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党史研究者愿意“立志高”“学其上”，有志于超越碎片式的研究，那就需要严肃地思考自己的研究是否够分量的问题，而不能徒以史料方便为法门，以多出快产为指针，以避难就易而自得。党史研究有其某些特殊的处境，而每个党史研究者都应该要有长远的历史眼光，对学术负责、对历史负责，从而对自己负责。
作者：应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摘自：《党共中史研究》2024年第6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党共中史研究虽然有其特殊的学科属性，但在研究的基本方法上还是与史学贯通的。以第一手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解读为研究基石，一直是实证史学的看家本领。但是，诸多史家并不同意“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讲法。史家的高下之分不仅仅在于挖掘和解读史料的功夫差别，更在于有无疏通知远、观风察势的史识。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特别是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史料收集和整理变得越来越便捷，史料丰富已经成为史学研究论著的一个共同特点。与此同时，碎片化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诸多党史著述重过程而无问题、多细节而弱结构、有研究而乏分量，让人眼睛发亮或心头一震的那种重要研究变得非常罕见。因此，尽管关于史学碎片化的问题已成老生常谈，但笔者仍感有必要发出五问，以“究竟何为重要的党史研究”这个基本问题就教于方家。
什么是特别重要的党史史料？
第一问是：什么是特别重要的党史史料？在第一手史料之间，其重要性是各不相同的。这种重要性是由史料在通史中的位置所决定的。在已正式出版或内部发行的党史文献中，哪些是特别重要的史料呢？笔者曾经借用中国古代思想中的“经史”概念来加以说明：那些对理解整个中国共产主义文明以及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思想、路线和方针具有总体性、规范性意义的文献，堪称“经学”，这些文献的重要性是远超过其他第一手党史文献的。比如，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及其关于中共的重要决议、中共历次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全会的文献、中共历次修订的党章、中共组织史资料、中共主要领袖的代表性文献等，就是具有“经学”意义的党史文献。所谓重要的党史研究就是要以这些文献为中心，追根溯源，“以史解经”。同样，在新发现或正在整理的党史文献中，也是那些对理解党共中史具有总体史意义的文献特别重要。比如，俄罗斯所藏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校、伏龙芝军事学校等近十所军政学校关于中共留苏干部的个人档案、管理制度、会议纪要和工作计划等，就属于这类重要文献。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先后有约4000名留苏干部在共产国际设立的各类军政学校学习。这批干部成为中共早期干部队伍非常重要的来源。他们在留苏期间到底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他们经历的宣传动员、组织建设、教育过程和个人活动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些特点对他们后来参与中共革命的实践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显然，这些留苏干部的成长过程伴生着中共某些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的发端，而在党史研究中对这种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追根溯源是至关重要的。
笔者之所以要提出什么是特别重要的党史史料这个问题，并不是无的放矢。因为随着地方史的兴起，党史学界正在出现一种以地方特别是研究者所在的家乡或工作地区为研究重心的潮流。笔者曾针对社会学界以进入方便为基本原则、不加反思地将自己的家乡作为田野研究地点的做法批评为“家乡社会学”。与此类似，党史学界的这种倾向也可以称为“家乡党史”。需要申明的是，地方党史是整个党史研究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事地方党史的工作者自有其不可抹杀的学术价值。不过，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地区发展是非常不均衡的，这正是中共革命不平衡性的基本表现之一。有些地方在抗战前非常重要，有些地方在抗战后非常重要，还有些地方始终都比较重要，而有些地方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处于比较边缘化的位置。如果要讨论什么是特别重要的史料的问题，那么就与某地某时在党史中是否处在重要位置紧密相关。“家乡党史”之所以值得反思，是因为诸多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确定，不是从史料的重要性和研究问题的重要性来确定，而是从史料获取的方便性来确定。这背后贯彻的是“史学就是史料学”“有史料就可以作研究”的思路。但有了足够的一手史料，有了家乡作为获取史料的方便之门，并不能确保研究者可以作出重要的研究。我们需要在地方开展具有总体史关怀的党史研究，才有望做出重要的研究。
为什么政治史在党史研究中
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第二问是：为什么政治史在党史研究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自年鉴学派兴起以来，西方史学界出现了“从顶楼到地窖”的社会史、新文化史、微观史和日常生活史转向。近年来，全球史、环境史、性别史、技术史等史学新分支风靡一时。这些史学新潮针对传统史学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取向，开拓了新议题，发现了新材料，树立了新范式，其学术价值不容小觑。政治史本来在党共中史研究中一直占据着中心地位。但是，西方史学和中国近现代史学的这种变化趋势，对党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我们需要未雨绸缪，认真思考政治史在党史中的特别重要性的问题。
毫无疑问，在边缘处和前沿处的研究是重要的。但笔者想要问的是：边缘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性难道可以与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等量齐观吗？福柯研究的边缘人群——病人、犯人、同性恋和变态者，对后现代史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是，那些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对福柯思想的误读基础上。福柯研究少数而关心的却是多数，研究异常而针对的却是正常，研究他者而心系的却是我们，研究边缘而触碰的却是中心，研究社会而指向的却是国家。他对边缘人群的研究只是其表，其里是对政治、国家和权力的崭新理解。因此，福柯为我们引领的并不是什么社会史研究或边缘人群研究的潮流，而是树立了政治史研究的新典范。如果说政治在传统中国和近代中国中本就具有核心地位，那么，在现当代中国，政治的这种重要性就更加凸显。在现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中，党史是理解国史的枢纽，政治史及其与之紧密相关的组织史和思想史则是党史的中心议题。尽管党史学界关于政治史的研究已有不少的成果积累，但政治史尚待开拓的研究空间还极其广阔。在社会史、新文化史、微观史、性别史、环境史和技术史中锐意创新，是党史研究生机勃勃的表现；而在政治史领域深耕细作，推陈出新，拿出洪钟大吕式的作品，则是党史研究的根本命脉所在。
为什么比较在党史研究中
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第三问：为什么比较在党史研究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史学和党史写作有一个极其流行的体例，即以某事或某人为例或为中心。史学擅长在一个点上运用绵密的史料来展开叙事，将细节连贯起来，将过程铺陈开来。但是，在从个例上升到带有一定普遍性结论时，史学往往匆忙行事，草草作结。这种研究方式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难以以小见大，而只能是以小见小——这正是今日党史研究碎片化的一个主要症状。如果说个案研究是“点”的研究，那么，比较研究就是“线”的研究，是由“点”通向“面”的关键桥梁。我们可以韦伯对世界诸宗教文明形态的研究为例。他将比较历史分析作为其整个思想体系支撑点的经典大家，无论是实质分析还是比较方法，都构成了社会理论中的经典范式。他对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联分析，必须在与天主教、儒家及道教、印度教等其他宗教文明的比较意义上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
早期的许多党史研究有大的问题关怀，注重从面上来展开分析，但研究较为粗疏，实证基础较为薄弱；而今的许多党史研究喜欢从点来考证事实、铺展问题，但研究的视野又较为褊狭而零碎。将比较研究更深入、更自觉地运用在党史研究中，通过纵向意义和横向意义上的比较，我们才能确定所研究主题的重要性，才能更好地克服陈寅恪所谓史学在“诬”与“滞”间的张力。在一个具体的研究中，并不一定都要展开比较，但需要有比较的眼光，才能使自己的研究指向特别重要的问题。我们举一个党史研究中的例子。在红军政治工作史中，荣誉称号的授予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1933年中革军委颁布《关于制定、颁发红星奖章的决定》。红星奖章是奖励给红军将士个人的，对红军战斗团队还没有奖励制度。1934年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省通江县毛裕镇召开党政工作会议，决定授予红四方面军若干团以“攻如猛虎”“守如泰山”“夜老虎”“夜袭常胜军”等奖旗。这是红军历史上首次授予战斗团队荣誉称号，对提高部队的士气和将士的荣誉感起到了很大作用。此后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延续至今。那么，这项制度为什么会诞生在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毛裕镇会议对红军政治工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项制度自抗战时期以后又有什么样的发展？这些问题就不仅仅是地方党史、军史上的问题，而是具有总体性的意义。即使研究者不专门从事川陕苏区与中央苏区或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比较研究，单是选择了研究战斗团队荣誉制度的诞生这个主题，就已经体现出了比较的眼光。
究竟借鉴什么样的理论
对党史研究是重要的？
第四问是：究竟借鉴什么样的理论对党史研究是重要的？众所周知，史学需要理论，党史研究尤其需要理论，问题是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理论。对一些年轻学人来说，为了克服碎片化问题，积极从社会科学领域借鉴理论概念和分析方法，其旨趣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他们经常不自觉地陷入了欧美社会科学非常流行的“中层理论”的陷阱。因为，他们并不十分清楚，史学界固然有史料的碎片化问题，而社科学界亦存在理论的碎片化问题。所谓理论的碎片化问题，主要是指社会科学“中层理论”的滥用所导致的问题。“中层理论”以其概念简明清晰、分析操作性强见长，由此吸引了包括历史学人在内的众多学者的追随。然而，这种理论往往极其粗暴地对待历史，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耐心处理历史的复杂性和偶变性问题。党史学人如果用“中层理论”来装饰自己的史料分析，就如同给自己罩上了一件不贴身的外套。实际上，党史需要汲取的理论资源最主要的还是来自托克维尔、马克思、韦伯、福柯这样的思想大师。不过，这种理论汲取需要付出极其艰苦的劳作，绝非一时半会就可以拿他们的某个概念或范式来套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经典理论是非常不实用的，因为它们关心的问题充满了张力，使用的方法也甚为复杂，连书写的形式都各具风格，对初学者来说是很难模仿的。党史学人所面对的具体经验问题，与经典理论要处理的复杂理论问题，中间隔着千山万水，它们是无法直接连通的。然而，在经过了异常艰苦的劳作后，经典理论所赋予研究者的那种想象力和洞察力，远非“中层理论”所可比及。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党史学人对理论创造的理解往往限于概念的发明，而忽略了理论还有另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概念的发现。后者指的是，凭借着理论的洞察力，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独具慧眼地发现某个说法或作法的理论意义。相比概念的发明，概念的发现对熟悉史料的学人来说更具亲和性，往往也能更贴切地找到理论与历史的相通之处。试举一例。陈寅恪负笈欧美多年，对社会科学理论有极深的浸润。然而，他的史学论著极少使用社会科学概念，看似都是直接从史料中提出问题的。他关于关陇本位的那些提法，关于隋唐制度源流的那些分析，关于滨海地域与天师道之间的那种勾连，体现的远非处理史料本身的功夫，而是史识的居高——这种史识是在不断进出理论与史料之间所展现出来的，恰如禅宗所谓：“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人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见山还是山，这就是经过了理论熏陶后重返史料所获得的“法眼”。
党史研究为什么亟需
“观风察势”的研究？
第五问是：党史研究为什么亟需“观风察势”的研究？关于“风”在史学中的重要意义，最早是由刘咸炘提出来的，“事实实而风气虚，政事、人才皆在风中。即事见风，即实求虚，所谓史而有子意也。故浅陋之学究专以论人为史学，徒聘己见，固不足贵，而博杂之考据家专以考事为史学，亦只具识骨之学”。这些论述清楚地告诉我们，史学不能仅仅追求“实”，还要学会“虚”。在“实”与“虚”之间，在“事”与“风”之间，在“入”与“出”之间，辗转腾挪，伸缩有度，方能达致理想的史学境界。“实”与“虚”并不是两种对立的思路。一个研究者要能站在历史的高度观风察势，具备听“风”的灵耳、看“风”的慧眼和捕“风”的睿智，把“风”的研究与实实在在的思想斗争、政治权力、派系网络、利益格局和地方民情的分析结合起来。“风”不是玄虚的，但也不是实证的，而是体现在实在层面背后的一种氛围、风向、气候和时潮。如果说石川桢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是典型的“实”的代表，那么王汎森对共产主义思想何以吸引了“五四”青年的研究就是典型的“虚”的代表。“实”“虚”两相结合，才能使后世研究者对中共在中国大地的诞生和快速成长获得更加真切而深入的理解。
综上所述，应该看到，碎片式的党史研究，只要史料可靠而充分，阐释清晰而合理，无疑都是有学术价值的。如果一个研究者立志以史料为本，以求实为旨，无意深究研究重要性的问题，那么自然不用理会笔者在上文中所提出的五问。然而，史学研究是讲品的，我们还是得承认研究有高下之分。如果一个党史研究者愿意“立志高”“学其上”，有志于超越碎片式的研究，那就需要严肃地思考自己的研究是否够分量的问题，而不能徒以史料方便为法门，以多出快产为指针，以避难就易而自得。党史研究有其某些特殊的处境，而每个党史研究者都应该要有长远的历史眼光，对学术负责、对历史负责，从而对自己负责。如果没有对研究重要性的考量，那么，可能一阵风就会把那些轻飘的研究吹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