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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风阁随笔》，袁家谷手校本，一册，四卷，云南省图书馆藏书
近·李坤著，作者生平事迹见此前相关条目。卷首有袁嘉谷序，署时“丙辰四月”，即民国五年（1916），文称：“厚安太史既卒之久，诸同志哭于其第……乃属其公子发所著，归图书馆，得《齐风说》一卷，《思亭文钞》二卷，《思亭诗抄》二卷，《滇诗拾遗补》四卷，刊之《云南丛书》中。《云南温泉志》一卷，秦璞安（光玉）先生收入《云南备征续志》。其他零缣断简，多精粹不可磨灭，汇为《筱风阁随笔》一卷。”卷末袁氏又手书曰“庚申立春之夜，袁嘉谷枕上校讫”，即民国九年（1920）。尚有陈荣昌等人关于该书某些内容是否应当删节的粘条，足证准备收入《云南丛书》。但后来并未收录。
该书属立目式综合型笔记。由作者之读书札记、考论经史、游记小品、书画题跋等汇编而成。卷末附《思亭联语》，是作者为昆明高等学堂、北京云南会馆北馆等名胜旧居所题楹联。其经史论说如《李陵、苏武论》《邵子论》《霍光论》等，多能论从史出，不乏独到之见。如《郑风四说》条，考辨“孔子曰郑声淫”，并非其诗的内容“淫邪”，“实言其声非言诗也”，即诗的乐曲与诗的内容不相配，“所谓淫者，乃甚之谓”，就是过分、过激的意思，并不是被后人曲解成“淫乱”之诗。游记如《游诸葛洞滩记》《越南游记》等，后者据作者光绪二十九年（1903）游历越南之亲历，记越南官场、礼俗甚详。对于今天研究晚清时期的越南和中越关系多有参考之处。
书中涉及云南史事虽不太多，但亦不乏精粹纪实之文。例如。《雩说》条，穿凿群籍，考释晚清昆明“雩祭”求雨习俗。据作者记载，昆明当时求雨以妇女为主，男人回避，故当局竟以“非礼”淫祠禁之。而作者研究认为，此“雩祭动依古俗，与汉（朝）人雩礼一致”。《鱼牌释名》条，考证滇池渔民“列竹于水次，植物苇其上”，诱鱼游入而捕之。这也是古代中原所用的捕鱼法。《百濮疆域考》条，驳清儒顾栋高谓“濮即西南夷，在今云南曲靖府境，或曰湖南常德府境”。他穿凿群书，证说“百濮”乃由分散而聚合，又因势弱而走向分散，“始于荆湘而终于云南之永昌一带”。《雅鲁藏布江》条，考称此江即“大金沙江”，“为《禹贡》三危之黑水；《山海经》《淮南子》之赤水；《长阿含经》之恒伽河；元（玄）奘《西域记》之克伽河；《唐书》之跋布川”。此外，《筹饷议》条，涉及晚清云南厘金制度和地方经济等。《顺康字钱》《十钱称一分》《圜法近古》三条，涉及清代云南铸钱之史事，皆可供参观。
李坤的笔记不但书卷气重，而且行文流畅，挥洒自然。试读其《跋钱南园画三马》一条，堪称云南古代优秀散文：
余乡市饴者，屈铁作断具，以锤击之，声丁丁然！饴谓之糖，故又谓之“丁丁糖”。市者荷两簏：一盛饴；一盛所易者，破衣敝履杂置其中，而骨董、图画之可贵者亦往往而有。以易者不知，而与之易者亦不知也。亡儿迪功嗜饴，见余嗜图画也，亦嗜之。已亥之冬，往买饴，顾其簏，有画马。请于余母三倍饴直（值）买之。粘壁间为戏，余见之矍然曰：此非画师能也！笔健而趣古，殆深于书而以余事为之者，非钱通副之作乎？相传通副儿时贫，不能具纸墨，每入塾，假群儿笔画马，群儿争以所需者易之。此图用墨尚滞拙，而笔极遒逸，似临名稿，笔到而手犹未到，其必为通副易纸墨之作无疑也。或疑为赝，是不然。赝者务急呈其巧，真者不恤留其拙。吾于其拙益信其真。因装池而藏之，并跋数语，俾后人知所贵，不致易饴，重混杂于破衣敝履之中。
作者依钱南园故事，凭书画家直观，断该马图为南园真迹，虽未必确然。但考述之中，昆明街头卖“丁丁糖”之情景，钱南园以马图易纸墨的勤苦，以及作者一家酷爱艺术的痴着，无不跃然纸上！
《宦游笔记》，四十卷，台湾《笔记四编》丛书本，广文书局影印刊布
清·纳兰常安著。纳兰常安，满洲镶红旗人，姓那拉氏。其祖父花色，康熙十三年（1674）左右，随顺郡王勒尔锦征吴三桂，曾入滇作战，擒杀吴三桂骁将马宝有功。常安本人雍正七年（1729）为云南按察使，次年，迁布政使。宦滇前后，常安也曾先后在京城、江浙、山西、四川、贵州等地为官，宦迹几遍全国（参见该书《先迹恭纪》条）。但清代主要碑传未立常安《传》，有待深入研究。
此书原本藏台湾师范大学，版心刻有“受宜堂宦游笔记”字样，是知“受宜堂”为作者室名。该书汇集作者一生之宦游笔记而成。据卷首作者《自序》、会稽鲁曾煜、陆成岑二《序》，知其初刻于乾隆十一年（1746）。全书按作者为官京师及各行省的先后时序，编次为卷。各卷内又按条札立目，体例较严谨。其中卷三十五为“云南”专卷。内容以记载清初云南社会历史和地方风物为主，地域侧重于昆明和保山两处。其所记云南历史之文，大多抄撮前人著作，鲜有可取。唯其得于亲见亲闻者可资考证。例如，《金马碧鸡坊》条，记清初昆明金碧路一带商业之繁盛曰：
今会城南门外东、西大街，立两坊。一名碧鸡；一名金马。孔道如砥，绵绣纂组，布帛麻丝，充盈积栋，山珍海错，畦蔬园果，实篚盈筐。所系街心仅容车辋，凭轼而坐，行人冠缨，如层波叠浪中万片桃花闪烁！人烟辏集，如此民俗之繁庶可知。拟以江浙风光，信不谬也。
常安上述记载虽不免有文人夸饰之处，但基本上反映了雍正初年云南经济发展的事实。此时，上距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已经四十多年，云南又成功地进行了改土归流，社会安定，“滇省连岁秋成丰稔，米价平贱：（参见《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记雍正十三年（1735）云贵总督尹继善奏议）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兴旺。清代省城南门是当时昆明之正大门，也一直是昆明最热闹的地段。关于南门外市场繁荣的记载也与他书所记相符。
又如《永昌风俗》条，记云南保山民风和方言多与南京相似曰：
云南倮夷多而汉民少。唯永昌府城内尽汉民。其语言不似本土，乃明初徙南京人于此，故其音与南京相类。岁时伏腊，衣冠饮食，大都仿佛江南。市肆货物之繁华，城池风景之阔大，人谓之'小南京’。下知尚礼，农务力田，商贾经营，妇女纺织，皆他郡所不及……永昌隔南京万里，语言宛然无异，因明初徙南京人于此，目见耳闻，皆其乡音，无众咻以乱之，所以三百余年，习焉安焉，虽水土不能移之也。
据《明实录》等所载，明初移民戍滇的外来人实不止南京一地，也有西北、湖广、山东、江浙、川黔等地人。移入云南，散居各地，致使云南后来汉语方言口音各异。唯今保山方言素有“南京话”之说。按常安之见，由于保山在明代之前汉人极少，明初迁居保山的军士来自南京，极少参杂其他外省人，故能较多保留南京习俗和口音。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如将云南各地汉语方言与省外汉语方言对比研究，结合历史记载，对于准确说明云南外来移民的起迁区域和入居分布，无疑具有一定学术意义。
《于滇日记》，抄本。一册不分卷，云南省图书馆藏书
清·谭宗浚撰。谭宗浚，字叔裕，广东南海人。父谭莹，编有《粤雅堂丛书》等著名文献。宗浚幼承家学，年八岁，作《人字柳赋》，即为时人所称。年十六，中举。同治十年（1874），中进士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等职。后外放云南粮储道，在滇两年，先后修浚白龙潭等十余河，溉田六千余亩。设古学以课士，办积谷以备荒，置普济堂以惠孤寡。政声卓著。后因痼疾上书治病，行至广西而卒，年仅四十三岁。著有《希古堂文集》《荔村草堂诗抄》等。
此书方国瑜先生《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二册著录，然语焉不详。封面有石禅老人（赵藩）题签书名，卷首抄录《南海县志》作者本传。全书主要记录作者赴滇上任之行程和一路诗作、杂记等。当时自中原入滇之路有二：其一为陆路官道。其二为辰沅水道。作者所走的是第二条水路。大致路线是：从京师出发，经运河至天津。从天津坐海船南下上海。然后溯长江而上，入两湖。又从水路溯沅江至贵州镇远，再陆行入滇。据该书所记，陆路官道沿途政府设有“行馆”或“公馆”等负责接待；但辰沅水道因行程和码头多变，则大多靠亲朋好友照顾了。
尽管明清时期不少亲历这条通滇之路者也有记涉，但不如该书之详尽。作者基本按日程记述了所经此路的时间和地点。大到江河，小到滩名、口岸，皆一一列述，为考证明清辰沅水路提供了颇为珍贵的交通和水文资料。今据作者所记，将其基本行程和重要站点归纳如下：
光绪十一年中历八月初二日，从北京启程，路行至通州。
初五日，乘漕船抵天津。
十四日，乘海船抵上海。
廿七日，乘江轮抵镇江（此后几日游经扬州、南京。略）
中历九月初三日，乘江轮抵湖北汉口。以下皆水道：
廿二日，抵嘉鱼县。
廿五日，抵岳州。
中历十月初一日，抵孝感
初七日，抵常德府城外。
十一日，过桃园县。
十六日，抵辰州。
廿四日，至黔阳县。
廿八日，过沅州。
中历十一月初二日，抵晃州厅。
初四日，抵贵州玉屏县。次日，抵清溪县。
初七日，过万家庄。次日，抵镇远。以下皆陆路：
十四日，抵清平县。
十六日，抵贵定县。次日，抵龙里县。
十八日，抵贵阳城。
廿一日，抵清镇县。次日，抵安平县，遇雪。
廿三日，抵安顺府城。
廿六日，抵郎岱厅。
廿九日，过普安县。
中历十二月初二日，经亦资孔，抵云南平彝县（今富源县）。
初三日，抵平彝县“滇南胜境”处。
初五日，抵霑益州，次日抵马龙州。
初八日，抵杨林驿。次日抵板桥，宿行馆。
初十日，“五鼓起行，九点钟入（昆明）城。
限于篇幅，不一一详列其所经滩名、口岸等，识者自见。其记载表明，迄光绪年间这条水陆通滇之路仍然可以全程通行。除该书外，作者尚有《于滇集》一卷（又题为《荔村草堂诗续抄》），刻于宣统二年（1910）。为作者此次来滇诗作以及莅任云南之后的部分诗作，如《过洞庭遭飓风效玉川子体》是其舟入洞庭湖之明证；《泊舟玉屏县河口复遇大风雨作歌》是其水行至贵州之明证，皆可供研究者对照参考。
《改过篇》，一册一卷，石印本，刊印时空不详，云南省图书馆藏书
清末·陈荣昌著。作者生平事迹见此前相关条目。立目式学术笔记。卷首杨觐东《序》称此书为荣昌先生“丁巳（民国六年，1917年）避世（安宁）明夷河”所辑著。正文前《自序》曰：“孔子曰过则勿惮改，又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然则过而能改，虽圣人亦恕之，不以其曾经犯过而弃之也。是可知有过者发愤改之，便可以为君子。若惮改焉，则怙过，自终而为小人之归矣。吾为此惧。因取古人之改过者，彙为一篇，以示学者而即以自励焉。”该书辑录先秦“卫武公”迄明朝“南大吉”32人“改过跻贤”之事例，加以改写评点。每条先书其“改过”事迹，然后用“困叟按”领起作者评语。所引人物故事，典型有据，文笔简洁生动，颇类《世说新语》，值得一读。
其所谓“过”，主要指为人处事有违传统伦理道德者。如《盗牛者》条曰：
后汉王烈，字彦方。少师事陈实，以义理称乡里。有盗牛者，主（人）得之。盗请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烈闻，使人遣布一端。或问其故？烈曰：“盗惧吾闻其过，是有耻恶之心。既怀耻恶，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后有老父遗剑于路，行道一人，见而守之。至暮，老父还，寻得剑，而问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盗牛者也。
困叟按：盗牛与不拾遗剑，其品行之贵贱相去远矣。而恶知不拾遗剑之人即盗牛之人哉？知耻近乎勇，惟狂克念作圣，斯言不我欺也。
少数“改过”事例，指思想方法和学术观点之变。如《南大吉》条云：
明南大吉，字瑞泉。守绍兴时，从阳明学。尝曰：“大吉临政多过，先生何无一言？”阳明曰：“吾不言，尔何以知过？”曰“良知自知之”。阳明曰：“良知即是我言”。大吉笑谢。居数日，复来曰：“过后悔改，不若预言无犯”。阳明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又笑谢。居数日，复来曰：“身过可见，心过奈何？”阳明曰：“若镜未明，可得藏垢。今镜明矣，一点之落，自难住脚。正入圣之机也，勉之！”大吉由是得学问致力肯綮处。
困叟按：此正谓自知、自悔、自改，便是入圣之机；便是学问致力之肯綮处。学者自当从此下手。
卷末附明儒刘宗周撰《刘蕺山先生纪过格讼过法》《清儒李顒撰二曲先生悔过自新说》二篇，亦有益于明清儒学思想史研究。
《云南起义纪念感言》，一册铅印直排本 昆明太华印书馆印行 民国三十四年（1945）
近·马骢著。马骢（1886～1961），字伯安，昆明人，回族。清末云南武备学堂毕业，参加云南“重九起义”和护国运动。历任云南军政司司长、讨逆第十路军参谋长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云南省民委副主任、省政协常委、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书末有民国三十六年（1947）九月廿日作者亲笔批注曰：“此册为民国三十四年护国纪念之所述也。时逾二稔，事实依然，用是付印成册，就正于关心是役之读者。”故该书属专题性笔记，书中作者对护国运动及其历史意义提出了以下看法：
其一，唐继尧为护国之主动者。文称“会泽唐氏继尧……徒以袁氏叛国，激于大义，竟能不动声色，当机立断，毅然决然，投袂而起，建此非常伟业……论者不察，谓为被动，未免抹煞事实，别有用心。抑知唐氏当时既为军事首长，实权在握。勿论无人能劫持，即曰能之，设其不为所动，或利以邀功，则裂土分封，位跻王侯，固意中事，而唐氏不屑为也”。
其二，肯定蔡、李襄助之功不灭。文称：“自来举大事故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为功。当时躬与其役者如蔡松坡、李协和暨国内外四方同志贤豪，或参与大计，或躬历行间，以孤弱之力，当方张之势，誓死奋斗，不屈不挠，功绩所表，要皆各有千秋。”
其三，希望以护国精神民主建国。文称：“八年抗战，有幸取胜。制止内战，还军于国，还政于民，造成民主统一之现代国家，已成普遍一致之要求。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今幸河山无恙，国脉保存，民主精神可期实现，足以告慰护国诸先烈在天之灵！”
其四，希望朝野上下重视搜集护国史料，订伪存真，“将来编纂成史，必能正其谬误，类如教科书不正确之记载，必能根据事实，予以修正，以正视听而资观感。”
最后，作者认为，在众多护国史书中，庾恩旸所著《云南拥护共和始末记》一书“叙述已详，事属正确，足备参考。”
《滇事拾遗》，八卷，稿本，云南省图书馆藏书
近·何秉智撰。《续云南通志长编》下册引张渤撰《传曰》：“何秉智，字筱泉，昆明人，北大专修科毕业生，曾任云南省政府秘书，内政部主任秘书。1930年云南成立通志馆筹备处时，他就参与其事。通志馆成立后，担任干事，负责总务工作，分纂《官制·文官制》，又与由云龙同纂《盐务》，直到1939年去重庆才离开云南通志馆”。1954年，被聘为云南文史研究馆馆员。除此之书外，作者还有《解放前云南艺文辑略》和《解放前云南医药辑略》两种稿本。笔者早年曾访读于北京图书馆。
书稿属立目式综合性笔记。卷首署吴江金天羽序，作于民国十七年（1928），称八卷，是知其初辑当在此年左右。扉页有吕超亲笔题词一帧，篆章，署时民国戊子，即1948年。吕、金二人皆民国社会名流。书稿又经赵藩、周钟岳、袁嘉谷、李根源鉴定增补。书内有朱墨圈改之处，多类方树梅字迹。是知该书颇受学界重视。但不知何故，惜未刊刻。
作者自订《例言》曰：“旧贤及近人著作中记载滇事文字如《云南通志》、各府州县志、《云南备征志》《滇系》《滇小记》《滇中琐记》《滇绎》诸书所收者均采录之，名曰《滇事拾遗》。”为避免与前人重复，作者锐意进一步开拓新史源，取材特别广泛，所引材料一律注明出外。据笔者初步统计，其引书多达124种左右！尤以明清笔记、文集、杂著为主，旁及近代报刊杂志。其中许多笔记如《万松堂笔记》《求年山人曹之骐笔记》《尾蔗丛谈》等或为云南地方文人稿本，今已不存或难觅，故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通览全书，其主要内容可归纳为：（1）云南各地风土人情及物产；（2）明清云南政治、军事史料（尤多于南明及吴三桂史料）；（3）明清云南名人传记轶事、怪异现象；（4）清末云南社会经济史料（尤多于铁路、街市史料）；（5）云南历代碑刻金石资料；（6）云南对外交通史料；（7）云南少数民族风情；（8）云南地方文献及诗话。尽管所辑资料详略不一，但用功之勤，涵盖之广，堪称云南史料笔记之集大成者也！请再就其资料来源和内容特点举例如下。
其一，据群书、报刊等钩稽罕见云南史料。这当是该书最大成就，为研究云南提供了大量新的史料信息。例如，据《文渊阁书目》辑出云南书目，使人们知道明代云南究竟有哪些著作达于禁中。据师范《缅事述略》及《皇朝通考》等辑出清人吴尚贤、黄耀祖开辟茂隆银厂史事，以及黄氏如何由汉人变为掸人“大山土司”之经过。据《古芬阁书画记》稽出有关钱南园、赵士麟、担当、张三丰、明惠帝（建文）等人的绘事佚闻；据《吴三桂筹时要略》辑出吴三桂王滇时期的《奏疏》四通。据《包世臣安吴四种》辑出清代云南名臣谷际歧关于改革云南盐政的措施。据《粟香随笔》辑出清末滇籍谏官窦垿弹劾投降派大臣穆彰阿、琦善的事实及窦题岳阳楼长联。据《见龙壁山房文集》辑出池生春《庙碑》，记清代云南名人池氏视学广西课士督学，“积劳病卒”，年仅39岁。又辑出有关大理石开采、滇盐熬制、中法战争及滇人朱庭珍遗诗等。据民国初年报刊辑出1906年美国安德罗夫妇以“考察”为名，疯狂搜集我省珍奇动物标本1300多种，装为40箱，运往美国亚美利加博物院之详情等等，据《国粹学报》等辑出清末滇籍大员赵光关于处死肃顺、戴垣等人的奏折、孙髯翁吊沐天波死节义士伍杰之诗、滇释大错与九龙池、安阜园佚事等等。皆有助于云南地方史志的研究和修纂。
其二，据各种史料、见闻考说云南掌故。除直接钩稽、条陈云南笔记史料之外，该书还据多种史料综合改写、增补，考辩云南掌故逸闻，凡此则自立标题，首尾可稽，文笔洗练，生动可读。例如《周老人》条，据清末留日学生传说，述当时云南年龄最大的留日学生周霞其人之佚事曰：
老人姓周名霞，字国华，籍滇西太和县，近世称“东亚老人”者是也。老人躯雄伟，额宽、颧高、颊丰，目炯炯如电，长眉美须髯。强饭健步，壮者不之及。年六十二游学日本，发秃。服西式学生冠服，气益豪。日人咸颂之曰：丈夫！丈夫，强健之意也。日本明治天皇自信老而壮，异其名，延见之，谢不如也，曰：“此真亚东仅有之老人也。而万里越国求学，难哉！”于是，报章艳传老人名，东、西学子争得其小影以策后进。光绪甲辰，日人胜俄军，东京市大祝捷，观者如堵。老人有《感事诗》，其一联云：“十五万人齐祝捷，他人含笑我吞声！”外人因见老人亦不敢以“病夫”目我，此老人之声名所以啧啧人口也。
又如，记昆明业已消失的“金碧公园”和“近日楼”历史沿革曰：
金碧公园，前清光绪末锡良督滇时所建。规模与吉林公园相髣髴，而面积较小。地址在今南门外。清嘉庆间名“缪思诚巷”，又名“小泽口”，为恤贫会公所。兵燹后均为茂草。此其近代之历史也。其在前明，系蓟辽总督兵部尚书傅忠壮公住宅，公讳宗龙，昆明人。
近日公园，在滇省南城。（南诏）广德初，凤伽异筑拓东城时，斯城尚未建筑。明洪武间始筑砖城，初名门曰“崇政楼”。曰“近日”则当沐英来滇驱逐元胡之际，沐氏大本营即基于此，因其地高旷，可以指挥全局也。梁王出走殉难滇池，平章观音保开城以降，滇南遂平，历史上最有关系地点也。迨到清康熙年间，吴藩事起，守备尤严。清兵到达，争战最力焉。咸丰丁巳年之变，妇孺皆任守城，亦以近日楼为重要之点。辛亥革命，架巨炮攻督署，此地之高旷亦与有力焉。民国十二年八月，市政公所成立后，议拆南门小鼓楼，收买民产，建“循环市场”，保存一部（分）古迹，昔之近日楼葺而新之。金碧辉煌，顿改旧观。（民国）十三年，被灾，附近“忠爱坊”毁，此楼岿然独存。沐昭靖之灵爽，想亦呵护此楼也。
凡考订史事，必博引广证，折衷于是。例如，据赵明诚《金石录》稽出汉朝立于昆阳的《街弹碑》，并进一步穿凿群籍，考说所谓“街弹”即“里宰治所”，相当于今天的街道办事处。《哨堡之哨当作“篍”》条，辑自清人桂馥《滇游续笔》。作者于该条之下引《宋史》所记刘琦“顺昌之战”折竹为篍（哨），“如市井儿以为戏者，直犯金营”，引元词“穿云响一声，山哨见风消，数点村醪”等，拓展桂氏之论，确证“篍”为古时之军号不误。《黑水之源》条，引诸书考辨《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之“黑水”及“黑水祠”，据《通典》等证“黑水”即云南之泸水，称“黑水祠”在昆明官渡，又名“黑杀天神土主庙”。但问题在于明清以来，“黑杀天神土主庙”，一作“赫神庙”，乃贵州人寓滇所奉之庙，凡贵州会馆多奉“赫神”。岂可将此庙断为“黑水祠”？或待进一步考证。
遗憾的是，全书主要以辑录为多，上述考辨之文甚少。且由不同字迹可知，该书系由书吏按作者之意抄录而成，未经作者最后悉心整理定稿，故全书谬误不少，体例未严，内容重复乃至荒诞不经者亦间或有之。例如，卷一《永历帝》条，全抄《南天恨》，长达数十页，有乖笔记之例。记吴三桂事屡有重出，多达数条，并无剪裁。又如卷七之后每以书名为小目，更属不当。又如，引《觚胜》记云南倮倮族“不省人事，但知炊卧，而遍体生绿毛为苔”云云，又岂科学时代所敢信之材料？但瑕不掩瑜，该书究属稿本，且搜罗非常宏富，如能将其认真整理刊布，对于“滇学”研究自有其重要参考价值。（未完待续）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原文载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昆明史志》2017年第2期，第53—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