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1957年，国内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借中国共产党整风之机，向社会主义制度发起了猖狂进攻。毛泽东于1957年7月发表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文章围绕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阐述了反击右派、搞好整风、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等问题的重大意义。这篇文章的精神对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的积极影响，远远超过了对反右扩大化的消极影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此前的近三十年和此后的三十多年，分为了我国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历史时期，一般简称为前后两个“三十年”。
关于前三十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十七大报告提出的 “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评价上，增加了“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两个历史时期在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他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但是，在确立和坚持这条正确道路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历史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尽管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有过失误，甚至发生过严重曲折。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党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并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行之有效的自我纠错机制，才有了今天的国力强盛。
《形势》发表时，党正面临着有人企图扭转中国社会主义方向的挑战。回顾《形势》一文，可以发现，该文的中心思想，即强调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如何走好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我们保持和提高道路自信，今天仍然很有意义。
《形势》一文的内容相当丰富，但始终围绕一个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文章的重点内容之一是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因为这是关系到“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走什么道路等大是大非问题”。文章认为，通过全民性的大辩论，“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文中特别强调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文中还提到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耽误生产和工作”，等等。
对于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一些学者认为，《形势》成文时，反右派斗争已经发生严重扩大化，毛泽东的思想也急剧地向“左”发展，对后来的毛泽东本人和党犯的“左”倾错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笔者更倾向于把这篇文章放进大历史观来看待，即纵向把1957年到现在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联系起来看，横向对照苏联解体的事实以及印度在同期的发展。这样可以发现，《形势》的精神，对中国沿着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确实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尽管《形势》对后来的“左”倾的发展有所影响，但是，从大历史观看，《形势》的积极因素远远远超过了消极因素。
在改革开放早期，由于受到某种“矫枉过正”思想的影响，有为数不少的学者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前三十年的国家建设成就评价不够积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思想解放，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前三十年打基础，后三十年起飞”，才形成了今天享誉世界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朱云汉：《高思在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第7页)。
《高思在云》的作者朱云汉是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中研院只有两名政治学的院士，即朱云汉和胡佛，两人都推崇“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关于“前三十年打基础”，朱云汉认为：“很多人以为，中国大陆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都浪费掉了，是完全黑暗的时期，这个认知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摸索奋斗30年，这30年并没有白费。”“共产党建立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并且树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志。这个体制在中国的历史上和地域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其动员渗透能力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同时，共产党完成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把私有财产权，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变为国有或是集体所有。而这个庞大的公共资产，是后来3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资本。”(玛雅：《中国为什么能(精编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第203页)“在这个过程中，它有能力为了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把农民的剩余资源用于国防工业建设和现代化建设;把现代部门里，尤其是都市和工业部门的所有资本都社会化，然后作为快速发展工业化的重要资产。”(《中国为什么能(精编本)》第197页)
关于前三十年打基础的具体内容，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王绍光指出：“新中国前30年打下的基础相当雄厚。这个恰恰可以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对比，尤其是和发展中大国对比。打基础是政府的事，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用党政合一的方式动员各种资源，全力以赴提升中国的国力。当时出于军事的目的、政治的目的，当然也有经济的目的，都要举全国之力提升国力，国家要富，国家要强。”“1956年到80年代中期，中国办了很多大事。比如，建立了一个基本完善的工业和交通体系，在农村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中国8万多个水库绝大多数是在这个时期修建的，农田基本建设绝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人力资源，健康和教育。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人的健康水平很低。1949年以前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婴儿死亡率非常高。只有10%左右的人识字。也是在前30年，中国的人力资本有了巨大改善。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8岁。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成就，印度今天也没到68岁。受教育水平也大幅度提高。初中、高中教育大面积普及，在册中学生的数量在1978年达到顶峰。大量的人掌握了一些最基本的技能，读书的技能、做事的技能，这是了不得的成就。”(《中国为什么能(精编本)》 第236-237页)
值得一提的是，朱云汉是在台湾受的大学教育，王绍光是在大陆受的大学教育，他们都曾留学美国并在美国大学任过教。可以说，他们的看法都含有国际视野的元素。
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逐渐成为国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主流的看法：如果中国前三十年没有奠定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中国后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就无从谈起。
在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单纯用经济发展的尺子来衡量，前三十年中国的发展也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形势》制定的目标是：“ 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
客观地说，此后为达到了这个目标所做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概括地说，“从1956年到1978年，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取得的成就堪称辉煌”(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 学习出版社 2014 第163页)。
历史事实的确如此。国内外的许多研究资料都能证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建设成就“堪称辉煌”。例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 学习导读》就指出，“从1952年至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第29页)
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费正清也指出，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的。例如，中国的经济就比印度的经济出色得多。从1952 到1976 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平均每年6 %或7 % ，按人口平均计算是印度增长率的二倍或三倍，尽管印度还接受了130 亿美元的外援和贷款，而中国接受的苏联贷款不足10 亿美元，同时还拿出大约70 亿美元去援助其他国家。”(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第458页 )
上述数据来自于宏观的角度。如果从微观上看，也可以衬托出1957年以后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不俗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归根溯源，还是离不开《形势》强调的群众观点：“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
关于前三十年的一些失误，特别是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文革运动造成的严重损失，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有定论，各种媒体已有大量相关文章问世。但特别有必要指出的是，至今并没有史料证明那时的经济是在急剧走下坡路，以致于出现过象上世纪九十年代解体后的苏联，即抛弃社会主义道路后的苏联那样的经济惨状。
我们在回顾当年那些热情有余科学不足的作法时，可以把视野放得宽阔一些，眼光放得长远一些，评价就可以客观一些。例如，“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的土办法，固然有不讲科学的蛮干的一面。但是对此也应该一分为二。当时经过深入调查的彭德怀认为是有得有失，他指出：尽管有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大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的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彭德怀自述》 人民出版社 1981年12月 第283页)。制造原子弹的铀，当年就是群策群力用土办法提炼出来的。中国正是有了原子弹，才奠定了有影响的大国地位。还有非常值得一提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即每个星期都有固定一天，各行各业的干部下到基层参加劳动，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参与管理，一起技术攻关。那些健在的当事人，至今没有不感慨万千的：“行动是最有说服力的语言，是最有感染力的召唤。”这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具体落实了《形势》的要求：“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客观地说，那个时期的共产党的威信也是建国以来最高的时期。邓小平是这样说的：“五十年代，广大党员和人民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不是很好吗?三年困难时期，党和人民不是团结奋斗，渡过了难关吗?”(《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第318页)
许多学者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忽视了那三十年的社会主流，忽视了《形势》的中心思想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这篇文章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这样，对前三十年的评价在无形中出现了这样现象：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在官修的史书和教科书中，高度肯定了前三十年的成绩。但出现在各种媒体上的虚构和非虚构作品，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呈现的却是一片黑暗。那些作者对当时举国上下热气腾腾地建设新社会和新国家那些激动人心的往事抱着奇怪的冷漠态度，把大量的道听途说乃至任意编造的“故事”当作信史，加以渲染。甚至对大庆和大寨那样的实干兴邦的典型也任意进行歪曲、抹黑和攻击诬陷。这无非是想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共产党在这段时期内没有做什么好事，那些听党的话的、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兵学商也就没有干什么好事了。
这种对历史的误读的原因最早可以追溯到到改革开放早期，一是那时急于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集中力量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以前的建设成就，甚至还有人荒谬地认为肯定以前的成就就是肯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苏联抛弃社会主义造成的亡党亡国的恶果还没有出现。因此，凡是防“左“的就受到热捧，凡是提到防右的就遭到讥讽嘲弄，甚至被扣上莫名其妙的帽子。这种作法至今还有不少市场。
但是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还是高瞻远瞩的。邓小平在强调防“左”的同时，特别警告，如果右倾思潮，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中国的建设事业“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3 第379页)邓小平在这里特地用了“一夜之间”，无异是给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敲了一记响亮的警钟。1989年3、4月间，胡乔木访问美国时作了《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的演讲。后来拟在《求是》杂志发表时，先请陈云审阅。陈云回示：“在强调‘左’的错误的同时也要点出右的危险。”(邓力群主编：《新中国往事》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第234页)
胡乔木于1992年去世。他没有看到苏联解体后的惨痛后果：从1991年苏联解体后，到1995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只达到了1990年的50%。通货膨胀严重，1993年达到8414%。随着社会条件恶化，人均预期寿命减少。俄罗斯男性1990年为64岁，1994年下降到58岁。因此可以说，苏联解体是前苏联领导层犯下的颠覆性错误，其后果是国力再也不可能恢复到苏联时期的地位。
《形势》指出，“如果这一仗(指反右---引者注)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历史证明，《形势》的这个论断极具远见。一言以蔽之，任何时候不坚持党的领导，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其后果就是出现前苏联解体那样的惨剧。
改革开放后，有的学者认为1956-1957年的中国是处在十字路口，因为选择错误，把应该出现在50年代的“思想解放”延迟到了80年代。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无论是什么时候的“思想解放”，都不能以“颜色革命”为目的。否则，前苏联解体就是前车之鉴。 1957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坚决反击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捍卫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三十多年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在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果断地平息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保证了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当然，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的是，无论是“左”还是右，都会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但离开了党的领导，离开了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就随时会有夭折的危险。
不管是前三十年依靠计划经济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的原始积累，还是过了这个阶段转而走向更为灵敏的市场经济，都是党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决策。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早期，许多学者在宣传市场经济时，带有比较浓厚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色彩，其主要内容是提倡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完全的市场竞争。直到西方1990年代在俄罗斯推行的“休克疗法”彻底失败，执迷不悟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又在2008年把西方拖入了经济危机，才使大部分中国学者认识到：不能迷信西方的经济教科书。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我们中国自己的语言表述，就是一方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一方面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质上也就是更好地完善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如果政府作用发挥得不好，市场经济“原罪”产生的负面效应，例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两极分化等诸多问题，就会愈演愈烈。特别是两极分化，既是世界性的难题，更是当下中国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一方面要坚持市场经济，一方面又要把两极分化的贫富差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担的历史性任务。因此，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110页、373页)
《形势》的主要内容是反击右派、搞好整风、提高自己、坚持群众路线，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文章开头就提到了反右。一直有一些学者认为，造成反右扩大化的主要原因是文中提出了“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和你死我活的矛盾。”认为这样就把右派分子都划到敌人的阵营里去了。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关于右派，这篇文章还有这样的内容：“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但是，并不能否认这部分死硬分子的立场是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对右派和右派死硬分子的看法并不是毛泽东的一个人的看法，而是当时党中央的共识。此前周恩来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指出：“现在有些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发出了不少破坏性言论，其中不少是直接向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进攻的。”“右派分子实质上是要把我们的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拖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这是广大人民所决不容许的。”现在有些右派分子所梦想的，就是要把这种资产阶级的多党政治和‘各党派轮流执政’的办法，搬到中国来代替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但是，也可能有极少数右派分子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甚至采取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那么，他们就将自绝于人民。”(《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10册》之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第301页---302页、第307页、第312页)
因此，毛泽东认为，对于右派分子，包括极少数死硬分子，虽然“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和你死我活的矛盾”，但在处理上还是坚持教育为主。同年9月19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谈到了关于这个矛盾的问题。他说，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斗争中把他们划出去一部分(右派)为敌我矛盾。过一时期，要拿回来一部分(经过分化)，现在是右派，过几年又摘掉右派帽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三卷)》,2013，第207页，以下简称《年谱》)。
顺便提一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胡耀邦作法确实收到了很好地效果。团中央被划为右派的七十多位同志，被安排去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的故乡——山西平顺县参加劳动。临行前，胡耀邦对他们作了近两个小时的讲话，他说道：“我要给你们讲两点：第一，你们所犯错误的性质十分严重;第二，你们的前途十分光明。”“我深信，你们下到农村后，必定会和人民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为改天换地建立新的业绩，在将来的某一天，你们还有可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新华出版社 1998 第6页)这些同志去了平顺后，都没有辜负耀邦的殷切期望。只两三年工夫，全都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他们回到团中央后，都被妥善地安排了工作。
从上述这些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一阶段的工作，总体上是围绕《形势》一文提出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对反右和处理右派分子，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且总体上也是比较合乎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如果当时所有的具体执行部门都能按照毛泽东说的办，就不会出现反右扩大化。因此，认为《形势》关于确定与右派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矛盾”，从而成为造成反右扩大化，甚至成为了后来“大跃进”的挫折的主要原因的观点，显然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总之，毛泽东作为党内的一把手，党的失误他都应该负领导责任。但同时具体到毛泽东本人，还是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对党在反右扩大化中的失误和党在其它方面的失误，都应当遵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当我们今天重温《形势》一文的时候，就会发现，《形势》所确立的目标，仍然是我们今天努力的方向;《形势》强调的很多工作，例如群众路线、部队整风、甚至严禁赌博等等，现在仍然还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薄弱环节。至于《形势》对右派的论述，也仍然有警醒作用：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将其影响力看得过于严重。
邓小平在审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稿时提出：“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这段时间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都要写到。这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邓小平文选 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 1983 第261页)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邓小平对《形势》一文的评价很高。同时也可以看出《形势》在当年的影响力。但是，在后来发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在提到集中体现“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的主要著作中，提到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但并没有《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其中缘由，不得而知。不过，邓小平一直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第181页)正是在他的提议下，从上述三篇文章中提炼出来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不但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而且还进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邓小平特地解释道：“这四项基本原则 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邓小平文选 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第151页)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既是为了反“左”，也是为了反右。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其针对性越来越表现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还认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211页)
此文发表在《毛泽东论坛 2016》(人民出版社 201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