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代丝绸之路为纽带，中国与非洲的历史交往早已形成清晰的标识和谱系。从瓷器、丝绸到玻璃制品、花蹄牛、香药等，各种“奇物”纵贯历史、跨越山海，呈现出经贸、人文交往的壮丽画卷。
「丝路绵延」
考古发现证明，非洲大陆作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不仅产生了生物学意义上的早期人类，还最先使用铜器，以工具革新带动早期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催生了物品流通与贸易繁荣。
研究显示，中国人最早知道的非洲国家是“大秦”。《史记》称，大宛“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三国时期的《吴时外国传》有云：“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大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也。”
希腊化时期的地中海东岸，人们也对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充满想象。托勒密在《地理志》中称中国为“丝国”，公元166年已有罗马使者到洛阳谒见皇帝的记载。公元3世纪，多名亚历山大里亚的商人、航海者辗转来到中国。
公元14世纪以后的元明时期是中外交通的鼎盛时期，中国的商船可以直达非洲东海岸的主要港口。当时，中非海上交通主要有三条航线，存在朝贡、市舶、民间和转口贸易等四种方式。
元代著名旅行家、江西商人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途经马六甲，横渡地中海，最终到达非洲的摩洛哥、埃及、索马里、莫桑比克等地。他“附海舶经数十国”，记录当地风物习俗并写下《岛夷志略》，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流传于世，被称为“东方的马可·波罗”。
同时代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于公元1342年（一说为公元1341年）受素丹之命，从北非启程抵达阿拉伯半岛，穿越西亚、南亚、东南亚，历经波折抵达中国。《伊本·白图泰游记》详细记载泉州“帆樯蔽天”的景象，广州、杭州等地瓷器制作的盛况以及穆斯林商人在中国的生活现状，成为中世纪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旅行文献之一，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一手资料。
第八届进博会现场的咖啡展台汇集来自埃塞俄比亚、牙买加等10个国家的18种精品咖啡，尽显全球咖啡风味多样性。
「流光溢彩」
中国古人对“珠光宝气”的追求，从一个侧面昭示出东方大国的辉煌气象。来自非洲的玻璃、琉璃、象牙、玳瑁、翡翠、黄金、珍珠等，堪称这一东方高雅审美的“心头之好”。
玻璃在古代被普遍看作“人造宝石”，是受到广泛欢迎的珍品。“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唐代王翰的《凉州词》道尽边塞豪情，亦承载远域想象。“夜光杯”到底是何物，一度引发多种猜测。中国古人用祁连山玉或酒泉玉制作“夜光杯”传世久远，但有学者认为，来自埃及与西亚地区的玻璃也是制作“夜光杯”的材质之一，因晶莹剔透被誉为“白玉之精”“百玉之精”。
埃及人很早就开始制作玻璃，早在公元前3500年就出现了不同颜色的玻璃珠。公元前1550年左右，埃及和西亚地区出现玻璃器皿，并开始向外输出。公元前7世纪后，被誉为“雪花石膏”的埃及多色玻璃瓶在地中海地区非常流行，埃及工艺的蜻蜓眼玻璃珠还在叙利亚、两河流域被大批量仿制。
公元前4世纪，埃及人发明玻璃铸模工艺，有力提升了玻璃制品产量。公元1世纪前后，亚历山大里亚以及整个罗马成为玻璃制造业的世界中心。考古证明，埃及玻璃制品主要经马六甲海峡进入中国南方。汉代青铜龙头上镶嵌的玻璃珠就被证实产自埃及，另有诸多玻璃原产品或仿制品出现于湖南湘乡、广东肇庆、广州横枝岗等地的战国晚期及西汉墓葬中。
公元前6世纪，来自波斯、印度、埃及等地的商人将东非海岸的象牙销往世界各地。据《后汉书》记载，“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
象牙在唐代中国被大量用来制作凤冠、牙雕、腰带环、牙具、餐具等，亦成为政府抽税的一项大宗货物。中国人消费的象牙，除一部分来自印度和东南亚地区外，大多来自非洲索马里地区。非洲象牙质地相对柔软，易于雕刻。广州南越文王墓出土大量精致的印、鞘、算筹以及帽钉花托、鹰爪形座足等象牙制品。其中的器皿“金釦象牙卮”尤为精美，同批还出土了长达120厘米的非洲原支象牙5根。
「瑞兽东游」
公元前108年，古罗马向汉武帝赠送产自非洲索马里或埃塞俄比亚的“花蹄牛”（犀牛）。同一时期，狮子也被月氏、安息等作为“殊方异物”带入中国。至唐代，域外使者常以非洲狮子进献中国皇帝。此后，狮子形象与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融合，作为权力、威严、守护、吉祥的象征，出现于古代艺术和文学作品中。
唐宋以降，中国史籍对非洲各国的动物多有论及。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中提及弼琶罗国（拨拔力国）的“骡子”（应为斑马），“红白黑三色相间，纹如经带”；索马里“牛、羊、骆驼甚多”；层檀国“食有鱼，畜有绵羊、山羊、沙牛、水牛、骆驼、马、犀、象”。
《诸蕃志》还记载，弼琶罗国“产物名骆驼鹤，身项长六七尺，有翼能飞，但不甚高”；《岛夷志略》称，麻那里（肯尼亚马林迪）“有仙鹤，高六尺许，以石为食。闻人拍掌，则耸翼而舞”。这里的“骆驼鹤”和“仙鹤”，可能特指非洲鸵鸟。
郑和船队记载的非洲动物更为丰富，包括狮子、犀牛、花福禄（鹿、驴）、象、金钱豹、马哈（大羚羊）、麂等。上世纪70年代，江苏徐州贾旺发现的汉画像石上绘有多只动物，其中三只具有长颈鹿的典型特征。北宋李石的《续博物志》中提及拨拔力国的异兽“鸵牛”，其皮似豹，蹄类牛，无峰，项长九尺，身高一丈余。学界认为，这应是中国关于非洲长颈鹿最早、最明确的记载。
研究显示，中国人很早就开始驯化小型猫科动物，古代墓葬中的猫骨遗存和绘有猫形象的各类制品并不鲜见。尽管家猫在中国的起源时间、传入路径和演变过程尚有争议，但其遗传学祖先为非洲野猫已被证实。来自非洲的猫在不同时期进入中国，融入中国本土家猫的谱系演进合乎逻辑。
在第七届进博会国家展坦桑尼亚馆，一名参展商展示绘画作品。
「馨香万里」
非洲大陆不仅在沙漠、海洋、高山、峡谷之间孕育了1000多个民族，还赐予其子民无尽的奇珍异宝，香药便是重要一种。经由古代丝绸之路，各式各样的域外香药输入中国，被广泛用于熏染、调味、供奉和入药等。
来自索马里等地的树脂“乳香”为香料之最，在中国被广泛用于涂料、制作工艺品，还被用于各式丸、散和丹药，“仙方用以辟谷”，医者“主疗诸疮”。“乳香”早期多由波斯人转运，后由中国帆船直接输入，广州是重要集散地。
《南史》云：“大秦人采苏合，先笮其汁以为香膏，乃卖其滓与诸国贾人，是以展转来达中国。”苏合香，在汉代已被达官贵人了解和使用，至唐代更加受到追捧。诗人陈标凭吊秦王宫时留下妙语“御气磬香苏合启，帘光浮动水精悬”，描绘了苏合香的馥郁，呈现出宫廷的精致。在民间，不少人则喜欢将苏合香佩戴于身。
龙涎香作为真甲鲸（抹香鲸）的胆汁凝结物，是极为名贵的药材，常被作为东非使团进献的重要礼品。公元1072年，勿巡（阿曼苏哈尔）使者辛押陀罗就曾敬献龙涎香。南宋宫廷常使用龙诞香烛，陆游在《避暑漫抄》中记载“用龙涎香……为烛，两行列数百枝，艳明而香溢”。
龙涎的主要产地在非洲之角、东非海岸及南阿拉伯地区沿海、马尔代夫和苏门答腊附近岛屿，以产自桑给巴尔的龙涎品质为最佳。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就曾提及“龙涎屿”，《郑和航海图》中亦专门标识该岛位置。
总之，非洲大陆的“奇物东传”是无言的使者、流动的符号，见证中非之间的历史交往与友好情缘。玻璃辉光、动物瑞影、龙涎幽香不仅是对外来奇物的本土化格义，也是中非文明巧遇与融合的动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