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的熊熊大火，教堂塔尖轰然倒塌的那一幕，让“文明崩塌”的话题和争论随之而起。但是即使巴黎圣母院比起纽约双子塔更具象征意味，更带有文明层面上的含义，却仍然构不成“普遍历史”中的问题。放到人类文明的大视野中，终究还是要问：哪个文明的崩塌？哪个阶段的结束？历史上以一场冲天大火宣告的文明崩塌和阶段的结束屡见不鲜。犬戎烧骊山，项羽烧阿房宫，董卓烧洛阳城，在当时看来也都犹如世界末日，但在历史长河奔腾过后，不过都是侧畔沉舟。西方不代表世界，极盛时期不代表，现在更不代表。
文明史“中华标准”的确立
首先要承认，作为现代社会科学概念的“文明”、“西方”、“东方”、“世界历史”等，以及特指为不同文明类型的名词“西方文明”、“中华文明”等，都是西方学术的理论创造，中国人接受并理解这些概念，都是从西方老师那里学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生只能全盘接受，不可以质疑老师，不可以确立新的文明史对照衡量标准。
今天的中国人不仅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确立以中华文明史为参照系的“中华标准”，基于如下两大理由：第一、根据汤因比的研究，人类文明史到目前为止最多经历了三代，而只有中华社会是贯穿了三代的时间“唯一延续至今的社会”【1】，其他几大社会中，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和伊斯兰社会都属于晚近的第三代文明，印度社会是第二代文明的产物；由于是唯一的“长辈”，中华5000年的全部历史经验构成了一个“天然标尺”，能够用于衡量所有其他文明。第二、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目前只有一个通行的“西方标准”，但这个标准却问题多多，对西方文明史和“世界历史”的伪造、对其他地区尤其是中东地区文明史的曲解篡改和边缘化处理，正是应用“西方标准”的结果；若要重新评估“西方标准”的适用性和可信性，只能依靠“中华标准”这个“天然标尺”。
“西方标准”的确立是历史的产物。近代以来，拥有了知识和科学力量的欧美学者，首先开拓了“理解人类往昔的意义”这一探索领域，实现了对人类历史上所有出现过的文明进行全面科考研究。在科学方法尚未普及到其他文化中之前，全部的基础研究以及根据原始材料进行的理论建构，也一直都在西方学者自己的圈子里进行，属于很少几个欧美国家的国内科研项目，没有来自其他文明并代表其它文明的监督者和挑战者。第一个绘制了阿拉伯地图的德国历史学家卡斯滕•尼布尔感叹道：“那些唤回已经消逝的事物，使它们重见天日的人享有着犹如造物般的狂喜！”【2】此话真实折射出17-18世纪基督教西方的时代精神。
区别于“古物研究”的现代考古学，起源于19世纪中期在北欧率先发展起来的地质学。自从丹麦人汤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第一次提出了人类史前史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三年代分期系统之后【3】，作为科学一个分支的现代考古学，即成为了研究人类历史并对文献进行“证经补史”的重要科学工具。由于最初只有西方学者掌握了这种工具，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具有充足的条件和充分的自由重新考察包括各民族历史在内的人类历史，并将终极解释权垄断在自己手里。
离欧洲最近又与欧洲历史紧密相关的大中东地区是重灾区。现代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等综合学科，都是西方学者开创的，至今也仍然是西方学者主导的，与本土学界没多少关系。1822年，法国历史学家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等人破译了埃及象形文字，科学埃及学自此诞生。自1858年开始，法国考古学家马里埃特AugusteMariette担任埃及政府的古物局局长，在任期间虽然为保护埃及文物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也将本土埃及学扼杀在了萌芽之中。【4】
但中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虽然外国人挖掘、偷运中国文物的事件自清末以来一直未断，“神物去国”令人“恻焉疚怀”（罗振玉语），但都还没有超出“古物研究”性质的活动。对中国来说，就是只丢了些“神物”，还没有丢掉“神灵”。到了以地质学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发展起来之后，真正的危险才开始出现，因为这是一种可以对一个古文明整体上进行重新解释的系统化科考技术。幸运的是，这时已是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已经能够行使自己的国家主权了。第一批在中国疆域内进行现代考古发掘的西方人，如瑞典人安特山Johan Gunnar Andersson等，都是北洋政府正式邀请，以政府部门顾问或学院教授的身份，与中国同僚们一起工作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