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在致辞中表示，加强对近代中日关系史尤其是二战期间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探讨历史经验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历史研究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国际化的资料，他主张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基础上，还要加上“在世界发现中国历史”和“在中国发现世界历史”的历史研究新范式，推进历史研究本土叙事的国际化和国际视野的在地化，促进不同国家、文明之间的对话和历史共识的形成。
与会学者合影
在主旨发言中，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特藏部馆员王系对该馆特藏资源做了提纲挈领的介绍，尤其是日文古籍及特藏。她特别提到哈佛燕京的馆员互访项目，使得众多优秀的国内图书馆员得以到访哈佛一年，成为访问学者学术生命中的亮点，也为哈佛燕京图书馆带来极有助益的力量，促进了中美交流。此类交流不仅产出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这样了不起的学术成果，无数的送往迎来也释解了在美华人学者的袅袅乡愁。
始建于1928年的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已走过近百年路程，历裘开明、吴文津、郑炯文、杨继东四任馆长，以“保证藏书质量”和“全心全意为学者提供一流的服务”为馆员准则。目前该馆古籍善本书库馆藏有中、日、韩、越、西文、满、蒙、藏、纳西文等文献，类型包括个人收藏、手稿、档案、照片、地图、拓片、卷轴、大藏经等。乾隆六十年以前的中文善本古籍有四千二百余部，普通古籍一万八千多部，部分收藏在远程书库，普通读者提出申请后可以调阅。
哈佛燕京图书馆
哈佛的日文藏书始于1914年前来讲学的两位日本学者姉崎正治（Anesaki Masaharu）和服部宇之吉（Hattori Unokichi），他们带来了日文的汉学及佛教经典，开启了哈佛最早的日文收藏。1927年，裘开明先生受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 A·C·柯立奇委托整理中日文收藏编目，并被聘请为“汉和图书馆”(Chinese-Japanese Library)首任馆长，即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前身。此后图书馆又逐步增加满蒙藏文、韩文、越南文、西文等馆藏，逐步形成当前规模。
哈佛燕京图书馆也正在推动善本古籍、特藏的数字化，并免费开放数字化资源。已完成和正在进行数字化的包括中日韩满蒙藏善本古籍、中文拓片、中国旧海关资料、中国旧方志、民国时期文献、基督教传教士文献、东亚各国及地区古旧地图、明清妇女著作、纳西东巴经、齐如山藏书、韩南教授藏书、费吴生夫妇档案、蒋廷黻档案等。王系女士还就如何使用燕京图书馆馆藏、如何寻找特藏等内容作了介绍。
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库内部大藏经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陈谦平在主旨发言《民国史研究多国史料的运用与国际化视野的形成》中回顾了自身的研究经历，强调多国史料与国际化视野的重要性，他表示，以此次南京大学与哈佛燕京图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合作为契机，期待学术交流国际合作的“再出发”。陈谦平教授回顾中国大陆开展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历程，表示这门学问从“险学”到“显学”、从未垦之地到百花齐放，与档案的开放利用密不可分。民国档案文献除了收藏于海峡两岸的档案馆之外，欧美日各国也保存了大量民国时期的文件、电函、报告、日记、图片等。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不是孤立的，每个阶段都同国际化的影响密不可分，因此民国史研究的史料不能局限于中国本身，多国史料的运用才能建立国际化的视野。
来自日本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主任波多野澄雄介绍了该中心（简称“亚历”）设立的背景、馆藏特色及公开资料情况。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成立于2001年，旨在通过互联网向世界公开近现代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的相关史料，资料涵盖的范围从明治初年到二战结束（1868-1945年）。该馆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三大机构所藏的史料数字化后免费开放，引领了日本数字档案馆的发展。目前为止已经公开3000万图像的数据库及多种可以任意阅览的影像资料，在数据存储量、检索精准度、访问便利度等方面都有良好的口碑。为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亚历”不仅致力于研究者，还致力于开拓普通市民和学生用户，以及与国内外优秀的数字档案合作等新课题。尤其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亚历使用人数有显著的增加。波多野澄雄先生表示，把历史研究的资料开放给公众，期待历史解释可以更多样化，打开新的领域的可能性。
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史料来自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三大机构
波多野澄雄先生表示“亚历”目前仍在争取扩大公开资料的范围，包括战后历史资料的扩展，将日本各大学已公开的史料链接纳入，与东洋文库等9个机构建立合作，并且可以访问海外与日本相关的数字化档案，包括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等。与此同时，他们也致力于开发和拓展新用户，为中学历史科目提供教材、为历史研究者以外的一般用户提供资料及内容，并在海外大学、研究机构积极开展宣传活动。
最后，他谈到数字化档案馆的发展与“亚历”的挑战：首先是扩大历史资料的共享——“即便历史的认识无法共有，历史资料的共有是可能的。”其次是推动历史资料的文本化，随着OCR字符识别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各个历史资料的全文本化以及英日韩中多语种的翻译也成为可能。近年来东亚和欧美数字档案的激增促使学者思考，不同语言系统和元数据的数字档案如何相互协作？作为日本最早的数字档案馆之一，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贡献之一就在于通过国际合作构建数字化档案网络，为深化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提供知识基础。
国立公文书馆书库
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线上特别展览（甲午中日战争）
在此后的专题报告中，与会学者就中日美三方各有特色的档案资料及相应研究展开研讨。
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村田雄二郎在题为《档案在先还是研究在先？——基于利用日本国家档案和私人资料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经验》的报告中讨论历史研究中新材料和问题意识的协同效应。在前半部分，他介绍了此前如何利用日本外交档案剖析晚清/明治时期的中日关系史，以及利用静嘉堂文库中的袁世凯文件研究辛亥革命时期南北妥协的过程。随后，他展示了正在进行调研的关西大学内藤湖南文库收藏，并讨论其资料价值以及对将来研究的潜力。究竟是新材料的发现推动历史研究？还是研究的积累让学者重新认识材料的价值？村田雄二郎教授根据自己30年来对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具体而深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哈佛燕京图书馆公共服务部主任、东亚数字人文项目馆员杨丽瑄对该馆馆藏近代中日关系相关且有特色的文献作了详尽的展示与解说，主要包括“二战时期中日战争照片集”（Souvenir De Chine-a Photo Album Collection on SinoJapanese War）和日文原始材料为主的“满洲”文献。
“二战时期中日战争照片集”（Souvenir De Chine-a Photo Album Collection on SinoJapanese War），相关图片均来自哈佛燕京图书馆
“二战时期中日战争照片集”收藏有475张照片，其中包含淞沪会战、全面抗战时期的影像，以及 1932-1938年间日本占领上海和南京的景象。
该相册封面上端刺绣有法文 Souvenir De Chine（“中国纪念品”）字样 ,中间是一只叼着牡丹的凤凰，左下方绣有H. T.，即董显光（1887-1971）英文名Hollington Tong的缩写。董显光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曾任《北京日报》主笔和上海以英文发行的《中国报》编辑，并创办当时天津的第三大报《庸报》。他后来被蒋介石任命第五届军事委员会副部长，负责监督抗战时期的对外宣传活动，主要是争取西方媒体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这些照片据推测应为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军事、新闻人员所拍摄，后由一位在上海的法国人编辑，并交到董显光手中。
上海江湾镇被毁之后的照片，1937
这一相册由燕京图书馆在2016年以12500美金的价格购自纽约古董书商Frederick Alexander Bernett，目前可以在哈佛数字藏品网站Harvard Digital Collections平台上检索Souvenir de Chine免费阅览，该平台提供超过600万件数字化馆藏；也可利用数字化图像平台Hollis Images获取。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满洲”文献则包括伪满洲国文献、堀越文库“满洲”文献，“南满铁道公司”调查报告，以及两箱相关散件，绝大部分是原始资料，以日文为主。伪满洲国文献是哈佛大学图书馆于2015-2018年间花费318000美元左右分七次收购的。这些文件大部分在满蒙地区出版制作，其中一半约1000件左右是书籍、报纸、杂志、地图等。另外一半包含种类丰富的资料，有旅游手册、结婚证、明信片、海报、乐谱、相册、棋盘游戏等等。因为当时的东北地区有相对发达的铁路网络，被日本殖民政府宣传为具有异国情调的旅游圣地之一，发行了各式各样的旅行指南。这些内容涵盖了当时民众生活和经历的方方面面，是研究伪满洲国相关题材的一手原始资料，在Hollis Images平台上搜索“Manchukuo collection”即可检索，其中明信片和重要地图两类基本上已经数字化。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伪满洲国文献——军事测绘地图
杨丽瑄女士还着重介绍了堀越文库“满洲”文献。堀越喜博1916年毕业于东京帝大日本文学系，1923年搬到当时的中国东北，在奉天和鞍山的中学任教20年，后来成为天津市一家图书馆和博物馆的馆长。堀越喜欢收集与满洲有关的书籍、绘画、拓片及旅游资料等。 1945年9月他将其收藏全数捐赠给哈佛大学，称之为堀越文库。
堀越喜博手绘的伪满洲国商店招牌
杨丽瑄提示，燕京图书馆的日本馆藏中有147种“满铁”调查资料原本，未作系统整理，有兴趣的学者可与广西师大出版社及中国社科院出版社过去20年间出版的《满铁调查报告》重印本系列做比对，或许还能从馆藏中找到未经重印的原本。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张生围绕“日内瓦藏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的结构和价值”，介绍了“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和“国联和联合国图书馆”收藏的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这些文件系统地记录了李顿调查团在中日进行实地调查的经过，反映了中日双方和第三方的观点。初步研究表明，国难当头时刻，中国各界、尤其是东北民众向国联调查团和国际社会全面揭示了日本蓄谋制造事变、扶植傀儡政权的事实，是研究九一八事变和十四年抗战史的最新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张生教授回顾了发掘李顿调查团档案的过程，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历是，团队在日内瓦的查阅和挖掘引起了联合国专家对这批档案的重视，并因此决定将其数字化，从而推动了资料的进一步开放利用。张生表示，目前《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已出版十九册，近期还将有八册将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共计二十七册。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姜良芹携此次备受会议各方瞩目的出版成果《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40册）向与会学者介绍了这一档案的结构、形成与学术价值。一生经历贯通中西的费吴生（George Ashmore Fitch，1883-1979）及其夫人杰拉尔丁·汤森德（Geraldine Townsend Fitch，1892-1976）留下了大量一手资料，由其特殊的人际交往和经历勾勒出近代中美关系复杂丰富的面向，这批保存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费氏夫妇档案堪称史料富矿。费氏家族长期在中国传教，社会关系网络根深叶茂，而费氏夫妇既与国民党高层交好，也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充满赞赏之情。特别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费氏夫妇分别居于中美两端，其对中国战时形象的传递，是中美盟友关系建立的催化剂。从传教士到社会活动家、远东问题专家，费吴生夫妇架起了中美共有近代历史的桥梁，他们留下的档案时间跨度大、涉及内容广、呈现主题多且史料种类丰富，有望为近代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研究，传教士研究，抗战史研究乃至社会史研究等诸多领域提供新的思路。
姜良芹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
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研究馆员马小鹤的报告即是使用费吴生档案探讨中美关系的一个案例。他的报告围绕“费吴生夫妇与美国对日禁运”展开，通过档案梳理费氏夫妇在1938-1941年期间加入“美国不参加日本侵略行动委员会”（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gression）时期的积极活动，勾勒他们结社呼吁、国会作证、演讲撰文、扭转美国舆论、推动国会与政府对日禁运的过程。这一组织的档案保存在哈佛霍顿图书馆（Houghton Library）。马小鹤表示，费氏夫妇比同时代的政客更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以平民的一己之力，始终坚持正义，谴责侵略，声援中国，勇于批评自己政府的对日政策，尖锐地指出：绥靖买不到和平，只会导致战争。他们坚决主张尽早制止日本侵略中国，代价要小得多。但美国一直不对日禁运，间接参与了日本侵华战争，实为养虎遗患，最后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费氏夫妇在中国最危难的时候，仍对中国的胜利充满信心，对中国未来的崛起满怀希望。今天我们来回顾这段历史，对现实有诸多启示。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研究员金子贵纯则展示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史料所支撑的相关研究。他聚焦的问题是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陆军对国民党内部地方实力派“西南派”的认识以及政策变迁，追究日本外交史研究的观点。日本陆军如何扶植“西南派”？为何日本陆军认为可以与之合作？日本外务省对西南派的认识是怎样的？两者的认识为何大相径庭？金子贵纯在介绍“亚历”公开资料的过程中对上述问题予以解答，并对如何活用“亚历”史料横向检索推动研究、如何在壁垒分明的中国史研究和日本史研究之间搭建桥梁提出了思考。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教授陈海懿的报告“一·二八事变与日本‘退出’国联风波”亦是前述史料资源的活用，他综合使用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以及日内瓦“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和“国联和联合国图书馆”收藏的档案，剖析日本“退出”国联的来龙去脉。他指出，这一风波由报刊舆论风说和日本的相应外交举措形塑而成，助推日本实现以“退”为进，折射出日本的“满蒙经略”，也反映了国联机制的缺陷所在。此次“退出”国联风波可以说是日本最终退出国联的预演，以威胁脱离国际框架谋求利益的行为终究反噬己身。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马琳以美国藏孔祥熙档案中的涉日资料为中心，历数相关档案的保存情况与文献特征，为深化民国人物研究、加深对战时中日关系的理解提供了诸多线索。孔祥熙档案在美国主要分布于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档案馆、哥伦比亚大学珍本手稿馆及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三处，内容各有侧重，既涵盖公务档案，也涉及私密性较强的个人史料，其中涉及日本的部分包括孔祥熙在山东惨案前后参与的对日交涉细节、铭贤学校在抗战时期的情况等等，时间跨度从巴黎和会时期延伸至二战，涉及领域包含官方、机构团体及个人。马琳表示，美国藏孔祥熙档案中涉日部分核心史料居多、机密性较强，对于深化战时中日关系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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