来居上的优势，并借助罗马文明的帝国扩张而四处传播，此后，又基本支配了后世的西方思想和欧洲文学发展主潮。不熟悉基督教思想教义，根本无法读懂《红与黑》《复活》《罪与罚》等西方文学名著；不懂作为世界第三大宗教之一、一神教的伊斯兰教相关知识，也就难以读懂包括《一千零一夜》在内的所有阿拉伯文学和印尼文学、马来西亚文学等。然而，在西方文明内部还存在潜流或支流状态的超大文化传统萨满神话范式遗存，我们过去的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也基本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情况。而缺乏这方面的神话背景知识，就无法看清在世纪之交风靡全球的《指环王》《哈利·波特》等魔法文学风暴。为此，我们专门组织翻译《凯尔特神话》一类的边缘性西方文学作品集，纳入“神话学文库”第一辑的系列译著群中。希望我国读者也能够在希腊和希伯来两个源头之外，窥测到西方文学的第三源头及其后世传承与当代复兴情况。
总结本节讨论，以神话信仰形态为标准，可以有效区分出构成人类文学总体的三大不同来源的文化基因库，由此催生三种神话传统，分别是：
1.30000年来的超大文化传统：萨满神话为文化基因
2.10000年来的文化大传统：多神信仰神话为文化基因
3.5000至2500年以来的文化小传统：一神信仰神话为文化基因
相对来看，已经被学术界建构出来的西方文学，基本源出于第二个传统和第三个传统的合流、组合与置换。具体看，西方文学之始是以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为代表的文学，属于多神信仰的神话系统，以奥林匹斯山诸神谱为总纲目，其在古典时代以后的发展，总体上被基督教的一神教神话系统取代。简言之，西方文学的开端基本上处于第二个文化传统和第三个传统依次主导的格局，在中世纪以后，则被后起的文化小传统即一神教神话系统支配。
印度文学是第二个传统即文化大传统的典型代表，因为印度教和佛教都是典型的多神教信仰体系，从吠陀到两大史诗，概莫能外。唯有四部吠陀中的《阿达婆吠陀》保留着第一个传统即超大文化传统萨满的原生态文学内容，显得尤为可贵。此外，在四部吠佗的其他三部中，也多少遗留着若干萨满文化传统的因素。
萨满神话信仰体系发生于30000至20000年以前，对人类文学总体中的中国文学、日本文学、朝鲜和韩国文学、东南亚各国的原住民文学、美洲文学、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学、新几内亚和南太平洋原住民文学、非洲原住民文学等，均发挥着支配性作用。
以国学传统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通盘审视规模达38部书的“神话学文库”，其实已为这种全球大视野中文明互鉴的具体辨析工作揭开序幕。其中的《苏美尔神话》《古代近东历史编撰学中的神话与政治》《巴比伦与亚述神话》等译著，要辨析并具体呈现：在印欧语系诸民族尚未登上文明史舞台的前夜，作为文明原型的欧亚大陆上最早的书面神话体系是怎样的？这样的后殖民立场和非西方中心主义立场所带来的学术启迪，将是一种连锁反应式的问题意识群。
第一，先于西方表音文字体系文学而存在的书面文学，是如何伴随着近东楔形文字文化圈的扩张过程，完成自全球最早的城邦文明———苏美尔和阿卡德国家向整个两河流域和地中海方向扩张的？
第二，没有这样的借助楔形文字体系的神话信仰大扩张运动，会不会有后来的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腓尼基文明和特洛伊文明？
第三，没有上述四个早期地中海文明，会不会有古希腊文明？
第四，若不是早期地中海文明之腓尼基人将改制升级的古埃及象形字变为迦南字母，再赠送给后起的古希腊人，会不会有古希腊文明?
第五，自西学东渐以来的西化教育，一直把古希腊文明作为独立的西方文明开端来讲授，让荷马和希罗多德、柏拉图，分别充当文明史最初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如今从超大文化传统和大传统立场看，这又是怎样的一种画地为牢和坐井观天？如此这般过激的西方殖民时代知识传播与教育，还要在我国延续多久？
第六，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之后，人类总体文学的全景建构，究竟应该由哪一方充当叙述人?
第七，《萨满之声：梦幻叙事概览》关系到过去在西方文学和世界文学话语中完全被蔑视和忽略的文学传统：从整个人类文化寻根溯源的意义看，它恰恰代表着两三万年的超大文化传统的精神内核。其在当今世界各个少数民族和原住民社会中的珍贵遗存形态，正在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相继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以当代著名思想家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批判，早将锋芒对准西方白人自以为骄傲的“科学知识”，并主动地为所有处在前现代社会生活传统中的当今原住民文化代言，在《后现代状况》的响亮宣言中，标举“叙述知识”（属口传文化传统的知识形态，不可能有理论，甚至绝大多数无文字）。利奥塔甚至还呼吁在后现代的教育体制中，让原住民的口传文化之“叙事知识”与西方的“科学知识”平起平坐。试问，在当今世界的中小学和大学课堂上，利奥塔的呼吁兑现了吗？
20世纪后期，笔者从主体精神条件出发来审视文学艺术起源学研究，先后尝试完成从“神话思维论”（1988）到“法术思维论”（1994）的理论视野建构，目的是要为文学史构思和具体作品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石。至2019年出版译著《萨满之声：梦幻叙事概览》一书，用世界四大洲新采集的口头文学素材，全面呈现通灵者作为萨满巫医的通灵秘诀：幻象。这也是从理论上解决在西学领域中争议两千年而不得其解的文艺起源观——柏拉图灵感说（又称“迷狂说”）由来的最佳渠道。
从国际萨满学权威伊利亚德，到日本的藤野岩友和美国哈佛大学的张光直等，他们作为先行者已经完成对我国楚辞系文学与史前萨满文化即超大传统的学术链接工作。其引领研究风气的意义正在日益显现。文学人类学派日后可以进一步加以细化研究的方向约有十个。兹列举如下：
其一，楚辞系文学向仙话传统的演变过程研究，如从《远游》到游仙诗、步虚词和度脱剧的整体文学史演化过程。其二，楚辞系文学向仪式展演和戏剧起源方向的学术链接，目前以海外华裔学者的戏曲人类学研究为突出代表。其三，鲁迅开启的《山海经》巫书与萨满教传统的学术链接，目前借助于文创产业大发展带来的《山海经》热，正在以前所未有的传播力风靡世界。其四，郑振铎、闻一多分别开启的“汤祷桑林”“高汤神女”的先秦典故的人类学再解读传统。其五，以方克强和程金城等为代表的当代文学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潮流。其六，以马西沙、濮文起、李永平为代表的俗文学和宝卷研究潮流。其七，以徐新建、王宪昭、王艳等为代表的多民族文学和多民族神话研究潮流，以台湾少数民族专家浦忠成为代表的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潮流。其八，以常文昌、黄玲等为代表的跨境民族文学研究潮流。其九，以彭兆荣、向云驹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潮流。其十，传承经典，完善神话历史丛书的出版工作。自1991年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启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丛书以来，后续的延伸项目为南方日报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神话历史”丛书。以萧兵先生为首的文学人类学派，由几代学者坚持接力，目前已经完成对《楚辞》(1991)、《诗经》(1994)、《老子》(1994)、《庄子》(1997)、《中庸》(1997)、《史记》(1998)、《说文解字》(1998)、《尚书》(1999)、《孔子诗论》(2006)、《山海经》(2004)、《春秋》(2010)、《礼记》(2010)、《仪礼》(2010)、《周礼》(2014)、《淮南子》(2010)、《墨子》(2021)、《尔雅》(2016)、《穆天子传》(2016)、《国语》（待出版）《吕氏春秋》（待出版）《后汉书》(2021)、《管子》(2023)、《黄帝内经》(2021）等上古经典全链接式的文化再阐释系列著述和出版工程。目前仍然空缺的经典解读案例也有待进一步跟进，如《周易》《孟子》《荀子》《韩非子》《鬼谷子》《左传》等。希望后续著述能够立足文化大传统新知识观，充分聚焦六大文化基因和华夏文明核心信仰价值观方面，以便为最终能够建构五千年大视野的中国思想发生史和文学史做好扎实而充分的学术铺垫。
期望能够早日见到用中国本土话语讲述的、既有血肉之躯又有独特灵魂的思想史、文学史和美学史。
【引文格式】叶舒宪.文明互鉴的文化基因视角——重写文学史的前提[J].中外文化与文论,2024,(02):27-39.
作者简介
叶舒宪，文学博士，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上海市文科创新基地暨神话学研究院首席专家。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文学人类学研究分会荣誉理事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中心主任、文学所研究员。历任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英国学术院、牛津大学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文学人类学，专攻中国上古文化和文学，出版《中国神话哲学》、《高唐神女与维纳斯》、《熊图腾》等著作60部，译著7种。知网收录论文600余篇。其研究成果曾荣获霍英东青年教师研究奖、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第二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第八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第十四、十六届上海市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等。代表著先后被译成英、法、俄、日、韩等五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