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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20世纪云南地方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首推方国瑜先生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奠基性巨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及他主编的《云南史料丛刊》（包括油印本和世纪之交出版的排印本）。对此前的成绩，方先生总结说：“云南史料目录之作，前人已有编纂”，并列举了万历《云南通志·艺文志》起至光绪两本《云南通志·艺文志》止对云南文献的收录及解题。到20世纪，“近世有李小缘撰《云南书目》，惟取《通志》所载及近人撰述兼取外文稍加分类而已。方树梅（臞仙）先生致力于云南文献，经历二十余年搜访，编撰《云南艺文考》，哀然成帙。……故滇人著述之书已有较为完备之本，而纪载滇事之书犹待有新作也。”[1]实际上，除方先生列举的著作及学者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有一位学者做过不少工作，那就是于乃义先生及其所著《云南文献》。由于于乃义先生解放后经历坎坷，他在云南文献研究方面的贡献几乎“湮没”无闻，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本文不揣浅陋，拟对于乃义先生1949年撰写的《云南史地辑要》第十篇《云南文献》略作介绍，不当甚至错误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于乃义先生（1915—1980），云南昆明人，字仲直，号净明，别署饮光。出生于书香世家，家有“双水精舍”书屋，是昆明主要藏书楼之一。因父亲去世较早，13岁到百货店当学徒，晚上由舅父授读诗书，毕业于云南法政专门学校经济预科。1932年，进入云南省立昆华图书馆工作，后任编选部主任。期间受业于袁嘉谷、陈度、秦光玉、方树梅等著名学者门下，研习经史、诗词和佛学，并与楚图南、方国瑜、姜亮夫等为友。参加云南通志馆审订委员会的审订工作，撰写《新纂云南通志》之《面积方界经纬度表》《边裔考》，参撰《商业考》《艺文考》《土司考》等目。参与《续云南备征志》《滇诗丛录》《永昌府文征》《腾冲县志》《石屏县志》《云南丛书》《云南史地辑要》等书的编辑，与胞妹于兰馥等合作整理《滇南本草》，成为“云南著名的文献学家，在地方文献的研究、搜集、整理方面贡献颇大”[2]。曾任《文献》杂志编委。
作为“一位成就卓著的文献、方志学家和图书馆学家”[3]，于乃义先生在云南省立昆华图书馆及云南省图书馆工作近五十年，被誉为“活字典”、“活资料索引”，曾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馆长秦光玉的指导下，采用刘国均“中国图书分类法”分编了馆藏图书，使管理趋于科学规范。他对珍本、善本有丰富的鉴定经验，积累和抢救了一批濒于散佚的古籍、版片。如发现国内仅有的元代《弘法藏》，填补了大藏经史上的空白。
1946年，于乃义先生与兄于乃仁创办私立五华文理学院，任教务长，聘请著名学者钱穆、刘文典、罗庸、徐嘉瑞、方国瑜、姜亮夫、白寿彝等任专职或兼职教授。钱穆先生回忆说：“适有滇人于乃仁来访。其弟乃义方长昆明云南省立图书馆，有志中国学术思想之研究。彼则在抗战时从事滇缅公路之运输，获有盈裕，拟由其弟办一五华书院，邀余往。……遂欣然允诺。……及唔乃义，其人纯谨退让，温和可亲，颇自欣慰。而乃义见余有病，亦绝不以五华一切杂务相扰，仅求余每周作讲演一次或两次。为余觅一住处，即在翠湖公园中，前后五六进，皆空室无人，余单身住其最后一进。一女仆随侍作膳食。”[4]李埏先生也回忆说：“社会贤达于乃义昆仲也筹建'私立五华学院’……知我师事宾四先生久，因托我代致意，邀请来昆讲学。云大文史系主任方国瑜先生闻之，亦托我代为敦请。最后决定由两校合聘。”[5]留下了一段学苑佳话。私立五华文理学院在云南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于乃义先生也被誉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6]。
全国解放后，于乃义先生历经磨难。这一时期，于乃义先生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权利，但他仍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写成《安宁中草药志》、《中草药札记》等稿件，参与编纂《昆明历史资料汇编》，与兄于乃仁合著《云南人民反帝斗争史》。恢复云南省图书馆的工作后，参加了《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工作，整理佛教典籍，写成《佛道藏经的版本源流鉴别》等，以“立志终身做一名资料员”教育后学。[7]
1944年，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馆长何少诚倡议编撰《云南史地辑要》一书[8]。于乃义先生记述说：“在抗战结束的前一年，昆华民众教育馆馆长何少诚先生鉴于大学、中学的史地教材多系全国性的，对于乡土史地方面，应该有补充的教材与课外读物，以供师生使用。先就云南史地的专题，发起编印一部简明的云南史地参考书。约了几位专家，集会商讨，决定了体例。”[9]王樵（尧夫）先生也说：“自抗战军兴，政府西迁，学者专家，接踵而至，我滇于政治经济文化等之重要性，乃为人所重视。因此对我滇各方面之研究，亦迭见记载，惟以散简零篇，难窥全貌。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职司社教，负有阐扬本省文化之任务。民国三十四年，前馆长何少诚先生有见于此，乃倡议编撰《云南史地辑要》一书。拟定关于云南沿革、部族、语言、农村、边务、文献、地形、地质、气象、矿产等纲目十篇，聘请专家执笔撰写。俾使一般人士对于我滇之各方面，得一全盘之了解，进而研究探讨，以推进地方之建设。”[10]则其一开始的目的仅只是编写一部简明云南史地补充教材和参考书，此后抗战胜利，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该书的编纂宗旨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主要为了总结抗战以来学者专家对云南各方面的研究成绩，同时弘扬云南文化，进而研究探讨。
1944年秋约请作者座谈后，专家们即开始写作。以来自中央研究院、西南联大为中心的内迁入滇学者凌纯声、罗常培、张席禔、张印堂负责部族、语言、地质、地形，以来自云南通志馆为中心编纂《新纂云南通志》的著名滇籍学者方国瑜、陈一得、张凤岐、于乃义负责沿革、气象、边务、文献，国立云南大学矿冶系地质学教师何塘负责矿产，1948年入滇的国立云南大学教授杨堃负责农村。实际上该书的写成并出版颇费周折，经过“一年余之筹备，即交付印刷，但仅印就沿革、部族、边务、气象四篇后，即因人事变迁与经费支绌而搁置”[11]。1949年夏，王樵继任馆长，“因见前馆长何君少诚所辑云南史地辑要一书，执笔者皆一时之彦，学近专门，事不蹈虚，遂发宏愿，踵而成之。”[12]王樵先生也说：“本年（按，1949年）夏，樵接长馆务，深觉此书对于我滇之重要，不应功亏一篑，任其散失，乃决心完成。”[13]该年年底，《云南史地辑要》一书终于出版，分装上、下两册，署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11月版，姜寅清（亮夫）题写书名，编辑者、出版者均为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列为该馆“民众丛书之二”。
于乃义先生接受撰写《云南文献》的任务后，得其师秦光玉、兄于乃仁的帮助，商定体例，又得到方树梅、方国瑜、梁书农等提供“很丰富的宝贵资料”，“经过长时期的搜罗材料，觉得范围过大，不是几万字的小册子容纳得下。先作一个长编，已到五十万字以上。与本书其他部分不相称。随因人事纷繁，迟迟没有交卷。中间经过了包、李两馆长，到现在王馆长，决定把这书及早印行，我才就初稿提纲撷领，分别为十章叙述。”“此书自秉笔以来，已五易寒暑。”[14]
《云南史地辑要》一书出版在新旧交替的大变动时代前夜，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该书此后的尴尬命运。它是一个旧时代的总结，它的作者也是旧时代的“一时之彦”，这些作者在新时代的命运实际上也预示了该书的命运，因而此后《云南史地辑要》一书在较长时期内“湮没”无闻，也就可想而知，这应该是于乃义先生著《云南文献》长期不为学术界所知的主要原因。
《云南文献》一篇，是在初稿五十余万言的基础上改写而成，共八万五千余字，分绪言、有关云南图书目录、考古文献、历史文献、地理文献、自然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的资料、考据思想文艺的书、传记、文献之整理传播与今后展望等十章，并附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石城碑、汉建初两器、禄丰恐龙图片三幅。
绪言，分文献界说、云南文化与文献两目。作者认为：“文献也者，是人类过去活动遗留下来，信而有征的痕迹罢了。人类由野蛮进到文明，进化的痕迹怎样?是有史数千年间，众人的心思才力，点滴积累而来，才会有今天的世界。这点滴积累的过程与成绩，应用文字纪载，缕析条分，考究它的因果本来关系的，叫做历史。而历史的本身，和史籍以外的一切资料，乃至实物等类，可以持久而保存前人活动迹象与意志的，就是文献。”[15]对于云南文化的形成，作者从地理、天候、交通、人民（族群）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云南文化的特征即农业社会文化、朴实的学风和具备发展的条件。
有关云南图书目录，作者列举道光《云南通志·艺文志》至民国《新纂云南通志·艺文考》，逐书评论，详细介绍方树梅、梁之相的著作。并列出当时可知的全国方志目录、《禹贡》半月刊发表的有关云南论文索引、五华学院正在编纂的论文索引及正请人翻译的法人葛尔田著《西人论中国书目》等。
考古文献，分禄丰恐龙化石、苍洱境的发掘、汉以后的铜器和其他金属品、元代石刻、其他古物五目。作者首先回顾了1912年以来外国学者、中山大学、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经济部地质调查所、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企业局等在云南的地质考察工作及成绩，接着摘录了杨钟健对禄丰恐龙骨发现的记录。对于1938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吴金鼎、曾昭焐等人对大理苍洱境的考古发掘，也作了详细的介绍，并论及徐嘉瑞对大理古代文化史的研究。在“朱提”、“堂狼”铜洗、“梁堆”墓出土的铜器、五铢钱币、铜鼓、大理崇圣寺观音铜像、金属文字等方面，一一进行介绍并详述时人的研究。金石目录方面，回顾了有关云南的金石目录著作，详述李根源编《云南金石目略》及方国瑜先生的考订，接着介绍了孟孝琚碑等七块云南重要石刻及大理国、元代、明代以后的石刻。其他古物则介绍了1944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在重庆展出的大理国张胜温画卷，1949年石钟健带来从美国杂志上影印的南诏国画卷六图。最后提及剑川石坛造像、滇西火葬坟、古代塔庙建筑、鸡足山等地的古书画等。
历史文献，将云南历史文献分为正史、编年史和四库中史部提到云南故实的记录，中国西南地方史或云南的古史与辑佚的本子，笔记札记中提到云南的史事，经整理过的云南历史四类。列举了王崧《云南备征志》、秦光玉《续云南备征志》的目录，然后详细介绍庄蹻事迹、《华阳国志·南中志》、《蛮书》及唐代有关云南史籍、宋代云南史籍、元代云南史籍、明代滇南文献、纪事本末体的云南历史、编年体的云南历史、咸同之乱史料、民国以来的著述及李根源《永昌府文征》、云南辛亥革命史、护国史实、护国以后史实、龙云时期的政治与建设事业等相关资料，并提出“历史文献，现代的比古代的还要重要”的看法。
地理文献，分古代地志、省志、府州县志、山川志和游记杂记、表与图五目。古代地志部分，自《禹贡》、《汉书·地理志》起至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地理考》止，逐朝介绍有关云南的地志资料，并抄录了马可·波罗《云南游记》的内容。省志方面，逐书介绍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元、明、清三朝公私修纂及民国已编未完成的通志十四种，加以“知见的五种未完的一种”共二十一种，尤详于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的分类及纂述者情况。府州县志方面排列二百余种，多所补充和改正。山川志和游记、杂记列举了二十一种，并摘要了《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的云南部分，近人著述则列举了九种。表与图方面，介绍了用表来说明沿革地理的著作三种及《新纂云南通志》之沿革表和沿革图，接着介绍了有关云南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地图九种，其中外国人所绘舆图六种。最后介绍了李根源著《滇西兵要界务图注》。
自然科学研究，详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对数学（熊庆来）、天象（陈一得）、地质、生物的研究、实地调查和主要成果。
人文社会的资料，分政治资料、经济资料、社会资料、民族语文资料、边务和外交资料等类，详细介绍民国以来学者们的研究成果。
考据思想文艺的书，则以“云南丛书”为主，分诗的总集、文的总集、散文、词曲、诗律文法和文学史、滇戏、艺术、歌曲、小说、造型美术、经学和文字学、音韵学、音律、思想、佛教、伊斯兰教、笔记等类详细介绍时人的研究成果。
传记，介绍云南的古代传记及方树梅的《滇南碑传集》，认为《新纂云南通志》是集大成的工作。此外就元、明、清至民国的“别传”进行了详细介绍。
文献之整理传播与今后展望，分别介绍了“云南丛书”、云南大学西南文化丛书十种、新云南丛书等。最后，作者就今后云南文献工作提出了十点设想。
总的来说，《云南文献》一篇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首先，《云南文献》正式撰写于1944—1949年底，其初稿达五十余万言，内容极为丰富，几乎涉及云南文献的方方面面，代表了这一时期云南文献研究的最新、最全面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在云南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其次，该文发表后，作者在较长时间内失去了继续从事这一课题研究的机会，但他对云南文献研究的思考却没有停止。1979年，返回云南省图书馆工作的于乃义先生在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上，提交了论文《地方文献简论》，并发表于《文献》第一辑，对自己长期从事云南文献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总结和理论提升，提出了建立地方文献学的设想。“初步总结历年来对地方文献的采访、编订、收藏、利用的点滴经验……钻研有关地方文献的理论、方法，从历史学、地理学、目录、版本、校勘学以及科技情报学等多种学科，脱胎出一门边缘科学，姑且名为'地方文献学’。”论文讨论了地方文献的历史、具体内容、地方文献与科技情报的关系、地方文献学等，认为地方文献学是一门“边缘科学”。此后，在一段时间内“很少人响应”，近十年来，这一状况有了改变，“学者和专家纷纷撰文对地方文献的有关理论问题，包括地方文献的基本概念、特点、类型、范围、历史、价值、分类、发展前景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系统、深入的探索与研究。”[16]有学者总结说：“如果说1979年于乃义先生提出建立'地方文献学’的时候条件尚不具备，1988年骆伟先生对'地方文献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进行的论述，则表现了地方文献研究的渐趋成熟。”[17]客观地评论了于乃义先生在我国地方文献理论研究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及其学术研究的前瞻性和科学性。这一时期，于乃义先生还计划编撰《云南文献书目提要》、《续云南备征三志》及滇、川、黔、藏四省区的文献史，进一步深化他对地方文献学的研究。
再次，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该文是作者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文献研究的学术总结，文中不厌其烦，事无巨细，娓娓道来，详细记录了作者所知的时人研究过程和成绩，由于作者记述的内容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内容，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该文就是一篇简明民国云南学术史。
最后，作者对今后云南文献工作提出十点设想，时至今天仍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如主张各大学合设民族、语言、地质、生物、社会经济、文史等若干研究所，以集中精力，集中资料，培养人才；有组织地发表各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各研究所和文献委员会在各县地方中学校长和；教员中选聘特约研究员，有计划地搜罗金石图书，记录天象，整理档案，调查社会情况；整理文献工作要由大学、研究所、图书馆、政府机关及私人研究者贯彻一气，以文献委员会为神经中枢，等等。
当然，由于时代和时间的关系，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该文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正如作者所说，“范围过大”，“恐有先后重复或不相贯注之处”，因之内容冗杂，包罗万象，主题不突出。作者未能紧紧抓住“记载滇事之书”这一主题，将“滇人著述之书”与其混杂在一起，同时，也未能突出历史文献这一主题。行文也不简洁，如全文抄录马可·波罗《云南游记》的内容等。
注释：
[1]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一册《弁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页。
[2]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昆明市志·人物》》（第十分册），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20页。
[3]张一鸣：《于乃义先生传略》，见《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第153页。
[4]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0页。按，三联版将于乃仁、于乃义均误为忠仁、忠义。
[5]李埏：《昔年从游之乐，今日终天之痛——敬悼先师钱宾四先生》，见李埏著《不自小斋文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93页。
[6]张一鸣：《于乃义先生传略》，见《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第155页。
[7]张一鸣：《于乃义先生传略》，见《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第163页。
[9]于乃义：《云南文献》，见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编《云南史地辑要》下册，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1949年版，第1页。
[10]王樵：《云南史地辑要·序二》，见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编《云南史地辑要》上册，1949年，第3页。
[11]王樵：《云南史地辑要·序二》，见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编《云南史地辑要》上册，1949年，第3页。
[12]姜亮夫：《云南史地辑要·序一》，第2页，载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编《云南史地辑要》上册。
[13]王樵：《云南史地辑要·序二》，第3页，载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编《云南史地辑要》上册。
[14]于乃义：《云南文献》，第1页，载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编《云南史地辑要》下册。
[15]于乃义：《云南文献》，第2页，载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编《云南史地辑要》下册。以下介绍均引自该文，不再注明出处。
[16]骆伟：《我国地方文献专题研究综述》，载《图书馆论坛》2006年第6期，第102页。
[17]林岫、王炜：《我国图书馆地方文献研究综述》，载《图书馆学刊》2000年第2期，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