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中，我曾数次去拜访我所敬重的前辈学者、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顾问钱锤书先生，听钱先生就比较文学及一些有关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比较文学目前已在我国引起广泛兴趣与注意，北京大学集中好几个系和研究所的力量成立了大陆上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会，全国性的学会也正在酝酿中。在此形势感召之下，我决定不揣浅陋，把与钱先生几次谈话中涉及比较文学这个题目的内容略加整理，追记如次。
Wenn ich nicht sinnen oder dichten soll
So ist das Leben mir kein Leben mehr.
Verbiete du dem Seidenwurm zu spinnen，
Wenn er sich schon dem Tode nher spinnt.
Das kstliche Geweb' entwickelt er
Aus seinem Innersten，und lβt nicht ab，
Bis er in seinen Sarg sich eingeschlossen.
如果我不再思考或写作，
生活对于我也就不再是生活。
你岂能阻止蚕儿吐丝结网，
哪怕它是把自己织向死亡。
它从体内织出这珍贵的柔丝，
一息尚存，决不停息，
直到把自己封进自制的棺材里。
——《塔索》，第五幕第二场
此外如元杂剧《赵氏孤儿》，已经有不少文章论述过它在欧洲的流传以及它对英、法某些作家的影响。钱先生指出此剧不仅在英、法文学中产生影响，意大利诗人麦塔斯塔西奥(Pietro Metastasio，1698－1782)的歌剧《中国英雄》(L'Eroe Cinese)也采用这个题材，并且在剧本前言(argomento)中声明这一点；这个问题值得让留心中意文学关系的学者去进一步研究。
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还有大量工作可做的研究领域。自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严复、林纾的翻译在整个文化界都很有影响，而"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有意识地利用西方文化、包括俄国和东欧国家文学的外来影响冲击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国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郁达夫、闻一多以及活跃在当时文坛上的许许多多作家、诗人和理论家，都从外国文学中吸取营养，做了大量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郭沫若自己曾说他写诗受泰戈尔、歌德和惠特曼影响，他诗中那种奔腾呼号，与他研习德国浪漫诗人显然有密切的关系。当时的重要作家无一不精通一种或数种外语，深深浸淫于外国文学的影响之中，因此，研究现代中国文学而不懂外语、不了解外国文学，就很难摸到底蕴。有人不必要地担心，以为一谈借鉴和影响，就似乎会抹杀作家的独创性，贬低他作品的价值，这其实是一种狭隘的偏见。现代中国文学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是毋庸讳言的，但这种文学借鉴不是亦步亦趋的模仿，而是如鲁迅所说"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因此，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不是来源出处的简单考据，而是通过这种研究认识文学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特点和创新之处。
就中外文学，尤其是中西文学的比较而言，直接影响的研究毕竟是范围有限的领域，而比较文学如果仅仅局限于来源和影响、原因和结果的研究，按韦勒克(René Wellek)讥诮的说法，不过是一种文学"外贸"(the"foreign trade"of literatures)。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littérature générale)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所以中西文学超出实际联系范围的平行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有价值的。这种比较惟其是在不同文化系统的背景上进行，所以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意义。钱锺书先生认为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比较诗学(comparativepoetics)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互相阐发，是比较诗学的重要任务之一。进行这项工作必须深入细致，不能望文生义。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家大多是实践家，要了解其理论必须同时读其诗文，否则同一术语在不同的人用起来含义也不同，若不一一辨别分明，必然引起混乱。钱先生最近发表的"诗可以怨"(见《文学评论》今年第一期)，就是比较诗学的一篇典范论文，其中对韩愈两篇文章中的用语，就有幽眇精微的辨析。韩愈《送孟东野序》里说"物不得其平则鸣"，并不同于司马迁所说"发愤所为作"，而他在《荆潭唱和诗序》里说"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才是"诗可以怨"一个明确的注脚。在这篇文章里，钱先生旁征博引，用大量材料令人信服地说明中国和西方都认为最动人的是表现哀伤或痛苦的诗，很多诗人和理论家在说明这一点时不仅看法相近，而且取譬用语也常常巧合，这就指出了比较诗学中一个根本性的规律。钱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不仅要读诗话、词话、曲论之类的专门文章，还应当留意具体作品甚至谣谚、训诂之类，因为很多精辟见解往往就包含在那片言只语当中。研究文论还应留意画论、乐论，象文论中品诗言"韵"，就是取譬音乐而最早见于谢赫论画的"六法"，这与印度和西方文艺理论中以不绝余音喻含蓄有致的韵味，如出一辙(参见《管锥编》第四册，第1352页)。同时，对于脱离创作实践的空头理论，钱先生不甚可许。他强调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必须多从作品实际出发，加深中西文学修养，而仅仅搬弄一些新奇术语来故作玄虚，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毫无补益；他举了一些现代法、美文论家滥用"结构主义"的例子，批评了象克利斯蒂瓦(Julia Kristeva)这样一类人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