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次：2021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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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史学》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学术集刊。本集刊自1993年创刊，至今出版22辑。本集刊是历史学学术性集刊，涉及史学各个领域，特别强调前沿性、专题性、跨学科和国际性。从第21辑开始，《北大史学》以“专号”和其他文章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所谓“专号”，即每辑均有一组围绕同一主题或某一领域的专题论文，这些主题可以围绕新内容、新材料、新方法、新视角设计，也可以是在传统主题上的开新之作。第22辑为“海洋史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专号”，收录文章14篇，各篇文章围绕海洋史研究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国家历史进行研究，包括日本、菲律宾、印度、东非等国家和地区。
学术史研究北京大学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荣新江（1）作为全球史的海洋史：意义、特征和不足 王晴佳（33）
专题研究高丽初年“王子”使臣考 章程（55）钱王射潮传说与10世纪杭州的海塘建设 陈烨轩（67）两宋时期在日宋商的贸易形态与日常生活 破魔仁美（92）国货“下南洋”——近代中国参与马尼拉嘉年华博览会考察 薛斌 施雪琴（110）“日本海横断路”的开发与“北进”战略的实施 杨蕾 祁鑫（135）日本在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期的社会动员问题（1931~1945） 朱丁睿（151）重塑海洋亚洲：战后中日渔业关系与美国的参与 刘瑞（170）18~19世纪烟草专卖制与西班牙对菲律宾北吕宋的环境想象 张蔻（196）超越“传统—现代”的两分法——印度伊斯兰改革复兴运动德欧班德运动研究 张忞煜（220）从殖民后期到独立初期墨西哥自由主义的创生 姜阳（240）港口城市对东非沿海城邦建立的影响——以15世纪前的基尔瓦港口为例 陈舒芬（255）
Table of Contents & Abstracts（301）
北京大学是20世纪初叶以来中国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镇，冯承钧、向达先生等在研究陆上丝绸之路的同时，也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以后海上丝路的研究融入有关中外关系史或亚非史研究的范畴中，促进了多方位的视角观察和研究进步。进入21世纪，由于郑和下西洋研究一度升温，还有全球化史观的影响，以及随着中国考古队伍“走出去”，北大学人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课题更为广阔与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教授对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1949年至1978年、1978年至2000年、2001年至今这四个阶段中北大学人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做了详细的述说。篇幅有限，本文注释及部分有删减。
北京大学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海上丝绸之路”虽是从原本起源于陆上的“丝绸之路”概念延展出来的，但自有其学理和特性，因此很早就成为学术界研究的对象。北京大学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不少学科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联，因此多年来一直有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公元前3世纪至20世纪中叶的海上丝绸之路及其沿线国家、地区的历史、语言和文化。
虽然大多数情形下，这些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是学者个人的兴趣，也没有人做过系统的总结，但当今天再次集中北京大学的部分学术力量进行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时，我们发现前人的工作是我们进步的基础，前人的一些研究方向仍然值得我们继续努力，前人的贡献更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正是为了推进今后北京大学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本文对此前分散的学者研究成果加以梳理和总结。粗略地按时段来看，北大学人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大体上可以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二是1949年至1978年，三是1978年至2000年，四是2001年至今。先略做陈述。
一 扬帆起航（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
民国初年的国立北京大学，是一个开放和兼容并包的高等学府，包含丝绸之路研究的中西交通史是当时的重要课程之一。长时间教授此门课程的教师，是“开创中国中西交通史的三大家”之一的冯承钧（1887～1946）先生。他曾翻译法国学者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大量著作，包括希勒格（Gustave Schlegel）《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商务印书馆，1928）、费琅（Gabriel Ferrand）《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商务印书馆，1930）、费琅《苏门答剌古国考》（商务印书馆，1931）、马司帛洛（Georges Maspéro）《占婆史》（商务印书馆，1933）、伯希和（Paul Pelliot）《交广印度两道考》（商务印书馆，1933）、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商务印书馆，1935），另有多篇译文，汇辑为《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至九编，其中有些论著成为此后中国学者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必备参考书。
冯先生还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汉文文献进行整理和校注，如《瀛涯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1935）、《星槎胜览校注》（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诸蕃志校注》（商务印书馆，1940），都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献。翻译工作之外，他还深入研究，独力撰述了《中国南洋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这部具有开拓性的中国学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专著。此外，他发表了不少相关论文，后来都集中收于他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可以说，冯先生是最早大力开拓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学者，也是北京大学这方面研究的先行者。
“开创中国中西交通史的三大家”的另一位——向达（1900～1966）先生，1933年开始兼任北京大学讲师，讲授“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等课程。向先生1924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东南大学），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员，译有加特著《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传入欧洲考》（商务印书馆，1929）等。同时研究中西交通史，发表论文《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揭示有关郑和家世、下西洋事迹的史料，兼及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一书的相关情况；另一篇论文《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从绘画、建筑、瓷器方面讨论西洋传教士带来的影响。1930年，他转入国立北平图书馆任职，继续研究东西文化交流史，发表《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中外交通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等论著，并以长文《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享誉学界。
张星烺（1881～1951）先生也是“开创中国中西交通史的三大家”之一，以《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辅仁大学，1930）六大册立足学界。他虽然是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但也曾在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兼课，讲授中西交通史。
1946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和吐火罗文的季羡林（1911～2009）先生加盟北大，主持建立东方语言学系，使之迅速成为相关研究的海内外重镇，并引进了陈炎（1916～2016）等东南亚语言学家，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准备了队伍。
二 披荆斩浪（1949年至1978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向达先生任北大历史学系教授、北大图书馆馆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等。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中外关系史研究，并且开始系统整理中外关系史史料，相关成果以《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为名，陆续由中华书局出版。虽然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影响了工作进程，但事态一稍微好转，向先生就全身心投入研究并拿出系列成果，这就是《西洋番国志校注》（1961）、《两种海道针经校注》（1961）、《郑和航海图》（1962）。
在第一种《西洋番国志校注》的前面，向先生写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整理缘起》（以下简称《整理缘起》），落款时间为“1960年12月”。1961年第6期《历史研究》刊载了一则未署名的消息，题为《北大历史系整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陆续出版》，其中说道：
为了给亚洲各国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提供资料，北大历史系计划把历代正史外国传以外的有关中外交通著述加以整理，辑为“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这套丛刊计划全部为四十种。最近已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有《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两种海道针经》。
与向先生的《整理缘起》对读，不难发现两者内容基本一致。这则消息的文字应当来自《整理缘起》，且明确说到这项丛刊出版计划总共包括40种书。由此不难看出，向先生这一系列的校注著作已成为北大历史系的重要科研成果，并在当时最具权威的《历史研究》刊物上加以报道。整理中外交通史籍的初步成绩得到这样的肯定，向先生显然十分受鼓舞，于是他在1964年完成了整理《大唐西域记》的第一步工作，拟先影印敦煌残卷本、福州藏本和《赵城金藏》本。然而，随后的时局没有让这项整理成果在他1966年去世前问世。
“文革”结束后，向先生所做的、列入前述丛刊出版计划的《西游录校注》初稿，1980年由中华书局商请南京大学陈得芝先生和北京大学张广达先生加以补充，于1981年出版；1981年，中华书局也把他编的《〈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影印出版；此外，他没有发表的玄奘《大唐西域记》校注稿（存北大图书馆），部分后来收于季羡林等所著《大唐西域记校注》中（中华书局，1985）。而20世纪60年代北大历史系原计划以丛刊形式出版的40种著作，也没能完成，后来主要在中华书局谢方先生的主持下，约请不同的专家整理校注。到1998年，总共出版26种，与向先生所设想的40种，还有很大的差距。
20世纪50年代，季羡林先生从印度语言研究兼顾到中外关系史研究，从中印关系史的角度讨论了中印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问题。他的《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一文，论证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时间最早不会超过公元前4世纪，所经道路有南海、西域、西藏、缅甸、安南五条。此文成稿后，曾送向达先生审阅改正。至于纸和造纸术传入印度的问题，季羡林先后发表两篇文章《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论证了中国的纸张和造纸术先由内地传到西域，再从西域传到印度。他否定了12世纪前后由伊斯兰教徒把纸带到印度去的流行说法，认为中国的纸至迟在7世纪末叶就已经传到了印度；而造纸术则有可能是由阿拉伯人辗转传入的。
1952年院系调整时，周一良（1913～2001）先生从清华大学调入北大工作，并且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转向亚洲史研究，推动了历史学系的亚洲史研究。周先生早年留学哈佛大学，在博士学位论文《唐代密宗》中翻译了“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三位密宗法师的传记并做了详细考释。这里面的两位大师都曾经行南海，往来于中印之间。于南海史地与交通道路，周先生都有所讨论。
转向亚洲史研究后，周先生撰写了《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亚洲各国古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都有一些涉及中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交往的史事。他还发表《鉴真的东渡与中日文化交流》，讨论鉴真东渡的背景、遣唐使的路线、鉴真东渡的具体情形等；《荣西与南宋时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几个侧面》，讨论当时的航海知识和日本海船的图像；《介绍两幅送别日本使者的古画》，分别涉及南宋时荣西和明代时策彦来华史事，特别是明朝与日本的“勘合”贸易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北大还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他们留校任教，如张广达、白化文、耿引曾、何芳川、严绍璗等成为此后中外关系史和丝绸之路研究的中坚力量。不过，由于政治运动等原因，北大的整体研究能量是在“文革”以后迸发出来的，大多数成果在1978年以后才得以发表。
三 百舸竞进（1978年至2000年）
1978年后，学术界迎来了新的春天，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北大学者得以恢复正常的科研工作，北大文科的教学秩序也得到恢复，并开始培养下一代中外关系史的人才。海上丝绸之路又进入学者们的视野，来自历史学系（后分出考古系——考古文博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后并入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中文系等院系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按照自身的学术旨趣，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历史、文化和语言做了深入的探讨。其中，历史学系的学者侧重于从人员往来、货物交流的角度，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交往史；考古文博学院的学者侧重于从考古材料出发，研究相关的物质文化交流史；外国语学院的学者侧重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的语言与文化；中文系的学者侧重于研究书籍交流，以及比较文学；等等。
1987年出版、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可以看作北大研究丝绸之路的一次结集成果。作者包括丁建弘（1936年生，历史学系，1978年调入杭州大学）、王宏纬（1934年生，东语系，1978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戈宝权（1913～2000，俄语系）、叶奕良（1936～2015，东语系）、朱龙华（1931～2021，历史学系）、何芳川（1939～2006，历史学系）、陈玉龙（1921～2013，东语系）、陈炎（1916～2016，东语系）、张广达（1931年生，历史学系）、张芝联（1918～2008，历史学系）、杨兆钧（1908～2003，云南大学）、杨通方（1924～2017，东语系）、周珏良（1916～1992，北京外国语大学，周一良之弟）、周南京（1933～2016，历史学系）、季羡林（东语系）、罗荣渠（1927～1996，历史学系）、耿引曾（1934年生，东语系）、夏应元（1929年生，历史学系，1980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葛治伦（？～1994，东语系，后调入苏州教育学院），大都是北大的教员，个别外单位的成员，大多数也是北大毕业或与北大关系极其密切的学者。
《中外文化交流史》一书中，涉及海上丝绸之路的有以下诸篇：周一良《前言》（第1～8页）、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第1～41页）、季羡林《中印智慧的汇流》（第138～189页）、周南京《历史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文化交流》（第190～238页）、叶奕良《“丝绸之路”丰硕之果——中国伊朗文化关系》（第239～261页）、朱龙华《从“丝绸之路”到马可·波罗——中国与意大利的文化交流》（第262～305页）、夏应元《相互影响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第306～358页）、杨通方《源远流长的中朝文化交流》（第359～395页）、周南京《回顾中国与马来西亚、文莱文化交流的历史》（第396～422页）、周南京《中国和菲律宾文化交流的历史》（第439～473页）、耿引曾《以佛教为中心的中斯文化交流》（第474～486页）、葛治伦《1949年以前的中泰文化交流》（第487～525页）、陈玉龙《中国和越南、柬埔寨、老挝文化交流》（第670～742页）、张广达《海舶来天方 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联系的回顾》（第743～802页）、何芳川《源远流长、前途似锦的中非文化交流》（第803～831页）、罗荣渠《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历史文化联系》（第832～866页）。
可以说，在周一良先生的号召下，这本论文集成为北大学者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现。虽然还是在中国与各国或地区文化交流史的框架内展开论述，但有些文章十分深入，如周南京先生对中国与印尼、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之间文化交往史的梳理，张广达先生的长文更是对中阿之间人员、商业、科技、宗教等各方面的交流都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迄今仍然是经典之作。
除了这项集体成果外，其中一些学者也独自发表了有关论著。
周一良先生撰有《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一文，从作者熟悉的日本典籍中钩稽出唐代书仪的影响痕迹；又有《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中日人民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一文，概述了明治维新以后、辛亥革命以前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大量中国留学生东渡学习的情况。他的《谈中外文化交流史》更是一篇宏观的论述，特别是以中日交往为例，阐述文化交流的六条途径。
季羡林先生20世纪80年代主要主持《大唐西域记校注》和研究蔗糖传播史，其中也涉及一些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史的问题。特别是季先生关于蔗糖的研究其实是世界范围的，因此不仅仅是中印之间的问题，也包括波斯与印度，以及南洋、日本、琉球等地的蔗糖种植与制造问题。他还发表《中国制造瓷器术传入印度》一文，指出除了瓷器之外，制造青花白瓷的技术也传入孟加拉国，当地的制品反过来成为向明朝进贡的贡品。
陈炎先生撰有《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南海“丝绸之路”初探》，两文都是以丝绸外传为中心，按时间顺序概述海上丝绸之路的较早研究成果；《六世纪前泰国湾和泰国境内的古国在东西海上交通中的地位》、《海上丝绸之路与中泰两国的文化交流》，两文综述了从汉代到明代泰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中泰间的文化交流；《阿拉伯世界在陆海丝绸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兼论中阿文化交流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特别探讨了中阿间的科技交流和中国瓷器、阿拉伯香药对对方的影响；《郑和下西洋对伊斯兰世界文化的影响和贡献》、《郑和下西洋促使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时期》，是两篇阐述郑和下西洋意义的文章；《16～18世纪澳门港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强调了澳门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宁波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外文化交流》，全面探讨了从汉朝到清朝宁波的地位及其在海外贸易、文化交往方面的作用。这些文章后被收入《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一书，此外后者也包括作者一些较短的文章。
杨通方先生著有《中韩古代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一书。
罗荣渠先生发表《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从传统文化、海外航行的取向、技术能力等多方面对比了郑和、哥伦布、达·伽马的三大远洋航行，透彻分析了影响东西方发展的诸多因素和不同结果，是研究大航海时代的一篇极有思想深度的文章。
张广达先生与弟子王小甫合著《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香港中华书局，1988），书中每个时段都涉及海上丝绸之路。他还为宋岘译自阿拉伯语的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urdādhbih）《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l-Mamālik）撰写长篇序言，阐述阿拉伯地理学派对道路的重视以及这类著作在研究丝绸之路中的价值。
周南京先生对东南亚的华人华侨有着精深研究，著有《菲律宾与华人》（马尼拉：菲律宾华商青年联合会，1993）、《风雨同舟——东南亚与华人问题》（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还与陈文献、林六顺等合编《印度尼西亚华人同化问题资料汇编》（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1996），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内容。
耿引曾先生曾发表《东晋南朝时期外国僧人在我国的活动》，辑录这些从海上来华僧人的事迹；他更大的贡献是搜集和编辑《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下册，包含了从两汉到明清时期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许多资料；《汉文南亚史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一书，阐发了这些史料的价值。她还与印度学者谭中合著《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商务印书馆，2006），独著《中国人与印度洋》（大象出版社，1997）、《中国亚非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其中《中国人与印度洋》依据汉文史籍和考古资料，阐述中国人在印度洋的航行过程中的技术与文化交流情况。
叶奕良先生不仅自己从事中国与波斯交往的研究，而且从1992年11月开始，以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和伊朗文化研究所的名义每年主办“伊朗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先后举办三届，并组织出版了三本中文《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998、2003）和一本英文《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Collection of Papers on Iranian Studies in China，Ye Yiliang，ed.，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9），大大推动了反映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中伊关系史研究。
何芳川先生也从亚非拉史转入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先后撰写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与万明合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崛起的太平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与近代早期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中外文明的交汇》（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3），还主编《太平洋贸易网500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从世界历史的重心转移和发展大势出发，系统研究了太平洋贸易史、文化交流史和整体史。
此外，北大学人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论著，还有信息管理系白化文先生等校注和校点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行历钞》、《参天台五台山记》。
历史学系郑家馨先生关于中非关系的研究成果是《宋代中国商船在东非沿岸的航行和贸易》、《中国与南非的早期关系》、《17世纪至20世纪中叶中国与南非的关系》，以及《郑和下西洋时代西亚形势及与中国的关系》。
历史学系沈仁安先生有多篇论文讨论中日关系史，包括《魏国与邪马台国使节往来考》《倭五王遣使除授考》《唐日关系的若干问题》等，后来均收入他的《日本史研究序说》（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此外，他还有日文著作《倭国与东亚》、《中国所见的日本的古代》。
历史学系王晓秋先生撰写了《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昆仑出版社，2005）。
中文系的严绍璗先生则关注中国文学与文献的日本流传，出版了《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香港中华书局，1987）、《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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