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教授。原籍福建，1950年出生于上海，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1992年起，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2006年至2013年担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曾任日本京都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校客座教授。2009年获选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全球学人”。著有《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等。
葛兆光玩起了音频。
还是2019年初春，往访知名出版品牌“理想国”的新业务品牌“看理想”的北京公司，甫一听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历史系特聘教授葛兆光正受邀策划一档历史类音频节目，还是略有些吃惊的。
因为，葛兆光给外界的一直是学界清流的印象；作为当下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发声的主要方式，三十多年来还是侧重《禅宗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史》、“中国”研究三部曲这类专书，不申请课题，不时有些思想文化随笔刊发于《文史参考》《读书》《南方周末》等报刊，但不上电视，博客、微博也是没有的；最近这些年，他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时间，远远多于国内的学术活动。
5月30日，葛兆光与梁文道联袂策划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在“看理想APP” 上线。这档6季暂定26讲的音频节目，最新订阅数、收听人数、听众留言评论数量和销售额均颇为可观。更让在北大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分别修过国际关系和国际历史的90后编辑张琪茜欣慰和振奋的是，其“完播率”也较高。
在知识付费的热潮和全球史炙手可热的背景下，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新生们，分别收到了各自校长随录取通知书寄赠的礼物：旅美台湾前辈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的《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已故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北大出版社培文公司引进的后者的第7版7月中旬已经是第94次印刷了——两年前，时任国科大校长丁仲礼院士向新生们赠送的也是这本书，中科院院长、该校名誉校长白春礼院士在那次开学典礼的书面致辞中表示，“爱国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将这种爱立之于国家，放诸于全人类。”
《万古江河》封面
《全球通史》封面
寻找一个笼括全球、世界互相联系的历史
刚刚结束在墨尔本的澳洲中国研究双年会，7月10日午后，葛兆光细述《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缘起、宗旨，还分享了他对普及历史学知识的方法论心得，以及对全球史和“全球史观”及相关历史研究方法的看法。
《百家讲坛》世纪之初当红之时曾约请葛兆光上镜而被婉拒，新贵如“得到”、“喜马拉雅FM”等平台也向他抛出过橄榄枝，但是，史学普及中的世俗化倾向和对读者的刻意迁就让他有所顾虑，这一次，他选择了“看理想”。
葛兆光与“看理想”总策划梁文道的忘年交情谊超过了18年，“理想国”总编辑刘瑞琳16年前服务于山东画报出版社时就责编过葛兆光的随笔集《在异乡听雨看云》。
“全球史这个问题在中国是值得做的。作为一个现在国际上历史学的潮流，它怎么样跟中国听众有关系？”葛兆光建议做一档全球史主题的音频节目，一拍即合后花了一个多礼拜拟了一份详尽大纲。
全球史不同于《史记》《汉书》《三国志》这类王朝史和19世纪以来的国别史，也区别于世界史，葛兆光这样解释它对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叙事单位的超越：“如果你到了遥远的太空，就像李贺《梦天》里说的，‘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可以一眼览尽我们这个七分是水、三分陆地的蓝色星球，这地球上面哪里有什么一道道的国境线，有什么大小圈圈的城市，各国怎么会是不同颜色？”
葛兆光从四大方面规划了节目的基本理念，“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特点与意义在于：1. 讲一个联系的历史（超越国境的叙述）；2. 讲一个没有中心的历史（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但是也反对中国中心主义）；3. 讲一个既重视“人”（人类的政治文化），也重视“物”（环境与物质文化）的历史；4. 讲一个从中国出发的长时段、大范围的历史。而之所以强调“从中国出发”，是因为这一“全球史”节目往往从中国、东亚和亚洲说起，“它可能和欧美学者的全球史，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太一样的视野、角度、立场。”在具体的表达策略上，“每一讲希望都从有趣的故事（特别是中国的故事）开始，所以，有关全球史若干讲的设计，多选择有意思的情节，而不求其历史的完整性。”
世界地图，1607年。彼得·范·德·克尔著，盗版自彼得·普朗克1594年的地图
许倬云先生从美国打来电话，称许这档节目“带着宏阔的眼光，回访过去思考未来”，寄望“这个计划蔚成风气，使得中国的历史教学研究有更宏阔的眼光，更能思考到未来，找出过去跟未来有关的事情”。葛兆光在发刊词中定位，要“寻找一个笼括全球、世界互相联系的历史”；梁文道开宗明义，“真实的历史是流动穿越的，不是壁垒分明的。发刊词这一讲之外，葛兆光规划了6季暂定26讲150集左右，还给每一讲都写出了纲要。其中：“全球史”从头说（5讲），战争与移民（3讲），商品、贸易与物资交换（6讲），宗教与信仰（3讲），疾病、气候与环境（2讲），大航海之后进入全球时代（7讲），从人类起源的单一和多元猜想讲起，一直讲到19世纪中叶两次鸦片战争、晚清政府对《万国公法》的接受。
葛兆光没有时间和精力直接去撰写讲稿和献声讲述，他起的是感召和讲稿终审、总体把关等作用，在他的直接推荐和“理想国”学术馆主编马希哲、“看理想”编辑张琪茜及其同事的多方联络下，十余位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中青年学者撰稿人迅速集聚，他们分布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日本、美国、英国等地。
其中，1980年出生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段志强，是葛兆光门下十余位弟子中的一位，他的硕士论文《旧庙新神：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从祀孔庙研究（1876—1908）》获得清华大学2009年校级优秀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单行本《顾祠——顾炎武与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2015年被纳入文史研究院的“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丛书”并正式出版。在全校开讲“中国古代文明”课程、有时在《读书》上发些学术随笔的他，格外认同导师的普及思路，当仁不让地受托加入《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创作团队，撰写了全部26讲中的4讲且出任了节目上线以来唯一的讲者。去北京的录音棚录了最初一讲后，段志强迄今的全部录音都是在上海的一间会议室录制完成的，摸索中发现自己的睡袋有很好的吸音效果，一部录音机搁在睡袋上，一杯茶，就这样一个人在安静的夜晚开始录制起来。录播渐入佳境后，段志强还跟梁文道在节目的“番外”篇里定期向听众答疑。
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博士生尹敏志，2011年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水利水电专业之前，早就读过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生理学教授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觉得“特别震撼”。看了北大历史系学长马希哲转来的节目大纲，很感佩葛兆光这位并无直接接触的复旦大学文科领军学者的倡议。日本那些优秀的大学教授往往都是“用两支笔写作”——一边写学术专著，一边写向大众进行普及的“文库本”。尹敏志在北大历史系期间修了日语，去了京都大学后又修了一年满语，他所在的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的前教授杉山正明通晓13种语言文字，退休前还带着博士生读波斯文史料，“从区域史到全球史，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是单一语种史料的研究做尽了之后的必然趋势。”
版画：印第安人的农耕图。在大多数土著美洲印第安部落里，妇女都是主要的农业劳动力。她们种植花生、豆类和其他作物，这些作物构成部落的大部分食物来源。这幅16世纪的法国版画，表现的是印第安男人正在耕地，而印第安妇女正在整理过的土茬中播种（供图：北大培文）
尹敏志受邀撰写最末一季“大航海之后进入全球时代”的“白银：发现新大陆与全球贸易”这一讲，几易其稿的过程中觉得政治史、经济史的考证和转述相对容易，“难点在于用故事的线把它串起来，尤其是涉及理论部分就会很难”，比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贡德·弗兰克的经典作品《白银帝国的兴衰——世界市场中的中国（16至18世纪）》 一书中的理论认为，白银的流通塑造了近代中西交往的格局。
复旦大学历史系青年副研究员商兆琦也受邀撰稿，他硕士和博士均就读于东京大学，专治日本政治思想史和东亚儒学史，此前就在“看理想”APP上尝试过《明治维新10讲》。
“看理想”的全球史节目组还在继续发掘术业有专攻且长于普及策略的撰稿人，北大历史系古代史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周思成是他们找到的一位，1984年生人的他通晓英语、法语、德语，还能阅读日文、俄文、拉丁文、波斯文等十余种文字，专攻蒙元史、民族史和军事史，其4月出版的新著《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在网上拥有一批拥趸。
历史的变迁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葛兆光要求每一讲的成稿数字在3000字左右，“不要太想把事情讲清楚，没必要滴水不漏。要注意节奏，一小块一小块地集中地讲”，“每节只围绕一个知识核心来写”，“讲白话，少用长句子”，每讲15分钟左右的节目时长被证明是较为合理的。原来，1980年代初在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读硕士时，导师之一金开诚先生就是中文系讲课节奏感很好的几大“铁口”之一，他对“文史科普”和“大学者写小文章”的推崇，激励着葛兆光多年以后结集出版了《古代中国文化讲义》《中国经典十种》《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等多部讲义。
《世界简史》封面
《20世纪简史》封面
早在2001年，葛兆光就在媒体上推荐过台湾地区学者张元、李孝悌合编的高中教科书《历史》和美国汉学家伊佩霞的《剑桥插图中国史》。这一次，他向参与撰稿的中青年学者们推荐了5部全球史的典范之作，都是体量适中且有中译本的：澳大利亚国宝级历史学家杰弗里·布莱内的《世界简史：从非洲到月球》，卜正民的《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1998年度美国普利策奖得主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牛津大学拜占庭研究中心主任彼得·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美国夏威夷大学的世界史专家杰里·本特利与赫伯特·齐格勒合著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第三版）。
葛兆光极力强调细节和故事。比如，“何以果腹”的问题就引导出了一部“食物的全球史”，像国人熟悉的茉莉花，其实是从中国西边传来的，葡萄和黄瓜也来源于中亚等地，而源自美洲的玉米和番薯帮助我们解决了历史上人口膨胀导致的粮食危机；400年前并没有“川菜”，改变我们口味的辣椒也是外来物种；不光是吃的，让人容易上瘾的烟草也是从菲律宾、日本传来的……
“全球史”的概念似乎不言自明，国内对“全球史观”和“全球史”的接触其实有个过程。北大历史系荣休的资深教授马克垚1978年参加了“文革”后中国第一个出访的世界历史代表团，他和团员们见到外国同行就迫不及待地问“你们现在在读什么书”，对方大多回答称正在读时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1963），中国的世界史学者赶紧找来读，“尽管当时我们对该书并不十分了解。”
《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在国内已经更新到第五版，译者们特别提到这套书“很明显在不少地方可以看到前辈史学家的影响，尤其是有威廉·麦克尼尔的影子”——学者们在论述“全球史观”或全球史1980年代以来的兴起和它新世纪以来在国内的大量译介、出版时，多会提及曾任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的威廉·麦克尼尔的《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1967）和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1970,1971），本土新闻与传播学学者往往也很推崇威廉·麦克尼尔与其子、环境史专家约翰·麦克尼尔合著的《人类之网：鸟瞰人类历史》。
1987年，英国历史学名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简体中文版出版，原著中的a universal view of history 一词首次被译为“全球历史观”，这被认为是“全球史观”一词在中国的首次出现，此后巴勒克拉夫、斯塔夫里阿诺斯、麦克尼尔、彭慕兰、本特利等逐渐被中国学者视为全球史观的代表性学者。各种名目的“世界史”“新世界史”和“全球史”主题出版物在国内汗牛充栋，首师大2004 年成立了全球史研究中心，随着“世界史”2011年成为一级学科，北京外国语大学2014年底正式成立全球史研究院，华东师大同年成立跨区域文明研究中心，上海师大的《世界历史评论》试刊4年10期后拿到正式刊号……
《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纽约，佛利克收藏馆）约翰内斯·维米尔。墙上的荷兰西弗里斯兰地图，是代尔夫特地图制造商巴尔塔萨尔·范·伯肯罗斯德印刷，绘图者是威廉·布劳。据推断，此画绘于1658年左右
在全球史的热潮中，环境史成为热点中的热点。就在笔者准备这次专访期间，中美合办的“自‘哥伦布大交换’以来——环境史视野下的美国历史变迁”研习营举办，与会的美国博伊西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莉萨·布雷迪（Lisa Brady）在介绍1990年代以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生代力量时指出，自然的“文化建构”（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nature）转向备受第二代和第三代美国环境史学者的青睐，“环境正义”、“南部环境史”、“帝国环境史”、阶级和种族等陆续成为环境史研究的新范式。
葛兆光2005 年的旧著《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近日出了最新增订版。早在1998年，他就开始在清华大学的课堂上介绍法国年鉴学派、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及后现代史学思潮等，探究“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的‘视域’转换”。这一次，葛兆光着力“讲一个既重视‘人’（人类的政治文化），也重视‘物’（环境与物质文化）的历史”，节目第五季专门讲“疾病、气候与环境”，“气候与环境”这一讲就是从竺可桢先生的名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谈起—竺可桢先生1918 年以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且是当时旅美的“中国科学社”骨干—这，或许可以被认为是与国际史学界的某种对话。
这不禁让我回忆起2016年葛兆光受邀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卜正民主编的6卷本“哈佛帝制中国史书系”的简体中文版作序，他在评述卜正民撰述的“元明”卷时特别谈到他的环境史维度和“小冰河时代”提法的短长，指出：“气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前竺可桢就陆续写出了杰出的论文《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1925）、《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1933）、《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972），但除了寒冷气候对于北方游牧民族迁移和南侵的影响外，我们的通史著作并不那么注意环境与气候在政治史上的意义。”
更长远些看，自美国地理学家E·亨廷顿1915年提出“气候决定论”以来，相关争议就一直没有停歇过。“我不赞成任何决定论，并不认为气候决定一切，也不认为地理决定一切，也不认为环境决定一切，历史的变迁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葛兆光举了几个例子。在对古都长安之衰落的考察中，他发现这跟运河和漕运的变迁有关；又比如，中国几乎所有地方的山川、河流都是东西走向的，唯独云南是南北走向，这种地理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导致了云南的政治、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性。
瓷盘，荷兰代尔夫特市兰贝特·范·梅尔腾博物馆收藏。大概于17世纪结束前后制作于代尔夫特。仿中国式的装饰里，前景处呈现五位云中的神仙，后面的中式庭园里则有姿态各异的男女人物
再比如，季风在东海和南海的历史上至关重要，在“背海立国”的南宋时期，日本与中国商贸往来的一大途径就是靠季风。当时，浙江的一座庙两次失火，两次都是靠日本运来的木材修复的，日本通过海运利用季风一次运了一千根的每根粗到双人合抱的木头来做维修。日本如今还保留着当年南宋和尚传去的感谢信，“这个运输是非常厉害的，可是如果你做历史不看周边，也不看自然环境，也不看当时的交通能力，你就搞不清楚这个问题。”
“我非常赞成把历史学扩大，把各种因素都考虑进来。无论是环境史、气候史还是历史地理学，这些因素都应该搁进去。”
国别史和全球史都是可以接受的
领衔策划《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从葛兆光自身的学术关怀和学术谱系而言，也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一以贯之，他迄今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也伴随着逐步开放和显著的国际化色彩——全球史之于葛兆光，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理念和主张，也是一种切实的生命经验，他的人生和学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始终交融在一起。
201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三十年集”丛书，入选者集一时之选，多系受益于恢复高考的77级、78级。葛兆光选编了一本《看澜集》，他为起始的1978年写了一篇《开学琐记——回忆1978年的春天》，2008年的结尾篇选了一则演讲《通过亚洲认识中国》。
1968年夏天，当欧美的左翼青年和民权运动者在街头如火如荼地反战、反资本主义、反官僚精英时，这年10月，刚从贵州省凯里县第一中学毕业的葛兆光，下乡到凯里炉山镇生苗聚居的苗寨插队，在砖瓦厂、农药厂和供销社当工人。1960年，还在上小学四年级的葛兆光，就随在对外贸易部工作的父亲和教中学的母亲被下放到贵州凯里。他告诉我，在“只有一两个人会说汉语”的苗寨插队，“跟他们打得很火热，生活融进那里不少，它让我理解中国不是同一性的，它还有另外的文化、另外的传统，绝对不会有‘汉族中心主义’。”这段经历让葛兆光对“族群”问题复杂性的认识更加深刻。最近，葛兆光刚写完一篇关于苗族历史的论文，8月即将在台北的学术会议上宣读。
“我基本上算是比较能接地气的，生活也很简朴。”直到2012年，葛兆光才趁着一个会议间隙第一次重回阔别了44年之久的凯里苗寨，“跟我们在的时候没什么变化，除了通了电。”当年班上其他10个农家子弟没有一个能考上大学，“很早就没有工作或早早就退休了”，这让葛兆光一直不忍心直视他们的艰辛和苍老。葛兆光当年也是当地乒乓球队的好手，可后来，昔日球友1980年代四散各地，有的去了深圳，球技特别好的一位，甚至触类旁通，靠打网球也能谋生。1992年从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调到清华大学中文系，一待就是14年，2006年转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次年创立文史研究院并担任6年院长。在清华和复旦时期，偶尔还会有当年凯里的同学来探望，也会从收到的照片里了解老同学们的现状，葛兆光会力所能及地接济，王小帅以贵州“三线”知青为背景的电影《青红》让他感触颇深。改革开放前的艰难岁月，给葛兆光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坚定地拥抱改革和开放自有其深层动力。
作为78级中的幸运儿，葛兆光和他那一代受惠于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的弄潮儿的故事，被既往媒体报道连篇累牍地讲述。1978年元宵节（2月21日）后不久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一口大樟木箱贴着“北京大学新生行李托运单”，从凯里火车站发往北京，行李中抄写的《圣马力诺史》《匈牙利史》《中国科技史》《法兰西内战》和《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等书目，透露着那个逐渐走向开放的年代对知识全球化的渴望。
《看澜集》中附录了一份“ 学术简表（1978—2008）”， 显示着传主日趋频繁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历程。早在1989年，香港中华书局就出版了葛兆光的《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1994年，作为访问学人访问日本京都大学、关西大学、东京大学等，此后数年又陆续在香港、京都、比利时、台北、巴黎等地的多所世界名校担任客座教授或讲学。2009年，葛兆光获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第一届“普林斯顿全球学人”，自2010年开始连续四年赴该校担任“普林斯顿全球学人”，每次在那里讲学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2013年，与羽田正教授（中）、艾尔曼教授（右）会面
40年来，葛兆光的问学和治学之旅，由古典文献、史学史而思想史研究而东亚史研究，力推“从周边看中国”，在复旦大学给博士生开设“东亚史研究的方法”，主张“让图像作为文献”，《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和《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何为中国：疆域、族群、文化与历史》《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等代表性著述的出版和广受关注，见证着作者成长为国际学者的历程。其中，2003年版《中国思想史》获得2015年第三届“思勉原创奖”，还出版了英文版和韩文版；2011年版《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出版了英文版、韩文版和日文版；2014 年版《何为中国：疆域、族群、文化与历史》的日文版与英文版，分别由岩波书店和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还获得了日本的“亚洲·太平洋大奖”。
此次领衔策划《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正是这一学术脉络水到渠成的结果。近年在对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日本东洋史学者多有推介之后，葛兆光多个场合表彰过“理想国”2014年引进的讲谈社版“中国的历史”丛书；2016年，他在给《全球史、区域史与国别史——复旦、东大、普林斯顿三校合作会议论文集》写序时，还在追问：“在全球史潮流中，国别史还有意义吗？”也是这一年，受邀为“哈佛帝制中国史书系”简体中文版作序。去年，在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的“从全球史看近世中国的兴衰”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要把学术研究放在国际学界的对话之中，这样彼此激荡、互相刺激，不断有新问题新想法，这样的学术研究就免于平庸和重复，也很容易获得新鲜感和成就感，这样也就不会觉得重复和单调了。”新近接受韩国学者闵丙禧的访谈时，葛兆光如是分享参与“学术（人文社科）研究全球化”的心得。
阿德尔曼的《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Worl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2016年秋天刚有了简体中文版，作者专长本来是南美史和拉丁美洲史，“你只要跟他谈，话题马上就变成了全球史。我跟他有一些观点可能不一样，但是（就‘全球史应该怎么做’）能够谈得起来，我比较强调我们‘从中国出发’，他当然有另外的角度。”
2011年，葛兆光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与艾尔曼教授（左）、阿德尔曼教授（右）在一起
学术世家出身的羽田正专治伊斯兰城市史、伊朗近代史等——其专书《“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7年前由“复旦文史丛刊”引进。他的研究兼及全球史——他更倾向于用“新世界史”（atarashii sekaishi）这个术语，称“我是通过一条日本史学的独特路径，独立抵达全球史的，只是在进入这个领域后，我才发现，许多国际上的同事也在研究相似的领域，尽管来的路各不相同，但我们都来到了同一个地方”。葛兆光去年将羽田正的5 卷本绘本《全景世界史》介绍给复旦大学出版社并引进出版，“他有一个非常强的理念，是要反对日本现在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要使得日本人成为懂得拥抱世界的世界公民”。
28岁才开始上大学，葛兆光的日语、英语能力以书面阅读为主，他并不是参与国际交流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本土学者，但是，跨国跨界交流中他还是有一些秘诀，“不要只跟同质性的学者打交道，也不要过多地只看同质性的学者的文章，也不要把它仅仅作为一种史料、一种补充、一种实用的研究参考，你要去理解他们想问题的方法”，要学会“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思路跟别人的学术研究思路融合进来，我融入了你的想法，你也融入了我的想法，变成一个新的想法”。
图 / 葛兆光、看理想、理想国、北大培文、IC PHOTO
AUTHOR｜ 作 者
张彦武，资深媒体人，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访问学者（2013）。个人思想与研究旨趣集中于近世中国知识分子的群落化生存、口述史和记忆史的媒体应用及非虚构写作等, 著有深度访谈、长篇述评合集《见解》一书，第二部海外学人访谈录即将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