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历史上，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两件大事。其功过是非，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这样的结论：“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质疑这个结论：认为整风就是为了反右，而且毛泽东一开始就设计了“引蛇出洞”的策略。然而，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
整风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反右
在中共八大召开前后，国际上的波匈事件对中国国内影响也很大。周恩来于 1957年1月先后访问了苏联、波兰和匈牙利。波兰的乱局和匈牙利的骚乱都使他更加深刻感到，执政党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出现危机。中共要避开这个陷阱，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全党整风以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周恩来回国后“无论在什么会议上，只要讲话都要谈到这个问题，几乎是走到哪里，讲到那里”。
反右时期的大字报
总之，从中共八大召开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中央几位主要领导成员都在积极推动整风的开展。“1957年4月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加紧部署整风的一个月，甚至可以说，在这个月内，几乎每天都在研究和谈论整风问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07页）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因为向国内多次介绍了波兰匈牙利由于内乱而造成的严重损失，以及共产党人和爱国者惨遭杀害的情况，对推进全党整风起到了特别的作用。国际知名研究周恩来专家、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在其《周恩来传》中写道：“（1957年）2月初，他返回中国……周得出的教训是，共产党领导们应当纠正自己的错误……不断纠正错误可以加强而不是削弱中国的社会主义”。周恩来“明显地赢得了毛对此事的赞同，并决定开展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 解放军出版社1989 第207页）。
各界响应号召，张贴大字报向执政者提意见。
但是从5月中下旬至6月初，国内政治生活的气氛突然十分紧张起来，社会上极少数人乘“大鸣”、“大放”之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他们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很快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在某些地区和部门的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复杂的局面，而且有蔓延之势。
这种出乎预料的极端错误言行，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中央领导连续召开会议进行研究。5月l4日晚九时，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至次日凌晨一时。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16日继续开会，从晚九时到次日一时二十分。与会者增加了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这表明此时中共中央已经将这那些极少数的人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了。
5月19日，北京高校学生中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有些学生开始分头到北京各大学和天津、济南等地的大学去联络，并通过书信将大字报寄往全国各地的高校，企图造成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当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开会至深夜。5月20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至翌日凌晨一时。5月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最近整风鸣放情况和工作部署的报告。中央认为，整风运动的目的：一是整自己，改缺点、改进工作；另一个是团结党内外中间派。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必须采取“放”的方针策略。中央决定主要在国家机关和大专院校集中一周左右的时间“放”，党员暂不反击。这次会议实际也是准备由党内整风转向开展全社会的反右派斗争。
5月25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成员接见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次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毛泽东这段讲话。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整风鸣放的重要时刻公开发出的反击右派的预警，也是为鸣放划出了底线。
但是极少数人仍然我行我素。
例如曾经表示新中国七年来，“看到了中共执政的累累硕果”的章伯钧和储安平。储安平在6月1日的座谈会上发言，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章伯钧在6月1日晚向周恩来表露“共产党不能维持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击右派的斗争。6月4日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近期内要结束鸣放的决策。6月6日凌晨，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罗瑞卿开会，继续讨论整风面临的问题。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当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陆定一、康生和李维汉开会。自此，中共中央正式改变了决策部署，全党由开门整风转入了反右派斗争。
以上种种史实可以表明，所谓的“整风就是为了反右”是没有根据的，因而“引蛇出洞”的策略亦无从谈起。无论是开展全党整风，还是从党内整风转向反右派斗争的重大政治决策，都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高度共识的基础上作出的集体决策。这个决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拥护和热烈支持。
反右派斗争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
历史学者沈志华在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后，不认可“整风就是为了反右”和“引蛇出洞”的说法。他认为，无论整风运动还是反右派斗争，都是为了巩固中共的执政党地位（参见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一书）。笔者觉得还可以把问题说得更明白一点，那就是说无论整风运动还是反右派斗争，其唯一目的都是执政党为了争取更多群众的支持。因此，当中共发起反右派斗争后，立刻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下面两位亲历者的回忆有助于理解当时真实的民情民意。
2004年一家文史类期刊发表了当年一位参加了国家高教部反右派斗争的工作人员写的回忆录，反映了这段历史中普通工作人员的心情和态度。
“但整风内容却很快随着5月中旬办公厅图书馆馆长葛某的一篇长达两小时的发言，发生了质的变化。此人是从旧营垒过来的，一向对党怀有不满情绪，这次乘机大加发泄，说了许多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话。在他看来，共产党一无是处，甚至不如国民党，把建国后的大好形势说得一团漆黑。这就明显地把他自己推到了与广大人民敌对的立场上，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大多数党员、群众的愤怒，不少人自发地站起来予以严厉反驳。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办公厅参事室的一位非党参事卿汝楫，在没有任何人动员他的情况下，自发地作了一次颇有分量的发言。此人曾在蒋政府任职多年。他列举了蒋介石内部派系林立，政客间勾心斗角，以及四大家族如何利用权势巧取豪夺，尤其是抗战胜利后，各级官僚乘接收敌伪财产之际如何大肆中饱私囊，以致弄得国统区物价一日数涨，币值一贬再贬，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的种种事实，有力地驳斥了葛某所谓‘今不如昔’的谬论。他还说：看事物要从本质上看，共产党人也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他们身上不可能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从根本上来说，共产党是‘立党为公’，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反帝、反封建、反压迫，为全国广大群众谋利益的。这与国民党的‘立党为私’、腐败透顶怎可同日而语？由于他是党外人士，又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发言有理有据，就更有其价值，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由此也可看到，不管是党内党外的知识界，只要是一个正直人士，就能客观公正地看问题，就能坚持真理。”
美国学者李敦白，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35年，亲历了当代中国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1957年他在北京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他是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他还提到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李敦白的岳母是位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见《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第139-141页）
纪录片《中国通——李敦白》中展示的李敦白（右）和毛泽东的资料照片
所以当时广大群众和工农干部里面的有一股非常大的压力，要求党中央尽快发起对那些“放屁”言论的反击。因此，当党中央反右派斗争号令一响，广大群众和那些工农干部都一马当先。喧嚣一时的极端言行很快就没有了市场。虽然这种大规模的群众支持说明了中共的的反右决策的确是得民心的，但群众运动式的反右也衍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薄一波在总结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教训时指出：“我们对右派的情况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20页）
外国学界对整风和反右的主要看法
国外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主要著说是怎样看待这段历史的呢？
当今世界上最知名也是最权威的百科全书《大英百科全书》中的毛泽东辞条有这样的评述：“显然，当时从来也没有想把百花政策当作通常意义上的自由化政策。可是欢迎‘放’，也并不是陷害具有不同政见者而设的圈套。毛希望只要党表明并不认为自己一贯正确而愿意倾听批评，那么他在1956年1月曾经看作是发展中国经济不可缺少的那些知识分子和专家，便会全心全意支持共产党政权，但毛很快发现他的估计错误，批评者绝不满足于谴责制度的具体缺点，他们对制度的基本原则即共产党的领导权提出了疑问。因此，毛在1957年秋把对上层人物的注意力转向了群众，如果专家不够‘红’，他就把他们送到基层工作，改造他们。”（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 思想的永生》 中国工人出版社 第453页）
世界上颇具影响力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这样评述的：“到2月份（1957），毛泽东断定，如果党的整顿不被完全侵蚀，就需要采取大胆地行动，于是他作出了两次重要的讲话进行干预。在讲话中，毛泽东恢复了1956年的基本上抱有信心的看法。胜利已经取得，主要任务是注意制度中的缺陷。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一支能对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忠诚力量......知识分子被邀请在向党批评时担任主要角色。”（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0页）“毛泽东相信，思想灌输已经使得知识分子达到了足够的忠诚，所以党应当相信他们，让他们进行其目的在于改进党而不是反对党的批评。那些党外人士，特别是有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党派，应该请他们来批评党并提出不同意见，以防止官僚主义僵化，麻木不仁和脱离群众。”（同上书 第264页）。“‘百花’运动的发展势不可挡，大大出乎党的预料之外。党曾经提出和确定了一个知识分子可以表达自己意见的框框，至少在最初时期是如此。但是，尽管党限制了范围和规定了批评的条件，它也不能充分控制所引起的反响。对官僚主义的批评超过了对个别官员的批评，而变成了对制度本身的批评。它释放了比党所预计的更多的被压抑的和不满的牢骚。批评的不断扩展、独立小集团的组合以及特别是学生们反对党当局的示威游行，使党决定停止运动，因而在6月8日发起对它的参加者的反击，把这些人称作‘右派’。”（同上书 第268页）
国际著名的研究毛泽东专家，美国学者施拉姆在其《毛泽东》一书中指出：“毛的希望落空了，评论者没有满足于评论个别的弊病，而是对整个制度的基本原则----共产党权力的独占----提出了疑问。毛于是强调他公式的另一半，用以避免在中国出现匈牙利那样的暴乱”。“1957年初开始进行的‘整风运动’原是针对党和国家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倾向的，后来就转为反对‘右派分子’的激烈运动了。”（见该书第254-255页 红旗出版社 1986）。
另外一名知名的研究毛泽东的的专家，英国学者菲利普.肖特则描述道：毛泽东认为引起东欧风暴的内部原因是“波匈两国共产党的干部疏远了群众”，因此中国要“再来一次整风运动”。“但是毛点起来的火并不十分容易扑灭。学生领袖们公开号召结束共产党的统治。老师们为其学生榜样所鼓舞，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毛的统治是‘专横无情的’，一名沈阳的教授宣称，要说中国无民主，其错全在党中央。还有人说及‘狠毒的专制独裁’，仿效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法西斯手法’。在武汉，中学生们也涌上街头，冲击当地政府机关。四川与山东也有骚乱的报告。”毛泽东“暗示的是，‘双百’方针是正确的，但绝不能允许一小撮对共产党的胜利耿耿于怀、妄图倒转历史的极端分子搞破坏活动。”（见菲利普.肖特《毛泽东传》第374-275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这些来自于国外主流学界的论述亦可以从一个第三方的视角说明，整风并不是为了反右，在整风运动转向反右派斗争的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人设计过类似“引蛇出洞”那样的策略。
所谓的“引蛇出洞”
既然不存在“引蛇出洞”，但为何不在右派言论刚露头时就反击呢？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刘少奇和周恩来就作了解释。
余绪：
反右派斗争的意义：“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时指出：“面对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他冷静观察、从容应对，坚信马克思主义、坚守共产主义理想，坚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我国现代化事业。”政治风波过后的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教诲，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把握当下时机、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都是很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