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光明日报》原总编辑,年被打成大右派,年离奇失踪储安平大学

储安平与“右派”历史的纠葛

1957年,中央展开了广泛的反“右”斗争,导致大约55万人被定性为“右派”,这些人多在1978年后获得了平反,唯有96人未能恢复名誉,其中包括了五位中央级别的人物,他们分别是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和陈仁炳,这五人被后人称作“‘五大右派’”。今天,我们将聚焦其中的储安平,了解这位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

储安平,1909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童年时期,他并未享有太多的幸福和安宁,母亲在他年幼时便去世,而在14岁那年,父亲也不幸去世。此后,他由祖母和伯父抚养长大,在艰难的环境中依然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成长。尽管命运多舛,储安平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学业上不断进步。

1928年,19岁的储安平考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在大学生活中,他开始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投身创作。他曾向鲁迅主编的《奔流》杂志投稿,也在《流沙》和《国闻周报》等刊物上发表过一系列作品,迅速成为“新月派”的后起之秀。通过文学,储安平与时俱进的思维和犀利的洞察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大学毕业后,储安平并没有选择传统的公务员路线,而是进入了新闻领域。他曾担任南京《中央日报》副刊编辑,之后成为复旦大学的教授,以及中央政治大学的研究员。储安平在民国时期以敢言著称,时常对国民政府的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特别是在1940年代,他提出了“国共民主多少与有无”的观点,他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仍然是‘多’与‘少’的问题,而如果共产党执政,自由将变成‘有’与‘无’的问题。”这一言论震动了当时的社会,激起了强烈的争议。

革命与选择:储安平的立场转变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国民政府的败局已成定局,许多曾与国民党合作的人建议储安平离开大陆,但他却选择了留下。他认为,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不过是美国的附庸,缺乏独立性,而这正与他心目中的独立、民主、自由的国家格格不入。因此,储安平坚定地留在了中国,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储安平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新政协成员,并且加入了民盟和九三学社。凭借着他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影响力,储安平曾担任新华书店副总经理,还在1952年被任命为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7年,在胡乔木的推荐下,他被任命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这一职务让他深度参与了当时的政治风潮。

“党天下”言论与“右派”之路的开始

1957年,中国共产党发起了整风运动,广泛鼓励批评与自我批评,许多党外人士也加入了这一讨论,表达对党的缺点和错误的看法,这一阶段被称为“大鸣大放”。储安平在这一过程中,提出了“党天下”这一大胆观点。在一次统战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他指出:“党群关系不好,是我国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根源在于‘党天下’的思想。”他进一步阐述道,国务院12位副总理中没有党外人士,这体现了党与非党的根本矛盾。储安平的言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文汇报》迅速在头版刊登了他的发言,章伯钧也对储安平的直言不讳表示敬佩,称他是“勇士”。然而,这一言论很快在台湾和香港的反动报纸上被热烈渲染,使储安平意识到自己可能已深陷危机。

反右斗争与储安平的命运

储安平的言论不仅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引发了巨大争议,而且成为反右斗争中的“攻击目标”。1957年8月,他被打上了“右派”的标签,随后被撤职并送往郊区进行劳动改造。十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储安平再次成为打击的对象。他遭遇了多次批斗,甚至一度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但最终未能成功。然而,储安平在1966年9月的突然失踪,却成为了他命运的最后一章,关于他去向的谜团至今未解。

历史的反思

储安平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政治风波中的无奈与挣扎。他的直言不讳和敢于对权力提出质疑,让他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尽管在“右派”事件中饱受摧残,但储安平的精神却依然在历史的回响中不朽。

THE END
0.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中国民主同盟《费孝通九十新语》(重庆出版社,2005年11月)中有一篇“暮年漫谈”, 涉及1953年,由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雷德斐尔德(Robert Redfield)作序,由其夫人玛格丽特编辑的费孝通的《中国士绅》在英语世界出版。针对自己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提出过中国不光要有民权,还要有绅权(这里说的“士绅”,类似今天讲的不掌握政府公权的jvzquC41yy}/ov{0qxh0ls1oo€u1o}v1ltzwƒx1548747furz
1.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3月12日,他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共产党正在准备整风。党外人士自愿参加。要和风细雨,治jvzq<84yyy4djrscfcom{7hqo0io1ƒl|z1nvkqfpi86okjs1426:/9=1325dqwygpve97=>7584ivv
2.中央制定“右派”分子的划分标准(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中央还规定了审查批准的权限和不应划为右派分子的6种情形。通知还指出,划分右派分子要有适当的手续。jvzquC41yy}/eqf|kfobp7hqo1j0392371?63B4
3.右派分子1957年5月,中国共产党发起一场整风运动。许多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就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2] ,《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社论,从此,在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对于右派分子的进攻予以反击是必要的。但是,由于中央对国内政治jvzq<84dm0nbqmncpzoo0ls1okv/rqu1'G;&:O*D5'K7'K9'DG+F7.=:':<&G>*CF'?1
4.陶善生:从1957年的“反右”谈一个亲历者对文革的思考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就曾明确指示:“右派学生首领应予彻底批判,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并当‘教员’。”在由他亲自批准的对林希翎、谭天荣两人的处分决定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 尽管毛泽东在由他亲自撰写的文章和经他亲自批准的文件中对“右派”学生首领提出了不尽jvzquC41o0}z||m0eun1ltpvgtu0ymrAerbu|nf?47'kmB442=77
5.一“整风反右”中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反右斗争开始时,虽然中央曾强调要严格区分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的界线,并提出划分右派分子的五条标准,但由于当时自上而下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因而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如1957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所批转的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高校整风和反右斗争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的报告》中就曾提到,在32所高校jvzquC41fc}xy7slw0kew7hp1zyxj8sfzu5olm}1l{mn|mv|h|5zahhh{e{fsof|mji0qy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