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清史学家、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及历史系讲座教授欧立德教授（Mark C. Elliott）4月9日接受了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对话》（Dialogue）栏目的采访，从西方历史学者的角度解读中国的历史选择，以及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发展与美国高等教育的紧密联系。
早在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经济强国之前，哈佛大学就开始关注中国了，它于1879年开始致力于中国语言研究，是最早进行中国语言研究的大学，至今在美国仍拥有最大的“中国研究”团队。对广大中国学子而言，想要获得优质的高等教育，哈佛大学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选择之一。在中国，国家与大学的关系为何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关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为何越来越热？国内大学如何面对与国外大学的竞争？这些都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高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是中国大陆最重要的入学考试，根据教育部数据，今年高考人数有所下降，很多学生选择出国念书，美国则是最受中国学生青睐的国家。中国学生已经成为留学生群体的首要来源，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发布的2014年度美国“门户开放报告”（Open Doors Report），中国依然是在美国际留学生最主要生源地，对比上年官方数据，2013-2014年度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增幅达到16.5%，总人数突破27.4万人，占在美国际学生总数的31%，远超过排名第二的印度（总数10.2万人，占比11.6%）。与此相对，每年回国的人数也不断增加，从2000年的9121人增长到2013年的353,500人，海龟学历不再是高薪酬的保证：2014年，海龟第一年的年薪不超过10,000美金的高达67%，其中的36.5%甚至少于6,500美金。
面对上述现象，欧立德教授会给出什么样的解释呢？以下是澎湃新闻节译的访谈内容：
哈佛精神
问：什么是真正的“哈佛精神”？它是如何影响中国学生的？
欧立德：哈佛精神体现为真理（truth）、严谨、对知识不懈追求的态度，在科研，教学与对外交流方面不断创新等。你的关注点是哈佛精神如何影响中国学生，而我更愿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即中国学生是如何改变哈佛的。哈佛为能够吸引到优秀的具有天赋的中国青年学子，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而深感幸运，但是这同时也意味着哈佛有权利和责任来实践人们对哈佛的预期。目前，哈佛大约有800位来自中国的学生，我们的目标是培养一个“完整的人”，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并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
中国历史的教训
问：当您还处在学生期间，您去辽宁省学习中国语言。辽宁是清朝的发源地，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帝制国家，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才瓦解。您如何看当时短暂的新兴民主，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取得上风的缘由？
欧立德：我认为这里有两点值得一提。第一，国民党把重心放在了中国的城市地区，尤其是东部城市，忽视了紧张的农村问题。中国共产党当然也想在城市建立根据地，但是正如历史所示那般它失败了，从而不得不转移至广大农村地区，例如井冈山，这一决策关注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所面对的严峻挑战。第二，国民党的失败一定程度上与日本的侵略有关。
问：今年是中国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回顾过去，中国从重大历史事件中可以吸取哪些教训的呢？
欧立德：我所有的中国朋友都说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生活质量显著提高，每个国家都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道路来实现现代化，尽管美国的经验可能为中国政策的制定者所借鉴，但中国人民会自己找到正确的道路。或许可以这样说，不知你同意与否，中国正处在转折点上，有时候我会把近期的改革类比清朝时期的改革。同治年间，中国人试图推行大规模改革的“同治中兴”，从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媾和到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 “自强运动”（洋务运动）拉起大规模学习西方的序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然而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持续了三十多年即告结束。改革开放至今也有三十多年，我认为改革开放已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不同于前一阶段，在这阶段必须做出许多艰难的抉择，尤其是环境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决定着我们和后代的生活，这些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
民主制与中国
问：美国的民主制是否适合中国的发展？请从一个学者而非政客的角度阐释。
欧立德：我不是政客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何看待民主制取决于你怎样定位政府的角色，如果你把政府看作是高效的任务推动者，那么民主制显然不是很好的选择，因为它低效，需要面对各种妥协，浪费大量时间。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出于提高透明度考量，那么民主制本身就有可取之处。
去年，我和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一起乘坐高铁从上海抵达北京，享受了一次完美的旅程。中国高铁很舒适，速度很快，甚至可以说，它的服务比美国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好。我去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的时候当然也喜欢乘坐高铁，但是政治需要协商，该项目至今无法实行，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就我看来，民主制的自救方法，如果有的话，就是这种机制的自我完善，建立自我纠正机制，如果机制和机构本身就很强势的话，它就会自我运作得很好。
过去是“外国”
问：作为历史系教授，当您看待未来时，能谈谈历史全景意识的重要性吗？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国有句老话叫“让历史告诉未来”。
欧立德：过去，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甚至是任何国家的过去在某种意义上对一个人而言都是“外国”的。我不是第一个持有此观点的人，假如你回到18世纪50年代的乾隆年间，或者再早200年回到明朝，你将会发现其中大部分对现在的我们而言都是相当陌生和奇怪的。我认为应该培养一种能力，从非我们年代人的角度来看待我们所处的时代，而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所不断追求的。因此在这里问题也就变成了如何能够不把现在的一切都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仅仅满足于存在即合理，而是去探求现在所是的根源，我们的后代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未来的走向。我有时会告诉学生，历史不是重复的，更不是一连串的循环，它会“押韵”。在某种程度上，历史的“押韵”会提醒你这个问题似曾相识，通过比较二者的相同与不同，可以更好地理解两个时代。
何谓西方价值观？
问：现在越来越多优秀的中国青年人从欧洲和北美学成归来，我相信这批人能够塑造中国软实力，让西方了解到中国想要成为一个负责的参与者的意愿，但是许多西方友人认为除非中国接受西方价值观，不然无法获得尊重。如何使得中国被接纳以及被尊重？
欧立德：就我看来，我认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源于西方，虽然有些中国学者显然认为这些应该从西方价值观中剔除。把世界划分为东方、西方，老实说我并不认同。例如，“亚洲”这个词本身就是西方的概念，亚洲人是从130年前才开始定义自己是“亚洲人”的。所谓西方的概念在希腊、瑞典、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上的表现也有很大的不同，很难指出是具体哪个国家。所以，我的问题是西方价值观究竟指什么？我们在谈论的是什么？
问：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法治理念等都属于西方价值观。如今有一些务实的海外投资者，他们考虑到经济的不景气、税收的变化以及一些特殊政策，打算从中国市场撤资，把投资转向中国的邻国，一些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这是否意味着选择中文作为第一外语的外国人将会越来越少？
欧立德：我并不这么认为。现在的形势并不像20世纪70年代晚期我刚开始学习中国语言那会儿，一个班只有12个学生，学习中文在当时显得很冷清。现今，在哈佛大学中文已经成为第二大热门的外语，成千上万的美国高中都开设汉语课程，有的甚至在中小学就开设了，我并不认为这种趋势会有所改变。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仍是很出色的，世界未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中国的发展，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学习中文，就我所知有很多学习汉语的学生，他们都很期待在寒暑假或者毕业的时候来到我们这里学习中国历史，我们的很多博士在找工作方面没有任何困难。
人才流失与引进
问：有很多中国的中产阶级为了给他们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而移民到美国，对此国内一些批评家指责这是人才流失，但也有另一种声音说是人才引进。20世纪70年代，许多去美国读书的台湾学子归来，他们在台北，高雄等地寻找工作，您曾经在台湾生活过，您认为大陆是在走台湾的老路吗？
欧立德：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历史不会“循环”，而是“押韵”。昨天我和大学的一位同事参观了北京郊外的一家太阳能企业，希望可以在暑期让哈佛的学生到此公司实习。其中有一个年轻人，曾在美国留学，操着熟练的美音，掌握科技才能，在尖端公司工作，我相信这个年轻人是海外留学的受益人之一，他带回了技术的同时也给国家带来了发展，这是一种双赢。有些人会留下，有些人会走出去，这就是全球化的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