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古地图为媒介和材料，借助东亚形状在地图中的出现、发展、变化和定型，探讨我们称之为“现代”的情境。换言之，本书探寻的是深嵌入“空间”表现形态中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本书关注各种形态的权力结构——资本主义、领土国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早期现代”是如何通过地图来呈现、表达的。东亚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和所谓“西方”的关系，又是怎样的？以古代地图为视觉材料，本书通过看图、说图，带入历史叙述，并力图以直白生动的文字，向普通读者介绍较为前沿、有趣的学术思考。
以古代地图为视觉材料，本书通过看图、说图，带入历史叙述，并力图以直白生动的文字，向普通读者介绍较为前沿、有趣的学术思考。
宋念申，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近期研究兴趣，包括区域及全球史视角下的中国近现代史、边疆与民族、东亚史、城市、历史地理等。出版专著 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s, 1881-1919和《发现东亚》。
出版专著 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s, 1881-1919和《发现东亚》。
2.竞争：“黄金时代”的制图师们3.俗欲：地图的利润及消费4.权力：从公司到帝国六 东西交融：“九州”与“亚洲”的相遇1.隐晦的十字架：传教士在东亚2.利玛窦：以“大州”释“寰宇”3.卫匡国：以“帝国”释“中国”4.传教士们的东亚遗产七 务求精准：观看领土与测绘帝国1.跨越欧亚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测绘2.“毫无差忒”：从法兰西到大清的国家测绘3.纸上新身份：模糊的华夷与清晰的边界4.填补空白：待征服的土地八 生命政治：图制亚洲的方法1.滑稽图：地缘机体的长成2.争端：古地图与领土3.联结：两张地图的全球史4.结语：重思“亚洲”的轮廓
3.俗欲：地图的利润及消费4.权力：从公司到帝国六 东西交融：“九州”与“亚洲”的相遇1.隐晦的十字架：传教士在东亚2.利玛窦：以“大州”释“寰宇”3.卫匡国：以“帝国”释“中国”4.传教士们的东亚遗产七 务求精准：观看领土与测绘帝国1.跨越欧亚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测绘2.“毫无差忒”：从法兰西到大清的国家测绘3.纸上新身份：模糊的华夷与清晰的边界4.填补空白：待征服的土地八 生命政治：图制亚洲的方法1.滑稽图：地缘机体的长成2.争端：古地图与领土3.联结：两张地图的全球史4.结语：重思“亚洲”的轮廓
4.权力：从公司到帝国六 东西交融：“九州”与“亚洲”的相遇1.隐晦的十字架：传教士在东亚2.利玛窦：以“大州”释“寰宇”3.卫匡国：以“帝国”释“中国”4.传教士们的东亚遗产七 务求精准：观看领土与测绘帝国1.跨越欧亚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测绘2.“毫无差忒”：从法兰西到大清的国家测绘3.纸上新身份：模糊的华夷与清晰的边界4.填补空白：待征服的土地八 生命政治：图制亚洲的方法1.滑稽图：地缘机体的长成2.争端：古地图与领土3.联结：两张地图的全球史4.结语：重思“亚洲”的轮廓
六 东西交融：“九州”与“亚洲”的相遇1.隐晦的十字架：传教士在东亚2.利玛窦：以“大州”释“寰宇”3.卫匡国：以“帝国”释“中国”4.传教士们的东亚遗产七 务求精准：观看领土与测绘帝国1.跨越欧亚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测绘2.“毫无差忒”：从法兰西到大清的国家测绘3.纸上新身份：模糊的华夷与清晰的边界4.填补空白：待征服的土地八 生命政治：图制亚洲的方法1.滑稽图：地缘机体的长成2.争端：古地图与领土3.联结：两张地图的全球史4.结语：重思“亚洲”的轮廓
1.隐晦的十字架：传教士在东亚2.利玛窦：以“大州”释“寰宇”3.卫匡国：以“帝国”释“中国”4.传教士们的东亚遗产七 务求精准：观看领土与测绘帝国1.跨越欧亚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测绘2.“毫无差忒”：从法兰西到大清的国家测绘3.纸上新身份：模糊的华夷与清晰的边界4.填补空白：待征服的土地八 生命政治：图制亚洲的方法1.滑稽图：地缘机体的长成2.争端：古地图与领土3.联结：两张地图的全球史4.结语：重思“亚洲”的轮廓
2.利玛窦：以“大州”释“寰宇”3.卫匡国：以“帝国”释“中国”4.传教士们的东亚遗产七 务求精准：观看领土与测绘帝国1.跨越欧亚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测绘2.“毫无差忒”：从法兰西到大清的国家测绘3.纸上新身份：模糊的华夷与清晰的边界4.填补空白：待征服的土地八 生命政治：图制亚洲的方法1.滑稽图：地缘机体的长成2.争端：古地图与领土3.联结：两张地图的全球史4.结语：重思“亚洲”的轮廓
3.卫匡国：以“帝国”释“中国”4.传教士们的东亚遗产七 务求精准：观看领土与测绘帝国1.跨越欧亚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测绘2.“毫无差忒”：从法兰西到大清的国家测绘3.纸上新身份：模糊的华夷与清晰的边界4.填补空白：待征服的土地八 生命政治：图制亚洲的方法1.滑稽图：地缘机体的长成2.争端：古地图与领土3.联结：两张地图的全球史4.结语：重思“亚洲”的轮廓
4.传教士们的东亚遗产七 务求精准：观看领土与测绘帝国1.跨越欧亚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测绘2.“毫无差忒”：从法兰西到大清的国家测绘3.纸上新身份：模糊的华夷与清晰的边界4.填补空白：待征服的土地八 生命政治：图制亚洲的方法1.滑稽图：地缘机体的长成2.争端：古地图与领土3.联结：两张地图的全球史4.结语：重思“亚洲”的轮廓
七 务求精准：观看领土与测绘帝国1.跨越欧亚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测绘2.“毫无差忒”：从法兰西到大清的国家测绘3.纸上新身份：模糊的华夷与清晰的边界4.填补空白：待征服的土地八 生命政治：图制亚洲的方法1.滑稽图：地缘机体的长成2.争端：古地图与领土3.联结：两张地图的全球史4.结语：重思“亚洲”的轮廓
1.跨越欧亚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测绘2.“毫无差忒”：从法兰西到大清的国家测绘3.纸上新身份：模糊的华夷与清晰的边界4.填补空白：待征服的土地八 生命政治：图制亚洲的方法1.滑稽图：地缘机体的长成2.争端：古地图与领土3.联结：两张地图的全球史4.结语：重思“亚洲”的轮廓
2.“毫无差忒”：从法兰西到大清的国家测绘3.纸上新身份：模糊的华夷与清晰的边界4.填补空白：待征服的土地八 生命政治：图制亚洲的方法1.滑稽图：地缘机体的长成2.争端：古地图与领土3.联结：两张地图的全球史4.结语：重思“亚洲”的轮廓
3.纸上新身份：模糊的华夷与清晰的边界4.填补空白：待征服的土地八 生命政治：图制亚洲的方法1.滑稽图：地缘机体的长成2.争端：古地图与领土3.联结：两张地图的全球史4.结语：重思“亚洲”的轮廓
4.填补空白：待征服的土地八 生命政治：图制亚洲的方法1.滑稽图：地缘机体的长成2.争端：古地图与领土3.联结：两张地图的全球史4.结语：重思“亚洲”的轮廓
八 生命政治：图制亚洲的方法1.滑稽图：地缘机体的长成2.争端：古地图与领土3.联结：两张地图的全球史4.结语：重思“亚洲”的轮廓
1.滑稽图：地缘机体的长成2.争端：古地图与领土3.联结：两张地图的全球史4.结语：重思“亚洲”的轮廓
2.争端：古地图与领土3.联结：两张地图的全球史4.结语：重思“亚洲”的轮廓
3.联结：两张地图的全球史4.结语：重思“亚洲”的轮廓
4.结语：重思“亚洲”的轮廓
?“文景历史写作奖”十强、清华大学教授宋念申，写给历史爱好者和地图爱好者的必读之书。?广博：纵横四百年，贯穿东西方，全方位展示在地图上制造亚洲的历史。?前沿：亚洲史、全球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集中呈现。?启迪：古老的地图里藏着哪些奥秘？地图的历史是否是走向“科学”的历史？所谓“现代”，给人类带来了进步还是剥削？?好看：日常视角切入，语言精彩生动，来自历史学家的酣畅表达。?一部书写在古地图上的全球史。让沉默的地图开口说话，揭开百余幅珍贵古地图背后的故事。地图是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收录百余幅理解东西方历史必知必看的珍贵地图，不乏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品，一场地理爱好者不可错过的地图盛宴！?用地图读懂历史——一部亚洲的诞生史，就是一部现代世界形成史。15世纪以来的亚洲是现代世界形成的舞台，各种重要的权力结构交汇于此——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领土国家，它们的互动、交流与博弈，共同缔造了今日之亚洲。亚洲，是理解现代世界的窗口。从遍地黄金和拥有7448座香料岛屿的人间天堂，到近代惨遭列强瓜分的殖民地，多元共享，开放包容的亚洲是否是人类文明的出路？?国内历史学、地理学权威学者李孝聪、孙歌、唐晓峰鼎力推荐！所有地图四色精美印刷，平装裸脊锁线，可平摊阅读，手感舒适。另有特装版本，值得留念。本书的看点在于作者通过解析各个时代地图绘制的历史叙事，告诉读者不要以为地图上的亚洲只是一个自然的产物，而是有着被制造的过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李孝聪
?广博：纵横四百年，贯穿东西方，全方位展示在地图上制造亚洲的历史。?前沿：亚洲史、全球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集中呈现。?启迪：古老的地图里藏着哪些奥秘？地图的历史是否是走向“科学”的历史？所谓“现代”，给人类带来了进步还是剥削？?好看：日常视角切入，语言精彩生动，来自历史学家的酣畅表达。?一部书写在古地图上的全球史。让沉默的地图开口说话，揭开百余幅珍贵古地图背后的故事。地图是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收录百余幅理解东西方历史必知必看的珍贵地图，不乏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品，一场地理爱好者不可错过的地图盛宴！?用地图读懂历史——一部亚洲的诞生史，就是一部现代世界形成史。15世纪以来的亚洲是现代世界形成的舞台，各种重要的权力结构交汇于此——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领土国家，它们的互动、交流与博弈，共同缔造了今日之亚洲。亚洲，是理解现代世界的窗口。从遍地黄金和拥有7448座香料岛屿的人间天堂，到近代惨遭列强瓜分的殖民地，多元共享，开放包容的亚洲是否是人类文明的出路？?国内历史学、地理学权威学者李孝聪、孙歌、唐晓峰鼎力推荐！所有地图四色精美印刷，平装裸脊锁线，可平摊阅读，手感舒适。另有特装版本，值得留念。本书的看点在于作者通过解析各个时代地图绘制的历史叙事，告诉读者不要以为地图上的亚洲只是一个自然的产物，而是有着被制造的过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李孝聪
?前沿：亚洲史、全球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集中呈现。?启迪：古老的地图里藏着哪些奥秘？地图的历史是否是走向“科学”的历史？所谓“现代”，给人类带来了进步还是剥削？?好看：日常视角切入，语言精彩生动，来自历史学家的酣畅表达。?一部书写在古地图上的全球史。让沉默的地图开口说话，揭开百余幅珍贵古地图背后的故事。地图是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收录百余幅理解东西方历史必知必看的珍贵地图，不乏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品，一场地理爱好者不可错过的地图盛宴！?用地图读懂历史——一部亚洲的诞生史，就是一部现代世界形成史。15世纪以来的亚洲是现代世界形成的舞台，各种重要的权力结构交汇于此——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领土国家，它们的互动、交流与博弈，共同缔造了今日之亚洲。亚洲，是理解现代世界的窗口。从遍地黄金和拥有7448座香料岛屿的人间天堂，到近代惨遭列强瓜分的殖民地，多元共享，开放包容的亚洲是否是人类文明的出路？?国内历史学、地理学权威学者李孝聪、孙歌、唐晓峰鼎力推荐！所有地图四色精美印刷，平装裸脊锁线，可平摊阅读，手感舒适。另有特装版本，值得留念。本书的看点在于作者通过解析各个时代地图绘制的历史叙事，告诉读者不要以为地图上的亚洲只是一个自然的产物，而是有着被制造的过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李孝聪
?启迪：古老的地图里藏着哪些奥秘？地图的历史是否是走向“科学”的历史？所谓“现代”，给人类带来了进步还是剥削？?好看：日常视角切入，语言精彩生动，来自历史学家的酣畅表达。?一部书写在古地图上的全球史。让沉默的地图开口说话，揭开百余幅珍贵古地图背后的故事。地图是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收录百余幅理解东西方历史必知必看的珍贵地图，不乏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品，一场地理爱好者不可错过的地图盛宴！?用地图读懂历史——一部亚洲的诞生史，就是一部现代世界形成史。15世纪以来的亚洲是现代世界形成的舞台，各种重要的权力结构交汇于此——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领土国家，它们的互动、交流与博弈，共同缔造了今日之亚洲。亚洲，是理解现代世界的窗口。从遍地黄金和拥有7448座香料岛屿的人间天堂，到近代惨遭列强瓜分的殖民地，多元共享，开放包容的亚洲是否是人类文明的出路？?国内历史学、地理学权威学者李孝聪、孙歌、唐晓峰鼎力推荐！所有地图四色精美印刷，平装裸脊锁线，可平摊阅读，手感舒适。另有特装版本，值得留念。本书的看点在于作者通过解析各个时代地图绘制的历史叙事，告诉读者不要以为地图上的亚洲只是一个自然的产物，而是有着被制造的过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李孝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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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是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收录百余幅理解东西方历史必知必看的珍贵地图，不乏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品，一场地理爱好者不可错过的地图盛宴！?用地图读懂历史——一部亚洲的诞生史，就是一部现代世界形成史。15世纪以来的亚洲是现代世界形成的舞台，各种重要的权力结构交汇于此——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领土国家，它们的互动、交流与博弈，共同缔造了今日之亚洲。亚洲，是理解现代世界的窗口。从遍地黄金和拥有7448座香料岛屿的人间天堂，到近代惨遭列强瓜分的殖民地，多元共享，开放包容的亚洲是否是人类文明的出路？?国内历史学、地理学权威学者李孝聪、孙歌、唐晓峰鼎力推荐！所有地图四色精美印刷，平装裸脊锁线，可平摊阅读，手感舒适。另有特装版本，值得留念。本书的看点在于作者通过解析各个时代地图绘制的历史叙事，告诉读者不要以为地图上的亚洲只是一个自然的产物，而是有着被制造的过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李孝聪
?用地图读懂历史——一部亚洲的诞生史，就是一部现代世界形成史。15世纪以来的亚洲是现代世界形成的舞台，各种重要的权力结构交汇于此——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领土国家，它们的互动、交流与博弈，共同缔造了今日之亚洲。亚洲，是理解现代世界的窗口。从遍地黄金和拥有7448座香料岛屿的人间天堂，到近代惨遭列强瓜分的殖民地，多元共享，开放包容的亚洲是否是人类文明的出路？?国内历史学、地理学权威学者李孝聪、孙歌、唐晓峰鼎力推荐！所有地图四色精美印刷，平装裸脊锁线，可平摊阅读，手感舒适。另有特装版本，值得留念。本书的看点在于作者通过解析各个时代地图绘制的历史叙事，告诉读者不要以为地图上的亚洲只是一个自然的产物，而是有着被制造的过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李孝聪
15世纪以来的亚洲是现代世界形成的舞台，各种重要的权力结构交汇于此——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领土国家，它们的互动、交流与博弈，共同缔造了今日之亚洲。亚洲，是理解现代世界的窗口。从遍地黄金和拥有7448座香料岛屿的人间天堂，到近代惨遭列强瓜分的殖民地，多元共享，开放包容的亚洲是否是人类文明的出路？?国内历史学、地理学权威学者李孝聪、孙歌、唐晓峰鼎力推荐！所有地图四色精美印刷，平装裸脊锁线，可平摊阅读，手感舒适。另有特装版本，值得留念。本书的看点在于作者通过解析各个时代地图绘制的历史叙事，告诉读者不要以为地图上的亚洲只是一个自然的产物，而是有着被制造的过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李孝聪
亚洲，是理解现代世界的窗口。从遍地黄金和拥有7448座香料岛屿的人间天堂，到近代惨遭列强瓜分的殖民地，多元共享，开放包容的亚洲是否是人类文明的出路？?国内历史学、地理学权威学者李孝聪、孙歌、唐晓峰鼎力推荐！所有地图四色精美印刷，平装裸脊锁线，可平摊阅读，手感舒适。另有特装版本，值得留念。本书的看点在于作者通过解析各个时代地图绘制的历史叙事，告诉读者不要以为地图上的亚洲只是一个自然的产物，而是有着被制造的过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李孝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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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地图四色精美印刷，平装裸脊锁线，可平摊阅读，手感舒适。另有特装版本，值得留念。本书的看点在于作者通过解析各个时代地图绘制的历史叙事，告诉读者不要以为地图上的亚洲只是一个自然的产物，而是有着被制造的过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李孝聪
本书的看点在于作者通过解析各个时代地图绘制的历史叙事，告诉读者不要以为地图上的亚洲只是一个自然的产物，而是有着被制造的过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李孝聪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李孝聪
真实谎言：地图是怎么说话的地图反映的不是现实空间，而是人们对空间的想象。如同历史反映的不是过去，而是人们对过去的解释。人创造了地图，也被地图所控制，因此也成为地图的囚徒。当瓦尔德泽米勒出版了他著名的1507 年世界地图时，他也知道自己所展现的世界图景，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是相当惊世骇俗的。于是在地图的右下角，他用拉丁文写了一段话，奉劝那些未经学习的读者（所谓“粗鲁人”），不要因为眼前的景象显得陌生而横加指责：“因为等他们将来理解了（宇宙志），这无疑对他们是更有价值的。”制图师确信：这张地图提供了人们理解世界的钥匙，即使不是在现在，也会是在未来。很多谈地图学的人都喜欢引用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Borges）的一则短篇故事：《论科学之精确》。它讲述帝国的制图师们制作了一幅与帝国一样大的地图，图与现实严格对应，分毫不差。但后世终于发现这种精确性毫无用处，于是地图被废弃。把这个故事用在历史上也是一样，我们要是把过去的每天、每小时甚至每分钟发生的都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那么这种记录必然毫无头绪，凌乱不堪。博尔赫斯的小故事清楚传达了“呈现”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不论是时间还是空间，若不经过我们有意识地选择、提炼、组织、整理，并抽象成解释，就没法传达出特定的信息。大多数时候，并不单单是现实决定了意识，人们也同时通过自己的意识塑造了“现实”。这个过程永远是双向的。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欧美的地图学界兴起一种新的研究流派，其中的代表性学者都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力主以社会文化视角，反思地图中展现的话语权力，批判传统的科学主义导向。随着新的研究视角的日益普及，地图研究早已不局限在狭义的地理制图学领域，而是扩散至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艺术史、文学等各个人文和社科领域，新的成果层出不穷。今天广义的地图学者基本同意：地图并不只是一种客观的认知工具，它往往带有极其鲜明的导向性和解释性，在引导的同时也会误导。所以一些畅销书会干脆把地图说成是“说谎的”。其实很多情况下，地图并不是有意说谎。因为每一种地图都有不同的功能，不存在一种地图可以具备所有的功能。比方说，我曾让学生随堂画一幅地图，内容是“你是怎么从家来到教室的”。住在学校宿舍里的同学，会画上林荫道、食堂、教学楼等校园地标；而住在校外的同学，则会用公路、社区乃至市镇来标示两点间的相对位置。为了让指示更清楚，很多学生还配上建筑或自然景观的图画。在《会说谎的地图》（How to Lie with Maps ）一书中，美国雪城大学教授马克· 蒙莫尼尔（Mark Monmonier）告诉我们，地图有三个基本要素：比例尺、投影和地图符号。可是在我学生的地图中，这三个要素一样也不具备，甚至这些图都不一定是上北下南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地图是好地图：因为并不需要严格的比例尺、投影、统一的符号甚至一致的方位来传达“从家到学校”这样一条信息。相反，他们随手涂鸦的、看着很不科学的图画，倒是更有效的内容。再比如，我们每天乘坐公共汽车或地铁，上面往往有用笔直的线条、环形线或网格串联起来的站点图。这种主题性示意图（diagram）既不能告诉我们具体站点在城市中的真实方位，也不能告诉我们站点间的实际距离。但是对乘客而言，它们是绝对方便的，因为其中剔除了所有虽“科学”却对使用者无用的信息。说起来， 人们使用的“ 地图”真的是千差万别，恐怕很难归结出某种共通的性质。前面的例子已经指出来，地图很可能无关“地”——因为人的空间感受包括大地、海洋、天空乃至宇宙，甚至因为古人的空间感往往和宗教宇宙观相关，一些“地图”可以是有关纯虚构空间的。而且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地图仅仅是“图”——因为除了视觉图像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图像上或者图像以外的文字信息。不论在欧洲还是中国，大量的地理图像是出现在书籍（地理或历史著作、方志等）中的，并非单独、孤立的存在。在早期近代欧洲，几部最著名的“地图集”中，对各地的文字介绍所占篇幅要远多于图像，以文字为载体的历史叙事本就是“地图”重要的组成部分，时空融为一体。也因此，著名的地图史家马修· 艾德尼（Matthew Edney）提出，所谓批判性的地图研究，其批判的对象并不是地图（map）本身——因为地图形态太多元了，本就不具备共性。我们应该反思的，是认为所有地图必定符合一套标准、共享一套功能的制图法（cartography）理念。除了假定天下所有地图都要用一种语言（比例尺、投影、符号）说话外，这种理念最顽固的误解，是觉得地图一定应该是对现实客观、准确的反映，而且随着人类智力与能力的进步，它也一定朝着某种理想的方向迈进艾德尼断言，制图法理念是19 世纪的西方产物，它既不是自古以来就如此，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这样说太过抽象或者激进，那让我们换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假设有人问：“中国是什么形状的？”我们脑子里会反映出什么呢？大概多数人会回答“像一只雄鸡”。这是我们在标准地图上看到的，由边界线和单一色彩构成的“图标地图”（logo map）。这种对国家形状的认知，不可能来自亲身感受，而只可能是被一套制图学语言所框定的。我们对空间形状的感知，最多是身边的小范围（比如社区、学校、村庄）。对于目力不及、直接生活区域之外的世界，比如整个城市、省份、国家、大洲……我们既“看”不到形状，也不觉得这形状对生活有特别的影响。哪怕我们跑遍了中国的所有角落，我们也只能通过地图，“学”到中国的形状。画这个地图的前提假定是：国家的形态是由它的领土决定的，领土内部是均质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由排他性的边界分隔，不存在两不相属的所谓缓冲地带，也不存在两者共有的主权叠加地带。但是如果我们去过边境就知道，这条分隔线，并不像地图上表现得那样绝对。不论边境地带是荒无人烟还是人潮涌动，那条边界线通常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国家的轮廓画在地图上，却未必显示于实地。无论中外，在近代以前，很少有地图用一条闭环的国境线来表示国家。这是因为“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本身是个晚近才通行的理念。倒不是说古代国家不重视统治区域，只是过去疆域的形态和观念更多元、灵活、多变，不像今天，领土是一个神圣、绝对的概念，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国家”这种国家形式，其实是近代以来，欧洲国家在不断的内外冲突中逐渐形成的，它们又以此原则瓜分殖民地。另一些国家则直接或者间接受到殖民扩张的影响，也接受了这个形式，这才使领土国家逐渐成为通行全球的国家想象。它本身是一个历史产物，有特定的产生背景。所以，制图师是依照特定的国家形态观念创制这个国家的形状的。观念往往先于现实，或者根本只是种从未实现的理想。但看图的人则通过阅读这样的地图，认定了国家的轮廓。在把图标地图当作象征符号的同时，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国家即领土”这个现代理念。假如我们觉得，所有的国家地图都必然朝着边界日益清晰的方向发展，最后一定形成一个边缘完整、内部同质的形状，而古代地图之所以没有画出这种形状，是因为不够科学和准确——那就是把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国家概念，当作固定不变的标准，去套用一切情况了。这种思路的问题是，古代的地图绘制者并不是这样理解国家和空间的。不同的地图，运用不同的制图法则和规范，法则和规范的背后则是特定的地理思维模式。当社会条件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变化了，制图法则与规范也就随之改变了。因此很难说地图有某种特定的“进化”方向。地图当然都有工具性的一面，绘制者也都要体现某种准确性和实用性，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像我前面举出的学生地图、交通示意图或者马绍尔群岛木条海图那样，它们的准确性，并不一定非要以是否符合比例尺、是否有投影以及是否使用了标准符号来衡量。
地图反映的不是现实空间，而是人们对空间的想象。如同历史反映的不是过去，而是人们对过去的解释。人创造了地图，也被地图所控制，因此也成为地图的囚徒。当瓦尔德泽米勒出版了他著名的1507 年世界地图时，他也知道自己所展现的世界图景，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是相当惊世骇俗的。于是在地图的右下角，他用拉丁文写了一段话，奉劝那些未经学习的读者（所谓“粗鲁人”），不要因为眼前的景象显得陌生而横加指责：“因为等他们将来理解了（宇宙志），这无疑对他们是更有价值的。”制图师确信：这张地图提供了人们理解世界的钥匙，即使不是在现在，也会是在未来。很多谈地图学的人都喜欢引用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Borges）的一则短篇故事：《论科学之精确》。它讲述帝国的制图师们制作了一幅与帝国一样大的地图，图与现实严格对应，分毫不差。但后世终于发现这种精确性毫无用处，于是地图被废弃。把这个故事用在历史上也是一样，我们要是把过去的每天、每小时甚至每分钟发生的都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那么这种记录必然毫无头绪，凌乱不堪。博尔赫斯的小故事清楚传达了“呈现”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不论是时间还是空间，若不经过我们有意识地选择、提炼、组织、整理，并抽象成解释，就没法传达出特定的信息。大多数时候，并不单单是现实决定了意识，人们也同时通过自己的意识塑造了“现实”。这个过程永远是双向的。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欧美的地图学界兴起一种新的研究流派，其中的代表性学者都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力主以社会文化视角，反思地图中展现的话语权力，批判传统的科学主义导向。随着新的研究视角的日益普及，地图研究早已不局限在狭义的地理制图学领域，而是扩散至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艺术史、文学等各个人文和社科领域，新的成果层出不穷。今天广义的地图学者基本同意：地图并不只是一种客观的认知工具，它往往带有极其鲜明的导向性和解释性，在引导的同时也会误导。所以一些畅销书会干脆把地图说成是“说谎的”。其实很多情况下，地图并不是有意说谎。因为每一种地图都有不同的功能，不存在一种地图可以具备所有的功能。比方说，我曾让学生随堂画一幅地图，内容是“你是怎么从家来到教室的”。住在学校宿舍里的同学，会画上林荫道、食堂、教学楼等校园地标；而住在校外的同学，则会用公路、社区乃至市镇来标示两点间的相对位置。为了让指示更清楚，很多学生还配上建筑或自然景观的图画。在《会说谎的地图》（How to Lie with Maps ）一书中，美国雪城大学教授马克· 蒙莫尼尔（Mark Monmonier）告诉我们，地图有三个基本要素：比例尺、投影和地图符号。可是在我学生的地图中，这三个要素一样也不具备，甚至这些图都不一定是上北下南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地图是好地图：因为并不需要严格的比例尺、投影、统一的符号甚至一致的方位来传达“从家到学校”这样一条信息。相反，他们随手涂鸦的、看着很不科学的图画，倒是更有效的内容。再比如，我们每天乘坐公共汽车或地铁，上面往往有用笔直的线条、环形线或网格串联起来的站点图。这种主题性示意图（diagram）既不能告诉我们具体站点在城市中的真实方位，也不能告诉我们站点间的实际距离。但是对乘客而言，它们是绝对方便的，因为其中剔除了所有虽“科学”却对使用者无用的信息。说起来， 人们使用的“ 地图”真的是千差万别，恐怕很难归结出某种共通的性质。前面的例子已经指出来，地图很可能无关“地”——因为人的空间感受包括大地、海洋、天空乃至宇宙，甚至因为古人的空间感往往和宗教宇宙观相关，一些“地图”可以是有关纯虚构空间的。而且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地图仅仅是“图”——因为除了视觉图像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图像上或者图像以外的文字信息。不论在欧洲还是中国，大量的地理图像是出现在书籍（地理或历史著作、方志等）中的，并非单独、孤立的存在。在早期近代欧洲，几部最著名的“地图集”中，对各地的文字介绍所占篇幅要远多于图像，以文字为载体的历史叙事本就是“地图”重要的组成部分，时空融为一体。也因此，著名的地图史家马修· 艾德尼（Matthew Edney）提出，所谓批判性的地图研究，其批判的对象并不是地图（map）本身——因为地图形态太多元了，本就不具备共性。我们应该反思的，是认为所有地图必定符合一套标准、共享一套功能的制图法（cartography）理念。除了假定天下所有地图都要用一种语言（比例尺、投影、符号）说话外，这种理念最顽固的误解，是觉得地图一定应该是对现实客观、准确的反映，而且随着人类智力与能力的进步，它也一定朝着某种理想的方向迈进艾德尼断言，制图法理念是19 世纪的西方产物，它既不是自古以来就如此，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这样说太过抽象或者激进，那让我们换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假设有人问：“中国是什么形状的？”我们脑子里会反映出什么呢？大概多数人会回答“像一只雄鸡”。这是我们在标准地图上看到的，由边界线和单一色彩构成的“图标地图”（logo map）。这种对国家形状的认知，不可能来自亲身感受，而只可能是被一套制图学语言所框定的。我们对空间形状的感知，最多是身边的小范围（比如社区、学校、村庄）。对于目力不及、直接生活区域之外的世界，比如整个城市、省份、国家、大洲……我们既“看”不到形状，也不觉得这形状对生活有特别的影响。哪怕我们跑遍了中国的所有角落，我们也只能通过地图，“学”到中国的形状。画这个地图的前提假定是：国家的形态是由它的领土决定的，领土内部是均质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由排他性的边界分隔，不存在两不相属的所谓缓冲地带，也不存在两者共有的主权叠加地带。但是如果我们去过边境就知道，这条分隔线，并不像地图上表现得那样绝对。不论边境地带是荒无人烟还是人潮涌动，那条边界线通常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国家的轮廓画在地图上，却未必显示于实地。无论中外，在近代以前，很少有地图用一条闭环的国境线来表示国家。这是因为“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本身是个晚近才通行的理念。倒不是说古代国家不重视统治区域，只是过去疆域的形态和观念更多元、灵活、多变，不像今天，领土是一个神圣、绝对的概念，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国家”这种国家形式，其实是近代以来，欧洲国家在不断的内外冲突中逐渐形成的，它们又以此原则瓜分殖民地。另一些国家则直接或者间接受到殖民扩张的影响，也接受了这个形式，这才使领土国家逐渐成为通行全球的国家想象。它本身是一个历史产物，有特定的产生背景。所以，制图师是依照特定的国家形态观念创制这个国家的形状的。观念往往先于现实，或者根本只是种从未实现的理想。但看图的人则通过阅读这样的地图，认定了国家的轮廓。在把图标地图当作象征符号的同时，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国家即领土”这个现代理念。假如我们觉得，所有的国家地图都必然朝着边界日益清晰的方向发展，最后一定形成一个边缘完整、内部同质的形状，而古代地图之所以没有画出这种形状，是因为不够科学和准确——那就是把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国家概念，当作固定不变的标准，去套用一切情况了。这种思路的问题是，古代的地图绘制者并不是这样理解国家和空间的。不同的地图，运用不同的制图法则和规范，法则和规范的背后则是特定的地理思维模式。当社会条件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变化了，制图法则与规范也就随之改变了。因此很难说地图有某种特定的“进化”方向。地图当然都有工具性的一面，绘制者也都要体现某种准确性和实用性，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像我前面举出的学生地图、交通示意图或者马绍尔群岛木条海图那样，它们的准确性，并不一定非要以是否符合比例尺、是否有投影以及是否使用了标准符号来衡量。
当瓦尔德泽米勒出版了他著名的1507 年世界地图时，他也知道自己所展现的世界图景，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是相当惊世骇俗的。于是在地图的右下角，他用拉丁文写了一段话，奉劝那些未经学习的读者（所谓“粗鲁人”），不要因为眼前的景象显得陌生而横加指责：“因为等他们将来理解了（宇宙志），这无疑对他们是更有价值的。”制图师确信：这张地图提供了人们理解世界的钥匙，即使不是在现在，也会是在未来。很多谈地图学的人都喜欢引用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Borges）的一则短篇故事：《论科学之精确》。它讲述帝国的制图师们制作了一幅与帝国一样大的地图，图与现实严格对应，分毫不差。但后世终于发现这种精确性毫无用处，于是地图被废弃。把这个故事用在历史上也是一样，我们要是把过去的每天、每小时甚至每分钟发生的都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那么这种记录必然毫无头绪，凌乱不堪。博尔赫斯的小故事清楚传达了“呈现”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不论是时间还是空间，若不经过我们有意识地选择、提炼、组织、整理，并抽象成解释，就没法传达出特定的信息。大多数时候，并不单单是现实决定了意识，人们也同时通过自己的意识塑造了“现实”。这个过程永远是双向的。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欧美的地图学界兴起一种新的研究流派，其中的代表性学者都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力主以社会文化视角，反思地图中展现的话语权力，批判传统的科学主义导向。随着新的研究视角的日益普及，地图研究早已不局限在狭义的地理制图学领域，而是扩散至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艺术史、文学等各个人文和社科领域，新的成果层出不穷。今天广义的地图学者基本同意：地图并不只是一种客观的认知工具，它往往带有极其鲜明的导向性和解释性，在引导的同时也会误导。所以一些畅销书会干脆把地图说成是“说谎的”。其实很多情况下，地图并不是有意说谎。因为每一种地图都有不同的功能，不存在一种地图可以具备所有的功能。比方说，我曾让学生随堂画一幅地图，内容是“你是怎么从家来到教室的”。住在学校宿舍里的同学，会画上林荫道、食堂、教学楼等校园地标；而住在校外的同学，则会用公路、社区乃至市镇来标示两点间的相对位置。为了让指示更清楚，很多学生还配上建筑或自然景观的图画。在《会说谎的地图》（How to Lie with Maps ）一书中，美国雪城大学教授马克· 蒙莫尼尔（Mark Monmonier）告诉我们，地图有三个基本要素：比例尺、投影和地图符号。可是在我学生的地图中，这三个要素一样也不具备，甚至这些图都不一定是上北下南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地图是好地图：因为并不需要严格的比例尺、投影、统一的符号甚至一致的方位来传达“从家到学校”这样一条信息。相反，他们随手涂鸦的、看着很不科学的图画，倒是更有效的内容。再比如，我们每天乘坐公共汽车或地铁，上面往往有用笔直的线条、环形线或网格串联起来的站点图。这种主题性示意图（diagram）既不能告诉我们具体站点在城市中的真实方位，也不能告诉我们站点间的实际距离。但是对乘客而言，它们是绝对方便的，因为其中剔除了所有虽“科学”却对使用者无用的信息。说起来， 人们使用的“ 地图”真的是千差万别，恐怕很难归结出某种共通的性质。前面的例子已经指出来，地图很可能无关“地”——因为人的空间感受包括大地、海洋、天空乃至宇宙，甚至因为古人的空间感往往和宗教宇宙观相关，一些“地图”可以是有关纯虚构空间的。而且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地图仅仅是“图”——因为除了视觉图像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图像上或者图像以外的文字信息。不论在欧洲还是中国，大量的地理图像是出现在书籍（地理或历史著作、方志等）中的，并非单独、孤立的存在。在早期近代欧洲，几部最著名的“地图集”中，对各地的文字介绍所占篇幅要远多于图像，以文字为载体的历史叙事本就是“地图”重要的组成部分，时空融为一体。也因此，著名的地图史家马修· 艾德尼（Matthew Edney）提出，所谓批判性的地图研究，其批判的对象并不是地图（map）本身——因为地图形态太多元了，本就不具备共性。我们应该反思的，是认为所有地图必定符合一套标准、共享一套功能的制图法（cartography）理念。除了假定天下所有地图都要用一种语言（比例尺、投影、符号）说话外，这种理念最顽固的误解，是觉得地图一定应该是对现实客观、准确的反映，而且随着人类智力与能力的进步，它也一定朝着某种理想的方向迈进艾德尼断言，制图法理念是19 世纪的西方产物，它既不是自古以来就如此，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这样说太过抽象或者激进，那让我们换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假设有人问：“中国是什么形状的？”我们脑子里会反映出什么呢？大概多数人会回答“像一只雄鸡”。这是我们在标准地图上看到的，由边界线和单一色彩构成的“图标地图”（logo map）。这种对国家形状的认知，不可能来自亲身感受，而只可能是被一套制图学语言所框定的。我们对空间形状的感知，最多是身边的小范围（比如社区、学校、村庄）。对于目力不及、直接生活区域之外的世界，比如整个城市、省份、国家、大洲……我们既“看”不到形状，也不觉得这形状对生活有特别的影响。哪怕我们跑遍了中国的所有角落，我们也只能通过地图，“学”到中国的形状。画这个地图的前提假定是：国家的形态是由它的领土决定的，领土内部是均质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由排他性的边界分隔，不存在两不相属的所谓缓冲地带，也不存在两者共有的主权叠加地带。但是如果我们去过边境就知道，这条分隔线，并不像地图上表现得那样绝对。不论边境地带是荒无人烟还是人潮涌动，那条边界线通常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国家的轮廓画在地图上，却未必显示于实地。无论中外，在近代以前，很少有地图用一条闭环的国境线来表示国家。这是因为“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本身是个晚近才通行的理念。倒不是说古代国家不重视统治区域，只是过去疆域的形态和观念更多元、灵活、多变，不像今天，领土是一个神圣、绝对的概念，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国家”这种国家形式，其实是近代以来，欧洲国家在不断的内外冲突中逐渐形成的，它们又以此原则瓜分殖民地。另一些国家则直接或者间接受到殖民扩张的影响，也接受了这个形式，这才使领土国家逐渐成为通行全球的国家想象。它本身是一个历史产物，有特定的产生背景。所以，制图师是依照特定的国家形态观念创制这个国家的形状的。观念往往先于现实，或者根本只是种从未实现的理想。但看图的人则通过阅读这样的地图，认定了国家的轮廓。在把图标地图当作象征符号的同时，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国家即领土”这个现代理念。假如我们觉得，所有的国家地图都必然朝着边界日益清晰的方向发展，最后一定形成一个边缘完整、内部同质的形状，而古代地图之所以没有画出这种形状，是因为不够科学和准确——那就是把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国家概念，当作固定不变的标准，去套用一切情况了。这种思路的问题是，古代的地图绘制者并不是这样理解国家和空间的。不同的地图，运用不同的制图法则和规范，法则和规范的背后则是特定的地理思维模式。当社会条件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变化了，制图法则与规范也就随之改变了。因此很难说地图有某种特定的“进化”方向。地图当然都有工具性的一面，绘制者也都要体现某种准确性和实用性，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像我前面举出的学生地图、交通示意图或者马绍尔群岛木条海图那样，它们的准确性，并不一定非要以是否符合比例尺、是否有投影以及是否使用了标准符号来衡量。
很多谈地图学的人都喜欢引用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Borges）的一则短篇故事：《论科学之精确》。它讲述帝国的制图师们制作了一幅与帝国一样大的地图，图与现实严格对应，分毫不差。但后世终于发现这种精确性毫无用处，于是地图被废弃。把这个故事用在历史上也是一样，我们要是把过去的每天、每小时甚至每分钟发生的都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那么这种记录必然毫无头绪，凌乱不堪。博尔赫斯的小故事清楚传达了“呈现”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不论是时间还是空间，若不经过我们有意识地选择、提炼、组织、整理，并抽象成解释，就没法传达出特定的信息。大多数时候，并不单单是现实决定了意识，人们也同时通过自己的意识塑造了“现实”。这个过程永远是双向的。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欧美的地图学界兴起一种新的研究流派，其中的代表性学者都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力主以社会文化视角，反思地图中展现的话语权力，批判传统的科学主义导向。随着新的研究视角的日益普及，地图研究早已不局限在狭义的地理制图学领域，而是扩散至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艺术史、文学等各个人文和社科领域，新的成果层出不穷。今天广义的地图学者基本同意：地图并不只是一种客观的认知工具，它往往带有极其鲜明的导向性和解释性，在引导的同时也会误导。所以一些畅销书会干脆把地图说成是“说谎的”。其实很多情况下，地图并不是有意说谎。因为每一种地图都有不同的功能，不存在一种地图可以具备所有的功能。比方说，我曾让学生随堂画一幅地图，内容是“你是怎么从家来到教室的”。住在学校宿舍里的同学，会画上林荫道、食堂、教学楼等校园地标；而住在校外的同学，则会用公路、社区乃至市镇来标示两点间的相对位置。为了让指示更清楚，很多学生还配上建筑或自然景观的图画。在《会说谎的地图》（How to Lie with Maps ）一书中，美国雪城大学教授马克· 蒙莫尼尔（Mark Monmonier）告诉我们，地图有三个基本要素：比例尺、投影和地图符号。可是在我学生的地图中，这三个要素一样也不具备，甚至这些图都不一定是上北下南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地图是好地图：因为并不需要严格的比例尺、投影、统一的符号甚至一致的方位来传达“从家到学校”这样一条信息。相反，他们随手涂鸦的、看着很不科学的图画，倒是更有效的内容。再比如，我们每天乘坐公共汽车或地铁，上面往往有用笔直的线条、环形线或网格串联起来的站点图。这种主题性示意图（diagram）既不能告诉我们具体站点在城市中的真实方位，也不能告诉我们站点间的实际距离。但是对乘客而言，它们是绝对方便的，因为其中剔除了所有虽“科学”却对使用者无用的信息。说起来， 人们使用的“ 地图”真的是千差万别，恐怕很难归结出某种共通的性质。前面的例子已经指出来，地图很可能无关“地”——因为人的空间感受包括大地、海洋、天空乃至宇宙，甚至因为古人的空间感往往和宗教宇宙观相关，一些“地图”可以是有关纯虚构空间的。而且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地图仅仅是“图”——因为除了视觉图像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图像上或者图像以外的文字信息。不论在欧洲还是中国，大量的地理图像是出现在书籍（地理或历史著作、方志等）中的，并非单独、孤立的存在。在早期近代欧洲，几部最著名的“地图集”中，对各地的文字介绍所占篇幅要远多于图像，以文字为载体的历史叙事本就是“地图”重要的组成部分，时空融为一体。也因此，著名的地图史家马修· 艾德尼（Matthew Edney）提出，所谓批判性的地图研究，其批判的对象并不是地图（map）本身——因为地图形态太多元了，本就不具备共性。我们应该反思的，是认为所有地图必定符合一套标准、共享一套功能的制图法（cartography）理念。除了假定天下所有地图都要用一种语言（比例尺、投影、符号）说话外，这种理念最顽固的误解，是觉得地图一定应该是对现实客观、准确的反映，而且随着人类智力与能力的进步，它也一定朝着某种理想的方向迈进艾德尼断言，制图法理念是19 世纪的西方产物，它既不是自古以来就如此，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这样说太过抽象或者激进，那让我们换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假设有人问：“中国是什么形状的？”我们脑子里会反映出什么呢？大概多数人会回答“像一只雄鸡”。这是我们在标准地图上看到的，由边界线和单一色彩构成的“图标地图”（logo map）。这种对国家形状的认知，不可能来自亲身感受，而只可能是被一套制图学语言所框定的。我们对空间形状的感知，最多是身边的小范围（比如社区、学校、村庄）。对于目力不及、直接生活区域之外的世界，比如整个城市、省份、国家、大洲……我们既“看”不到形状，也不觉得这形状对生活有特别的影响。哪怕我们跑遍了中国的所有角落，我们也只能通过地图，“学”到中国的形状。画这个地图的前提假定是：国家的形态是由它的领土决定的，领土内部是均质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由排他性的边界分隔，不存在两不相属的所谓缓冲地带，也不存在两者共有的主权叠加地带。但是如果我们去过边境就知道，这条分隔线，并不像地图上表现得那样绝对。不论边境地带是荒无人烟还是人潮涌动，那条边界线通常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国家的轮廓画在地图上，却未必显示于实地。无论中外，在近代以前，很少有地图用一条闭环的国境线来表示国家。这是因为“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本身是个晚近才通行的理念。倒不是说古代国家不重视统治区域，只是过去疆域的形态和观念更多元、灵活、多变，不像今天，领土是一个神圣、绝对的概念，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国家”这种国家形式，其实是近代以来，欧洲国家在不断的内外冲突中逐渐形成的，它们又以此原则瓜分殖民地。另一些国家则直接或者间接受到殖民扩张的影响，也接受了这个形式，这才使领土国家逐渐成为通行全球的国家想象。它本身是一个历史产物，有特定的产生背景。所以，制图师是依照特定的国家形态观念创制这个国家的形状的。观念往往先于现实，或者根本只是种从未实现的理想。但看图的人则通过阅读这样的地图，认定了国家的轮廓。在把图标地图当作象征符号的同时，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国家即领土”这个现代理念。假如我们觉得，所有的国家地图都必然朝着边界日益清晰的方向发展，最后一定形成一个边缘完整、内部同质的形状，而古代地图之所以没有画出这种形状，是因为不够科学和准确——那就是把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国家概念，当作固定不变的标准，去套用一切情况了。这种思路的问题是，古代的地图绘制者并不是这样理解国家和空间的。不同的地图，运用不同的制图法则和规范，法则和规范的背后则是特定的地理思维模式。当社会条件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变化了，制图法则与规范也就随之改变了。因此很难说地图有某种特定的“进化”方向。地图当然都有工具性的一面，绘制者也都要体现某种准确性和实用性，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像我前面举出的学生地图、交通示意图或者马绍尔群岛木条海图那样，它们的准确性，并不一定非要以是否符合比例尺、是否有投影以及是否使用了标准符号来衡量。
博尔赫斯的小故事清楚传达了“呈现”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不论是时间还是空间，若不经过我们有意识地选择、提炼、组织、整理，并抽象成解释，就没法传达出特定的信息。大多数时候，并不单单是现实决定了意识，人们也同时通过自己的意识塑造了“现实”。这个过程永远是双向的。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欧美的地图学界兴起一种新的研究流派，其中的代表性学者都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力主以社会文化视角，反思地图中展现的话语权力，批判传统的科学主义导向。随着新的研究视角的日益普及，地图研究早已不局限在狭义的地理制图学领域，而是扩散至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艺术史、文学等各个人文和社科领域，新的成果层出不穷。今天广义的地图学者基本同意：地图并不只是一种客观的认知工具，它往往带有极其鲜明的导向性和解释性，在引导的同时也会误导。所以一些畅销书会干脆把地图说成是“说谎的”。其实很多情况下，地图并不是有意说谎。因为每一种地图都有不同的功能，不存在一种地图可以具备所有的功能。比方说，我曾让学生随堂画一幅地图，内容是“你是怎么从家来到教室的”。住在学校宿舍里的同学，会画上林荫道、食堂、教学楼等校园地标；而住在校外的同学，则会用公路、社区乃至市镇来标示两点间的相对位置。为了让指示更清楚，很多学生还配上建筑或自然景观的图画。在《会说谎的地图》（How to Lie with Maps ）一书中，美国雪城大学教授马克· 蒙莫尼尔（Mark Monmonier）告诉我们，地图有三个基本要素：比例尺、投影和地图符号。可是在我学生的地图中，这三个要素一样也不具备，甚至这些图都不一定是上北下南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地图是好地图：因为并不需要严格的比例尺、投影、统一的符号甚至一致的方位来传达“从家到学校”这样一条信息。相反，他们随手涂鸦的、看着很不科学的图画，倒是更有效的内容。再比如，我们每天乘坐公共汽车或地铁，上面往往有用笔直的线条、环形线或网格串联起来的站点图。这种主题性示意图（diagram）既不能告诉我们具体站点在城市中的真实方位，也不能告诉我们站点间的实际距离。但是对乘客而言，它们是绝对方便的，因为其中剔除了所有虽“科学”却对使用者无用的信息。说起来， 人们使用的“ 地图”真的是千差万别，恐怕很难归结出某种共通的性质。前面的例子已经指出来，地图很可能无关“地”——因为人的空间感受包括大地、海洋、天空乃至宇宙，甚至因为古人的空间感往往和宗教宇宙观相关，一些“地图”可以是有关纯虚构空间的。而且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地图仅仅是“图”——因为除了视觉图像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图像上或者图像以外的文字信息。不论在欧洲还是中国，大量的地理图像是出现在书籍（地理或历史著作、方志等）中的，并非单独、孤立的存在。在早期近代欧洲，几部最著名的“地图集”中，对各地的文字介绍所占篇幅要远多于图像，以文字为载体的历史叙事本就是“地图”重要的组成部分，时空融为一体。也因此，著名的地图史家马修· 艾德尼（Matthew Edney）提出，所谓批判性的地图研究，其批判的对象并不是地图（map）本身——因为地图形态太多元了，本就不具备共性。我们应该反思的，是认为所有地图必定符合一套标准、共享一套功能的制图法（cartography）理念。除了假定天下所有地图都要用一种语言（比例尺、投影、符号）说话外，这种理念最顽固的误解，是觉得地图一定应该是对现实客观、准确的反映，而且随着人类智力与能力的进步，它也一定朝着某种理想的方向迈进艾德尼断言，制图法理念是19 世纪的西方产物，它既不是自古以来就如此，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这样说太过抽象或者激进，那让我们换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假设有人问：“中国是什么形状的？”我们脑子里会反映出什么呢？大概多数人会回答“像一只雄鸡”。这是我们在标准地图上看到的，由边界线和单一色彩构成的“图标地图”（logo map）。这种对国家形状的认知，不可能来自亲身感受，而只可能是被一套制图学语言所框定的。我们对空间形状的感知，最多是身边的小范围（比如社区、学校、村庄）。对于目力不及、直接生活区域之外的世界，比如整个城市、省份、国家、大洲……我们既“看”不到形状，也不觉得这形状对生活有特别的影响。哪怕我们跑遍了中国的所有角落，我们也只能通过地图，“学”到中国的形状。画这个地图的前提假定是：国家的形态是由它的领土决定的，领土内部是均质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由排他性的边界分隔，不存在两不相属的所谓缓冲地带，也不存在两者共有的主权叠加地带。但是如果我们去过边境就知道，这条分隔线，并不像地图上表现得那样绝对。不论边境地带是荒无人烟还是人潮涌动，那条边界线通常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国家的轮廓画在地图上，却未必显示于实地。无论中外，在近代以前，很少有地图用一条闭环的国境线来表示国家。这是因为“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本身是个晚近才通行的理念。倒不是说古代国家不重视统治区域，只是过去疆域的形态和观念更多元、灵活、多变，不像今天，领土是一个神圣、绝对的概念，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国家”这种国家形式，其实是近代以来，欧洲国家在不断的内外冲突中逐渐形成的，它们又以此原则瓜分殖民地。另一些国家则直接或者间接受到殖民扩张的影响，也接受了这个形式，这才使领土国家逐渐成为通行全球的国家想象。它本身是一个历史产物，有特定的产生背景。所以，制图师是依照特定的国家形态观念创制这个国家的形状的。观念往往先于现实，或者根本只是种从未实现的理想。但看图的人则通过阅读这样的地图，认定了国家的轮廓。在把图标地图当作象征符号的同时，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国家即领土”这个现代理念。假如我们觉得，所有的国家地图都必然朝着边界日益清晰的方向发展，最后一定形成一个边缘完整、内部同质的形状，而古代地图之所以没有画出这种形状，是因为不够科学和准确——那就是把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国家概念，当作固定不变的标准，去套用一切情况了。这种思路的问题是，古代的地图绘制者并不是这样理解国家和空间的。不同的地图，运用不同的制图法则和规范，法则和规范的背后则是特定的地理思维模式。当社会条件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变化了，制图法则与规范也就随之改变了。因此很难说地图有某种特定的“进化”方向。地图当然都有工具性的一面，绘制者也都要体现某种准确性和实用性，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像我前面举出的学生地图、交通示意图或者马绍尔群岛木条海图那样，它们的准确性，并不一定非要以是否符合比例尺、是否有投影以及是否使用了标准符号来衡量。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欧美的地图学界兴起一种新的研究流派，其中的代表性学者都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力主以社会文化视角，反思地图中展现的话语权力，批判传统的科学主义导向。随着新的研究视角的日益普及，地图研究早已不局限在狭义的地理制图学领域，而是扩散至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艺术史、文学等各个人文和社科领域，新的成果层出不穷。今天广义的地图学者基本同意：地图并不只是一种客观的认知工具，它往往带有极其鲜明的导向性和解释性，在引导的同时也会误导。所以一些畅销书会干脆把地图说成是“说谎的”。其实很多情况下，地图并不是有意说谎。因为每一种地图都有不同的功能，不存在一种地图可以具备所有的功能。比方说，我曾让学生随堂画一幅地图，内容是“你是怎么从家来到教室的”。住在学校宿舍里的同学，会画上林荫道、食堂、教学楼等校园地标；而住在校外的同学，则会用公路、社区乃至市镇来标示两点间的相对位置。为了让指示更清楚，很多学生还配上建筑或自然景观的图画。在《会说谎的地图》（How to Lie with Maps ）一书中，美国雪城大学教授马克· 蒙莫尼尔（Mark Monmonier）告诉我们，地图有三个基本要素：比例尺、投影和地图符号。可是在我学生的地图中，这三个要素一样也不具备，甚至这些图都不一定是上北下南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地图是好地图：因为并不需要严格的比例尺、投影、统一的符号甚至一致的方位来传达“从家到学校”这样一条信息。相反，他们随手涂鸦的、看着很不科学的图画，倒是更有效的内容。再比如，我们每天乘坐公共汽车或地铁，上面往往有用笔直的线条、环形线或网格串联起来的站点图。这种主题性示意图（diagram）既不能告诉我们具体站点在城市中的真实方位，也不能告诉我们站点间的实际距离。但是对乘客而言，它们是绝对方便的，因为其中剔除了所有虽“科学”却对使用者无用的信息。说起来， 人们使用的“ 地图”真的是千差万别，恐怕很难归结出某种共通的性质。前面的例子已经指出来，地图很可能无关“地”——因为人的空间感受包括大地、海洋、天空乃至宇宙，甚至因为古人的空间感往往和宗教宇宙观相关，一些“地图”可以是有关纯虚构空间的。而且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地图仅仅是“图”——因为除了视觉图像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图像上或者图像以外的文字信息。不论在欧洲还是中国，大量的地理图像是出现在书籍（地理或历史著作、方志等）中的，并非单独、孤立的存在。在早期近代欧洲，几部最著名的“地图集”中，对各地的文字介绍所占篇幅要远多于图像，以文字为载体的历史叙事本就是“地图”重要的组成部分，时空融为一体。也因此，著名的地图史家马修· 艾德尼（Matthew Edney）提出，所谓批判性的地图研究，其批判的对象并不是地图（map）本身——因为地图形态太多元了，本就不具备共性。我们应该反思的，是认为所有地图必定符合一套标准、共享一套功能的制图法（cartography）理念。除了假定天下所有地图都要用一种语言（比例尺、投影、符号）说话外，这种理念最顽固的误解，是觉得地图一定应该是对现实客观、准确的反映，而且随着人类智力与能力的进步，它也一定朝着某种理想的方向迈进艾德尼断言，制图法理念是19 世纪的西方产物，它既不是自古以来就如此，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这样说太过抽象或者激进，那让我们换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假设有人问：“中国是什么形状的？”我们脑子里会反映出什么呢？大概多数人会回答“像一只雄鸡”。这是我们在标准地图上看到的，由边界线和单一色彩构成的“图标地图”（logo map）。这种对国家形状的认知，不可能来自亲身感受，而只可能是被一套制图学语言所框定的。我们对空间形状的感知，最多是身边的小范围（比如社区、学校、村庄）。对于目力不及、直接生活区域之外的世界，比如整个城市、省份、国家、大洲……我们既“看”不到形状，也不觉得这形状对生活有特别的影响。哪怕我们跑遍了中国的所有角落，我们也只能通过地图，“学”到中国的形状。画这个地图的前提假定是：国家的形态是由它的领土决定的，领土内部是均质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由排他性的边界分隔，不存在两不相属的所谓缓冲地带，也不存在两者共有的主权叠加地带。但是如果我们去过边境就知道，这条分隔线，并不像地图上表现得那样绝对。不论边境地带是荒无人烟还是人潮涌动，那条边界线通常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国家的轮廓画在地图上，却未必显示于实地。无论中外，在近代以前，很少有地图用一条闭环的国境线来表示国家。这是因为“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本身是个晚近才通行的理念。倒不是说古代国家不重视统治区域，只是过去疆域的形态和观念更多元、灵活、多变，不像今天，领土是一个神圣、绝对的概念，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国家”这种国家形式，其实是近代以来，欧洲国家在不断的内外冲突中逐渐形成的，它们又以此原则瓜分殖民地。另一些国家则直接或者间接受到殖民扩张的影响，也接受了这个形式，这才使领土国家逐渐成为通行全球的国家想象。它本身是一个历史产物，有特定的产生背景。所以，制图师是依照特定的国家形态观念创制这个国家的形状的。观念往往先于现实，或者根本只是种从未实现的理想。但看图的人则通过阅读这样的地图，认定了国家的轮廓。在把图标地图当作象征符号的同时，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国家即领土”这个现代理念。假如我们觉得，所有的国家地图都必然朝着边界日益清晰的方向发展，最后一定形成一个边缘完整、内部同质的形状，而古代地图之所以没有画出这种形状，是因为不够科学和准确——那就是把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国家概念，当作固定不变的标准，去套用一切情况了。这种思路的问题是，古代的地图绘制者并不是这样理解国家和空间的。不同的地图，运用不同的制图法则和规范，法则和规范的背后则是特定的地理思维模式。当社会条件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变化了，制图法则与规范也就随之改变了。因此很难说地图有某种特定的“进化”方向。地图当然都有工具性的一面，绘制者也都要体现某种准确性和实用性，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像我前面举出的学生地图、交通示意图或者马绍尔群岛木条海图那样，它们的准确性，并不一定非要以是否符合比例尺、是否有投影以及是否使用了标准符号来衡量。
其实很多情况下，地图并不是有意说谎。因为每一种地图都有不同的功能，不存在一种地图可以具备所有的功能。比方说，我曾让学生随堂画一幅地图，内容是“你是怎么从家来到教室的”。住在学校宿舍里的同学，会画上林荫道、食堂、教学楼等校园地标；而住在校外的同学，则会用公路、社区乃至市镇来标示两点间的相对位置。为了让指示更清楚，很多学生还配上建筑或自然景观的图画。在《会说谎的地图》（How to Lie with Maps ）一书中，美国雪城大学教授马克· 蒙莫尼尔（Mark Monmonier）告诉我们，地图有三个基本要素：比例尺、投影和地图符号。可是在我学生的地图中，这三个要素一样也不具备，甚至这些图都不一定是上北下南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地图是好地图：因为并不需要严格的比例尺、投影、统一的符号甚至一致的方位来传达“从家到学校”这样一条信息。相反，他们随手涂鸦的、看着很不科学的图画，倒是更有效的内容。再比如，我们每天乘坐公共汽车或地铁，上面往往有用笔直的线条、环形线或网格串联起来的站点图。这种主题性示意图（diagram）既不能告诉我们具体站点在城市中的真实方位，也不能告诉我们站点间的实际距离。但是对乘客而言，它们是绝对方便的，因为其中剔除了所有虽“科学”却对使用者无用的信息。说起来， 人们使用的“ 地图”真的是千差万别，恐怕很难归结出某种共通的性质。前面的例子已经指出来，地图很可能无关“地”——因为人的空间感受包括大地、海洋、天空乃至宇宙，甚至因为古人的空间感往往和宗教宇宙观相关，一些“地图”可以是有关纯虚构空间的。而且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地图仅仅是“图”——因为除了视觉图像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图像上或者图像以外的文字信息。不论在欧洲还是中国，大量的地理图像是出现在书籍（地理或历史著作、方志等）中的，并非单独、孤立的存在。在早期近代欧洲，几部最著名的“地图集”中，对各地的文字介绍所占篇幅要远多于图像，以文字为载体的历史叙事本就是“地图”重要的组成部分，时空融为一体。也因此，著名的地图史家马修· 艾德尼（Matthew Edney）提出，所谓批判性的地图研究，其批判的对象并不是地图（map）本身——因为地图形态太多元了，本就不具备共性。我们应该反思的，是认为所有地图必定符合一套标准、共享一套功能的制图法（cartography）理念。除了假定天下所有地图都要用一种语言（比例尺、投影、符号）说话外，这种理念最顽固的误解，是觉得地图一定应该是对现实客观、准确的反映，而且随着人类智力与能力的进步，它也一定朝着某种理想的方向迈进艾德尼断言，制图法理念是19 世纪的西方产物，它既不是自古以来就如此，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这样说太过抽象或者激进，那让我们换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假设有人问：“中国是什么形状的？”我们脑子里会反映出什么呢？大概多数人会回答“像一只雄鸡”。这是我们在标准地图上看到的，由边界线和单一色彩构成的“图标地图”（logo map）。这种对国家形状的认知，不可能来自亲身感受，而只可能是被一套制图学语言所框定的。我们对空间形状的感知，最多是身边的小范围（比如社区、学校、村庄）。对于目力不及、直接生活区域之外的世界，比如整个城市、省份、国家、大洲……我们既“看”不到形状，也不觉得这形状对生活有特别的影响。哪怕我们跑遍了中国的所有角落，我们也只能通过地图，“学”到中国的形状。画这个地图的前提假定是：国家的形态是由它的领土决定的，领土内部是均质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由排他性的边界分隔，不存在两不相属的所谓缓冲地带，也不存在两者共有的主权叠加地带。但是如果我们去过边境就知道，这条分隔线，并不像地图上表现得那样绝对。不论边境地带是荒无人烟还是人潮涌动，那条边界线通常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国家的轮廓画在地图上，却未必显示于实地。无论中外，在近代以前，很少有地图用一条闭环的国境线来表示国家。这是因为“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本身是个晚近才通行的理念。倒不是说古代国家不重视统治区域，只是过去疆域的形态和观念更多元、灵活、多变，不像今天，领土是一个神圣、绝对的概念，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国家”这种国家形式，其实是近代以来，欧洲国家在不断的内外冲突中逐渐形成的，它们又以此原则瓜分殖民地。另一些国家则直接或者间接受到殖民扩张的影响，也接受了这个形式，这才使领土国家逐渐成为通行全球的国家想象。它本身是一个历史产物，有特定的产生背景。所以，制图师是依照特定的国家形态观念创制这个国家的形状的。观念往往先于现实，或者根本只是种从未实现的理想。但看图的人则通过阅读这样的地图，认定了国家的轮廓。在把图标地图当作象征符号的同时，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国家即领土”这个现代理念。假如我们觉得，所有的国家地图都必然朝着边界日益清晰的方向发展，最后一定形成一个边缘完整、内部同质的形状，而古代地图之所以没有画出这种形状，是因为不够科学和准确——那就是把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国家概念，当作固定不变的标准，去套用一切情况了。这种思路的问题是，古代的地图绘制者并不是这样理解国家和空间的。不同的地图，运用不同的制图法则和规范，法则和规范的背后则是特定的地理思维模式。当社会条件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变化了，制图法则与规范也就随之改变了。因此很难说地图有某种特定的“进化”方向。地图当然都有工具性的一面，绘制者也都要体现某种准确性和实用性，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像我前面举出的学生地图、交通示意图或者马绍尔群岛木条海图那样，它们的准确性，并不一定非要以是否符合比例尺、是否有投影以及是否使用了标准符号来衡量。
比方说，我曾让学生随堂画一幅地图，内容是“你是怎么从家来到教室的”。住在学校宿舍里的同学，会画上林荫道、食堂、教学楼等校园地标；而住在校外的同学，则会用公路、社区乃至市镇来标示两点间的相对位置。为了让指示更清楚，很多学生还配上建筑或自然景观的图画。在《会说谎的地图》（How to Lie with Maps ）一书中，美国雪城大学教授马克· 蒙莫尼尔（Mark Monmonier）告诉我们，地图有三个基本要素：比例尺、投影和地图符号。可是在我学生的地图中，这三个要素一样也不具备，甚至这些图都不一定是上北下南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地图是好地图：因为并不需要严格的比例尺、投影、统一的符号甚至一致的方位来传达“从家到学校”这样一条信息。相反，他们随手涂鸦的、看着很不科学的图画，倒是更有效的内容。再比如，我们每天乘坐公共汽车或地铁，上面往往有用笔直的线条、环形线或网格串联起来的站点图。这种主题性示意图（diagram）既不能告诉我们具体站点在城市中的真实方位，也不能告诉我们站点间的实际距离。但是对乘客而言，它们是绝对方便的，因为其中剔除了所有虽“科学”却对使用者无用的信息。说起来， 人们使用的“ 地图”真的是千差万别，恐怕很难归结出某种共通的性质。前面的例子已经指出来，地图很可能无关“地”——因为人的空间感受包括大地、海洋、天空乃至宇宙，甚至因为古人的空间感往往和宗教宇宙观相关，一些“地图”可以是有关纯虚构空间的。而且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地图仅仅是“图”——因为除了视觉图像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图像上或者图像以外的文字信息。不论在欧洲还是中国，大量的地理图像是出现在书籍（地理或历史著作、方志等）中的，并非单独、孤立的存在。在早期近代欧洲，几部最著名的“地图集”中，对各地的文字介绍所占篇幅要远多于图像，以文字为载体的历史叙事本就是“地图”重要的组成部分，时空融为一体。也因此，著名的地图史家马修· 艾德尼（Matthew Edney）提出，所谓批判性的地图研究，其批判的对象并不是地图（map）本身——因为地图形态太多元了，本就不具备共性。我们应该反思的，是认为所有地图必定符合一套标准、共享一套功能的制图法（cartography）理念。除了假定天下所有地图都要用一种语言（比例尺、投影、符号）说话外，这种理念最顽固的误解，是觉得地图一定应该是对现实客观、准确的反映，而且随着人类智力与能力的进步，它也一定朝着某种理想的方向迈进艾德尼断言，制图法理念是19 世纪的西方产物，它既不是自古以来就如此，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这样说太过抽象或者激进，那让我们换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假设有人问：“中国是什么形状的？”我们脑子里会反映出什么呢？大概多数人会回答“像一只雄鸡”。这是我们在标准地图上看到的，由边界线和单一色彩构成的“图标地图”（logo map）。这种对国家形状的认知，不可能来自亲身感受，而只可能是被一套制图学语言所框定的。我们对空间形状的感知，最多是身边的小范围（比如社区、学校、村庄）。对于目力不及、直接生活区域之外的世界，比如整个城市、省份、国家、大洲……我们既“看”不到形状，也不觉得这形状对生活有特别的影响。哪怕我们跑遍了中国的所有角落，我们也只能通过地图，“学”到中国的形状。画这个地图的前提假定是：国家的形态是由它的领土决定的，领土内部是均质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由排他性的边界分隔，不存在两不相属的所谓缓冲地带，也不存在两者共有的主权叠加地带。但是如果我们去过边境就知道，这条分隔线，并不像地图上表现得那样绝对。不论边境地带是荒无人烟还是人潮涌动，那条边界线通常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国家的轮廓画在地图上，却未必显示于实地。无论中外，在近代以前，很少有地图用一条闭环的国境线来表示国家。这是因为“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本身是个晚近才通行的理念。倒不是说古代国家不重视统治区域，只是过去疆域的形态和观念更多元、灵活、多变，不像今天，领土是一个神圣、绝对的概念，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国家”这种国家形式，其实是近代以来，欧洲国家在不断的内外冲突中逐渐形成的，它们又以此原则瓜分殖民地。另一些国家则直接或者间接受到殖民扩张的影响，也接受了这个形式，这才使领土国家逐渐成为通行全球的国家想象。它本身是一个历史产物，有特定的产生背景。所以，制图师是依照特定的国家形态观念创制这个国家的形状的。观念往往先于现实，或者根本只是种从未实现的理想。但看图的人则通过阅读这样的地图，认定了国家的轮廓。在把图标地图当作象征符号的同时，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国家即领土”这个现代理念。假如我们觉得，所有的国家地图都必然朝着边界日益清晰的方向发展，最后一定形成一个边缘完整、内部同质的形状，而古代地图之所以没有画出这种形状，是因为不够科学和准确——那就是把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国家概念，当作固定不变的标准，去套用一切情况了。这种思路的问题是，古代的地图绘制者并不是这样理解国家和空间的。不同的地图，运用不同的制图法则和规范，法则和规范的背后则是特定的地理思维模式。当社会条件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变化了，制图法则与规范也就随之改变了。因此很难说地图有某种特定的“进化”方向。地图当然都有工具性的一面，绘制者也都要体现某种准确性和实用性，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像我前面举出的学生地图、交通示意图或者马绍尔群岛木条海图那样，它们的准确性，并不一定非要以是否符合比例尺、是否有投影以及是否使用了标准符号来衡量。
再比如，我们每天乘坐公共汽车或地铁，上面往往有用笔直的线条、环形线或网格串联起来的站点图。这种主题性示意图（diagram）既不能告诉我们具体站点在城市中的真实方位，也不能告诉我们站点间的实际距离。但是对乘客而言，它们是绝对方便的，因为其中剔除了所有虽“科学”却对使用者无用的信息。说起来， 人们使用的“ 地图”真的是千差万别，恐怕很难归结出某种共通的性质。前面的例子已经指出来，地图很可能无关“地”——因为人的空间感受包括大地、海洋、天空乃至宇宙，甚至因为古人的空间感往往和宗教宇宙观相关，一些“地图”可以是有关纯虚构空间的。而且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地图仅仅是“图”——因为除了视觉图像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图像上或者图像以外的文字信息。不论在欧洲还是中国，大量的地理图像是出现在书籍（地理或历史著作、方志等）中的，并非单独、孤立的存在。在早期近代欧洲，几部最著名的“地图集”中，对各地的文字介绍所占篇幅要远多于图像，以文字为载体的历史叙事本就是“地图”重要的组成部分，时空融为一体。也因此，著名的地图史家马修· 艾德尼（Matthew Edney）提出，所谓批判性的地图研究，其批判的对象并不是地图（map）本身——因为地图形态太多元了，本就不具备共性。我们应该反思的，是认为所有地图必定符合一套标准、共享一套功能的制图法（cartography）理念。除了假定天下所有地图都要用一种语言（比例尺、投影、符号）说话外，这种理念最顽固的误解，是觉得地图一定应该是对现实客观、准确的反映，而且随着人类智力与能力的进步，它也一定朝着某种理想的方向迈进艾德尼断言，制图法理念是19 世纪的西方产物，它既不是自古以来就如此，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这样说太过抽象或者激进，那让我们换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假设有人问：“中国是什么形状的？”我们脑子里会反映出什么呢？大概多数人会回答“像一只雄鸡”。这是我们在标准地图上看到的，由边界线和单一色彩构成的“图标地图”（logo map）。这种对国家形状的认知，不可能来自亲身感受，而只可能是被一套制图学语言所框定的。我们对空间形状的感知，最多是身边的小范围（比如社区、学校、村庄）。对于目力不及、直接生活区域之外的世界，比如整个城市、省份、国家、大洲……我们既“看”不到形状，也不觉得这形状对生活有特别的影响。哪怕我们跑遍了中国的所有角落，我们也只能通过地图，“学”到中国的形状。画这个地图的前提假定是：国家的形态是由它的领土决定的，领土内部是均质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由排他性的边界分隔，不存在两不相属的所谓缓冲地带，也不存在两者共有的主权叠加地带。但是如果我们去过边境就知道，这条分隔线，并不像地图上表现得那样绝对。不论边境地带是荒无人烟还是人潮涌动，那条边界线通常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国家的轮廓画在地图上，却未必显示于实地。无论中外，在近代以前，很少有地图用一条闭环的国境线来表示国家。这是因为“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本身是个晚近才通行的理念。倒不是说古代国家不重视统治区域，只是过去疆域的形态和观念更多元、灵活、多变，不像今天，领土是一个神圣、绝对的概念，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国家”这种国家形式，其实是近代以来，欧洲国家在不断的内外冲突中逐渐形成的，它们又以此原则瓜分殖民地。另一些国家则直接或者间接受到殖民扩张的影响，也接受了这个形式，这才使领土国家逐渐成为通行全球的国家想象。它本身是一个历史产物，有特定的产生背景。所以，制图师是依照特定的国家形态观念创制这个国家的形状的。观念往往先于现实，或者根本只是种从未实现的理想。但看图的人则通过阅读这样的地图，认定了国家的轮廓。在把图标地图当作象征符号的同时，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国家即领土”这个现代理念。假如我们觉得，所有的国家地图都必然朝着边界日益清晰的方向发展，最后一定形成一个边缘完整、内部同质的形状，而古代地图之所以没有画出这种形状，是因为不够科学和准确——那就是把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国家概念，当作固定不变的标准，去套用一切情况了。这种思路的问题是，古代的地图绘制者并不是这样理解国家和空间的。不同的地图，运用不同的制图法则和规范，法则和规范的背后则是特定的地理思维模式。当社会条件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变化了，制图法则与规范也就随之改变了。因此很难说地图有某种特定的“进化”方向。地图当然都有工具性的一面，绘制者也都要体现某种准确性和实用性，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像我前面举出的学生地图、交通示意图或者马绍尔群岛木条海图那样，它们的准确性，并不一定非要以是否符合比例尺、是否有投影以及是否使用了标准符号来衡量。
说起来， 人们使用的“ 地图”真的是千差万别，恐怕很难归结出某种共通的性质。前面的例子已经指出来，地图很可能无关“地”——因为人的空间感受包括大地、海洋、天空乃至宇宙，甚至因为古人的空间感往往和宗教宇宙观相关，一些“地图”可以是有关纯虚构空间的。而且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地图仅仅是“图”——因为除了视觉图像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图像上或者图像以外的文字信息。不论在欧洲还是中国，大量的地理图像是出现在书籍（地理或历史著作、方志等）中的，并非单独、孤立的存在。在早期近代欧洲，几部最著名的“地图集”中，对各地的文字介绍所占篇幅要远多于图像，以文字为载体的历史叙事本就是“地图”重要的组成部分，时空融为一体。也因此，著名的地图史家马修· 艾德尼（Matthew Edney）提出，所谓批判性的地图研究，其批判的对象并不是地图（map）本身——因为地图形态太多元了，本就不具备共性。我们应该反思的，是认为所有地图必定符合一套标准、共享一套功能的制图法（cartography）理念。除了假定天下所有地图都要用一种语言（比例尺、投影、符号）说话外，这种理念最顽固的误解，是觉得地图一定应该是对现实客观、准确的反映，而且随着人类智力与能力的进步，它也一定朝着某种理想的方向迈进艾德尼断言，制图法理念是19 世纪的西方产物，它既不是自古以来就如此，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这样说太过抽象或者激进，那让我们换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假设有人问：“中国是什么形状的？”我们脑子里会反映出什么呢？大概多数人会回答“像一只雄鸡”。这是我们在标准地图上看到的，由边界线和单一色彩构成的“图标地图”（logo map）。这种对国家形状的认知，不可能来自亲身感受，而只可能是被一套制图学语言所框定的。我们对空间形状的感知，最多是身边的小范围（比如社区、学校、村庄）。对于目力不及、直接生活区域之外的世界，比如整个城市、省份、国家、大洲……我们既“看”不到形状，也不觉得这形状对生活有特别的影响。哪怕我们跑遍了中国的所有角落，我们也只能通过地图，“学”到中国的形状。画这个地图的前提假定是：国家的形态是由它的领土决定的，领土内部是均质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由排他性的边界分隔，不存在两不相属的所谓缓冲地带，也不存在两者共有的主权叠加地带。但是如果我们去过边境就知道，这条分隔线，并不像地图上表现得那样绝对。不论边境地带是荒无人烟还是人潮涌动，那条边界线通常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国家的轮廓画在地图上，却未必显示于实地。无论中外，在近代以前，很少有地图用一条闭环的国境线来表示国家。这是因为“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本身是个晚近才通行的理念。倒不是说古代国家不重视统治区域，只是过去疆域的形态和观念更多元、灵活、多变，不像今天，领土是一个神圣、绝对的概念，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国家”这种国家形式，其实是近代以来，欧洲国家在不断的内外冲突中逐渐形成的，它们又以此原则瓜分殖民地。另一些国家则直接或者间接受到殖民扩张的影响，也接受了这个形式，这才使领土国家逐渐成为通行全球的国家想象。它本身是一个历史产物，有特定的产生背景。所以，制图师是依照特定的国家形态观念创制这个国家的形状的。观念往往先于现实，或者根本只是种从未实现的理想。但看图的人则通过阅读这样的地图，认定了国家的轮廓。在把图标地图当作象征符号的同时，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国家即领土”这个现代理念。假如我们觉得，所有的国家地图都必然朝着边界日益清晰的方向发展，最后一定形成一个边缘完整、内部同质的形状，而古代地图之所以没有画出这种形状，是因为不够科学和准确——那就是把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国家概念，当作固定不变的标准，去套用一切情况了。这种思路的问题是，古代的地图绘制者并不是这样理解国家和空间的。不同的地图，运用不同的制图法则和规范，法则和规范的背后则是特定的地理思维模式。当社会条件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变化了，制图法则与规范也就随之改变了。因此很难说地图有某种特定的“进化”方向。地图当然都有工具性的一面，绘制者也都要体现某种准确性和实用性，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像我前面举出的学生地图、交通示意图或者马绍尔群岛木条海图那样，它们的准确性，并不一定非要以是否符合比例尺、是否有投影以及是否使用了标准符号来衡量。
也因此，著名的地图史家马修· 艾德尼（Matthew Edney）提出，所谓批判性的地图研究，其批判的对象并不是地图（map）本身——因为地图形态太多元了，本就不具备共性。我们应该反思的，是认为所有地图必定符合一套标准、共享一套功能的制图法（cartography）理念。除了假定天下所有地图都要用一种语言（比例尺、投影、符号）说话外，这种理念最顽固的误解，是觉得地图一定应该是对现实客观、准确的反映，而且随着人类智力与能力的进步，它也一定朝着某种理想的方向迈进艾德尼断言，制图法理念是19 世纪的西方产物，它既不是自古以来就如此，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这样说太过抽象或者激进，那让我们换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假设有人问：“中国是什么形状的？”我们脑子里会反映出什么呢？大概多数人会回答“像一只雄鸡”。这是我们在标准地图上看到的，由边界线和单一色彩构成的“图标地图”（logo map）。这种对国家形状的认知，不可能来自亲身感受，而只可能是被一套制图学语言所框定的。我们对空间形状的感知，最多是身边的小范围（比如社区、学校、村庄）。对于目力不及、直接生活区域之外的世界，比如整个城市、省份、国家、大洲……我们既“看”不到形状，也不觉得这形状对生活有特别的影响。哪怕我们跑遍了中国的所有角落，我们也只能通过地图，“学”到中国的形状。画这个地图的前提假定是：国家的形态是由它的领土决定的，领土内部是均质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由排他性的边界分隔，不存在两不相属的所谓缓冲地带，也不存在两者共有的主权叠加地带。但是如果我们去过边境就知道，这条分隔线，并不像地图上表现得那样绝对。不论边境地带是荒无人烟还是人潮涌动，那条边界线通常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国家的轮廓画在地图上，却未必显示于实地。无论中外，在近代以前，很少有地图用一条闭环的国境线来表示国家。这是因为“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本身是个晚近才通行的理念。倒不是说古代国家不重视统治区域，只是过去疆域的形态和观念更多元、灵活、多变，不像今天，领土是一个神圣、绝对的概念，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国家”这种国家形式，其实是近代以来，欧洲国家在不断的内外冲突中逐渐形成的，它们又以此原则瓜分殖民地。另一些国家则直接或者间接受到殖民扩张的影响，也接受了这个形式，这才使领土国家逐渐成为通行全球的国家想象。它本身是一个历史产物，有特定的产生背景。所以，制图师是依照特定的国家形态观念创制这个国家的形状的。观念往往先于现实，或者根本只是种从未实现的理想。但看图的人则通过阅读这样的地图，认定了国家的轮廓。在把图标地图当作象征符号的同时，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国家即领土”这个现代理念。假如我们觉得，所有的国家地图都必然朝着边界日益清晰的方向发展，最后一定形成一个边缘完整、内部同质的形状，而古代地图之所以没有画出这种形状，是因为不够科学和准确——那就是把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国家概念，当作固定不变的标准，去套用一切情况了。这种思路的问题是，古代的地图绘制者并不是这样理解国家和空间的。不同的地图，运用不同的制图法则和规范，法则和规范的背后则是特定的地理思维模式。当社会条件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变化了，制图法则与规范也就随之改变了。因此很难说地图有某种特定的“进化”方向。地图当然都有工具性的一面，绘制者也都要体现某种准确性和实用性，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像我前面举出的学生地图、交通示意图或者马绍尔群岛木条海图那样，它们的准确性，并不一定非要以是否符合比例尺、是否有投影以及是否使用了标准符号来衡量。
如果这样说太过抽象或者激进，那让我们换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假设有人问：“中国是什么形状的？”我们脑子里会反映出什么呢？大概多数人会回答“像一只雄鸡”。这是我们在标准地图上看到的，由边界线和单一色彩构成的“图标地图”（logo map）。这种对国家形状的认知，不可能来自亲身感受，而只可能是被一套制图学语言所框定的。我们对空间形状的感知，最多是身边的小范围（比如社区、学校、村庄）。对于目力不及、直接生活区域之外的世界，比如整个城市、省份、国家、大洲……我们既“看”不到形状，也不觉得这形状对生活有特别的影响。哪怕我们跑遍了中国的所有角落，我们也只能通过地图，“学”到中国的形状。画这个地图的前提假定是：国家的形态是由它的领土决定的，领土内部是均质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由排他性的边界分隔，不存在两不相属的所谓缓冲地带，也不存在两者共有的主权叠加地带。但是如果我们去过边境就知道，这条分隔线，并不像地图上表现得那样绝对。不论边境地带是荒无人烟还是人潮涌动，那条边界线通常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国家的轮廓画在地图上，却未必显示于实地。无论中外，在近代以前，很少有地图用一条闭环的国境线来表示国家。这是因为“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本身是个晚近才通行的理念。倒不是说古代国家不重视统治区域，只是过去疆域的形态和观念更多元、灵活、多变，不像今天，领土是一个神圣、绝对的概念，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国家”这种国家形式，其实是近代以来，欧洲国家在不断的内外冲突中逐渐形成的，它们又以此原则瓜分殖民地。另一些国家则直接或者间接受到殖民扩张的影响，也接受了这个形式，这才使领土国家逐渐成为通行全球的国家想象。它本身是一个历史产物，有特定的产生背景。所以，制图师是依照特定的国家形态观念创制这个国家的形状的。观念往往先于现实，或者根本只是种从未实现的理想。但看图的人则通过阅读这样的地图，认定了国家的轮廓。在把图标地图当作象征符号的同时，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国家即领土”这个现代理念。假如我们觉得，所有的国家地图都必然朝着边界日益清晰的方向发展，最后一定形成一个边缘完整、内部同质的形状，而古代地图之所以没有画出这种形状，是因为不够科学和准确——那就是把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国家概念，当作固定不变的标准，去套用一切情况了。这种思路的问题是，古代的地图绘制者并不是这样理解国家和空间的。不同的地图，运用不同的制图法则和规范，法则和规范的背后则是特定的地理思维模式。当社会条件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变化了，制图法则与规范也就随之改变了。因此很难说地图有某种特定的“进化”方向。地图当然都有工具性的一面，绘制者也都要体现某种准确性和实用性，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像我前面举出的学生地图、交通示意图或者马绍尔群岛木条海图那样，它们的准确性，并不一定非要以是否符合比例尺、是否有投影以及是否使用了标准符号来衡量。
这种对国家形状的认知，不可能来自亲身感受，而只可能是被一套制图学语言所框定的。我们对空间形状的感知，最多是身边的小范围（比如社区、学校、村庄）。对于目力不及、直接生活区域之外的世界，比如整个城市、省份、国家、大洲……我们既“看”不到形状，也不觉得这形状对生活有特别的影响。哪怕我们跑遍了中国的所有角落，我们也只能通过地图，“学”到中国的形状。画这个地图的前提假定是：国家的形态是由它的领土决定的，领土内部是均质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由排他性的边界分隔，不存在两不相属的所谓缓冲地带，也不存在两者共有的主权叠加地带。但是如果我们去过边境就知道，这条分隔线，并不像地图上表现得那样绝对。不论边境地带是荒无人烟还是人潮涌动，那条边界线通常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国家的轮廓画在地图上，却未必显示于实地。无论中外，在近代以前，很少有地图用一条闭环的国境线来表示国家。这是因为“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本身是个晚近才通行的理念。倒不是说古代国家不重视统治区域，只是过去疆域的形态和观念更多元、灵活、多变，不像今天，领土是一个神圣、绝对的概念，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国家”这种国家形式，其实是近代以来，欧洲国家在不断的内外冲突中逐渐形成的，它们又以此原则瓜分殖民地。另一些国家则直接或者间接受到殖民扩张的影响，也接受了这个形式，这才使领土国家逐渐成为通行全球的国家想象。它本身是一个历史产物，有特定的产生背景。所以，制图师是依照特定的国家形态观念创制这个国家的形状的。观念往往先于现实，或者根本只是种从未实现的理想。但看图的人则通过阅读这样的地图，认定了国家的轮廓。在把图标地图当作象征符号的同时，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国家即领土”这个现代理念。假如我们觉得，所有的国家地图都必然朝着边界日益清晰的方向发展，最后一定形成一个边缘完整、内部同质的形状，而古代地图之所以没有画出这种形状，是因为不够科学和准确——那就是把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国家概念，当作固定不变的标准，去套用一切情况了。这种思路的问题是，古代的地图绘制者并不是这样理解国家和空间的。不同的地图，运用不同的制图法则和规范，法则和规范的背后则是特定的地理思维模式。当社会条件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变化了，制图法则与规范也就随之改变了。因此很难说地图有某种特定的“进化”方向。地图当然都有工具性的一面，绘制者也都要体现某种准确性和实用性，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像我前面举出的学生地图、交通示意图或者马绍尔群岛木条海图那样，它们的准确性，并不一定非要以是否符合比例尺、是否有投影以及是否使用了标准符号来衡量。
但是如果我们去过边境就知道，这条分隔线，并不像地图上表现得那样绝对。不论边境地带是荒无人烟还是人潮涌动，那条边界线通常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国家的轮廓画在地图上，却未必显示于实地。无论中外，在近代以前，很少有地图用一条闭环的国境线来表示国家。这是因为“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本身是个晚近才通行的理念。倒不是说古代国家不重视统治区域，只是过去疆域的形态和观念更多元、灵活、多变，不像今天，领土是一个神圣、绝对的概念，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国家”这种国家形式，其实是近代以来，欧洲国家在不断的内外冲突中逐渐形成的，它们又以此原则瓜分殖民地。另一些国家则直接或者间接受到殖民扩张的影响，也接受了这个形式，这才使领土国家逐渐成为通行全球的国家想象。它本身是一个历史产物，有特定的产生背景。所以，制图师是依照特定的国家形态观念创制这个国家的形状的。观念往往先于现实，或者根本只是种从未实现的理想。但看图的人则通过阅读这样的地图，认定了国家的轮廓。在把图标地图当作象征符号的同时，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国家即领土”这个现代理念。假如我们觉得，所有的国家地图都必然朝着边界日益清晰的方向发展，最后一定形成一个边缘完整、内部同质的形状，而古代地图之所以没有画出这种形状，是因为不够科学和准确——那就是把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国家概念，当作固定不变的标准，去套用一切情况了。这种思路的问题是，古代的地图绘制者并不是这样理解国家和空间的。不同的地图，运用不同的制图法则和规范，法则和规范的背后则是特定的地理思维模式。当社会条件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变化了，制图法则与规范也就随之改变了。因此很难说地图有某种特定的“进化”方向。地图当然都有工具性的一面，绘制者也都要体现某种准确性和实用性，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像我前面举出的学生地图、交通示意图或者马绍尔群岛木条海图那样，它们的准确性，并不一定非要以是否符合比例尺、是否有投影以及是否使用了标准符号来衡量。
无论中外，在近代以前，很少有地图用一条闭环的国境线来表示国家。这是因为“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本身是个晚近才通行的理念。倒不是说古代国家不重视统治区域，只是过去疆域的形态和观念更多元、灵活、多变，不像今天，领土是一个神圣、绝对的概念，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国家”这种国家形式，其实是近代以来，欧洲国家在不断的内外冲突中逐渐形成的，它们又以此原则瓜分殖民地。另一些国家则直接或者间接受到殖民扩张的影响，也接受了这个形式，这才使领土国家逐渐成为通行全球的国家想象。它本身是一个历史产物，有特定的产生背景。所以，制图师是依照特定的国家形态观念创制这个国家的形状的。观念往往先于现实，或者根本只是种从未实现的理想。但看图的人则通过阅读这样的地图，认定了国家的轮廓。在把图标地图当作象征符号的同时，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国家即领土”这个现代理念。假如我们觉得，所有的国家地图都必然朝着边界日益清晰的方向发展，最后一定形成一个边缘完整、内部同质的形状，而古代地图之所以没有画出这种形状，是因为不够科学和准确——那就是把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国家概念，当作固定不变的标准，去套用一切情况了。这种思路的问题是，古代的地图绘制者并不是这样理解国家和空间的。不同的地图，运用不同的制图法则和规范，法则和规范的背后则是特定的地理思维模式。当社会条件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变化了，制图法则与规范也就随之改变了。因此很难说地图有某种特定的“进化”方向。地图当然都有工具性的一面，绘制者也都要体现某种准确性和实用性，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像我前面举出的学生地图、交通示意图或者马绍尔群岛木条海图那样，它们的准确性，并不一定非要以是否符合比例尺、是否有投影以及是否使用了标准符号来衡量。
所以，制图师是依照特定的国家形态观念创制这个国家的形状的。观念往往先于现实，或者根本只是种从未实现的理想。但看图的人则通过阅读这样的地图，认定了国家的轮廓。在把图标地图当作象征符号的同时，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国家即领土”这个现代理念。假如我们觉得，所有的国家地图都必然朝着边界日益清晰的方向发展，最后一定形成一个边缘完整、内部同质的形状，而古代地图之所以没有画出这种形状，是因为不够科学和准确——那就是把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国家概念，当作固定不变的标准，去套用一切情况了。这种思路的问题是，古代的地图绘制者并不是这样理解国家和空间的。不同的地图，运用不同的制图法则和规范，法则和规范的背后则是特定的地理思维模式。当社会条件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变化了，制图法则与规范也就随之改变了。因此很难说地图有某种特定的“进化”方向。地图当然都有工具性的一面，绘制者也都要体现某种准确性和实用性，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像我前面举出的学生地图、交通示意图或者马绍尔群岛木条海图那样，它们的准确性，并不一定非要以是否符合比例尺、是否有投影以及是否使用了标准符号来衡量。
假如我们觉得，所有的国家地图都必然朝着边界日益清晰的方向发展，最后一定形成一个边缘完整、内部同质的形状，而古代地图之所以没有画出这种形状，是因为不够科学和准确——那就是把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国家概念，当作固定不变的标准，去套用一切情况了。这种思路的问题是，古代的地图绘制者并不是这样理解国家和空间的。不同的地图，运用不同的制图法则和规范，法则和规范的背后则是特定的地理思维模式。当社会条件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变化了，制图法则与规范也就随之改变了。因此很难说地图有某种特定的“进化”方向。地图当然都有工具性的一面，绘制者也都要体现某种准确性和实用性，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像我前面举出的学生地图、交通示意图或者马绍尔群岛木条海图那样，它们的准确性，并不一定非要以是否符合比例尺、是否有投影以及是否使用了标准符号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