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徽是代表国家的徽章，为国家的重要象征。国徽上通常有来自国家的自然或社会事物，用以表现该国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领导人之一，在大众眼中，鲁迅是倡导新文化反对旧传统的文化斗士；其实他也深受传统文化熏陶，不但擅长古文，还有出色的美术设计功底，是一位杰出的设计师。不为大众所知的是，除北大校徽是他设计之外，他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徽——十二章国徽的主要设计者。
十二章纹的由来
十二章是古代礼服的常见章纹。据《尚书·虞书·益稷》记载，十二章始于有虞氏之时，它将传说中舜帝时代的图形加以引用和发展，最终形成十二种特殊的章纹，书中记载：“帝（虞舜）日：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彩，彰施干五色，作服汝明。”是故又称“虞氏十二章”。宋朝蔡沈在《注尚书》中，对十二章纹作了详细的解释：“日、月、星辰，取其照临也；山，取其镇也；龙，取其变也；华虫，雉（山鸡），取其文也；宗彝，虎、蜼（一种长尾猴），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洁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养也；黼，若斧形，取其断也；黻，为两己相背，取其辨也。” 汉以后日月都作圆形, 日中饰以金乌，月中饰以蟾蜍或玉兔；星辰为三星或是北斗七星；宗彝一般是酒杯，酒杯上饰有虎和蜼。
另据《礼记•明堂位》的说法，十二章纹也有可能是上古华夏族图腾融合的产物，“有虞氏服韨(黻)，夏后氏山，殷火，周龙章。”这里可推测十二章纹的原型应该是上古各部落或方国的图腾，早先是分开的，且各不相关，后来融合在了一起。
其后这些章纹或绣或织，成为我国古代宫廷贵族的装饰。两汉以后，因十二章有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寓意，已逐渐成为皇室和贵族专用的符号。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与朝臣议定，提出：“祀天地、宗庙及正旦、冬至、圣节、朝会、册拜，皆服衮冕、玄衣纁裳。”其中，“衣六章，画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裳六章，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从此，在皇帝服装上开始出现固定的十二章纹饰。
到了清朝，由于满族是关外渔猎民族，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没有像汉族那么明显，清宫后妃服装上也出现了十二章纹，这在之前历朝历代的后妃服饰上也是从未所见的。
自右而左（第一列）日、月、星辰、山；（第二列）龙、华虫、黼、黻；（第三列）宗彝、藻、火、粉米
十二章不仅只用作帝王的服饰, 其中部分章纹也可用作王公、大夫的服饰, 只不过不能施用全部十二章, 以显示等级差别。如明制，太子和亲王为九章服，郡王为七章服。明清的藩属国也深受十二章纹影响，比如，朝鲜、安南、琉球等藩属国国王被视作明朝的郡王，国王为七章。不过，明朝准许朝鲜国王衣冠是九章，提至亲王级。所以朝鲜国王能着九章冕服（无日月星），王世着七章冕服。甲午战争后，朝鲜“独立”，并成立大韩帝国，这个日俄控制下的傀儡皇帝冕服改成了最高等级的十二章冕服。此外，日本的天皇服饰也出现过类似的章纹。
到了民国初年，袁世凯主张复古，政事堂礼制馆于民国三年（1914年）刊行了《祭祀冠服制》，大总统穿的总统服也用十二章纹作装饰。
三位青年大师设计的国徽
十二章国徽为1913年2月至1928年间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徽，又称“嘉禾国徽”。袁世凯窃国称帝，成立中华帝国期间，亦沿袭作为国徽。
由于清朝黄龙旗之故，单独的龙被当时的大众所厌恶，鲁迅等三人故选择有代表性的十二章作为国徽；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十二章包含了中华所有的美德，“美德之最，莫不赅备”。十二章国徽的绘法是：嘉禾放在圭形的五瑞图中间，因为嘉禾在当时已议作国徽简图；五瑞图后面是黼，黼面缀以粉米，黼上边是日，黼下边是山（山为篆文，以斧下方的曲线饰带构成），以黻（系两己相背）填于山的间隙中；黼的右边为龙，左边为华虫；龙和华虫各举着宗彝（酒杯上无虎蜼），龙身上有火傲装饰，戈负为月；华虫嘴上衔藻，头部戴三星。这样把十二个章纹都安排妥当了。他们认为这样安排是合理且协调的。此外，文中还提到过五穗嘉禾简徽一枚，曲线式双穗嘉禾简徽一枚。
十二章国徽是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传统礼服上的十二章纹是散落到衣裳各处的，没有融合在一起；十二章国徽则非常紧凑，显然是参考了西方国徽、章纹的布局。西方章纹自问世起便以盾牌为居中的核心图案，其他部件皆附属之；黼可看作是盾的变体。西方章纹的盾牌左右两侧为“扶盾者”，由人物、动物或传说神兽充任；“龙”与“华虫”正饰演了这个角色。此外，构成“山”的饰带展现方式也完全是西式的。
1913年2月，国徽正式发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一册发表了《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文中说明国徽采用了十二章，并附有国徽图。公文里没有署名，但据鲁迅日记和钱稻孙的回忆，都证实文章出自鲁迅之手。这篇古文还为教育部诸人所赞叹。
1913 年11 月27 日，外交部总长孙宝琦署名发出“交字第二十二号” 训令，要求驻外使领各馆门首均应悬挂国徽。从训令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原图样暨说明书被寄往天津造币厂，指定该厂代铸国徽模型。
图14 北洋政府外交部关于驻外使馆悬挂国徽的训令
1977年夏，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吴凤岗曾到鲁迅博物馆查看鲁迅所藏古钱，在保管目录中发现有“袁世凯时期国徽团铅模一件”的记载，为钱稻孙所捐赠。他当时提出查看，果然是十二章国徽的图案，铅质，阴文。这便是鲁迅三人同拟国徽的物证。1981年版《鲁迅全集》没有收录《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但在有关日记上做了三人同拟国徽的注释。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出版，卷8《集外集拾遗补编》已经将此文收录。
龙凤币应叫十二章国徽币
钱币收藏界有一珍品为“龙凤币”，最早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在天津造币厂铸造。因现代人大多不识十二章，又误认华虫为凤凰，此币故被收藏界称为“龙凤币”。事实上，它应该叫做“十二章国徽币”。上文提及，该厂早年曾拿到过十二章国徽模型，这便是为什么他们能铸造此币的原因。
最早的“龙凤币”为银币，此币正面中间为“十二章国徽图案”，上沿刻“中华民国十二年造”，背面两侧为嘉禾，中间竖写“壹圆”字样，这两字有大、小之分，故又分大字版和小字版两种。此外，还有辅币1角、2角少量发行，同年又发行了金币，也分大、小字两种。民国十五年，直隶督军褚玉璞也曾下令铸造银辅币1角和2角两种，仅流通于北京、天津地区，是所见“龙凤币”最多的一种。同年，山东张宗昌也试铸10元及20元金币两种。张作霖铸“海陆空大元帅”1元纪念币、10元银币，均使用了“十二章国徽图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金银币已越来越稀见，如张作霖伍拾圆龙凤金币已知存世仅两枚。今年7月，在西泠印社春拍上，一枚张作霖伍拾圆龙凤金币以908.5万元的价格成交，成为新的民国币王。
北洋政府期间，由于外交部门的力推，也出现大量使用十二章国徽的其他物事。如当时 海外使领馆发给侨民的国籍证明书及其它证明书，封面也使用了十二章国徽。
有趣的是，这个十二章国徽图案后来被人用做藏书票。浙江吴兴人徐恩元采用了十二章国徽做为自己藏书票图案，因为他曾任币制局副总裁，是十二章国徽币重要的参与决策人之一，对十二章图情有独钟 。此外，国内还出现过十二章国徽首饰盒之类的物事。
在上海外滩，有一条与外滩平行的江西中路。这条路当年曾有“小华尔街”之称，云集着众多华商金融机构，与扎堆的外商银行形成分庭抗礼之势，是近代中国民族金融业的缩影。坐落于此的金城银行大楼，于1926年建成。它背靠外滩万国建筑群，建筑风格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式样。该大楼是中国人开设的银行建筑中最考究的一座，系银行创始人周作民邀请建筑泰斗庄俊设计。鉴于大楼建在彼时的英租界中心区域，马路对面就是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大楼（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将上海市政府由枫林桥搬迁至该楼）。有着拳拳爱国心的周作民，特意在正门的门楣上雕造了当时的十二章国徽，以示国家主权。这座楼便是今天位于江西中路200号的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大楼。
1928年东北易帜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取代了北洋政府。当年，国民党即制定了《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国徽采用国民党党徽的图案，十二章国徽被废止。由于国民党22年的统治，当代大众对民国国徽的印象停留在了十二道光芒的青天白日上，对于十二章国徽反而很少了解。如今，工部局大楼的万国章纹及青天白日徽俱已不存，金城银行的十二章国徽却仍未磨灭，历史有时就是这样令人玩味。
（上海交通大学的王佳亮同学对此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苏晔、李菊：《机制钱掌故---中国金银铜镍币选录》，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8月
孙浩：《十二章国徽与龙凤银币考略》，《中国钱币》， 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