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关于中国古代各断代历史研究的学术进步，有目共睹，辽宋夏金史领域也不例外。我在《近四十年辽宋夏金史研究学术回顾》一文中，对其概况已有所归纳。不过关于这一史学领域的研究展望，所言过简，谨此略作补充。
近来学界有不少回顾与反思四十年来学术史的佳作，对于推动这一时期学术进步原因的探讨，多有共识。
具体就辽宋夏金史学术领域而言，在我看来，重要原因首推随着国家社会生活趋向正常，史学研究也首次赢得基本正常的学术环境，起码能够相对安定，各项工作才有可能从容展开。也正是受这种大环境转变之赐，社会一步步地走向开放，由此带来的思想的解放，对于史学领域而言，影响最为直接的，是对于僵化的教条主义的离弃与批判。这就使得学者们观察历史社会的分析方法产生了明显的弃旧扬新现象，以及研究议题的移易。依据经典理论提出来的那些传统议题，被新兴起的以社会史与文化史为中心的新议题所取代，以至有学者因为意识到新格局下存在着研究议题的失衡现象，呼吁政治史研究“再出发”。随着国民经济的复苏与逐步发展，物质条件明显改善，学术研究得到了更多的经济支持。无论是学者生活境况还是研究条件的改善，都是推动研究的不可忽略的正面因素。与此同时，4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奇迹般地发展，国力大幅度提升，使得国人对于民族历史的自豪感大增，也直接促使了学界调整对辽宋夏金时期——尤其是赵宋王朝——历史的看法，从以前鄙视其为所谓的“积贫积弱”之世，转向了誉之为“最适合生活的朝代”。学术史上的这些转型与推进，更在学术人员的更替换代上集中体现出来，新一代研究人员的主体，当数在文革后经高考进入高校学习，复经研究生课程的训练，在九十年代起开始崭露头角，成为学界生力军的那个研究群体。所谓新一代之“新”，主要体现在他们是在新的学术环境之下培养起来的、具有新学术立场与学术思想的研究主体。此外，受高教“大跃进”之赐，进入本领域的研究人员数量成倍增长，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不过，也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之下，四十年来的学术推进与学术扩张，“造就”了本研究领域的现状与其基本特点，成为继续推进学术研究的某种“前置条件”，值得我们认真的总结与思考。
首先，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是具有普遍性的，那就是在疏远了传统的教条学说之后，学者们却表现出了某种不适应感，觉得“丢失了理解整个中国历史的线索”。也有学者认为，近四十年来中国古代史差不多每一个知识点都得到了重新的研究，但是获得的认识并未能整合成一个新的体系。具体到辽宋夏金历史时期而言，许多学者所面临的主要是对其时代定位的困惑，以至于日本学者在20世纪初提出来的所谓“唐宋变革论”，在90年代以后的中国史学界大行其道，成为学者们理解那一历史时期的重要框架性认识。因此之故，人们开始批评史学研究中的所谓“碎片化”现象，越来越多的学者感叹目前史学研究中“理论”的缺失，这就是笔者此前曾经撰文讨论的“理论饥渴症”。
其次，显而易见的是，经过多年的扩张，每年刊布的专文专书近乎海量，可以说，举凡存世资料相对丰富、足以展开讨论的议题，差不多都已经有学者撰写了专著，更不必说数量无法统计的论文了。一些热门的议题，研究“论著”更是集中。但是，这样的“盛况”所带给这一领域学者们的，更多的并非欣喜，却是一种普遍的焦虑心态。一方面，四十年来平面梳理历史现象的讨论，仍占出版物的大多数，经过一段时间的平面扩张，自然会碰上资料不足、议题枯竭的瓶颈。大量硕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之不易，正是这种困境的体现。另一方面，在种种制度与非制度因素的影响之下，简单重复已经成了一种可行的选择。研究的平庸化遂不可避免。如何在论著数量不断增长的同时提升研究的质量，也就成为有责任心的学者们一种无法释怀的心病。
第三，具体到辽宋夏金史研究，除了黑水城文书的整理出版对西夏史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外，这个领域既不像前期各个断代，在大量简牍纸帛文书发现的刺激推动之下，对整个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不像帝制后期的明清等断代，除数量远超前代的存世文献外，还存在着海量的地方文书、档案文献等等对于学者个体而言绝难全面掌握的资料，因而有着更多议题拓展的余地。缺乏核心新资料注入的辽宋夏金史领域，一如既往地平淡沉寂，刺激研究创新的因素有限，这样一来，研究平庸化的困境似乎就更加凸显了。
那么，在“后”40年时期，本领域的学术创新如何可能？
首先必须面对的自然是关于唐宋时代的定位问题。李华瑞曾撰文，批评本领域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普遍以“宋代近世说”或“唐宋变革论”为基本认识框架来讨论宋代历史现象，认为将内藤湖南的这一假说视为“公理”，甚至泛滥化，还衍生出一系列新的“变革论”，既无视这一假说的帝国主义学术背景，更忽略了它对当时中国历史发展全景的狭窄化，而仅以赵宋王朝、甚至以疆域空间日趋狭小的南宋来代表整个辽宋夏金历史整体。其批判目光十分敏锐。不过，如果我们将其与学界对经典理论的疏远相联系来思考，或者还可以进一步指出，除了某种可能的跨越朝代体系的用意之外，这一假说之所以能够流行，还在于它给了学者们一个比较清晰的、对于唐宋时代定位的替代性的概念。也正因此，在某次学术会议上讨论如何“走出”唐宋变革论时，就有学者提出了“那我们将以怎样的概念来替代它”的问题。李华瑞也认为：“要走出'唐宋变革论’，就需要中国学者对唐宋历史做出符合我国历史发展原貌的断代分期说。”
这无疑反映了我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总是希望有一种现成、统一、正确的认识框架，来供自己利用。定位到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是如此。事实上，关于宏观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历史理论”，学界从无异议，本无需赘言。学者们所纠结的，是那些相对具体的讨论取径与分析方法，即所谓“史学理论”问题。笔者以为至少有三条可能深入的取径是具有潜力的：
首先，走向多元化。历史的真相是唯一的，探索真相的取径则不妨多元化。更何况任何学术研究总是始于假说，真理的追求不可能一蹴而就，多元化的探索有助于我们一步步地接近历史的真相。在这方面任何排斥异说、唯我独尊的心态都是不科学的。近年来，有一些学者通过强调历史的某一侧面特征，试图以此来指称甚至概括整个唐宋时代。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自两宋时起进入所谓“富民社会”，也有人称之为“农商社会”等等。坦率地说，这些努力都具有明显的试探性，无论在史实的复原还是论证的周全等方面，都还有不少不足之处，这些论点最终是否得以确立，有待于时间的检验。但这些都是我们走向历史真相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尝试。
其次，更强化的全局意识。学者们所批评的所谓“碎片化”，大致有两个相互联系而又略有差别的层面。除了前面所讲对历史发展总线索的困惑之外，对特定历史阶段通观性知识的缺乏也比较明显。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学者，深受现代社会科学范式的影响，设问在先，读书在后，历史文献数据库的大行其道更加强化了这种倾向；而不是通过精读体悟基本历史文献，读书得间，再从中发现值得探究的历史问题。因此对历史的观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只知其一，不及其它，以至无法将具体知识与历史演变的大背景相联系。新一代学者知识结构的特点，以及学术大跃进环境之下多攒快写的学术生态等等，都是造就这种现象的客观原因。应对之道，唯有追求更强的全局意识，无论在纵向还是横向两方面，都是如此。
关于纵向观察，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本领域已经成为共识的看法是，辽宋夏金时期的史事，无论是国家制度还是社会现象，都应该跨越断代的间隔，从更长的时段来观察。近年来，不少学者强调五代在其中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并已经取得了许多令人欣喜的发现。此外，笔者认为，纵向的长时段观察不应局限于向前的追溯，也需要注意到如何通过观察历史后续的发展，也就是元明清各代的历史，前观后瞻，再反过来验证自己对辽宋夏金时期历史的分析，或者在对其后续发展的观察之中，来对前期彰显未明的史事的走向，获得一些启发。尤其是南宋时期的许多史事，例如经济活动、基层社会控制等等，如果不能了然它们后期演进的基本路径，想要把握到位，是困难的。
至于横向观察，具体就本领域而言，除了一般意义的全局观之外，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如何跨越各不同民族政权的隔阂，对整个10至13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个全局性的关照。这就是先师邓广铭先生所倡导的“大宋史”的理念。邓先生在为《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年会编刊)所撰写的《前言》中，明确指出：“宋史研究会的会员同志们所要致力的，是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历史，而决不能局限于北宋或南宋的统治区域。”他提出要除破在辽宋夏金史领域“严格划分此疆彼界，而相互不越雷池一步”的现状，做到通力协作。不过，学术界的现状距离真正落实先师提出的这个重要理念，仍有明显差距。实际所谓“大宋史”，并不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非要同时涉足辽宋夏金史的专题研究，身兼数职，邓先生提出这个理念的落脚点，在于我们要从一个全局眼光来观察历史。无论是讨论赵宋王朝、还是契丹辽朝的某个具体议题，都不应该局限于某一个政权的立场，而要考虑到当时几个不同政权同时并存、相互角逐的大格局，这样一来，对于历史因果关系的观察，可能就会不一样了。
第三，深化核心议题的探讨。历史现象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其间的各种关系不可能等量齐观，而必然有某些侧面更具基础性，可以视之为观察特定历史时期的核心议题。不断深化对这些核心议题的探讨，对于我们理解那个历史时期有着引领性的意义。尽管关于这些核心议题的讨论积累一般都比较丰厚，但由于它们所涉及的历史要素比较复杂，有关历史资料也相对丰富，所以也不太可能全无深化的余地。就笔者相对熟悉的两宋历史而言，就颇有一些为人们所熟知实际却并未真正深入的重要议题，有待学者们的智力投入。
若就相对宏观的议题而言，例如学者们无不熟悉的严复(1854-1921)的名言：“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大多数学者也认同两宋对于帝制后期中国历史的结构性影响。但是宋人究竟怎样“造就”后世中国？“造就”又具体表现在哪些社会生活的层面上？鲜有深入客观的分析讨论。事实上，我们只有厘清了两宋社会与后世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无论是诸如后世缙绅阶层的源起、国家制度的衔接演变，还是社会文化现象的前后嬗递、关于它的历史定位问题，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答案。又如，从历史演进的大趋势来观察，辽宋夏金史可谓是南北民族关系的大变局，中国历史不仅再一次进入了多民族政权共存的时期——有学者称它是“第二个南北朝”，而且在此之后直到近代，中原地区就长期处于北方民族的统治之下。其间虽有朱明王朝的中兴，其影响力亦远逊于汉唐。所以才有如刘子健所论，从南宋以降，中国文化开始“走向内在”。这里既有南北民族关系演变的外部原因，更有中原农业文明趋于精熟之后的内在因素。无论如何，这样的内外影响必然渗透于人们历史活动的方方面面，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且不论落入女真政权统治之下的北宋旧地百姓“久习其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即便在南宋政权的行都临安府，据记载其风俗也是“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边装”。当然，从文化性情到生活习俗的“熏蒸渐渍”，也必然是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叉影响的。不过这样一幅极其重要的历史画面，学界显然尚未将其描绘清楚。对于“走向内在”的方方面面，也还只停留在一般的概念表述而非史事的实证。
有的时候，这些宏观的观察可能更适合作为一种讨论的视角，内化到其它一些具体的议题之中，而不是非得作为单独议题来专门探讨。这当然需要论者具备更为强化的全局意识。若就相对微观的层面而言，关系到辽宋夏金史时代性格的一些核心议题，例如经济史研究，近年来推进就明显迟缓。中原地区农业文明精熟化的原因与表现等议题，已较少为年轻一代学者们所关心。商品交换的发达及其与农业经济以及国家财政制度等多方面的复杂关系，也不是本领域学者所习惯的“发展模式”这一单向性的思路所能够探究清楚，更为精细的史实复原与多元化的观察取向，是研究深化的必要前提。此外如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所带来的整个中原地区经济地理乃至文化地理格局的大调整，是我们理解那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基础。它对于各不同地域之间的具体影响，特别是在江南的一些边缘地区(例如两淮)，以及作为“旧中心”移出的中原核心地带的境况等等，不乏深化的空间，自不应该满足于宏观式的通论，分地区细致的个案式探讨实有必要。但是它们所受到的关注与其在分析结构中的重要性，仍无法形成正比例关系。
最后，在所有的核心议题当中，最具有引领性意义的内容，无疑是那些直接影响了一定历史时期的国家制度以及最后规范了那个时期人们行为的国家政治及其走向。因此才有学者指出，许多具体领域的问题最后都得回到政治史的层面来解决。尽管几年前已有学者呼吁辽宋夏金政治史研究应该“再出发”，但其与那些热门议题之间的不平衡现象并未消失。
前文谈到了我们应该以多元的取向与更强的全局意识，认真探讨辽宋夏金时期一些核心议题，以此作为深化研究的重要基础。关于研究工作究竟如何具体展开，下面再提出三点建议。
其一，更敏锐的批判意识。这里所说的批判意识，指不盲从于一切成说，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质疑之，验证之。笔者并非倡导哗众取宠式的史学翻案之作，而是因为我们所熟知的关于辽宋夏金史的知识框架，是由上世纪三四十年以来前辈学者的一系列研究所构建起来的，其中的一些基本内容已经被人们所广泛接受，甚至视为既定事实，并引以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近40年来的研究虽然进步显著，但一方面集中在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关于政治史、经济史等领域则相对有限，认识基调未改；另一方面，学术史已经向我们提供了太多的实例，有一些我们不假思索地引以为常识的内容，常常被证明在史实重构或者认识方法上都存在着无法忽略的缺陷。有一些案例，当新的研究揭示了历史的另一面相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而且会发现史实真相其实相当简单，诧异此前自己为什么未能思虑及之。这一切与我们常常迷信于权威，对成说丧失了批判能力不无关系。实际上，前辈学者在研究条件上远不如今天，有一些甚至连基本史籍都无法齐备，更不可能有功能强大的历史资料数据库可资利用。在近代史学发展的早期，学术积累有限，认识或失周全，不可避免。所以笔者以为，本领域的许多基础知识，都有待于重新验证。而且，只要有耐心真正深入到历史的细节，就会发现，它们都存在着一定的深入余地。
其二，更扎实的基础研究。笔者这里所说的基础研究，指关于辽宋夏金时期的史事复原工作。近40年来的学术史，从某种角度来观察，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种趋势推动着史学从业人员急迫地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寻找更为新颖有效的解释工具。40年来，主要是从域外引入众多新方法、新观念，尽管从它们原初的规定性来看，都相当有意义，但最后往往不免被泛化，甚至歪曲。无论是在经济史研究中几乎无所不在的新制度经济学，还是所谓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都不能例外。至于辽宋夏金史领域关于“唐宋变革”的假说，更是如此，以至有学者不得不专门撰写一篇题为《何谓“唐宋变革”》的专文以作澄清。有一些当今社会流传的热门词汇，也常常被人在一知半解之中生搬硬套，直接借引到史学研究中。例如，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像市场化、城市化、开放型市场、外向型经济等等概念，就常见有人将它们应用到宋代经济史的研究之中。每当某个所谓的新方法被译介吹捧，大量的专文专书应运而出，等兴奋过后，潮水退去，我们才发现，留在沙滩上的金子不过一星半点，其对于本领域历史核心问题研究的推进极其有限。
这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是因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社会科学所研究的是现代人类社会，其研究对象客观存在。虽然有社会调查或取样分析，作为重要的研究环节，但研究者不必为某一社会现象之存在与否，大费周章。历史学则不同，研究者首先不得不花费极大的精力来复原史实，再在准确的史实复原的基础之上，展开分析讨论，对历史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易言之，历史学研究是一门必须做到史实复原与现象解释并重的学问。因此，尽一切努力，走向细节，复原史实，不得不成为所有深入研究的起点。
在辽宋夏金史领域，经过多年的积累，看似专文专书近乎海量，以至新入门的年轻学者无处着手，冷静分析下来，简单重复式的文字仍占大多数，是不争的事实。也有一些论著，虽然主观上力求有所发现，但仍不免失于粗枝大叶，满足于通论式的铺叙，其所依据的史实，浮于表面，未能花功夫深入细节，讨论分析之无法深入，也就可以想象了。实际上在本领域，一些基础性的史事，无论是核心的国家制度，还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其史实细节，并不能说已经发掘殆尽。我们不必一一举例，近年来一些有实质性推进的研究论著，包括不少水平上乘的博士学位论文，都昭示着这种基础性研究的重要意义。几乎所有新说的提出，都是建立在新的史实复原的基础之上的。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纠结于什么研究方法、时代定位等等观念性问题，等到将此前未被人们所认识的新的历史细节发掘出来之后，关于现象解释的新思路往往也就水到渠成了。
其三，更坚定的常识立场。历史学研究的是过去的人类社会，尽管由于科学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人们的社会生活已今非昔比，但在许多基本规律方面，却与传统社会具有相当的共性。对于中国这样文明长期延续的研究对象来说，更是如此。因此，有时候相比于那些看似高明的理论方法或者稀见的资料，基于常识的判断反而可能更为重要。那是因为通过历史资料所复原的史实总不免是零碎的与片面的，我们对历史社会的认识也总不免是主观的，所以对于任何有悖于常识的研究结论，都应该持十二分的警惕。例如关于宋代城市史的研究，笔者曾经吐槽有些研究者太过浪漫，大笔轻松一挥，就在两宋大地上描绘出了众多数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全然不顾那些都市人口吃不吃得饱。要知道在北宋时期，赵宋朝廷动员全国的财力，才做到每年从东南地区漕运600万石粮食，以满足京师开封府人口的消费需求。其它的那些大都市既无开封府那样来自朝廷的财力支持，又如何满足其庞大人口的粮食消费需求呢？事实上到了南宋时期，我们可以在历史资料中发现不少城市粮食供应不足的蛛丝马迹。如本人生活多年的杭州市，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它的主城区面积比南宋时期的临安府城已经扩大了三四倍，常住人口不过百万；直到近年，主城区面积扩大了十来倍，常住人口也不过300万。所以每当看到有学者提出南宋后期临安府人口已超过百万，就直觉不太可能，因为它有违常识。后来的研究也证明了笔者这种基于常识的直觉的合理性。
历史研究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无所不包，因此相对于人文学的其它学科，历史学对从业人员知识面的要求也最高。说句通俗的话，在人文学诸门类中，历史学应该是最接“地气”的一门学问。研究者当然不可能天生样样都懂，所以就应该视研究课题的需要随时学习，补充常识。这里所说的常识，除了日常生活知识之外，还包括与研究议题相关的各专业门类的基础知识。譬如试图研究宋代的农业经济，却对农学知识一无所知，五谷不分，想要做到研究的精进，岂非南辕北辙？
以上所论，不过一得之见，有待识者指正。不过最后笔者仍然要重复一句旧话：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能够开始自觉地审视、理性地反思如何改进自己的研究，这才是本领域研究进步的最终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