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国族史（national history）兴起于二十世纪初，始自梁启超在1902年前后刊发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和《新民说》等系列文章。由于深受日本、欧洲民族主义的激荡，这些文字大力鼓吹旨在救亡图存的“史界革命”，称：“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遗憾的是世界史（world history）却没有人来提倡，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直到1952年前，即使最被赞誉的顶级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诸先生的研究，最远没有超出西域、中亚及印度。再就开设的相关课程来看，当时除了清华有雷海宗先生讲授的世界史之外，就连由胡适、傅斯年一手打造的北大也只开出了西洋史，许多高校的史学系仅为一形单影孤的中国史。
共和国成立之后，世界史得到了空前重视。旅美历史学者陈怀宇教授自2011年以来就在《文史哲》、《历史研究》等期刊上刊发的相关文章，于2024年1月以《从普林斯顿到莱顿：中国史学走向世界》为题结集出版，详细讲述、讨论了194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举行的远东文化与社会学术会议、1955年中西史家在莱顿汉学会议上的接触，1955年在莱比锡举行的东亚学会议、1956年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讨论，以及1950年代新中国的“亚洲史”研究、中国中古史研究怎样走向世界等事件和议题。结论是此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表现出强烈的去欧美中心化和去殖民化色彩，世界史的发展也直接挑战了西方、日本及苏联的“东方主义”。（《从普林斯顿到莱顿：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台北：秀威资讯出版公司，2024，第10页）
《从普林斯顿到莱顿：中国史学走向世界》书封
作为实际推动者，翦伯赞对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更是居功至伟。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翦伯赞出任北大历史系主任，1954年前成立了国内首个世界史教研室，汇聚了可谓当时最豪华的研究阵容，如杨人楩、齐思和、张芝联、张蓉初、胡钟达、张广达等。再至1963年北大率先成立世界史专业，又是在他的大力支持之下。这一发展不仅对北大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产生了深远影响，且还对推进国内相关教学与研究贡献良多。就此，著名中国史研究者林满红教授说：“中国大陆史学在帝国主义侵略论的强调下，有时较台湾更注意世界史。”（《以世界史框架写中国人的近代史》，《晚近史学与两岸思维》，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第184-185页）
值得浓墨重彩的，是本书专辟一章谈及新中国的亚洲史研究。1954年，为给高年级的学生开设亚洲史，北大成立了由原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周一良领衔的“亚洲史教研室”。1956年，周一良与南开吴廷璆教授共同完成了《亚洲各国史大纲》的起草，随即在北大率先开出了从古至今不同时段的《亚洲史》课程。此时虽说是“一边倒”的学习苏联，教育部规定原则上所有院系和课纲必须参照苏联模式；然无奈苏联继承了太多俄罗斯帝国的思想遗产，学科设置中只有残留不少种族及文化偏见的“东方史”。此时我们另辟蹊径创办“亚洲史”，思想史意义如本书所言：“从学术和教育领域来支持亚洲的反殖反帝运动，从而也将自己与苏联阵营区别开来，无疑是一大创举。”（第170页）
按照作者的说法，这种在世界研究研究中推陈出新的“亚洲史”，反过来也影响到了苏联的东方学研究，这“从1960年苏联科学院的‘东方研究所’改组并更名为‘亚洲民族研究所’可见一斑”。（第169页）如果由此追溯翦伯赞等人的思想脉络，或可认为这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设定。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言：“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注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革命，强调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打破了各民族原有的孤立状态和自然分工，历史就愈成为世界历史。（Michael K RÄTKE, “Marx and World Histor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2018, Vol.63, No.1, pp.91-125）
马克思继承德国古典哲学，可以说受到了启蒙思潮的深刻影响。毕竟，致力启蒙的欧洲知识人早在十五世纪前后就已形塑了一个所谓“文人共和国”（Respublica lilleraria）的身份认同，不同国籍的学者自由穿梭于巴黎、阿姆斯特丹、维也纳、日内瓦和伦敦等地，运用彼此谙熟的拉丁文进行沟通和写作。在讨论历史话题时，他们大多认为应从中开掘普遍的人类精神，即便撰写一部特殊民族的历史，也当努力展现那些可视为人类进步、自由和博爱的永恒法则，即被时人称之为的“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就像1788年歌德介绍席勒担任耶拿大学历史教授，首堂课他开讲“什么是普遍史，为什么要学习普遍史？”主题是《欢乐颂》中吟诵的：“亿万人民团结起来！大家相亲又相爱。”
该校当时共有800-900学生，约一半学生慕名前来听课，而席勒是康德的最忠实信徒。1784年，康德发表了《具有世界性目的的普遍历史的理念》（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Purpose）一文，最先对“普遍史”进行了理论阐释。由于相信人们的行为不论多么复杂，都由普遍法则所决定，其中理性和自由意志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康德认为尽管历史充满着混乱和冲突，却是朝着一个更高的道德目标迈进。即使到1800年前后，当赫尔德、席勒和洪堡鼓吹德意志文化的世界使命时，也没有对自己族群的历史表现出太多兴趣，而是期望在康德的“普遍史”意义上找到能让世界更团结和更开明的可能性。（Benedikt Stuchtey and Peter Wende, British and German Historiography1750-195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p.34）
自十八世纪末的美国和法国革命首次提出现代国家的理念，史学随之与民族国家的强势发展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被视为国族史的创始之作，是英国史学家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于1848 年出版的《詹姆斯二世即位以来的英国历史》，讲述的是自十七世纪以来该国如何摆脱迷信、专制和混乱，创造了制衡性的宪法和具有信仰和言论自由的前瞻性文化，成为人类进步的榜样和楷模。另一部也被世人极为看重的经典，是法国史学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 ,1798-1874）撰写的多卷本《法国史》。该书自1830年代初开始写作，至1867年方才完成，用三十多年时间，重点讲述了究竟有哪些人、哪些事，让法国能够成为世界上“如此重要的一个国家”（such an important nation）。
当时的英、法两国，史学专业化尚在初创阶段，不论是麦考利，抑或是米什莱，不时游走于文学、政治等其他公共领域，并非专职史家。与之相较，德意志史学的专业化程度最高，史家获得教职后多不再转行；再以大学与国家关系密切，升等、出版及各项荣誉难免不受政治权力的干预，国族史就较英、法同行更为风行，走得更远，也更注重“科学史学”的研究规范。以兰克的爱徒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1817-1895）为例，1841年毕业于柏林大学后，先后供职于波恩大学、马尔堡大学、慕尼黑大学，1875年担任了由俾斯麦亲自任命的普鲁士档案馆馆长。其时他撰写的《威廉一世统治下的德意志帝国的建立》，重点讲述了德国的统一大业，宣称史学应“对宗教、政治和国族等惊天动地的重大问题采取特殊的立场”。（British and German Historiography1750-1950,pp.34-35）
实际上，当时已被称为“科学史学”之父的兰克，对自己的国族史就没有那么热衷。1871年他从柏林大学退休之后，开始了早就着手准备的《普遍史》之写作。年过八十的他行动不便，只能通过口授，请两位助手将之整理成文。该书第一卷于1880年出版，以后逐年出版一卷，至临终之前第七卷交付印刷，最后两卷由门生杜费根据其从前的讲稿整理而成。晚年的兰克曾经写道：诗人是天生的，音乐家和数学家也通常渴望年轻时取得杰出成就，然历史学家必须要到老年。这不仅是因为其研究领域过于广泛，需要厚积薄发，且还在于漫长一生赋予了其对历史进程的深刻洞察力。所以，有人说：“令人尊敬的兰克是以一部普世史而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with a Universal History）。”
兰克的冷静与平和，引起了年轻一代激进国族史家们的强烈不满。他于1847-1848年出版的《勃兰登堡家族回忆录》、《17世纪和18世纪的普鲁士历史》，将普鲁士视为一个中等国家，且未放置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引发了许多言辞激烈的批评。前述最钟爱学生的西贝尔，虽于1856年由老师推荐到慕尼黑大学担任历史教授，然俩人不久就分道扬镳。至少在学术上，西贝尔蔑视兰克，认为其徒有“失去灵魂的虚名而已（as soulless respectability）”。另一位更激进的国族史家特雷奇克 （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 于1872年读到兰克的新著时，在给朋友的信中禁不住怒斥道：“此人应生活在英国或意大利，在那里其伟大是可以得到毫无保留的赞赏。”（British and German Historiography1750-1950,pp.37-38）
糟糕的是，这些激情过于四射的国族史家们，为争取民众对当前施政的支持，难免会对自己的国族历史进行某种不适当的美化和夸耀。就像马克思称麦考利为“历史的系统篡改者”那样，此时沉浸在德意志统一喜悦之中的这批史家，极为推崇普鲁士的尚武精神和好战意志，大力鼓吹德国人是上帝的选民，无论在文化，抑或在精神方面，都比其他民族更为优越。再以前述的特雷奇克为例，1866年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教授之后，在课堂上及撰写的《19世纪德国史》中充斥着对德国历史的极端解释——所谓“勇敢的民族扩张，懦弱的民族衰亡”，强烈主张德国占领、获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和世界霸权。这也被汉娜·阿伦特称为“民族主义中最危险的概念”（the most dangerous concept）。
二战结束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了较大的扩展。共享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苏联、中国，坚持“厚今薄古”，论及世界现代史的演化，一个强调1917年“十月革命”的重要影响，另一个偏重于亚、非、拉各国“反帝反殖”的独立运动，两者并非完全一致。反观此时的西方，至少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报告曝光，及匈牙利事件爆发前，学者普遍左倾，国族史业已不再独霸。具体说来，英国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法国则是年鉴学派的大行其道。前者，以“次国家”的阶级为研究主轴，更多讲述底层劳动人民的反抗及其对历史的创造；后者区隔出“超国家”的中时段、长时段，将政治列为“事件史”的“短时段”，称不值得学者们特别关注。
至于二十世纪以来的“普遍史”，可以说在此领域里踽踽独行，做出骄人成就者，是撰写《历史研究》的汤因比。在当时主流史学排斥宏观思考的学术氛围之中，汤因比早就立志撰写一部能够涵盖古代与现代、东方与欧洲的历史巨著。该书自1927年动笔，1961年完成，历时三十多年，共十二卷、九千余页，讨论了爱斯基摩文明、奥斯曼文明、斯巴达文明等二十四种文明的诞生和演化。其中包括已经“衰亡”的十四种文明，另外七种仍然“活着”的文明。汤因比以“哥白尼的方式”（Copernican）否认了国族与西欧在人类历史的中心地位，更看重文明“在全人类和全体生命的表现与成就中所显现出无所不在的力量”。（ William H. McNeill ,Arnold J. Toynbee: A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p.164）
当下学界多认为“全球史”的写作理念，源自于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于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一书。1940年，还曾是康乃尔大学博士候选人的他，偶然机会读到了刚出版的《历史研究》之前三卷，被深深吸引而欲罢不能，决心也要撰写这样一部关于文明演化的历史巨著。不同于汤因比将文明视为彼此独立的单元，麦克尼尔强调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彼此影响，并声称自己的研究只是对汤因比历史观的一项改进。再当1989年，他撰写的汤因比传记出版后，一篇书评称其是当代少许几位能跟得上汤因比步伐的史家，自然是此传记的最合适写作者。（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6, No. 3 ,Jun., 1991, pp. 821-822）
由此说来，全球史或可视为当年“普遍史”的2.0升级版。1985年，麦克尼尔当选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就职演讲中说：“狭隘历史编纂学必然扩大冲突，相反，明智的世界史却可以培养一种个人对于人类胜利与苦难的责任，从而减少可能遭遇的毁灭。我确实感到这是当代史学专业的道德责任。我们应该发展一种普遍史，这种历史应有足够之处来容纳人类诸多差异性。”（“Mythistory, or Truth, Myt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1, No. 1 ,Feb., 1986, p.7）同样受到全球史家们高度尊重，即撰写《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一书的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前两年也声称自己作为老派的启蒙思想辩护者，坚信那些普适价值在危机日益深刻的今天，仍然有着非常重要意义。
就其时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话题，陈怀宇之书指出可以用三种写法。一是全球史，讲述世界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演变；另一是国族史，讲述中外关系的发展及中西文化的交流；还有则是世界史，讲述不同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第108页）考虑到我们眼前的现实，国族、世界和全球都是斩钉截铁的客观存在，只要不想入非非、走火入魔，这三种写法都有各自的合理性，不必非此即彼，也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关键在于从这三种研究视角出发，不论由哪个方向切入，我们看到的仅是一些特殊性、偶然性、或碎片化的“历史真相”。就像兰克所说每一桩历史存在之中都可辨识出无限，都出自于一种超然于万物的永恒，故历史真理也就“只能有一个”（die Wahrheit kann nur eine sein）。所以，在那些具体史事之上，如何进而开掘和寻找那个更具超越性、前瞻性和包容性的历史真理，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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