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一谈到国际关系，第一时间可能会想到的是新闻中地球村某个陌生角落持续不断的冲突与暴力，想到世界舞台上国与国之间的尔虞我诈与分分合合。普通人认知中的国际关系学，似乎更像是距离我们日常生活无比遥远的、关于“纵横捭阖，睥睨天下”的国家学问。当翻开王逸舟教授和严展宇博士的新著《迷人的国际关系》，你会发现原来国际关系与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竟联系得如此紧密，因为从根本上讲，国际关系学就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你还会发现打开国际关系的方法是如此丰富多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用属于自己的方式去分析它、理解它、感悟它、体验它、反思它，进而或用理性或用感性去表达，并参与到与国际关系相关的日常实践之中。
除了广大读者和国际关系爱好者，这本书同样会带给从事国际关系的专业研究者以一种更为高远的立意和更为宽广的视野。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特别是理论创新）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科学、艺术与人文的不同路径如何各取所长，共同发展？国际关系研究与中国外交实践之间的关联处在哪儿？对于研究者而言，何以能做有用的研究、做有意思的研究、做真正的研究？而《迷人的国际关系》一书正是对上述这些“大问题”的回应与反思。全书以王逸舟和严展宇对话的形式展开，其间不仅有王老师对后学晚辈治学之道的谆谆教诲，同时具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与艺术气息，为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一股新气象。
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与知识的进步？
在《迷人的国际关系》开篇，王逸舟便以“介入的旁观者”的身份对百年国际关系学进行了反思，“看一看我们积累了什么，重复了什么，突破了什么，忘记了什么，放弃了什么”，简言之，我们在知识或智识层面进步了吗？这样的省思在知识进步的成长线索日益模糊的时刻是如此重要，因为省思能够给缺乏方向感的人以前进的指引。而省思的基础是回看，并将作为知识生产的学术研究活动放到一个更大的社会环境的背景中去理解。
正因如此，该书在第一部分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中国、美国、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北欧等不同国家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与现实图景，在国家命运与历史进程、学术制度、政治环境、智识倾向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形形色色不同的国际关系研究形态，构成了一个多元的理论世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比较中，将眼光真正地投射到全球各个地域，洞察不同族群的差异与融合，平衡不同地区国际关系研究形态，挖掘自身传统文化资源，构成了未来国际关系学知识积累与理论创新的第一个发力方向。
在反思学科发展的问题上，不仅要空间维度上看得全，同时需要时间维度上看得远，即需要一种长时段的视角，在变与不变之间把握理论之树成长的真谛。《迷人的国际关系》便是站在长程历史的角度，通过梳理科学观念与科学方法的历史演进，剖析关于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思想史，进而重新理解国际关系“科学”面孔的应有之含义。近代以来科学昌明，在具体科学方法不断出新，具体科学理论不断演化，以及诸如时空的根本性概念不断变化的背景下，科学概念的内涵却变得模糊起来。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到量子力学，从绝对时空观到相对时空观，自然科学中一系列基本概念、基本观念、基本方法在过去的300年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且深刻地影响到人类对于自身社会的理解。实际上，从长时段地角度看，随着社会变迁，我们现在奉为圭臬的研究方法和评判标准不过是无限延展的科学史的某个截面。那么，作为明确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和知识进步方向的科学，其保持相对稳定的内涵便是目标的求真和研究者对发现规律与解释规律的冲动。这意味着：一方面，科学的方式应采取更为包容的态度去看待方法，不应迷信某些具体的科学方法，更不应无视甚至排斥非科学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科学的方式更应该体现在各种国别研究中要超越现象的追踪，或数据的累积，在知识的通约与思想的交流中，实现理论的发展与学科的进步。
大写的人：国际关系学的实践面向
国际关系学的实践价值不仅包含以国家利益为基础，为政府外交政策的出台建言献策；同时还肩负着启蒙大众开眼看世界的使命。在近代中国民族与民主意识萌发觉醒的百年之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便完成了从早期为国家培养专业外交人才的实用性知识的价值取向，到向广大民众普及世界知识、培养国际视野和民族意识的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及至当下，普通民众虽然对于外部的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甚至已经习惯了把美国作为外部的唯一参照来理解，但世界不仅有美国，还有更多的有趣的区域和小国，它们在普通中国人的认知理解中却依然陌生。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历程的推进以及中国实力的不断崛起，广大普通民众自然培养起了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树立起了牢固的民族意识。然而，我们应以什么心态与这个世界打交道，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如何做一个强大而谦逊的国家，这些问题依然值得国人思考，需要得到重视。因此，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应意识到重任在肩，绝不应把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玩成玄学。不同于百年前民族危机时代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救亡与启蒙使命，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依然需要面向大众，迎接新的问题和挑战，再出发、再启蒙。
从根本上讲，国际关系学的实践面向体现在对于人的关怀，并且“把人文态度视为人的生命与思想在研究中的绽放”。这种实践性源于人既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主体，又是研究的对象；这种实践性要求研究者时刻警醒是否落入自我物化的研究陷阱，反思我们的研究对于现实社会中的人（特别是普通人与底层人）意味着什么、带来什么，牢记关注善的生活、实现人的发展是国际关系学的终极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关系学的实践面向并不意味着要排除学理的与思想性的基础研究，亦不代表研究中过强的政策导向性就是合理的。透过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学科史，不难发现，那些看似无用的基础研究与理论研究恰恰能成大用。而学术史上那些深谙中西文化，具有深厚学理、深刻的历史洞见和吸收新知真知胸怀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往往能够提供知识累进的参照性作品，这些伟大的作品不会因为时间流逝或政策热点变化而失去价值。
边缘的视角何以重要？
在当代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地图”上，美国无疑掌控着知识霸权并占据着学术中心的位置，但这不意味着各个国家在知识生产过程中都要以美国为标准，相反，那些现在被我们忽略的所谓“边缘”和“半边缘”地区的国际关系研究恰恰可能是未来理论研究的着力处和范式更新的突破点。诸如国际关系理论的“大辩论”史观实际上只是在大体量地再生产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神话”，然而中心的神话在来自不同边缘的不断挑战后终究会破灭。世界绝非中国或西方一元的，也并非中西二元对立的，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国家和地区共同构成的多元的共同体。这一个个具体的国家和地区才是未来中国与世界打交道的全部内容，倾听并重视来自边缘的声音才能够真正走进世界，进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在当代国际关系学的方法谱系上，艺术方式无疑是研究方法的边缘，一直以来被占据中心位置的科学实证主义所遮蔽。《迷人的国际关系》一书以百余页的篇幅为读者展现了国际关系学的陌生面孔，即借鉴艺术领域的学科思维、工具方法和审美策略的国际关系研究。艺术的研究路径对于国际关系学而言是有趣的，也是有益。国际关系问题不仅可以被理性所分析，同时还可以被感性所表达，用艺术的个性化的方式生动地呈现，感动个体的心灵。不知有多少国际关系学子像我一样，当年是被电影《我的1919》中陈道明对巴黎和会上顾维钧角色的表演与再现所触动，从而激发出对外交与国际关系专业的兴趣。科学方法占据方法论霸权使得数学模型、公式与数据统计被视为对社会现实的“真”的表征，与此同时，社会现实始终存在着“美”的表征，从而使社会现实可以被画出来、唱出来、演出来。在这里，真与美是并行不悖的，审美的与艺术的体验并不必然失去对现实“真”的追求，有时艺术的表征反而比现实更为真实。
实际上，艺术的方式赋予了研究以丰富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可以把读者更为深入地拉进国际关系的现场，或者更为深刻地加进国际政治人物与思想家的内心。理查德·内德·勒博在其主编的《理论家的回归：与国际关系中伟大思想家的对话》中提出我们需要深入伟大思想家的头脑，而还有什么比通过想象的对话更好的方式呢？庄礼伟教授在他的《地球屋檐下》一书中曾记述了“9·11”事件一个多月后在梦境中与坐着“一千零一夜”飞毯而来的本拉登的长谈，而那叩问心灵的对话似乎对恐怖主义的根源有着更为深刻的反思。国际关系的现象当然是现实的，但通过虚构与想象有时更能让我们走进人的内心世界，抓住国际关系的本质。然而，在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想象力与创造力却始终被置于认知的边缘地带和方法工具箱的角落，潜能亟待被发现并充分地调动起来。
当然，除了处于世界边缘地区的思想/理论和处于方法边缘地带的艺术面孔以外，处于边缘位置的日常生活经验亦需得到国际关系学的重新发现与重视。在国家间关系的宏大主题下，个人的情感、心理、个性与经验将安放何处？在全球化的宏大叙事中，世界社会中的底层、边缘群体和所谓的小人物的生活与命运将走向何方？为此，《迷人的国际关系》一书倡导在人文主义视角下开展“微观的国际关系研究”，并为这种研究勾画了未来的研究议程，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人在国际关系中的境遇问题（人的安全、人权、政治心理学、情绪研究、少数权利和原住民权利、世界政治中的记忆、领导人个性特征研究等）、国际关系史的小人物视角与再书写（将历史研究微观转向下的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社会心态史等引入国际关系学之中），以及艺术视角下的国际关系研究等等。在全球化的大潮与中国的国际化大势的今天，不论是作为群体还是作为个体，中国人越来越多地与世界接触，并参与到国际事务与世界政治的实践之中。而作为反映现实与反思实践的国际关系学与世界政治理论理应更多地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视角与方法，在“中国与世界关系”这一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学科主题中注入更多往往被忽视的“人”的面孔与人文主义的温度。
平衡的智慧与国际关系学的展望
《迷人的国际关系》一书以师生对话体的形式展开，语言平易近人，在理论探索的背后充满了历史的生动性，大量的案例分析使对话具有棱镜观物般的丰富感，并且如上所述全书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反思意识，这些特点使得本书读起来给人以酣畅淋漓之感！更为重要的是，本书为初识国际关系专业以及其他学科后学们提供了一个全面认识国际关系学的知识与思想地图，并在思想层面为过于沉迷于自身细致入微的具体话题的研究者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为学科发展的未来勾画出一幅充满“平衡”智慧的图景。
说到平衡，国际关系学应该是最讲求也最懂得“平衡”了，因为我们从古希腊与春秋战国开始便有现代所谓的“大国平衡”。《迷人的国际关系》提出的科学、艺术、人文“三位一体”的综合思考正是体现着这种理论探索的平衡智慧。其中，最具特色的便是对于“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的讨论。这一部分从为什么艺术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被忽视这一问题切入，从正的方面讨论了艺术与国际关系议题融合的可能方式，以及从反的角度剖析了其中可能的难点以及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与艺术学（艺术史、文艺研究）的区别，从而实现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艺术视角”辩护，为边缘的方法发声。
实际上，当国际关系学者论及文化与软实力等问题或概念时，便已经或多或少地谈到“艺术”了。然而，站在边缘处的“艺术视角”，艺术远远不止是国家对外政策与外交的工具，艺术还是人类对抗暴政、追求自由与解放的武器；艺术（不论是艺术风格还是艺术家）不应亦不可能完全被权力统治与收编，艺术的自主性与个体的独立性始终会存在，并在公共事务的实践中与不同政治行为体互动，与不同思潮互构；艺术的国际关系实践不是现实主义在文化和思想观念领域的简单复制，它可以揭示被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遮蔽的国家行为体的构成问题，可以参与到阶级、性别与种族等不同棱镜对于国际关系的透视过程，并积极介入到建构更为开放、包容、互通、和谐与平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平衡”那个冷冰冰的现实主义的世界。
除了为被忽视和边缘化的艺术视角辩护外，通读全书还包括了研究者对于各个地区间研究特色及其关照的平衡，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平衡，科学实证研究与非科学（如艺术的想象的方式）研究的平衡，政治在理性（真）与道德（善）之间的平衡，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追踪最新技术的运用与回望古典做有温度的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之间平衡，等等。实际上，作为国际关系专业的后学，简单而言，从这些平衡智慧中得出的现实而基本的教诲便是：不固守一方，或蔑视对方，而是要持有开放包容的心态，因为前后两者更有所属且同样重要。求真的“真”不是只追求所谓终极的真理，那样会走向虚妄并失去对现实的敏锐与关怀；求真的“真”是为多元化的知识寻找与其匹配的解释框架和评价标准。
(作者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教授、国际政治学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