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认知中，澳大利亚这片位于南半球的大陆，是欧洲探险家在17世纪发现的。然而，当我们深入挖掘历史的细节，会发现越来越多的线索指向一个惊人的可能性：中国人才是更早踏上这片土地的人类。接下来，就让我们从古籍记载、考古发现以及人种研究等多个角度，来还原这一历史真相。
《山海经》作为中国古代一部奇书，涵盖了丰富的地理、神话和民族信息。在《山海经·海外东经》中，有关于“劳民国”的记载，其中描述其居民“面目手足尽黑”，《大荒南经》中也提及他们“兽身黑色”，且身材矮小。这些特征与澳大利亚北部的尼格罗人，也就是澳大利亚土著，有着极高的相似度。澳大利亚土著皮肤黝黑，身材相对矮小，这与《山海经》中的文字描述不谋而合。
不仅如此，中国博物馆珍藏的仰韶时代陶人头像呈现出尼格罗人特征，这一考古发现为古代中国人与澳大利亚土著的接触提供了实物佐证，进一步支持了古代中国人可能早已接触到澳大利亚土著的观点。
在中国出土的公元前五世纪的鸭嘴兽造型玉雕，成为了又一关键证据。鸭嘴兽是澳大利亚独有的哺乳动物，古代中国人能够雕刻出如此逼真的鸭嘴兽玉雕，这意味着他们或许曾亲身抵达澳大利亚，又或者通过某种特殊途径，对这种独特的动物有了深入了解。这件玉雕的出土，为古代中国人发现澳大利亚提供了有力的实物支撑，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遥远的过去，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可能存在着不为人知的联系。
元朝旅行家汪大渊在其著作《岛夷志略》中，详细记录了两次远航的经历。汪大渊分别在公元1330年和1337年从泉州出发，历经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最终到达非洲东海岸。在他的记载里，出现了关于澳大利亚的内容。当时，中国称澳大利亚为“罗娑斯”，把达尔文港一带称为“麻那里” 。
汪大渊对澳大利亚土著的生活习俗、特有的动植物以及地理环境都进行了细致描绘。他记载澳大利亚土著“男女异形，不织布衣，以鸟羽掩身，食无烟火，惟有茹毛饮血，巢居穴处而已”；还描述了澳大利亚特有的“仙鹤”（澳大利亚鹤）和“石楠树”（一种红色的树）。关于地理环境，他提到澳大利亚北部某地“周围皆水”，即指今澳大利亚达尔文港以东一大片沼泽地；“有（）如山立”，描绘的是澳大利亚西北高峻的海岸附着很多牡蛎；还有澳大利亚北部海岸的安亨半岛和高达八百米的基培利台地，“奇峰磊磊，如天马奔驰，形势临海”。
为《岛夷志略》作序的泉州地方官张翥、泉州方志主修吴鉴，以及明朝随郑和七下西洋的马欢，都对该书内容的真实性给予了高度认可。这足以证明，汪大渊不仅抵达了澳大利亚，还对当地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记录。
上世纪，澳大利亚实行“白澳政策”，这一政策导致众多土著部落消失，澳大利亚人种的起源及迁徙路线研究也因此困难重重。不过，毛利人作为幸存的土著群体，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线索。毛利人主要分布在新西兰，在澳大利亚也有少量存在。
近年来，遗传学和语言学研究发现，毛利语和汉语之间存在相似性，这表明毛利人的祖先与古代中国的某些群体可能有关联。此外，毛利人的文化和传统建筑与台湾阿美族有诸多相似之处，进一步支持了他们与中国存在文化联系的观点。这一系列研究成果，从人种角度为中国人更早发现澳大利亚提供了间接证据。
现代毛利人
综合以上多方面的线索，无论是《山海经》的古老记载、鸭嘴兽玉雕等考古发现，还是汪大渊《岛夷志略》的详实记录，都为中国人更早发现澳大利亚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持。而毛利人及澳洲其它土著的来源，更表明澳洲最初的人类来自华夏迁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