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统治者对历史记载的篡改
读历史，可以总结经验和教训，从而帮助国家、团体、个人作出正确的决策，不犯和少犯错误，这就是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说他撰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1]、 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将他那本著名的史书取名为“资治通鉴”的初衷吧！然而，古人早就说过：尽信书不如不读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所读到的历史书，未必然就一定是真实历史的客观记载。胡适早就说过：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这话虽然说得有些片面和极端，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过去的历史记载、历史书籍不一定全是历史真实。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当然很多，例如资料欠缺，例如为尊者讳，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历代统治者利用手中权力，对不利于自己的历史记载的大肆篡改。
一．史官制度对统治者的制约很有限
古代的修史，就是为帝王将相立传；这项工作，自古就是史官的专职工作。在古代中国，许多史官是以公正严明的态度从事这项工作，有的甚至被称为“铁面史官”。其中最有气节的，当数春秋时的齐国太史三兄弟和晋国太史董狐。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写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将齐太史、晋董狐作为充满天地间正气的伟大人物加以大力褒扬。这两件事情大抵是这样的：
齐国权臣崔杼的老婆棠姜，容貌美丽，被国君庄公姜光看上，两人眉来眼去，勾搭成奸，崔杼于是杀了齐庄公。齐太史公为此事书曰“崔杼弑庄公”，崔杼怒而杀太史公；太史公的弟弟继任太史，依然在史书上记载“崔杼弑庄公” [2]，崔杼又杀之；太史公最小的弟弟继任太史公，依然秉笔直书。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崔杼无可奈何，这事情就被如实记录下来了。齐国的太史们一个接一个地视死如归，这是用鲜血换来的史书上的真话，以及伟大的直书实录的史学传统。
晋国有个正直的大臣正卿（宰相）赵盾，经常谏劝昏君晋灵公，晋灵公怒而派刺客去暗杀赵盾。赵盾的族弟赵穿便杀了晋灵公。晋太史董狐便在史书上写上“赵盾弑其君”，[3]并且“示之于朝”。后来孔子称董狐为“良史”；同时，孔子也认为，赵盾不干涉史官秉笔直书的权力，也是“良大夫”。董狐不畏权势、坚持直书实录的史笔传统，是自古以来史家以及一切士人的榜样。这种直书实录的传统，令当时的当权者们有所顾忌———担心坏事被记载于史册，从而产生了某种制约作用。
先秦诸侯国的一些史官能够做到不畏强权、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直笔写史的精神，成为后世史官的典范。也就是说，史官的道德标准，是大无畏：哪怕你是国王、皇帝还是权臣，你做了错事，照样写入历史，杀了我的头也照样写。当然，史官能够做到“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除了他们个人作为史官所具备的品德、素养和气节外，也是和当时的史官制度及一般上层社会长期形成的舆论共识制约分不开的。
中国古代有一个规定，帝王是不能看史官所记的关于他自己的实录的。这也是为了保证史官能真正秉笔直书国君功过善恶的一个制度。史载，贞观十三年（639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记“起居注”。唐太宗李世民提出想看褚遂良所记的内容。褚遂良回答说，“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4]。李世民也无可奈何。
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应该说也是对皇权的一种制约力量。史官的任务是如实记载历史，包括帝王、权臣的所作所为，而他们又非常想有一个身后美名，不想背负一个“篡改历史”的千古骂名，所以对史官也就特别客气。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5]，就是说的史书对大臣的制约作用；而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则进一步引董仲舒的话说，《春秋》还是一部“贬天子”的著作。说明史书对国君、权臣是有一定制约作用的。
虽然中国古代有好的史官制度，但是，封建专制制度说到底是人治，史官遇到好的君主和权臣，还可以秉笔直书，如实记载历史，否则就只能是要么向君主和权臣妥协，要么就白白地送上自己乃至家人的性命。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更多的是君主和权臣这些统治者利用手中权力，强迫史官妥协，对不利于自己的历史记载进行大肆篡改。
崔杼只是一个诸侯国的大臣，就可以为隐恶而乱杀史官，必给后世史家造成精神上的威胁。可以想象，崔杼如果将手中的屠刀一直挥将下去，写史的人再多，终有斩尽杀绝的时候，而历史的真相，也将被彻底掩盖。于是春秋时期的一些史家开始采取口传史事的办法，或是多用“曲笔”以避祸。
司马迁在评论《春秋》、《左传》时说：“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6]班固也对当时的史籍评论说：“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传》、《谷梁》、《邹》、《夹》之传。”[7]由此可见，即使是头号圣人孔子在据鲁史而编撰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时，压迫于有权势的统治者的压力，也只能采用“春秋笔法”，用口头传授的方式，由师傅传给弟子，再由弟子往下传。靠这种口头传授的方式，势必使史事失实或传出几种说法，结果为后世的史家、学者带来很大的麻烦。
二．统治者的权势可以迫使史官屈从
仅仅是一个有权势的大臣，崔杼就可以滥杀史官；那么，作为一国之尊的帝王，应该说杀起史官来就更不在话下。继崔杼之后，两眼盯着史官，动辄审查、篡改史书的君主、权臣不乏其人。尤其是秦汉以后，随着皇权和封建专制的加强，史官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并且一般也不再为世袭了，而是完全融入了普通官员的任免系统之中。尽管如此，史官在奉命记载宫廷史事的过程中，仍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权限；但是，他们的遭遇已经是大不如前了。
东晋中叶，大司马桓温专权，视皇帝为傀儡。太和四年（369年），南征北战，屡建大功，自恃威势的桓温率步骑兵5万北伐前燕，在枋头（今河南淇县东南），遭燕军突袭，晋军大败，死伤3万余人。这是桓温军事生涯中最大的一次败仗。桓温手下的博学多才的参军孙盛，写了一部关于晋代历史的《晋阳秋》，其中如实记录了桓温在枋头吃败仗的经过。[8]
桓温这时权势正隆，废皇帝司马奕为海西公，立司马昱为帝（简文帝），正紧锣密鼓地为篡位做准备。他看罢此书，大为恼怒；孙盛已告老还乡，他便威胁孙盛的儿子孙潜说：“枋头一战固然失利，但决不像你父亲所写的那样。如果这部史书得以流传，将关系到你孙氏一门的存亡。”孙潜连忙叩头谢罪，说一定请父亲删改。哪知孙盛生性强直，不畏权贵，不但不改，还把儿子狠狠地教训一顿。诸子见老爹如此强硬，都跪在他面前叩头哭泣，求他为一家百余口人的性命着想，删改《晋阳秋》。孙盛更怒，又大发了一顿脾气。儿子们见劝说无效，便瞒着孙盛，把书中犯忌之处偷偷作了删改。
一场灭门大祸终于得免，而桓温也如愿以偿地掩盖了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哪知孙盛早有预见，事先将《晋阳秋》的定本抄写了两部，寄往前燕收藏。后来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广求异闻，从辽东得到了这部书稿的原本，桓温篡改历史的企图以及历史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前秦皇帝苻坚，其父苻雄早亡，其母苟太后年轻寡居，与将军李威私通，且闹得人所尽知，致使苻坚的血缘不明，让人怀疑他不是苻雄所出。史官也记下了苟太后的风流韵事，并称李威有“辟阳之宠”。苻坚身为一国之主，身世居然有问题，当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他生怕史官照录其母与李威的关系，给他留下不可抹去的“污点”，便不顾制度的规定，调阅起居注和史官编修的有关著作，发现其中果然有关于其母和李威私通的记录，他既羞惭又恼怒，下令将这些记录和史稿全部焚毁，并且要拿史官治罪。但负责编修史稿的著作郎赵泉、车敬等人已死，才未造成一场屠杀。
由于原始资料已经烧掉，后来的史官补写这段历史时，便只有在残缺的史料基础上进行编造，从而给后人留下了无法解开的谜团。房玄龄虽是一代名臣，然而在写《晋书》时，对于苻坚的出生，也只好按照前朝史官的手法，乱说一通：“其母苟氏尝游漳水，祈子于西门豹祠，其夜梦与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坚焉。”[9]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篡改、焚烧史书，威胁打击修史者等手段企图饰过掩恶的帝王和权臣，当然不止桓温、苻坚两人。
南朝齐国的开国皇帝萧道成，原是宋国的权臣，总揽军政，威势震主，昇明三年（479年），他迫使宋顺帝刘凖禅位，自己当了皇帝，并改国号为齐。“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帝王）家”这一名言，便是萧道成派兵入宫，刘凖被迫禅位后的哭诉之语。萧道成死后，他的儿子萧赜即位，是为武帝。其间，征虏功曹刘祥撰写了一部《宋书》，将萧道成受禅的经过，直笔实录，并有讥刺之语。萧赜得知后，大为不满，这等于将他父亲篡位的勾当曝了光，并将传之后世。萧赜不好拿此事做文章，便指使御史中丞任遐上书弹劾刘祥所作的《连珠》15首内容多怨刺之语，“轻议乘舆，历贬朝望”、“道说朝廷，亦有不逊之语”， [10]将他流放广州。刘祥在流放地抑郁而死，时年39岁。
永元三年（501年），时任南齐辅国将军、雍州刺史的萧衍，拥立南康王萧宝融即位于江陵，是为和帝。后来萧衍起兵攻下齐国首都建康，东昏侯萧宝卷被建康守将所杀。萧衍遂自为中书监、大司马、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建安郡公，总揽朝政。翌年又进位相国，封为梁公，不久又晋爵为王，反正兵权在握，他想闹个多大的官就闹个多大的官。随后，他逼萧宝融禅位，自己坐上了龙椅，改国号为梁，成了梁国的开国皇帝。奉朝请（一种闲职文官）吴均欲撰《齐书》，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萧衍不许，于是私撰《齐春秋》，称梁武帝为齐明帝佐命之臣，把萧衍称帝的经过如实写出。萧衍看了《齐春秋》，火冒三丈，下令罢去吴均官职，并将《齐春秋》付之以炬。[11]
北魏大臣崔浩曾仕道武、明元、太武三朝，官至司徒，对北魏统一北方起过重要作用。他博览经史，史书称他“才艺通博，究览天下，政事筹策，时莫能二”。[12]神麚二年（428年），太武帝拓跋焘为了让自己的丰功伟绩传于后世，下诏令崔浩编纂北魏的《国书》，称赞他“德冠朝列，言为世范”，要他“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崔浩奉诏后，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完成了《国书》的编纂。此时，著作令史闵湛、郄标提出“请立石铭，刊载国书”的建议。能将《国史》刻石立碑，使其永垂不朽，崔浩当然赞成，连主持政务的皇太子也认为是好事。崔浩于是调集工匠，在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郊三里处将《国书》刻石立碑，堪称史无前例，况且碑又立在通衢之旁，故前来看稀罕的人络绎不绝。
崔浩在编修《国书》过程中，本着直笔写史的原则，“尽述国事，备而不典”，把北魏皇室的丑闻秘事皆收录其中。可是，在拓跋氏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崔浩常和鲜卑贵族的意见相左，虽然他甚得拓跋氏祖孙三代、特别是深受拓跋焘的宠信，却招致鲜卑贵族和一些大臣的仇视和忌恨。这一下，他们终于抓住了崔浩的把柄，纷纷到拓跋焘那里告状，说他把《国书》立碑，故意将皇室秘事公之于众，是“暴扬国恶”。拓跋焘大怒，忘记了自己曾令崔浩“务从实录”等语，下令将崔浩及秘书郎吏以下参预修史的128人全部处死，并灭其三族。这一中国史学史上骇人听闻的血案，给后世史官的心理上留下一道无法抹去的阴影。
三．官修史书为统治者篡改历史提供了方便
唐以前，史书大多为私家编纂，获得好评后再由官方认可或者指定某人继续撰修，《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如此，且修史者大都是官方的史官。虽然在两晋之后，私家修史较流行，但现存的几部史书，多半也是由官方指定人修的。这类史书，正是因官方认可才广泛流行的。私人修史之所以兴起，正是因为对官方修史的不信任而导致的。
从隋文帝始，禁止私人修史，唐代正式建立独立的史馆，唐以后即多由政府出面组织修史。但是，能进史馆成为修史工作人员的，多为皇帝的亲信大臣，从而使篡改历史不仅成为了可能，还成为了必然。史学的官方化，使国史撰著成为官府的一项政治文化活动；垄断化即只有官府才具有国史的著作权、发表权和收藏权；政治化即国史撰著作为一项政治工作，具有其政治目的。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就对史馆制度的得失利弊进行过分析，尤其严厉地批评了唐代史馆修史的弊端，诸如：设馆修史多秉承监修意志，扼杀一家之言，丢掉了实录直书的传统，史官责任不专，效率低下，等等。[13]凡此种种，都触及了史馆修史之专制主义的本质，显示了一个史学批评家的尖锐锋芒。
唐太宗应该是中国古代称得上“明君”的帝王了，但是他就确实破坏了关于史书记载的传统，“修改”过史书。唐太宗晚年，曾几次提出要看“起居注”。开始褚遂良等大臣还能拒绝他，后来终于拗不过，将“起居注”删为“实录”给他看[14]。唐太宗观看起居注之事，即使本身并不出于恶意，但此例一开，史官记事独立性的最后一道防线遂告解体，以致后来的“实录”屡有被篡改的记录。于是，“实录不实”乃不免成为后世史书的诟病。
有人说，唐太宗能如实写下玄武门之变，记载他杀兄逼父的史实，他怎么会去篡改历史呢？其实，这正是李世民不同于其他帝王的高明之处。因为历史是隔不断的，如果他不记载“玄武门之变”，那么后人在这里的演义和夸张就不可想象。血腥夺权的方式毕竟不甚地道，李世民最害怕别人说三道四，也最看重史书对他的记载、后世对他的评价。他不可能堵住民众的口舌与背后议论，也不可能彻底篡改、完全歪曲玄武门之变的基本史实，只是将这一事变解释得圆满一些，才有助于确立自己的“正确”地位。所以，他既“如实”写下了玄武门之变，但也花了大量的篇幅来粉饰杀兄逼父的原因。比如史书说，李渊多么无能，他多次想立李世民为太子，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如何恶劣，如何嫉妒李世民，等等，这些说法，今天的史学界均认为是不实的。
自唐以后，统治者篡改史书已成为经常和必然的事情，尤其是到了封建专制最严酷的明清时代，对记载皇帝的“实录”及史书的篡改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封建帝王总是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不轨言行从史书中抹杀掉，一是以防它们传到国人和后人的耳目中，引起骚动；二是进行一种宣传，让后人永记自己的“文治武功”。他们力图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的种种劣迹掩盖起来，控制它们的传播。这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明成祖朱棣和清朝的文字狱。 “靖康之役”前夕，燕王朱棣欲夺位的企图已经明显。鉴于如此历史背景，建文帝所修《太祖实录》中对燕王及诸藩王必有不利之言词，于是朱棣在夺取帝位后对《太祖实录》两度重修。重修旨在全力删除其中的触犯忌讳之处，使其不留一点夺位的痕迹。两次篡改历史，第一次用了8个月，第二次则历时6年7个月。因为篡改得太厉害，致使漏洞百出，于是有“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世界”之说。[15]尽管统治者想方设法通过篡改史书，对历史真相的传播进行控制，想以此让后人在史书的宣传中模糊自身的劣迹。但是，由此导致了后人对于明史的极不信任，史书在研究明代时的地位严重下降了。
清朝的开创者奴尔哈赤本是明朝的地方官，满洲贵族是趁中原内乱乘虚而入，落井下石般入主中原的。他们确立全国统治后，为了使汉人变成一个没有思想、逆来顺受的奴才民族，曾经严厉执行一个长时期的文化杀戮和奴化政策。不遗余力地搜书、焚书、删除、篡改古书，旧书新书凡是有涉及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有诋毁的地方，全书抽毁或禁行或全毁，竭尽全力消灭自己杀人起家的罪证！清政府在编纂“明史”上也花费了不少心计。首先，是大面积地羁縻文人，设法让他们同殖民者合作，对不合作而擅自写史书的作者，采取充军、杀头、籍没等酷刑；其次，是篡改历史，把有关其祖先建洲女真的史料刻意隐瞒、歪曲、删除、篡改，努力证明其祖先在历史上一直是自主的，从未臣属过明廷，建洲女真也从来没受到明朝政府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