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商关系的几种变异情况
欧洲历史上也有过多次建立“天下国家”的努力，近代之后甚至构建了一个西方化的全球“世界秩序”，但终于没能成功。如果将近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类比于中国三千年前“德治天下”“协和万邦”的“周道”，那么，今天的世界也很像是“周道衰废”之后的“礼崩乐坏”时期。可见，真正做到“平天下”绝非易事。
实际上，中国也并非一直都是“天下国家”，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平天下”也只停留在理想当中。在“礼崩乐坏”的时期、四分五裂的时期、休养生息时期、夷狄环伺的时期、天下将亡的时期，“平天下”的理想和事业就只能暂时搁置。
唐末藩镇简图
在这些“弱事业”或“无事业”时期，“天下国家”也会退化成普通国家，这时的政商关系就会出现各种变异。而即使是在大一统得以实现的那些“强事业”时期，政商关系也会因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统治者而呈现不同的模式。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虽然“集权”和“抑商”是主线，但也会此起彼伏地出现商业的繁荣，甚至出现商业立国、商业战争的局面。
例如在“周道衰废”之后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国纷纷称王称霸，整个社会处在“礼崩乐坏”的“据乱世”，客观上形成了一种返回商朝的复辟。大商人地位甚至超过了官吏，“如贾三倍，君子是识”。[12]
当时的齐国在“管仲相齐”四十年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民疾作而为上虏矣”[13]，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国家重商主义”。齐国不仅靠“轻重”之道商业强国，还通过发动商战来争夺中原霸权。这是商业凭其本来的“自然状态”重新发育，各种形态即纷纷出现的时期，除管仲“轻重法”之外，范蠡的“待乏术”，李悝的“平籴法”，白圭的“弃取术”，也都是当时工商业繁荣的反映。
到了汉朝初期，由于战乱刚刚平息，又恢复了分封制，“天下国家”的宏大事业暂时被搁置，朝廷“无为而治”，天下休养生息。所以，虽然也实行“贱商”“抑商”政策，“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14]，但还是采取了一系列的自由放任政策，开关梁，驰山泽之禁，除田租税之半，允许民间自行铸钱。
其结果是，商业的“自然状态”再次重新发育，“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15]，景帝时期的“有市籍不得入宦”的法律成了一纸空文，大商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千里游邀，冠盖相望”。历经“文景之治”，汉朝终于在开国70年后，迎来了国强民富的盛世，《史记·平准书》记载：
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会。[16]
春秋战国和汉初时期的商业繁荣时说明，古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可以自动发生的。自古以来独享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天然就蕴含优越的资源禀赋，天然就养育富于商业精神的人民。定居文明中人，与游牧、游商、游盗民族大不一样，大多数人都有勤劳致富的动机和本领，“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也”[17]。因此，只要“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一两代人的光景，即可出现经济繁荣。
与汉初情况类似的，还有隋朝文帝时期、明初洪武时期、清前期康乾盛世等。汉朝在开国70年后出现的富庶景象，隋朝时在17年后就出现了。据《隋书·食货志》载：
隋文帝既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俭约，以事府帑。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18]
但遗憾的是，对于以“平天下”为永恒事业的“天下国家”，真正“国家无事”的时候不多。
首先，“天下国家”的集权与抑商是同一个事业的两面，因此对于商业的“自然状态”发展总是有容忍限度的。社会两极分化一旦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地步，富人地位上升一旦到了“封君皆低首仰给”[19]的地步，政商关系一旦到了“贵人之家……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20]的地步，国家的干预就必然发生，“无为”必然要转入“有为”。
再者，即使不是因为商人分权直接引发国家出手抑商，“天下国家”也会因为别的事业直接或间接打击工商业。
汉武帝刘彻登基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为了解决中央财政“用度不足”的问题，开始推行一系列强硬的国家专营政策。首先是盐铁专卖，一举数得，“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21]而桑弘羊的“均输”和“平准”两项政策，前者是商品流通上的统购统销，后者是商品市场上的物价管制，“万物不得腾踊”，也同样成效显著，中央财政收入大增，“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但与此同时，却是“商贾无所贸利”[22]。最要命的是，一旦黩武与抑商同时成为国之大事，商人们的集体末日就到来了，随着强硬的“算缗令”和后续的“告缗令”的相继推出，终于“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23]
汉武帝塑像
武帝对自己一生的功过，在他晚年时与大将军卫青交心时，说过一段颇通情理的话：“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但是他也坦白承认：“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24]到了宣帝时期，武帝时打下的国威充分体现出来，“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25] 此后越两千年，中原定居文明在这个时期拥有的压倒性的强势，后世再也没有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