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亚峰王申蛟：美国外交史研究百年：流派方法与争论

美国外交史研究百年：流派、方法与争论

美国取得1898年美西战争的胜利后，加速了其成为世界强国的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历史背景下，美国外交史作为一个独立史学研究领域诞生了。到了20世纪30年代，它在美国大学里成为一门颇受青睐的课程。自1945年以来，美国是全球超级大国，对当今世界秩序规范的制定发挥过决定性作用，对人类面临的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美国外交史研究一直在美国史学大家庭中处于显赫地位。传统美国外交史学采用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关注涉及战争与和平以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讲述总统及其主要助理、高级军官和国务卿等政治精英的历史。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外交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对象开始出现重大变化。受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一些美国外交史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引入“自下而上”的方法，研究种族、性别和宗教等文化因素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作用，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他们另辟蹊径，逐渐走出外交史就是“一个外交官对另一个外交官说了什么”或美国外交史就是研究“世界是如何按照华盛顿的意志行事”的传统研究路径。这些新的研究方法使得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在21世纪出现复苏。其间，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论著对美国外交史研究中出现的文化转向、国际转向和跨国转向等新的研究取向和路径进行了阐述、分析、辩论和澄清，有学者称这是“新外交史”（New Diplomatic History）。2021年，由芝加哥大学布莱德雷（Mark Bradley）担任总主编的四卷本《剑桥美国和世界关系史》面世，这套丛书全面展示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本文依据最新英文文献（包括2023年出版的书籍和论文），就过去一百年来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流派和方法进行梳理、归纳和总结，介绍每个时期的重要学者、代表作品、学术特征，以及学术传承与扬弃，特别关注21世纪以来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新领域、新方法和新动态，力图准确勾勒出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发展脉络，以就教于方家。

1919年巴黎和会之后，美国国内因是否签署《凡尔赛和约》与是否加入国联发生了激烈争论。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及随后持续动荡的国际局势，更是激发了不少学者研究外交史的兴趣。自此，美国外交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史学研究领域应运而生。第一代专业外交史学家原本是从事政治史研究的，故而更多地关心国与国之间的纷争及美国在强权世界中所取得的外交成就。他们可分为国家主义学派（nationalist school）和进步主义历史学家（progressive historians）两个群体。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了所谓“全球反恐战争”，外交史研究再次受到青睐。学者们围绕应该继续加深跨国和国际转向，还是坚守美国国家本位，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纵观美国外交史研究百年历程可以看出，在这一领域并没有出现过所谓的“范式革命”。诚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外交史”丰富了传统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主题、对象和路径，开始重视借鉴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方法，从只重视战争与和平、安全与战略等重大问题，发展到同时关注贸易、移民和人权等因素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但在21世纪美国外交史学界的反思和争论中，仍有不少学者坚持必须重视美国国内因素对对外关系的影响，强调将国家重新放到外交史研究的中心地位，仍需关注战争、外交事务、军事力量及各国领导人的思想根源和决策环境等传统课题。所以，“新外交史”并不是也不可能取代传统外交史学。可见，在美国外交史学界，并没有出现某一种研究取向或方法处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也没有出现“美国外交史学转型”或所谓的“范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