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方国瑜先生所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是现代重要的目录学著作，然其中也记录了方国瑜的经历、见闻和交游，以及云南文献的流传等事，具有重要的掌故价值。这些掌故，多是方国瑜身所亲历、耳目所亲闻亲见的，保存了若干原始资料，是研究方国瑜生平行实和学术成就的第一手史料，也是探讨云南文献的重要参考依据。
关键词：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掌故价值
方国瑜先生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以下简称“《概说》”），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现代重要的目录学著作。该书自1984年出版以来，就受到学界极大关注：邓经元称它是云南史料集大成的著作,[1]袁国友留意到它所体现出来的史料学方法论意义，[2] 张振利则对其编纂过程、体例、著录、内容等方面作了深入探讨，[3] 林超民教授盛赞它是“云南历史研究的坚强基石”。[4] 上述论说实有益于加深对《概说》的认识和理解，然则皆属目录学研究。实际上，《概说》也记载了方国瑜的所历所见所闻和交游情况，以及云南文献的发现、流传等，饶有掌故价值。因此，细致梳理《概说》中的掌故，不仅有利于全面认识《概说》的文献价值，而且对于深入研究方国瑜的生平学术、云南文献学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即对《概说》所涉及的人物与文献掌故做初步探索，以期稍有新意。不当之处，敬祈教正。
一 、方国瑜之经历与见闻
传统的解题目录，多冠以叙录、解题、提要、题跋、概论等名目，方国瑜则称“概说”，“意为大概说说，不计详略，不拘一格，结合史事，发抒意见”。虽然“概说”主要记史料来源和史料阶级性，[5]但方国瑜在具体书写时，往往“因书说事”，记录自己的相关经历和见闻。这些记录，不仅可作为史料概说的补注说明，也可以使普通读者产生阅读兴趣，从而学到历史知识。兹举数例，述之如下。
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的《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收有李鸿祥口述《昆明辛亥革命回忆录》，方国瑜以为“此人口述，未必可信”。他以亲闻之事证之：“1943年护国纪念日，昆明报纸登载《护国元老回忆录》，其中有李鸿祥口述，自夸护国有功。后一日，瑜参加讨论云南志书之会议，张华澜在座，甫入席，即大声言李鸿祥是护国运动最凶恶之敌对分子，而今当自称护国元老，奇哉怪哉。发言时猛拍案槕，茶碟戛戛作响，众愕然倾听。张曰：‘蔡锷离滇后，唐继尧继任都督，时李鸿祥为民政长，与唐争权，遭失败，走北京，依附袁世凯，得挂名将军府将军。筹安会起，李为袁世凯做皇帝奔走最卖力，已臭名昭著，又拉拢在京云南同乡上劝进书，集会之日，宣读已拟就之劝进书，肉麻已极，李列头名，众议推丁衡三，因年长也，而李唠叨不已，暴跳如雷，在座者拒绝签名而散。’时张华澜任国会议员，是日以视察反动派活动往与会，目睹丑事。是日看报纸载护国元老口述，气愤逾恒而大发牢骚也。张又曰：‘后来护国军在四川节节胜利，袁世凯派李鸿祥腰缠数百万至香港，厚赂云南军官，诱使背叛革命，已派人去联络也。俄而四川陈宧宣告反袁，袁愤怒而死，李鸿祥怏怏回京，垂头丧气，而今日自称护国元老，宁非天壤间一怪事。’当时在座老辈多人，亦发议论。”方国瑜因叹“评议史料之难”，并指出：“自古以来史料，今所得者，大都出自剥削阶级之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而考校者，往往以当事人第一手资料为可信，安知私心自用无中生有，犹言之成理，以自欺欺人，百无一是者，逐处皆然。考究史事之有无是非之间，只凭现象列论，无有不受欺骗者。” [8]可见，方国瑜这一见闻，给我们以极大启示，即对于当事人的口述或执笔史料不可尽信，需要从多方面对其加以鉴别考辨。
《概说》也记录了方国瑜听来的历史掌故。王仁求碑，自立碑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王昶访得时，已一千余岁，碑文尚完好，而方国瑜所得拓本，则漶灭已甚。从乾隆年至今不过百五十年，何以剥蚀至此？方国瑜从昭通老辈萧瑞麟（1868-1939，字石斋）那里听到了解释：“此碑自名闻海内，官于滇者，卸政归，每携以为书帊之馈，命里长拓送，苦于供应，乃捶毁碑字，故后来拓片漫漶至此，为考古者恨事也。” [9]萧氏所言，为后人探讨王仁求碑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二 、方国瑜之交游
方国瑜一生经历丰富，足迹遍于云南、北京、河南、江苏等地，由是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情谊。虽然他未曾留学外国，但其学术造诣也为海外所熟知，故与一些外国学者也有交往。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梳理《概说》所反映的方国瑜之交游。
（一）抗战时期的内迁学者
“七七”事变之后，北方以及沿海诸多学术机关迁至昆明，方国瑜的一些朋友也随之而来。他们对云南史地之学很感兴趣，方国瑜便带领他们探访古迹、游览名胜，向他们介绍云南掌故，与他们商量旧学、探讨新知。兹以陈述、陈寅恪为例，略窥方国瑜与内迁学者的交游。
1937年秋，方国瑜在北师大时的好友、辽史专家陈述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疏散至昆明。甫至滇会，方国瑜和杨武之即设宴招待史语所的同人。[10] 方国瑜和陈述都是陈垣的学生，深得陈氏之真传。他们在治学方面极强调搜集一手资料的重要性，且有访碑之爱好。陈述到昆明没多久，方国瑜便邀他往筇竹寺，在大雄殿获睹《筇竹寺白话碑》，“又在殿后坡头，见雄辩、玄坚、无相诸碑，后与裱书铺吴沛南议，请至城郊各处拓碑，得十数通”。[11] 1940年冬，陈述被借聘到内迁至四川省三台的东北大学史地经济研究室任研究员。其后，他曾抄《元混一方舆胜览》“云南行省”部分寄赠方国瑜，彼时方国瑜“居乡村，考究滇史，得此书以为快事”。[12]这两件事，说明了方国瑜与陈述是君子之交、学者之交。
筇竹寺圣旨碑阴为蒙古文，方国瑜请工人拓印十数份，见碑文完好，很有价值。他虽然跟满人奉宽先生学习过蒙古文，但久已遗忘，仅粗识字母，不能读句。1938年秋，陈寅恪来昆明，方国瑜即往求教。陈寅恪认为“蒙古文圣旨官样文章，且谓国内刻八思巴文者尚多，蒙古文罕见”，然因在抗战期间，条件艰苦，身边没有字典辅助，陈寅恪“反复读音，未能解义”。[13]由此可见，陈寅恪虽向以博学著称，然即便是他所擅长的语言学，也有一些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他朴实真诚的态度，尤令人感佩。方国瑜的这条记载，足可视作陈寅恪士人精神的注脚。
在内迁学者中，方国瑜与向达、刘敦桢、顾颉刚、闻宥、吴佩南、罗常培、赵万里、袁同礼、万斯年等也有往来。他们在一起出游、访友、办刊、搜碑、访献，表现了民国学人的生活趣味和治学旨趣，惟因篇幅关系，本文不再详述。
（二）云南学者
在方国瑜的交游人物中，以云南学者为多。《概说》有很多内容涉及方国瑜与云南学者的交往事迹，兹列数例如下。
袁嘉谷是对方国瑜影响最大的云南学者。1936年，方国瑜参加完滇缅南段界务会勘之后，于6月到昆明，准备回南京继续读书，但一些云南老辈希望他留在云南，到云南大学任教。袁嘉谷还找方国瑜谈了几次，“说云南近两三百年的学术概况，虽有成就，但风气没有大开，认为国瑜回到云南，对鼓动风气，改变云南学术上的落后状况会有较大的助益”，而且也能为《云南通志》的编纂多出些力。[14]而方国瑜早在1934年秋就倾向云南史地之学，[15]遂决定到云南大学执教。
袁嘉谷固是方国瑜之师长，但涉及学术问题时，方国瑜则秉持公允之原则。在评介《南诏野史》时，方国瑜认为袁嘉谷所作《南诏野史书后》“最精审，可供参考”，又说：“袁嘉谷著《卧雪堂文集》《滇绎》《云南大事记》诸书，多有议论。滇事之书，以此文最精审，惟所谓嘉靖二十九年（1550）杨慎据倪辂本荟萃成编，实无此本。胡蔚作伪，袁氏已揭发之，而说不妨别为杨本，实不可从。”[16]可以说，方国瑜在学术上坚持实事求是，并不一味盲从。
《概说》最常提及的云南学者是文献学家方树梅（1881-1967，字臞仙）。方国瑜极力称赞方树梅对云南文献的贡献：“方臞仙留心云南文献，见闻甚广，搜访最勤，经历数十年累积之稿，编撰《艺文志》，著录别集至九百八十种，多为清人所作，虽有遗漏，计无几矣。且所作提要，记版本源流，多凭实录，专心搜访，才能道之。……有此一书，可供翻阅，庶几得其要也。”[17]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概说》记方树梅的去世时间为“1967年”，[18]足可证明方树梅并非如一般所言卒于1968年。此外，《概说》还有一些记录虽然简短，但对于考察两人的交游和方树梅著述的版本与归宿很有参考价值，如方树梅曾将《旅蜀云南同乡会议力争片马折》《片马紧要记》旧藏本赠与方国瑜；[19]方树梅《历代滇游诗钞》稿本、[20]《杨文襄年谱》稿本[21]皆归云南大学图书馆收藏等。如此之类，应当引起地方文献研究者的注意。
方国瑜与张海秋的情谊，亦赖《概说》而存。议论白文文献时，方国瑜在简短评价了张海秋的白语研究之后，为作小传一篇：“海秋先生隶籍剑川。清宣统年开办丽江府中学堂，读新学。辛亥革命后，转入大理中学，为高材生，考送日本习林业学，归国任教于南昌，后在南京。公元1926年秋，来北京，任农业专门学校教授，主讲林学。著述甚富，而留心音韵等韵之学，研究白族语言体系，谓汉语之一支。与瑜初次在北京相晤，谈论白族语言，滔滔不绝。时瑜粗知音韵，自幼接触白语，稍能理解，聆先生议论，颇得教益。后1934年，瑜至南京，一年间屡相晤，辄谈白语音韵，与汉语作比较，涉论等音之学，条理井然，以语音对应规律解说辞汇，穷源竟委，颇得要领，非单文孤证可比，令人心服。1937年倭祸起，张先生回滇，主持云南大学农学院，多年相处，见面即议论白语，逢人便谈，不计他人对白语感兴趣否。自瑜与张先生初相识时，即盼所论写成文章，后请编写辞汇，闻多有积稿，可恢宏此学也。1972年，瑜在北京医目，得家书悉张先生病殁于寻甸，数十年良师，一旦永别，悲恸逾恒，尤以研究白语遗稿为念也。归滇后数年间，晤张憨生、宁生昆仲即询之，至今未有结果。瑜愿为张先生整理遗作，得以传世。盖瑜所知精通白族语言体系而善于说解，无如张先生者。至今未得遗稿，为叹息也。”[22]这种专为一人作传的形式，《概说》仅此一例，方国瑜与张海秋的交谊之深，可以想见。
（三）外国学者
《概说》也提到了方国瑜与外国学者的交游情况，如朝鲜考古学家都宥浩（浩，《概说》误作“诰”）、德国学者李华德。
日本大正藏《史传部二〇八九号·梵僧指空禅师传考》载朝鲜李穑撰《西天提纳薄陀尊者浮屠铭并序》，记印度指空禅师在云南行法之事。此碑立于北元宣光八年，当明洪武十一年（1378），与考究元明之际朝鲜史有关，然方国瑜不知李穑为何人。1957年，都宥浩因去印度开会，路过昆明，方国瑜以此碑询之，都宥浩说撰人李穑为朝鲜文学家。[23]按李穑（1320-1396）也是哲学家，1349年作为高丽使臣入元朝，应科举试及第，在国子监学理学，为在朝鲜传播程朱理学做了大量工作。
李华德是德国汉学家，曾在北京大学从钢和泰学习梵文。1938年，随北京大学播迁至昆明，尝在昆明、大理等地调查梵文石刻。1940年间，因汤用彤先生介绍，李华德与方国瑜相识，并赠给方国瑜数张拓片，以及所作《云南梵文石刻初论》（英文打字稿）。李华德回北京后，又寄给方国瑜《凤仪县飞来寺双塔》一文（排印本），收梵文拓片制版二幅；又赠《云南梵字铭文》一篇，收录新得资料之外，转载已见于志书之梵文。方国瑜请赵继舜讲解，“惟所有梵字，是佛号及咒语，仅记音读，未能解义。闻李华德言：云南梵字，早期者可读，元明时作者，不识梵文字母，愈后愈讹，难以读音也”。[24]李华德还告诉方国瑜：“书梵文者不识梵文，仿旧本描写，笔划多误以至不成字，可从错笔辨书写之年代，盖愈后错误愈多也。”[25]从李华德的言谈中，即可窥知他在梵文研究方面的造诣之深。
三、云南文献掌故
《概说》既是目录之书，其中有关云南文献的掌故可谓繁夥。今择其要者，略记于下。
樊绰之《蛮书》历来为学者所重，校勘、注释者不乏其人，而以向达《蛮书校注》最为精审。方国瑜认为，《蛮书校注》虽停留在文字校勘层面，然向氏精于隋唐历史，此书“实为有用的本子”。[26]不过，方国瑜提出，樊书自宋以来即名《云南志》，清四库馆臣改作《蛮书》，“应恢复《云南志》之名”，然向达则从《四库提要》所说“题曰《蛮书》，从其朔也”，不同意方国瑜的观点。1962年4月，方国瑜得向达书之校样本，曾作讨论，惟排版待印，改书名已来不及。是年9月，方国瑜作《有关南诏史料的几个问题》一文，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讨论樊绰《云南志》，说到称为《蛮书》是污蔑之词，四库馆辑本改名，我不顺从馆臣的窜改主张，应恢复《云南志》旧名；并涉论四库馆臣辑本《旧五代史》窜改虏、狄、胡、戎字样。陈垣（援庵）先生发覆，意谓陈先生表明立场（傅增湘叙已言之），向氏责瑜以学术问题涉及政治问题，颇为不满；然瑜以为无超然于政治之学术，向氏《自序》评樊绰之立场，亦已言之；则校理此书，取舍之间，何尝不表达个人之立场？有以为考据学无阶级性，意谓学术可以脱离政治，实无脱离政治之学术也”。[27]由此可见，方国瑜主张恢复《云南志》之名，并不是纯从政治出发，而是有着坚实的目录学依据，其说可从。
《白古通纪浅述》也是研究南诏史的重要史料，《概说》不仅清晰记录了它的流传，而且对其作者也作了澄清：“1939年，瑜在云南通志馆档册中，见《议拟续刻云南丛书书目》，列有《白古通纪浅述》，为赵樾村手笔，疑赵氏家藏有此书，询之樾村子赵宗瀚，据云实有此书，赵顺乃其迁滇始祖，生于元代。又谓家藏之书，因避日寇空袭轰炸，已寄存在外县，不获假读。抗日战争胜利后，尝数询其家人，未知下落，耿耿于怀也。1953年，土地改革期间，经农民协会送缴此书，归云南图书馆，闻讯即往观之，始知所谓元赵顺撰者，乃伪说也。今图书馆重装此书，削去‘赵顺撰’三字，以恢复本来面目。”[28]
明代云南通志虽多，然云南本地多已失传，《概说》详细记录了它们的流传情况。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自清初就已在云南失传，其景泰六年（1455）刊本藏北京图书馆，后由云南通志馆从北京影抄得之，归云南省图书馆。“又从云南图书馆转抄方臞仙先生早年藏精抄本，今归云南大学图书馆。1944年，袁同礼将印《善本丛书》第二集，收《景泰云南志》，已摄全书影片，惟丛书未见出版。在1962年，云南历史研究所油印数十部，以广流传。”[29]又如万历《云南通志》，清中期以后，云南即不见流传。1932年，天津藏书家任振采寄函至昆明，托方树梅收购地方志，附已藏云南志书草目，其中即有万历《云南通志》，遂“由云南通志馆与任氏商得，晒蓝本覆钞一部，寄上海排字印五百部”，1935年出版，分装八册，“仅存孤本之书，得以流传”。[30] 再如谢肇淛之《滇略》，“刻于大理，惟云南久已无传本。闻丁氏八千卷楼有藏本，已归江南图书馆。1925年间，李印泉先生从杭州文澜阁钞得《四库全书》本，寄云南图书馆，方臞仙覆钞藏之，今已归云南大学图书馆。秦朴安先生编《续云南备征志》，收《滇略》，五华学院排印，惟仅成七卷而辍。在抗日战争期间，闻袁同礼言北京图书馆藏《滇略》原刻本，将影印收入《善本丛书》第二集，惟未见出版也”。[31]这些梳理，为我们了解云南方志的流传情况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考依据。
关于清代云南方志，亦有掌故可谈。《概说》记康熙《云南通志》的发现经过云：“1930年，昆明县旧文庙内，设民众教育馆，缮修尊经阁，拆除楼梯板壁，发现康熙《云南通志》版片，堆存在楼梯下，封藏已久，无人知也。全部版片归云南省图书馆，重印数十部，惟各卷共缺四十余叶。瑜闻经理此事之何小泉、方臞仙言之。1955年编《云南省图书馆藏云南方志目录初稿》著录康熙《云南通志》，清宣统重印本，又有民国重印本（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从之），实则只有1930年以后两次重印本也。”[32]这条记录，足可纠正方志目录之谬；至于其康熙刻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又如光绪《续云南通志》，去岑毓英修光绪《云南通志》成书时间不远，何以再修？《概说》记录了一则掌故，或可解释：“闻老辈言，唐炯官云南巡抚，后督办矿物，有告发炯贪污，炯以出资修志掩其罪，自任总纂，聘一二文士删削前志，新增《洋务》一门，成二百卷。稿寄四川岳池县，觅工刻板，驼归开印，不数年而新志出，炯报销耗数万两以了案，故此书潦草甚于前志也。”[33]
四、结语
一般来说，掌故是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的遗闻轶事。[34]沈厚鋆把掌故分为三类：一是事涉国家大局或统治思想，可供研经考史的典故；二是有助于知识传承的故事，用来补充和辅助某种专业知识的历史；三是有助于活跃文化生活和社会交往的趣闻轶事，即所谓可资谈助的掌故。[35]依此我们可将《概说》中的掌故归入第二类。其中所记方国瑜的个人经历、所见所闻以及交游之事，无疑是研究方国瑜生平行实的重要史料；而云南文献掌故，则对于我们探讨滇省文献之学大有裨益。《概说》所记有得自传闻，有得自回忆，其中自是有不确之处，如方国瑜说《景泰云南图经志书》“1930年云南通志馆从北京影抄得之，今归云南省图书馆。闻北京图书馆原藏本，被蒋帮劫走”，[36]实际上，此志是1932年方树梅托朱希祖代钞，[37]其原本并未被劫走，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室。
总之，《概说》并不是板起面孔来就史料论史料，而是杂记旧事旧闻，间或抒发情感，既展现了方国瑜先生在文献学和历史学上的深厚学殖，也体现了他内在的传统的文人气质。所载掌故虽偶有不实，但它反映的是方国瑜的人生片段、云南文献的掠影，值得关注和重视。
按：作者高国强（1987—），男，汉族，山东平邑人，云南大学图书馆馆员，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原文载《文山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脚注已删除，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