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史的研究方法》：提供丰富的域外历史文献，尝试从周边看中国东亚历史学

葛兆光教授在《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中说：“近年来，历史学变化很大，有人曾经预言，未来历史学研究的趋势，可能是‘文化接触’，也就是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影响、接受与转移、边缘对中心的影响，以及从边缘重思世界史，强调联系、互动、影响的全球史，也许就是这个趋势的表现之一。”

《亚洲史的研究方法》是一本打磨多年的博士生课程讲义，“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从亚洲史研究的可能性与研究变化，讲到东部亚洲的发展史与研究方法，并提供了丰富的域外历史文献书目，指引学习者以更广阔的的视野去研究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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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一种超越自我中心的研究视角

全书阐释了一种全新的区域史研究视角，其独特之处在于超越自我中心做研究，对于中国史研究而言，就是既要把中国史放在亚洲史的大背景中，又要从中国角度观察周边，进一步通过中国、东部亚洲海域、整个亚洲，理解历史的交错、联系和融汇。

葛兆光教授首先提出亚洲史/东部亚洲史研究的可能性。他在书中指出，“亚洲”是欧洲看东方生出来的一个地理概念，它本不是一个在政治、文化、族群上有同一性的历史世界。但由于海陆交通、贸易和交流的需求，“亚洲”在历史上的联系还是不少的，因此葛兆光教授通过寻找和论述亚洲各个区域之间的历史联系，尤其是东部亚洲海域的历史联系，尝试把亚洲作为一个历史世界来看待。

其次探讨亚洲史/东部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葛兆光教授在书中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历史学的变化趋势为引子，从物品、人物、书籍、事件四个方面探讨亚洲史/东部亚洲史的研究方法，并介绍了多位著名学者的研究著作，不仅为读者呈现多样的亚洲交错的历史，更是从不同角度提供有效的研究借鉴。

此外，葛兆光教授着重论述了欧洲东方学、日本东洋学与中国的亚洲史研究的变化和问题，提示读者一种通向亚洲史或东亚史的学术路径。书中，他特别例举了近代东西学术中之南中国海及东南亚研究，如法国东方学家费琅名著《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及其其他著作，马司帛罗的《宋初越南半岛诸国考》，伯希和的《交广印度两道考》，日本东洋学家藤田丰八的《东西交涉史の研究·南海篇》和石田干之助的《南海に关する支那史料》，中国学者冯承钧的《中国南洋交通史》等，通过这些著作研究发现区域内的历史变迁与研究途径。

▲ 每个单元末附有【建议阅读论著】，可做学习者的阅读参考书目

最后考虑如何把“中国”放在“亚洲”之中研究。葛兆光教授认为，在没有“他者”作为镜像的时代，“自我”的认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然而亚洲的范围过大，且东亚、西亚、南亚、北亚的差别太大，因此他以近世东亚海域为中心作为一个区域，阐释“蒙古时代”之后的历史演变，并梳理了域外有关近世东亚的历史文献，提出要重视“他者”的研究、资料、角度、立场，以及历史与语言的训练，为研究中国史提供互补互证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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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梳理东部亚洲海域的发展史

全书重点在于“东部亚洲”，也就是环东海南海这个区域，葛兆光教授为读者详细梳理了十五世纪前后的东亚史，展现一条清晰的东亚历史线。

书中，葛兆光教授把1368—1420这段时期定为东亚海域的关键时代，他认为，这半个世纪里，席卷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在亚洲东部开始衰退，汉族统治的大明王朝崛起，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阻隔下，东亚逐渐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世界。

他分析了十五世纪初起几个主要国家即大明王朝、李氏朝鲜、足利日本等经历的妥协、对峙、冲突、再平衡的四个状态，并解释了这段时期之后，环东海南海区域的基本秩序格局如何稳定延续了几个世纪。

针对十五世纪至十九世纪后的历史，葛兆光教授则从《顺风相送》和《塞尔登地图》引入，描述了一个彼此相关的历史图景。他首先从政治史、贸易史、知识史中论述作为一个历史世界的“东亚海域”，进而强调了海路逐渐超越陆路后，历史重心如何从西北转向东南，最后讨论了大航海之后的东亚秩序受到的三方面挑战，并由此提出东亚海域研究的必要性。

▲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塞尔登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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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丰富的域外历史文献，尝试从周边看中国

作为一本历史研究方法的书，书中充满了众多值得参阅的史料文献，为尝试从周边看“中国”提供必要的指引。

葛兆光教授在书中专门开辟了一个单元为读者列举并介绍了域外有关近世东亚的历史文献。包括来自日本、朝鲜的有关东亚与中国的史料，如《华夷变态》《唐通事会所日录》《通航一览》《韩国文集丛刊》《通文馆志》等；有关朝鲜与日本之间交往的现存汉文通信使文献，如《海行总载》《（善邻と友好の记录）大系朝鲜通信使》等；有关琉球的汉文文献，如《历代宝案》《使琉球录》《中山传信录》等；有关越南与中国的汉文史料，如《大越史记全书》、“越南汉文燕行文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