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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瑜先生（1903——1983年），字瑞臣，云南省丽江县人，纳西族。被誉为近代以来西南民族史的开拓者、云南地方史的奠基人。
关于国瑜先生的一生及成就，已经有无数的书写和评论。在这里，我们只选取重要的和一些特别的事情，和大家说一说，从中，我们看到，大家风度，风华熠熠，光照大千。
先生的著作
《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彝族史稿》、《纳西象形文字谱》、《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云南民族史讲义》……这些国瑜先生撰写的书，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史、中国历史地理、云南地方史的经典著作，迄今，它们仍是学人治学必读的佳作。
桃李满园
云南大学会泽院
方国瑜一生从教，培养后学。20世纪50年代，他在云南大学历史系开设了云南民族史、云南史籍评论、彝族史、白族史等课程，并亲自撰写讲义，彼时，这些都是从无到有的创举。
1959年，云南大学历史系创办了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1963年，云南民族史研究室成立（后发展为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这些，都与先生的努力分不开。
今天，云大历史系在云南省内乃至全国历史学界获得了较高声誉，被公认为我国史学人才培养的重镇之一，这里面，有着方国瑜和无数先辈学人的奠基之功。
方国瑜（右）与弟子和志武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先生一生耕耘杏坛，诲人不倦，学问之道，于斯传承。
家国情怀
方国瑜是学者，但他并未“躲进小楼成一统”“两耳不闻窗外事”。他的一生，爱国，爱乡，爱家，家国情怀，忠贞不渝，未曾改变。以下，我们记下先生一生中的几件经历：
大学期间，先生加入云南左派学生组织的“新滇社”，并主办《云南》周刊。
1924年，在担任全国学生会干事期间，先生与谢伯屿、吴平地等共同组织北京师范大学预科学生到天安门参加示威游行，要求赶走黎元洪、曹锟，迎接孙中山来京组建“临时政府”。先生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到火车站迎接孙中山先生入京。
1925年，方国瑜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游行示威活动，奋勇当先，与警察英勇搏斗，右臂因之而被打伤。
为揭露上海“五卅惨案”暴行，在伤势尚未痊愈的情况下，先生依然率领一个学生小分队到天津、济南、南京、扬州等地进行宣传……
治学
青年时期，方国瑜投身爱国运动，而立之年后，先生不问政治，将全部心力灌注于治学。
方国瑜先生在查阅资料
关于先生的治学方向，林超民在《方国瑜先生传略》中这样写道：彼时“‘整理国故’之风方兴未艾，先生乃立志于国学研究，为中华民族争光。”后有感于其时中英会勘滇缅边界，英、法等帝国主义觊觎云南边疆等事实，方国瑜转而专治西南史地之学，希望藉此报效祖国。
方国瑜曾师从钱玄同、余嘉锡、马衡、刘复诸先生攻读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之学，又得高步瀛、吴承仁、黎锦熙、陈垣、杨树达、梁启超、赵元任、章太炎、袁嘉谷、李根源等诸位先生的指导，可以说，在学术之路上，他遇到了很多好老师，可谓福缘深厚。
1933年秋，在刘半农先生建议下，方国瑜回到故乡，整理纳西象形文字，后用国际音标给纳西语标音，编成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科学的《纳西象形文字谱》。
1937年，李根源先生推荐方国瑜回云南参加界务交涉，先生于9月到达滇西边地考察，写成《滇西边区考察记》，此书是民族学、边疆史地之学的重要参考文献，迄今仍为学术界所推崇。
1938年后，方国瑜连年兼任云南通志馆编审、审定、续修之职，撰写了其中的《建置沿革》、《疆域考》、《金石考》、《宗教考》、《族姓考》诸目，为《新纂云南通志》的成书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6年，先生周历惠通桥、松山、龙陵、芒市、遮放、黑门山、畹町、腾冲等滇西战场，广收战报文书，走访亲历者，写成《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六卷，是国内关于滇西抗战最详实最珍贵的资料之一。
1974年8月，先生完成《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80余万字的书稿。
历经两年，在胃部被切除五分之三，视力几乎全盲的情况下，先生完成了百余万字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此书对云南史料（包括文物资料）的搜集、整理，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对云南史料的著录、评说，是迄今最为完备的一部，亦是超迈前人的力作。
自1978年起，先生克服双目失明，年高体弱的困难，主编了八百余万字的《云南史料丛刊》，收录史料四百余部，上起汉代、下迄清代，近二千年间。凡云南古代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民族、风土、物产等重要的文献资料，力求囊括其中。
……
困而好学
“困而好学斋”是国瑜先生自署书斋之名，在《略述治学经历》一文中，他曾写到：“国瑜生于边僻之乡，儿时因疾病折磨，资质粗苯异常，习惯于孤独生活。年九岁始发蒙，因不懂汉语，只用本民族（纳西）语言讲解汉字，颇感困难。”后方国瑜师从和让（德谦）先生习诗词六年，少有佳作，因此，和让先生曾赠言：“瑜生性质朴，缺乏“才”、“趣”，而肯勉力，“学”、“理”可就；一生功力，能为学人，不宜为文人。”
方国瑜故居
对于老师的赠言，方国瑜一生拳拳服膺，未曾忘怀。因此，他一生刻苦治学，孜孜不倦。每日工作日程是“一、三、五、七”，即清晨工作一小时，早餐后工作三小时，中饭后五小时，晚饭后七小时。这样的工作强度，令学人汗颜。也因为如此，先生才给我们留下了如此多的经典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