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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中,没有什么技能比学习能力更为重要。从全球来看,学习是对未来收益的高度预测。通过学习,我们会学到一种成长思维模式,即相信通过努力可以完成困难任务,通过商业运作,可以让财富激增,通过德行修养,让自己对家庭、社会做出贡献。学习帮助我们如何运用更缜密的思维模式去实现目标。

导师简介

孙立群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现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述《吕不韦》《李斯》《范蠡》等人物系列讲座,深受观众喜爱。易中天称赞他的主讲风格是“满腹经纶,胸有成竹,不疾不徐,娓娓道来”。

《史记》塑造我们的大局观

《货殖列传》为中国商人点赞

在中国文化中,重农抑商,十商九奸,投机倒把……等形象是对商人的描述,孙教授告诉大家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篇为商人点赞、为商人叫好的文章,就是司马迁的《货殖列传》。

《货殖列传》记录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富人,连同当时的物产、商业活动、经济活动一一做了描绘。歌颂了春秋至战国一批著名大货殖家:范蠡、子贡、白圭、卓氏、巴寡妇等这些商人典范,孙教授指出这是第一部为商人树碑立传的史书。司马迁在文章中将市场和商业的道理说得极透。首先是承认人的欲望,认为这不可压抑,一个社会的贫富差别是客观存在的,鼓励人们劳动致富。求富,理所当然。“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其次说明社会需要因势利导。“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两千多年以前,司马迁就给人们规划了致富的道路,“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同时对利润、分工等都有极精辟的论述,“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也讨论商业伦理和精神,从范蠡说到“富好行其德”的观念。从地域之差别引出商业的必要,提出商业竞争中的无常,“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这些理念是和今天的市场经济等非常接近的思考。孙教授认为司马迁对人性的深入理解、对商业的深入把握都值得在做企业家细细体会。

孙教授在《货殖列传》中选出了富豪排行榜:

先秦富豪排行榜

范蠡,中国古代富豪第一人。对商业精通。发财致富。富好行其德。

儒商子贡

孔子最优秀的学生,在《货殖列传》里列在第二。中国的第一个儒商。喜欢过富足、体面的生活。传载:“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粥财于曹鲁之间。”“七十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能言善辩,善于经营,喜欢过排场生活,他经商不单是为了发财致富,而与政治目的相联系。他所到之处,结交名流,到处宣传他的老师孔子,他是孔子周游列国经济上的支持者。“待价而沽”就是讲的子贡,司马迁评价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就是贱则买进,贵则卖出,掌握时机,从中转易。子贡做珠宝生意最成功,多年来,他积累了很多经验,他时刻把握市场行情的变化时机,处处立于主动有利的位置,所以笔笔交易有盈无亏。子贡是很早提出理解商品价值的人。

精明的商人——白圭

战国商圣级别的商人,他对市场观察非常细致,认为经商如孙吴用兵。审时度势,对经商时机把握恰到好处,靠贱买贵卖获取利润。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商理念。他把道德观念融入经商,不唯利是图,应当有“智、勇、仁、强”四种秉性,具备姜尚、伊尹的智慧、计谋。这一经营准则,直到今天仍为商界广为运用和提倡。他很低调,不怨天尤人,代表中国商人的正面形象。

多面手猗顿——畜牧起家

山西人。猗顿向范蠡求教如何致富,范蠡教他养殖畜牧。为当时晋商一带畜牧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乌氏倮畜牧

少数民族首领。经商发展畜牧,乌氏倮“比封君”是秦始皇对他的优待。

巴(蜀)寡妇清

巴寡妇清是四川重庆人,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她与秦始皇关系非常好,为富能仁,秦始皇封她为“贞妇”,诏她进宫,给以公卿王侯的礼遇。巴寡妇被奉为代表重庆地区巴国、巴郡时期工商业发展水平的标志性人物。

解读商圣范蠡

25岁以前,范蠡待在南阳。年轻时代,他是个不循规蹈矩的人,史书记载范蠡的用词,都显示他是个常人眼中的“问题少年”,“被发佯狂不与于世”“一痴一醒,时人尽以狂。”文种慧眼识范蠡,认为“狂夫多贤士,众贱有君子。”范蠡的人生中,文种是个重要人物,他独具慧眼地看出了范蠡的才能,像伯乐一样发现了他。范蠡审时度势,认为吴国已经有伍子胥和孙武辅佐了,不如去更能发挥特长的地方,于是和文种一起投奔越王勾践门下。

范蠡在越国待了42年,越国强大以后,他激流勇退,离开了越国。他敏锐地认识到形势的变化,对越王勾践的为人看得非常透彻。“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喛,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不为名利所扰,范蠡做事非常有计划,有谋略。

孙教授指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亿万富翁就是范蠡,第一个慈善家也是范蠡。范蠡师承计然,计然是老子的弟子。在范蠡思想中,追求和谐的天道、地道、人道尤为可贵。范蠡对治国有着高超的智慧,他说:“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认为治理国家有三件事要注意,国家强盛时要设法保持下去,这叫持盈,国家将要倾覆时要设法转危为安,这叫定倾,平时治理国家政事要得当,这叫节事。

他在齐地务农,又短暂出仕,后弃官而去,陶地经商。做官,务农,经商……范蠡适应各种角色,样样成功,宠辱不惊,他一生奋斗不止,境界极高。“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孙教授认为,现代中国人尤其需要学习范蠡的这种精神,因为人生不满意处十有八九,遇到坎坷,范蠡精神教育我们要保持内心的平和淡定,成功不唱高调,不讲大话。失败不怨天尤人,永远尽职尽责。

孙教授特别为学员们总结出范蠡精神和他经商的成功之道。

范蠡精神

不断进取,艰苦奋斗

儒道互补,健全人格

脚踏实地,勤谨务实

真诚经商,智慧经商

富而好德,回报社会

范蠡经商成功的秘诀

做事有备,把握时机——范蠡对商机的感悟是超前的。“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范蠡认为经商跟打仗有相似之处,要抓时机,要提早准备,要快。“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之为灾”。

贵出贱取——“贵出如粪土“贵上极则反贱”当商品价格很高的时候要及时售出,高到顶点就是变贱的时候。“贱取如珠玉”。当商品价格跌落到最低点,要像珠玉一样买进。“贱下极则反贵。”当商品的价格贱到底的时候,就会开始往上走了。

待乏积著——“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要合理地储存商品,加速资金周转,保证货物质量。

“三八”价格,薄利多销——“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也。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粮食价格控制在八十和三十之间,农末俱利,农民和商人都可以获利。“逐十一之利”,主张薄利多销,不求暴利。范蠡的商业理念渗透着人文精神。

富而好行其德——“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志在定立国君的吕不韦

与范蠡不同的是,《史记》中也记述了一些功高显赫却下场悲惨的人物。孙教授以吕不韦的人生经历为例,指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金钱改变历史进程的人,靠金钱进行政治投机,能量极大。他以“一千金”的成本,赢得了“一个国”的收益。孙教授侧重在人性上解读吕不韦,认为他聪明反被聪明误。

《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吕不韦不满足于家有千金,而是弃商从政,追求既富且贵的人生,将人生的赌注放在培养国君身上。《战国策》中记载的吕氏父子对话,生动形象地表现出吕不韦是个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吕不韦问:“耕田之利几倍?”其父答曰:“十倍。”又问:“珠玉之赢几倍?”答曰:“百倍。”又问:“立国家之主赢几倍?”答曰:“无数。”吕不韦在邯郸发现机遇,秦国的公子安国君的儿子异人在赵为“质人”,郁郁不得志,吕不韦发现异人是“此奇货可居!”吕不韦精心设计,敢于冒险,将异人辅佐成了秦国的国君。吕不韦通过“说服异人、邯郸献姬、游说秦国、定立太子,进入政坛”实现目标的“四部曲”,显示了他步步为营,办事周道,想问题全面的特点。吕不韦当上了秦国的相国,封文信侯,实邑河南洛阳十万户。权倾天下。

孙教授总结吕不韦的失败并非因为经商和处理国家政事有误,而是错在处理和赵姬的关系上,一错再错,酿成大祸。纵观吕不韦的一生,他是经商、管理国家的高手;却在情感的小圈子里丧失理性,迷失方向,导致身败名裂,令人深思。

李斯的跌宕人生路

孙教授对李斯的剖析,也是鞭辟入里,让人深思。

李斯出生卑微,“仓鼠一叹”表明了李斯的志向:“人之贤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他在厕所的老鼠和米仓的老鼠上,看出人与老鼠的状态十分相似,就看身处什么地位。李斯凭借自己的努力,成功实现三级跳:拜师求艺、入秦、帝国大厦的搭建者。他实现了由舍人——郎——长史——客卿——廷尉——丞相的人生巅峰。然而,李斯的人格非常低劣,为了荣华富贵,他不仅害死同学韩非,还不断迎合秦始皇,策划焚书坑儒,造成了中国文化专制,彻底沦为专制制度的附庸。李斯的后半生,理性丧失,原则丧失,晚节不保,自私低劣,被赵高拉拢、恐吓,沦为小人。面对赵高的政变,屈从赵高,仰天而叹,哭自己的老命没处安放。这种放纵,不但没有自保,还加速了自身的灭亡。72岁的李斯被判死刑,死的非常惨,“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孙教授评价李斯的人生大起大落,既有荣华富贵,又结局悲惨,认为他的人性太黑暗,迎合、屈从、为恶导致了他最后被杀。孙教授指出,李斯的经历对现代人很有启迪性,很多人从普通人一路奋斗到高官显贵,达到人生顶点后就发生异化,与他们在名利上,只知索取、自私自利密切相关。

司马氏与西晋兴亡

西晋第二次统一了中国,走了51年。这个政权的奠基人就是司马懿,孙教授评价司马懿头脑清楚,不跟曹操闹翻,同时还保有自己的个性,让曹操感觉他“软中有硬”。”司马懿一生很会审时度势,何时出山,何时隐居,为人处事不显山露水,韬光养晦。通过司马家族几代人的努力,司马炎当上了皇帝。司马炎当皇帝的时候很清醒,建立晋国,励精图治,提倡节俭,发展经济。司马炎提出的五条治国原则“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孙教授指出西晋是最有可能进行社会大一统的,可惜最后腐败,上行下效,奢侈挥霍,比富斗宝。皇帝带头卖官捞私财。清谈虚浮之风,社会风气腐化,司马家家风败坏,司马炎培养了个白痴接班人,司马衷。选了贾南风做儿媳,勾心斗角,策划“八王之乱”,对社会经济破坏严重,阶级斗争、民族矛盾激化,西晋灭亡后,中国进入混乱的五胡十六国时期。

孙教授指出:西晋缺少一个较为稳定、连续统治群体。在中国古代,一个政权能够平稳过度最初五十年至关重要,西晋统治者骄傲自满,陶醉于胜利之中,不思进取,导致政治腐败。唐太宗评价西晋的失败是“居治忘危,则治无常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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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0.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中国历史《史记》被文学家从各方面予以接受,既显示了《史记》的文学品质,也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即使当代“史诗性”的文学作品,追求宏大叙事,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史记》的传统。[7] 史学影响 汉代以前的史学都不是独立的学术领域,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地位。当时的经学相对发展得比较快,史学就是包含在经学分支里面的。 jvzq<84yyy4489iqe0ipo8hqpvkov87412:3:86613?36A7;8a714A<3;6;20|mvon
1.【中国传统文化】王晖教授:《五帝本纪》得与失:论司马迁的上古史观摘 要司马迁《五帝本纪》坚决摒弃了时人众口一词的“三皇”说,反映了司马迁审慎的上古史观念。在众说纷纭的“五帝”说中,司马迁采用《大戴礼记》中《五帝德》和《帝系》做基本框架,淡化炎帝凸出黄帝,不仅反映了他的儒家道统观念,而且也反映了他的历史认识论。《五帝本纪》的写作方法可称古之典范,他最早把儒家jvzquC41yy}/fxzdcp4dqv4pqvk09B=;7;7:68
2.葛兆光:中国史学是如何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认识的?【摘要】中国传统史学中有关世界的认识变化非常值得注意。从公元前2世纪的《史记》以来,中国就形成了“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世界观念。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曾有过三次虽然可能却终未实现的改变契机,但是一直到19世纪中叶西潮东渐之后,这一观念才出现根本动摇,新的世界观念终于成为常识并进入教科书jvzq<84yyy4sl€r0uf{/gmz0ep5jpot132771;=9:0nuo
3.《中华读书报》王立群:《不断推进史学的大众化》史学大众化并非当下首创。从上个世纪初开始,一大批专家学者已经开始尝试并走出一条成功的路子。如蔡东藩的《中国历史通俗演义》,“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堪称历史大众化的典范。只不过此书是用当时的“白话”写成的,在今日而言,要实现大众的顺利接受,已经有些困难。20世纪50年代史学家吴晗jvzquC41pg}t0qjpw0kew7hp1ktgq862:5523@9;40nuo
4.史记非常的重要真正的历史著作不是教科书,而是经过千百年反复检验后公认的经典。想理解中国、了解其文化传统就必须读《史记》。 以上内容由平台通过智能技术生成 有用   司马迁的《史记》从对历史的客观记载,到对历史学家的自觉,二者皆备,成为古代史学著作的典范。 jvzquC41yy}/onnrkct/ew47;jqb6mq
5.而《春秋》《汉书》分别作为“经”“史”中的典范,更是自学者与在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中,“经史子集”是典籍的核心分类,而《春秋》《汉书》分别作为“经”“史”中的典范,更是自学者与真读书人的必读书目——它们不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理解中国文化、塑造思想格局的“根脉典籍”。 一、为何“自学者不可不知《春秋》《汉书》”? jvzquC41zwkrk~3eqo524A=85;=:988826=87;:
6.八年级上册语文《周亚夫军细柳》教案设计(通用20篇)《史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共三千余年的史事,全书一百三十篇,包括八书、十表、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对历史学和文学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史记》不仅是史学著作的典范,而且是传记文学著作的典jvzquC41yy}/fr~khctxgw3eqo5gcw|gp1pjcx}wgiuoiƒzqlknvc8624977::3jvor
7.胡华与《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索尔兹伯里回去后写出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这是继斯诺之后,向西方介绍中国长征的又一畅销书,书中有68处引用了胡华的话,还有许多胡华介绍的长征亲历者的回忆。可以说,没有胡华的无私的帮助,也不会有索尔兹伯里的长征故事。” 澳大利亚学者泰伟斯以及布鲁斯·嘉博也指出:“由于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书《jvzquC41yy}/f||z{l/q{l0ep5o387244514;71e47:295/54969<;;0jznn
8.史学主体性和史家的主体意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史学主体性的社会性,与人的意识的社会性相通,史学主体性从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有鲜明的社会意识形态特征。 中国是一个有着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国家,史学传统源远流长。梁启超说:“中国于各种学问jvzquC41yy}/e|xp0et0ftizr5{iua|iyim4|iunlz;:281814>591v814>5945e6:B58784tj}rn
9.张新民:专精与兼通的学界楷模——陈祖武先生《恩重如山》序是书开篇《校读前言》,引钱竹汀《廿二史考异》序云:“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去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齮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与历代德才兼备之史家一样,“开导后学”亦为祖武一贯之治学宗旨,即使指出前辈学人的错误,目的也在发扬光大中国的史学传统,从中正可见其既jvzq<84cee4h|~3gfw4dp87245517:>1e7<83j6;27961yfig0nuo
10.20242.3西汉以前的中国数学《史记·夏本纪》大禹治水(公元前 21 世纪) 中提到“左规矩,右准绳”,表明使用了规、矩、准、绳等作图和测量工具,而且知道“勾三股四弦五”。考古学的成就,充分说明了中国数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1952 年在陕西西安半坡村出土的,至今六七千年的陶器上刻画的符号中,有一些符号就是表示数字的jvzquC41yy}/|}m0eun1|thv1;23><9244ivvq
11.“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文史通义解读》撰著感言其中有两篇最重要:一篇是《章学诚对历史哲学的探索》,发表在《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另外一篇是《论章学诚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发表在《光明日报》2013年8月22日“理论版”,此文又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文史通义〉:传统史学后期的理论探索》一文,有四个小标题:(一)“探索二千年史学的演变”,(二)jvzquC41dp{ij7gpw0kew7hp1|mtz|49d;7c9k987fh5;;9c53j: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