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大体上是可以信赖的。这背后的原因，在于中国拥有卓越的史官精神。所谓史官精神，即秉笔直书，不溢美亦不隐恶的精神。这种精神确保了历史记录的客观性与真实性。
史官精神与中国御史精神的一致性，体现了历史记录者们具备挑战权威的勇气，甚至不畏惧帝王的刑罚。正因为这份勇气，历史上许多朝代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史官，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执着于将事实真实记录下来，其中就包括司马迁等人。另一个与中国修史传统相关的重要观点是，中国的历史记录往往由新朝代来修编前朝的历史。这种做法的好处之一在于，当权的政治势力已经更替，这意味着现实的政治压力随之消减，可能使得历史编纂工作更加客观和公正。
在新朝代修编历史的过程中，所有过去的恩怨纷争随之了结，创建了一个新的历史叙述环境。新皇帝在追求历史记录的相对公正与客观的同时，往往会指派一些前朝的遗老和大臣来参与修史工作。最为关键的是，新朝的修史者们常常将忠诚和孝顺作为史书记载的重点，这一做法不仅是为了传承忠孝文化，同时也有着为新朝朝廷着想的考量。例如，在编修《明史》时，对明朝的一些忠臣，他们在史学上的评价被特别提升，而对那些投降的人物，如吴三桂、洪承畴等，他们则被列入“二臣传”，明显地贬低了他们的历史地位。这样的记载并非无的放矢，其背后的意图是希望通过提倡忠孝的教育，鼓励未来的臣子们同样忠诚于本朝，进而稳固朝廷的统治。
中国还保留着一种非常好的传统，称为天子不看起居注，意即皇帝不审查自己的日常记录。起居注本质上是一份详细记录皇帝日常生活和重要言行的文档，由一群紧随皇帝身侧的臣子，包括秘书等身份的人员负责记录。这个传统保证了记录的真实性，因为一旦皇帝开始审查这些记录，记录的人可能会因为害怕而畏缩不前，不敢记下皇帝的过错，这样起居注就会变得不真实。不过，唐太宗李世民打破了这一传统，坚持要查看起居注，尽管大臣们反对，他仍然坚持，声称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结果是，这个决定让很多大臣感到恐慌，他们连夜更改起居注，删除了所有对李世民不利的记录，最终只留下了颂扬他的内容。李世民对此表示满意，但这一做法破坏了起居注制度的好处，真是非常可惜。
中国的史学发展至清朝，有一位大学者章学成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编写历史的人必须具有高尚的品德，不能将历史作为报复或者拍马屁的工具。在台湾，我们看到很多带有政治倾向的学者扭曲了中国近代史，甚至是抗日战争的历史，将历史作为报复国民党的工具。这种做法是极其不可取和恶劣的。他们似乎忘记了，真实的历史是无法被篡改的，不论是制造虚假的文档还是歪曲真实的资料，最终真相都会大白于天下。历史的真实性是坚不可摧的，当权力消逝，真相被揭露时，那些制造谎言的人将会使自己的后代感到羞耻。因此，敬告那些学者们，停止篡改历史，面对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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