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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僻处边疆，文献缺乏，自古以来，内陆人来云南留下的笔记、游记，就成为我们研究云南历史的宝贵材料。在清代，有不少人或为宦，或流寓，来滇留下了记载。如刘崑《南中杂说》、同揆《洱海丛谈》、吴应枚《滇南杂记》、张泓《南中新语》等等，其数目之多，是前代无法比拟的，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多有考说，现在标点校勘后也基本收入了《云南史料丛刊》中，对我们研究清代云南的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而其中，吴大勋的《滇南闻见录》以其内容丰富、记载详实而尤有价值。虽然方国瑜先生的《概说》、木芹先生的《后记》，已有考辨，目前学者在研究中也多有引用，但个人觉得，只有对吴大勋的个人及事迹有进一步的了解，才能对该书的特点和史料价值有更清楚的认识，也使研究者在使用该书时能有更好的把握。以此不避续貂之嫌、还望得到读者批评指正。
一、吴大勋其人和事迹
吴大勋，江苏松江府青浦县（今属上海）人。乾嘉间历官府州，无诗名，无文名，亦无多少政绩。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如果没有其所著之《滇南闻见录》流传下来，现在的人很少可能会想到他。我们只有通过一些零碎的记载来基本复原他的生平事迹。
光绪《青浦县志》有他的传简略而有不实，不过是有关他的生平事迹的最集中的材料了。《县志》说：“吴大勋，字建猷，乾隆二十一年举人。”[1]同治《酉阳直隶州总志》又称其“号西亭”。[2]则吴大勋另号西亭。吴大勋中举后，进入功臣馆参修国史，据清宫所遗之官员履历档，乾隆三十一年（1776年）二月，吴大勋“功臣馆议叙，以知县用，今掣得江西省赣州府信丰县知县缺。”[3]又据道光《信丰县志续编》：“吴大勋，江苏青浦人，举人，乾隆三十一年用。”下有：“伍魁孝，广西全州人，举人，乾隆三十四年署任。”[4]知大勋任信丰知县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又转任新建县知县。同治《新建县志》：“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任，升云南寻甸知州。”接任者汪志仁，“湖北汉阳县举人，乾隆三十五年署任。”[5]实际吴大勋来滇的时间，在其自序中交代得很清楚，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四月。寻甸方志说大勋乾隆“二十年署任”[6]，误。关于乾隆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1770～1772年）初吴被委派做了些什么，我们并不清楚。
大勋来滇之原因，据《青浦县志》：“会两广总督李侍尧过南昌，前驱索供亿，大勋杖之。李逐其仆，奇大勋，寻以卓荐，擢寻甸知州。”[7]不过知县升知州，品秩上是升T，但新建乃江西首县，换来极边的云南之寻甸，实际上还不如原来。不过对此大勋书中也没有发过牢骚。当时的云南，正值征缅军事方歇，和缅甸还保持着不战不和的状况，边防压力还很大，事务繁杂，大勋在云南是被作为干员在使用的。方先生据道光《通志》说大勋：“以乾隆三十七年任寻甸知州，三十八年任丽江府知府，至四十四年解职。”[8]实际其在云南的宦迹要复杂得多。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大勋随总督彰宝在永昌府办事[9]，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九月云南巡抚李湖奏称：“兹査大理府知府黄涛参革员缺，经臣等奏请以发滇候补知府宋廷採补授在案，今宋廷採尚未到滇，査有附近之丽江府知府吴大勋明白勤慎，堪以暂委兼署，除饬令前往接印任事外，臣谨循例，恭折奏闻。”[10]可见此时大勋以丽江知府署大理知府事。后来又署过昭通府事。不过时间不明。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因前在寻甸州任内办理柳崇德自尽命案，相验不实，部议降两级调用。”[11]寻进京谒见，复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回滇，“现奉委署丽江府印务”。大勋愿“将所降二级照例交银一千八百两捐复原官，仍在云南效力。”[12]这一次吴大勋在任的时间比较长，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巡抚裴宗锡在奏折中提到了大勋署丽江知府，兼管回龙银厂。[13]又同年底的奏折，提到了丽江知府吴大勋[14]，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初，“云南丽江府知府吴大勋经臣等奏请调补昭通府知府，行令先赴署理，恭折俱奏在案。”但“今吴大勋于剑川州民李士维呈控州书肖长贵侵蚀官银案内，不即提讯，部议照任意耽延例，降一级调用，奉旨着臣等出具考语，送部引见。”[15]从这里来看，对吴大勋的处分仅是“降一级调用。”为什么大勋没有进京，而是留在了云南，任五华书院事，我们找不到相关史料。从大勋当时的年龄和对出仕的热衷来看，不太可能是主动辞官，更可能是紧接着又受到了更严厉的处分。
前面提到了，大勋在云南是被作为干员来使用的。作为边疆省份，道路艰险，有的地方还有烟瘴，为宦之人如有可能，都不太愿意来云南。而云南所办铜务，是牵动全国的大事，事烦任重，故当时云南每以官员缺额为苦。在雍正、乾隆两朝云贵总督和云南巡抚的奏章中，经常请求皇帝选派官员来滇听用。如云贵总督李侍尧、巡抚裴宗锡的奏折中就说：“査滇省地处边疆，兼有应办铜务，知府一官最关紧要。每遇缺出需人，难得熟练之员以资治理。”[16]而上司对吴大勋的考语是“诚实明练”[17]，这种情况使大勋会被委派去处理各种事务，能有机会周历云南各地，更深入地了解到当时云南社会的方方面面。如乾隆三十八（1773年）年大勋之在永昌，应即是在总督彰保帐下帮办对缅军务。大勋还两署昭通府，昭通正是当时云南铜矿业和银矿业最发达的地区。大勋在丽江时管理回龙银厂，正是该厂最兴旺的时候，大勋半年时间即抽收银课五千余两。[18]又，大勋还屡屡被委审理一些棘手的案件，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底的蒙自棉花牙帖案，惊动皇上，就由总督李侍尧“饬司行委云南府知府永慧、丽江府知府吴大勋、署云南府同知崇士锦提犯确审，”[19]才最终弄明白的。大勋在自序中也说：“其间审案办差边防军务，往来奔走各郡县，游历过半。”[20]这些经历，为大勋的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大勋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离滇回乡，在其书的自序中交代得很清楚。后来，大勋又“起补顺天府南路同知。”[21]不知在何年。县志本传中提到时梁肯堂任直隶总督。查梁任直隶总督在乾隆五十五年至嘉庆二年（1790—1797年）间[22]，则大勋任顺天府同知不应早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又嘉庆元年（1796年），吴大勋陛见，“著于简缺用，今掣得四川保宁府同知缺。”[23]按保宁方志未记大勋事，嘉庆二年（1797年），旋署四川酉阳州。至嘉庆七年（1802年），才另有人署。[24]《青浦县志》说大勋知酉阳州，误。这是大勋最后一个官职。
关于大勋的生卒年，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履历单上自己说时年三十二岁。[25]嘉庆元年（1796年）的履历单则说是五十五岁。[26]有矛盾。但据大勋在云南时督抚几次保荐大勋的岁数，都和前说相同，前说较为可信，大勋应出生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书中提到雍正年间如何，盖后来听闻耳。而后说较小，是当时大勋年过六旬，不愿致仕，故隐瞒几岁。县志本传说其“卒年七十三岁。”[27]则大勋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嘉庆七年（1802年）离官后还家居了几年才去世。
考察大勋的为人，县志本传记大勋在江西信丰时，“俗健讼，牍多告争坟山者，且惑形势家言，葬数年犹发冢视骸骨卜休咎，大勋严禁，风始息。”[28]联系大勋在丽江厉禁火葬，可想见大勋是受儒学思想影响很深的人。又，大勋在云南寻甸捐俸买机教民纺织[29]，县志本传记其在顺天府南路同知任内，以岁饥请赈事，忤总督梁肯堂[30]，虽然热裏仕途，似乎也还是不错的官。
除了《滇南闻见录》外，我们找不到大勋其他的文字。《青浦县志》的《艺文志》里除了著录该书外，也没有记大勋还有其他诗文。从县志本传来看，没有大勋任何的家世资料，可能大勋出身寒门，虽然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22岁时就中举，但所长者只是制艺（大勋在云南去职后曾任职于昆明的五华书院，后署四川酉阳州时，考校学子，《州志》说其“衡鉴之精，士林中犹传为佳话云。”[31]可见大勋对制艺是很熟的），于学问无所讲求。方先生说大勋：“至于考史，则大勋之知识甚陋。”[32]的是确评。以诗文名世的王昶和大勋同是青浦人而稍长于大勋，中举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又很长时间在云南为官，但笔者遍检王昶的《春融堂集〉，并无任何涉及大勋的文字，这也很奇怪。大勋的生平事迹大略如是。
二、《滇南闻见录》的特点和史料价值
《滇南闻见录》分上下两卷，分“天”“地”“人”“物”四部。其中天部10条、地部53条、人部35条、物部165条，共263条。每条长者千字，短者不过二、三十字，全书约40000字，是有关云南的史料笔记中篇幅较长的一部。
前有自序。自序作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叙其四十七年四月离滇[33]，则其甫至家门即作是序，其书各条应杂录于云南，或其在五华书院时有闲而作也。其流传情况，笔者读书甚少，见闻不广，只知道现在《云南史料丛刊》的本子依据的是云南图书馆从上海文管会藏书所藏本钞来之副本。
大勋是书有鲜明的特点。第一，是书主要的内容来自其亲身的见闻，非杂缀诸书而成者可比。方国瑜先生说其“凡引史为证说，多不确切。”[34]大勋自己非饱学之士，读书不富，考据不当。但正因为如此，大勋书中考史的条目并不多，摘钞群书入自书的情况也很少，大量的还是其对当时云南社会的所见所闻，而为其他学人所忽视了的平常的现象。如“绍兴酒”条，记当时云南社会上层多饮绍兴酒，不远千里而致。[35]当时人所习见而不怪，赖大勋记下来，我们今天才得而知。而同时期的王昶、赵翼辈文名动夭下，来滇留下的游记，皆极简略。同时期另一文人上海赵文哲，在滇所作则尽为诗，为史者读之有隔靴搔痒之恨。稍晚的桂馥来滇有《滇游续笔》，对名物多有考证，极精当，但记当时之事则较少。未若大勋，不以诗文名，则老老实实地记其所见闻，反是今天考史者之福。
第二，内容较广泛，而于社会经济和社会风俗方面记载较多，较确实，这在下面还有具体讨论。于当时的政治、军事等方面记载则较少。当时云南正属多事之秋，外有对缅之军事需措置，内则吏治走向腐败，连出大案，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总督彰保在永昌驻扎，用度浩繁，皆府县供应，九个月内，致署保山县王锡亏空军需米粮七万余石[36]；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总督李侍尧又以贪污而被下狱[37]，皆大勋所亲历，而其书丝毫未见记载。可能大勋生性谨慎，不言政治以避祸，而其记则详于较客观的经济、风俗一类耳。
第三，时代性特别强。很多记载离开了当时的时代是不可解的。大勋在云南的时间是在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1772～1782年）间，这在云南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时候，和缅甸的军事冲突刚刚结束，为逼缅就范，清王朝对缅甸采取了全面的经济封锁，使云南经济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从此云南的经济发展开始迟滞。大勋的记载，恰恰反映了这个特殊时期的反常的情况。如其称：“百物皆贵，惟钱最贱。予初到时，纹银一两，易大钱一千一百五六十文。日渐平贱，至四十六、七年，易大钱一千五六百文，大理、永昌竟至二千余文。”[38]按：永昌、大理在清代是云南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既非铜的主要产区，也非云南铸钱的主要地区，更不是当时私铸小钱的主要地区。大勋自己就记道：“故东（川）、昭（通）、曲靖之间为私铸之薮”[39]，并不提及滇西的大理、永昌地区。非私铸地区的钱价反高于私铸猖獗的地区，实际上恰恰说明了当时滇西地区受对缅封锁的影响社会经济凋敝的情况，成为硬通货白银的净流出区，形成白银的短缺，而对政府的纳赋主要是用白银，从而导致不正常的银价。从其他史料也可看出当时滇西永昌一带经济的衰退。如总督彰保就奏道：“近年来永昌情形大非从前通商时可比，若不久驻其地，仅以情理揆度，亦不料今昔悬殊如此之甚！”[40]对缅经济封锁一解除，这种现象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又如“象牙”：“象牙器皿为滇土产，以近南掌诸夷皆产象故也。而迩来夷方象牙到滇者少，全是粤中贩来，即土贡亦往粤备置。”[41]亦是当时对缅经济封锁的反映。离开了这个时代背景来使用这些资料，都会有问题。
该书之史料价值，和其特点相适应，也主要在其较集中地反映了乾隆朝中叶云南的社会经济、移民和风俗习惯上。对当时云南社会经济的具体的记载，并不多见，而大勋是书则有较多的记载。如盐政是当时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事情。从乾隆朝对缅的军事冲突爆发，制盐成本上升，就触发了云南盐政多年积累的矛盾，灶户拖欠官盐，而官府为补欠，来年就加额，灶户为应付，只能在官盐中掺假，而以好盐私卖以补贴。而官府又强迫人民按口购买官盐，人民无以为命，致嘉庆二年（1797年）云南各地，“以压盐致变，缚官亲、门丁、蠹书、凶役及本地绅衿之为害者，挖眼折足，或竟投于积薪中。”[42]大勋任寻甸知州时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是盐政败坏开始的时候，就记道:“滇中盐井甚多，盐皆不甚白净，而黑井者为尤黑，非盐本色，杂以泥土故也。曲靖行黑井盐，余于寻甸时，尝取盐重熬，得净盐七成，色白如雪，三成皆黑臭污泥。每斤黑盐课价三分，又有解费、添平钱，价平贱须卖五十五、六文，加以转运狼藉，零折耗折，官称稍亏，斤两且不足。……故民间多食私，不肯买黑盐。承办之员，往往堕销赔累。”[43]其时已有掺假堕销之情，还不言官府按户压买之事，对我们认识盐法积弊逐渐积累的过程，最为珍贵。又如普通都认为云南传统农村社会是自然经济占主导的社会，大勋书中“牛”条：“农民之家养牛最多，其农功止于耕犁，不比吾乡有盛暑戽水之苦，而一切驮货驾车全用牛只。盖人则农而兼商，物则牛以代马。”[44]说明了当时云南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情况，远非想像的那样简单。而大勋的这些记载很多都是过去研究者所忽略了的。其他如“打厂”条，记云南当时铜矿开采的情况很详细，在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书成之前，对我们了解当时云南矿业内部的组织情况，有重要的价值。[45]又如其记二牛三夫的耕作法，对认识当时云南的农业发展水平，诚属不可多得。[46]对此木芹先生详有考说，在此不赘。
《滇南闻见录》中，还有不少有关移民的史料。如：“至今城市中皆汉人，山谷荒野中皆夷人，反客为主，竟成乐土。至于歇店饭铺，估客厂民，以及夷寨中客商铺户，皆江西、楚南两省之人。只身至滇，经营欺骗，夷人愚蠢，受其笼络，以至积攒成家，娶妻置产，虽穷乡僻壤，无不有此两省人混迹其间。即碧髓宝石之物，越在夷地，亦惟江、楚之民冒险违禁，越界兴贩，舍性命以博财物，其狡也，乃其妄也。”[47]“间有涉讼者，问官须细心剖断，体恤愚夷，不可一任汉奸朦溷也。即夷人彼此争讼，必有汉奸为之挑唆，须访査得实，拘拿到案，重加究处，则讼案易清，夷人阴受其福矣！。”[48]大勋是吴人，对江西、湖南人多有偏见，不过从中也可看出外来移民本土化的过程。又如“茯苓”条：“茯苓为滇中土产，医家开方，必写云苓是也。……及至云南，知系埋种土中长成。……此种培植之法，惟江西樟树镇人为善，业此者无他处人也。”[49]可见生产技术随着移民的到来而传播过来的情形。
大勋书中，对当时风俗的记载，弥足珍贵，却是目前人们注意和使用最少的。如其记当时云南的食槟榔之俗：“滇省土风，每遇客至，必供槟榔。或主人手奉，或以纸折为小匣盛之，小厮捧盘奉之，客取槟榔，还置纸于盘。若主人缺于供，则传为笑谈。客却之亦见怪。”[50]按：云南过去嚼食槟榔之风甚盛，康熙年间来滇的史申义有槟榔诗:“滇中风土尚槟榔，种树为业如农桑。”[51]说明食槟榔的习俗在云南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可能是因为自认是“恶俗”的关系，地方志中的风俗一门极少提到，反是在物产门中还有槟榔种植的记载。而今天云南的汉族早已经没有这种习俗，就是在少数民族中，嚼食槟榔的情况也很少了。笔者在云南陇川县户撒阿昌族地区调査的时候，看到一些老年妇女身佩极精致的心形的小银盒，一问，才知道是装石灰以嚼槟榔的容器，但笔者并没有见哪一个佩小银盒的妇女嚼槟榔。大勋的记载告诉我们在乾隆朝时期，嚼食槟榔在云南的汉族中还是非常普及的风俗。又如火葬曾是云南不少少数民族长期的殡葬方式。但现在绝大多数都已转变为土葬了。大勋记其在丽江时，“丽之夷风，人死殡于野，越几日火之，先用刀把念诵。刀把者，合师巫、杵作为一者也。……余下车后，再三出示劝谕，禁火葬，禁多把，并给官山，听民埋葬。”[52]这是政府干预对民俗的影响的典型的例子。又如记当地的妇女：“女人颇有应酬，成群往来，省城、永昌为盛。省城女人都以手帕蒙其首，以手持两端，翕张任意；永昌女人则以雨伞半张，藏首以内。二者皆使人不得见其面，而自于行走不碍，此亦乡方风俗之一端也。”[53]颇与内陆有异。如记民间求雨的风俗：“民间求雨之法甚恶，率数十人披发衣白，如新丧然。舁一神，前后拥护神轿，故使摩轧作声，势甚汹涌。如此者数十起，于城市中穿街走巷，任人皆须让避，不则肆行呵斥。……此风气之恶者，而省城为甚。”[54]这一类的记载很多，都是少见于它书的珍贵资料。
吴大勋《滇南闻见录》当然在其他方面也有涉及，如气候等等，但其主要的史料价值就集中在上述的几个方面了。大勋宦游云南十年，记其见闻，反映了乾隆中期云南社会的丰富的内容，实属难得。但目前不少研究者在使用吴书的史料时，常泛用之以讨论1856年以前清代云南社会的状况，这和吴书史料的时代规定性是有抵牾的。和其相似记作者亲见亲闻而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则有康熙年间刘崑之《南中杂说》，道咸年间君終毓之《云南乡土纪事诗》，后者虽是诗，但有大量自注，史料价值也极高。方先生《概说》中未曾提及，研究者也绝少使用。对这一类的史料，我们在研究中既要高度重视其写真纪实的史料价值，又要注意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的局限性，准确使用。
杨煜达，男，云南保山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原载于林超民主编：《西南古籍研究》2004年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76～383页。
[1] 光绪《青浦县志》卷18《仕绩传》。
[2] 同治《酉阳直隶州总志》卷16《政绩》。
[3]《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19册，第175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
[4] 道光《信丰县志续编》卷3《官师》。
[5] 同治《新建县志》卷29《官师》。
[6] 道光《寻甸州志》卷18《秩官》
[7] 光绪《青浦县志》卷18《仕绩传》。
[8]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640页。
[9]《滇南闻见录》“雷”条，《云南史料丛刊》第12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1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6辑，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云南巡抚李湖奏，台湾故官博物院出版。
[11]《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0辑，乾隆四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云贵总督李侍尧、云南巡抚斐宗锡奏，台湾故宫博物院出版。
[1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0辑，乾隆四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云贵总督李侍尧、云南巡抚斐宗锡奏，台湾故宫博物院出版。
[1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4辑，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十六日云南巡抚斐宗锡奏，台湾故宫博物院出版。
[1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4辑，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十六日云南巡抚斐宗锡奏，台湾故宫博物院出版。
[1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7辑，乾隆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云贵总督李侍尧、云南巡抚斐宗锡奏，台湾故宫博物院出版。
[1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0辑，乾隆四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云贵总督李侍尧、云南巡抚斐宗锡奏，台湾故宫博物院出版。
[1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8辑，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云贵总督李侍尧、云南巡抚斐宗锡奏，台湾故宫博物院出版。
[18]《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4辑，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十六日云南巡抚斐宗锡奏，台湾故宫博物院出版。
[1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4辑，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十六日云南巡抚斐宗锡奏，台湾故官博物院出版。
[20]《滇南闻见录·自序》，《云南史料丛刊》第12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1] 光绪《青浦县志》卷18《仕绩传》。
[22] 光绪《畿辅通志》卷30《职官六》
[23]《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23册第333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
[24] 同治《酉阳直隶州总志》卷12《职官》。
[25]《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19册，第175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
[26]《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23册，第333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
[27] 光绪《青浦县志》卷18《仕绩传》。
[28] 光绪《青浦县志》卷18《仕绩传》。
[29]《滇南闻见录》，“纺织”条，《云南史料丛刊》第12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30] 光绪《青浦县志》卷18《仕绩传》
[31] 同治《酉阳直隶州总志》卷16《政绩》。
[32]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641页。
[33]《滇南闻见录·自序》，《云南史料丛刊》第12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35]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640页。
[36]《滇南闻见录》“绍兴酒”条，《云南史料丛刊》第12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3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7辑，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云贵总督图思德奏，台湾故宫博物院出版。
[38]《高宗实录》卷1100。
[39]《滇南闻见录》“钱价”条，《云南史料丛刊》第12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7页。
[4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4辑，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署云贵总督彰保等奏，台湾故宫博物院出版。
[41]《滇南闻见录》“象牙”条，《云南史料丛刊》第12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42] 包世臣《给事中谷先生家传》，载方树梅《滇南碑传集》卷14。
[43]《滇南闻见录》“盐”条，《云南史料丛刊》第12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44]《滇南闻见录》“牛”条，《云南史料丛刊》第12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45]《滇南闻见录》“打厂”条，《云南史料丛刊》第12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46]《滇南闻见录》“耕种”条，《云南史料丛刊》第12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47]《滇南闻见录》“汉人”条，《云南史料丛刊》第12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8页。
[48]《滇南闻见录》“汉奸”条，《云南史料丛刊》第12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49]《滇南闻见录》“茯苓”条，《云南史料丛刊〉第12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50]《滇南闻见录》“槟榔”条，《云南史料丛刊》第12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51]（清）史申义《使滇集》，《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17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52]《滇南闻见录》“刀把”条，《云南史料丛刊》第12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53]《滇南闻见录》“女人行走”条，《云南史料丛刊》第12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54]《滇南闻见录》“求雨”条，《云南史料丛刊》第12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