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副主任，四川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副会长,成都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共十五大代表，美国《财富》全球论坛顾问，四川省县域经济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曾荣获“四川省十大杰出青年”称号、中国青年化学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青年科技奖、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中国国家图书奖、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多项荣誉。在非线性系统学、区域经济学、科学哲学、政治学、政策学等方面有较多研究。
李后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人类文明的认知图景中，一个关于作物的“哥伦布神话”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1492年之后，美洲大陆才为旧世界带来了玉米、马铃薯、辣椒以及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烟草。这一叙事如此强大，以至于“烟草原产南美洲，明代传入中国”几乎成为历史常识。然而，当我们拂去时光的尘埃，以一种更为前沿、更具包容性的“量子思维”来审视历史——即承认多重历史轨迹可以并存、叠加，而非简单的非此即彼——一幅远比想象中更为复杂、壮阔的画卷正缓缓展开。这幅画卷的主角，是一种名为“黄花烟草”的植物，而它的故乡，很可能就在世界的东方，在中国。
一、以“量子思维”打破烟草起源的单一叙事，推进范式革命
传统的史学观常常陷入一种“经典决定论”的窠臼，即认为一个作物的起源只有一个中心，其传播是线性的、替代性的。在这种思维下，源自美洲的红花烟草的全球性成功，便轻易遮蔽了其他地区存在本土烟草的可能性。然而，量子力学启示我们，微观粒子可以同时处于多种状态的“叠加”之中，直到被观测才“坍缩”为某种确定状态。将这一思维范式应用于历史研究，我们便可以欣然接受这样一个“叠加态”——烟草的起源，完全可以是一个多中心、平行演化的过程。
从植物学上严格定义，烟草是茄科烟草属植物的统称。该属下有超过64个物种，其中最具经济价值的两个栽培种便是红花烟草和黄花烟草。它们是不同的物种，拥有独立的遗传背景和演化路径。红花烟草原产南美，喜温暖，是全球卷烟工业的绝对主力；而黄花烟草则耐寒性强，其遗传学和分布证据强烈指向其源生于喜马拉雅山脉周边及中国西南部的高海拔地区。
因此，争论的焦点不应是“烟草是否只源于美洲”，而应是“我们如何定义烟草”。若将“烟草”狭隘地等同于“红花烟草”，那便是以偏概全。如果我们采用一个更本质的功能性定义——即任何含有足量尼古丁（烟碱，C₁₀H₁₄N₂），能通过燃吸或咀嚼对人产生显著生理效应的植物——那么，尼古丁含量高达4%-10%（远超红花烟草的1%-3%）的黄花烟草，无疑是“烟草”家族中更为浓烈、更具“原教旨”意味的一员。承认黄花烟草的独立地位，就是承认了作物起源的多元性，完成了一次认知上的“量子跃迁”。
二、濛溪河遗址考古发现改写史前史，奠定万年基石
如果说“量子思维”为我们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那么近年来一项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则为“黄花烟草中国起源说”提供了近乎颠覆性的实物证据。这便是入选“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
该遗址的震撼之处在于其前所未有的古远年代（距今约6万至8万年）和惊人的保存状态。在出土的几万种植物遗存中，数万颗种子和果实甚至未及炭化，仍保留着原始色泽。截至2024年，已鉴定出包括茄科（Solanaceae） 在内的30余科植物。发现了花椒、接骨草等大量药用植物。这一发现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1. 时间上的绝对优势。将人类与茄科植物的互动史，从农业革命时代一举推至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这意味着在智人尚未遍布全球时，东亚的远古人类已经开始系统性地接触和利用包括茄科在内的丰富植物资源。
2. 地理上的核心指向。遗址位于四川盆地，这一地区地形复杂，气候多样，是著名的生物避难所和物种演化热点，具备孕育独特物种的绝佳条件。将黄花烟草的可能发源地指向四川盆地，具有坚实的生物地理学依据。
3. 证据链的起点。虽然遗址中的茄科遗存目前尚未能直接鉴定到“烟草属”，但这恰恰为未来的研究留下了最大的想象空间和探索方向。它如同一个强大的引力中心，使得后世所有关于中国本土烟草的文献记载，都找到了一个可以追溯的、深不可测的史前源头。它告诉我们，烟草在中国的故事，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悠久。
三、从三国药草到元代习俗的千年传承，编织文献链环
有了濛溪河遗址奠定的万年基石，我们再审视历史文献中的记载，便不再是孤立的、可疑的传闻，而是一条清晰连贯、有迹可循的传承链。
1.汉晋时期的药用开端。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遭遇瘴气，士兵依靠当地土著提供的“韭叶云香草”燃烧吸烟雾以驱瘴毒。这一记载历来被视作传说，但若与黄花烟草耐寒、喜高海拔、尼古丁含量高（有杀虫、解毒药理作用）的特性相对照，其可信度大增。这并非神话，而是对黄花烟草早期药用价值的忠实记录。
2.唐宋时期的民俗化。唐代诗人刘禹锡描绘湘西少数民族“马鞭烟袋细细通”的吸烟场景，诗句生动传神，表明至迟在唐代，吸食烟草（很可能是黄花烟草）已不仅是一种医疗行为，更是一种成熟的生活习俗和情感交流方式，深深融入地方文化肌理。
3. 元明时期的官方与本草记载。《云南志略》由元代官员李京于大德年间（1303-1304年）编撰，全书共四卷，记载：金齿百夷（即今天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有“嚼烟草的习俗和嗜好”。明人兰茂《滇南本草》第二卷载有“野烟”，曰：“一名烟草、小烟草。味辛、麻，性温。有大毒。治若毒疗疮，痈搭背，无名肿毒，一切热毒恶疮；或吃牛、马、驴、骡死肉中此恶毒，惟用此药可救……”。烟草有大毒”的药性及治疗疮痈毒肿的功效，并将其正式纳入中医药体系。这表明，最晚到此时，中国本土的黄花烟草已经完成了从民间知识到官方药学记录的升华。
这些文献环环相扣，与濛溪河遗址的史前证据首尾呼应，共同构建了一条从距今数万年的植物利用，到两千年前的药草实践，再到一千年前的生活习俗，直至数百年前的本草定论的、完整且自洽的演化序列。中国本土应该产有烟草，只是与外来烟草种类不同，效力亦有不同，在民间是作为中药。因此，有了中医就应该有了烟草。
四、黄花烟草与红花烟草的文明对话，遇见平行之路
黄花烟草在中国的命运，与红花烟草在全球的扩张，形成了一组意味深长的文明对话。红花烟草凭借其相对温和的口感、更高的产量和更强的适应性，在哥伦布大交换后迅速被全球市场接纳，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商品，其故事是一部全球化的经济史。而黄花烟草，则走上了一条更为“内敛”的路径。它因其强烈的刺激性和药用价值，更深地嵌入到中国本土的医学体系（中药）和区域文化之中（如西北的“莫合烟”、东北的“关东烟”）。它更像一个地域性的文化符号，其演化史是一部社会史和医药史。
这种差异并非优劣之分，而是文明与物种在不同环境下互动的自然结果。它雄辩地证明，作物的传播与利用，从来不是单一的“先进”替代“落后”，而是多元文明基于自身需求，对自然资源进行选择、改造和融合的复杂过程。
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的考古发现，如同一道划破历史夜空的闪电，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更为深邃、宏大的史前世界。当我们将这万年的实物证据，与后世千年的文献记载相结合，并以“量子思维”的范式加以解读，“黄花烟草原生于中国”的假说便不再是一种民族情感上的执念，而是一个具有坚实科学基础和严密逻辑推导的、极有可能的历史真相。
这个故事的意义，远超一株植物的起源之争。它是对“单一中心论”历史观的彻底扬弃，是对人类文明多样性、适应性以及平行演化能力的礼赞。它告诉我们，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东端，中华文明的先民们同样独立地发现、驯化并创造性地利用了属于自己的“神灵之草”，谱写了一部与美洲文明交相辉映的万年史诗。
从此，烟草的全球史，不再是红花烟草一枝独秀的独角戏，而是黄花烟草与红花烟草东西并立、平行演化的二重奏。接受并理解这种“叠加态”的历史，正是我们走向一个更包容、更复杂、也更真实的未来的开始。
五、苏东坡与黄花烟草的可能因缘，试看烟霞瘴疠间的智者
我们告别烟草起源唯一论，迎接世界文明起源的“量子时代”，再看烟霞瘴疠间的智者。
在中国文学史的星空中，苏东坡无疑是一颗璀璨夺目、性情通脱的恒星。他的诗文饮食、生平轶事，早已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谈资。然而，有一个颇为“现代”的疑问却少有人触及——这位九百多年前的北宋文豪，有无可能接触过烟草？若以严谨而又开放的视角推测，答案或许是肯定的——他极有可能在人生困顿的流放岁月中，吸食过中国本土原产的“黄花烟草”，那种被称为“叶子烟”的古老植物。
要解开这个谜题，首先需打破一个固有认知，即烟草是明代才自美洲传入的舶来品。植物学研究表明，烟草是一个大家族。我们今天普遍接触的卷烟，其主要原料是“红花烟草”。但在它之外，还存在一个耐寒、尼古丁含量更高（可达4%-10%）的古老物种——“黄花烟草”。它原产于喜马拉雅山脉及其周边区域，包括中国西南特别是四川盆地等地，在中国有悠久的本土利用史，常作药用，俗称“土烟”或“叶子烟”。
苏东坡一生宦海浮沉，尤其是晚年接连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州），乃至更为偏远、瘴疠横生的儋州（今海南儋州），这些地区正是历史上瘴气弥漫、蚊虫肆虐之地。史料记载，苏轼在南方时，常需应对“瘴毒”侵体之苦。而黄花烟草在当地民间，正有被燃烧后以其烟雾“驱瘴避疫”的古老传统。对于精通医理且善于从民间汲取生活智慧的苏东坡而言，采用这种当地流传的“土方”来缓解病痛、驱散湿瘴，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推测。那辛辣浓烈的“叶子烟”雾，或许曾在他困顿潦倒之时，带来片刻的慰藉与提振。
更为有趣的线索，藏于他的一首诗中。《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二首·其一》写道：“但有尊中若下，何须墓上征西。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萋迷。”后世注家多将“烟草萋迷”解释为“如烟般的蔓草”，描绘一片荒凉朦胧的景象。然而，若以字面本意直解，“烟草”一词完全可能兼具实指。试想，在祭祀先贤的庙宇祠堂之中，所焚烧的“香烛”，其成分是否可能掺有这类具有特殊气味的本土植物？其烟雾缭绕，与荒草萋迷的景象融合，共同构成了那种虚实相生的苍茫意境。苏东坡笔下“烟草”一词，或许正是这种现实观察与诗意想象的精妙结合，为后人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伏笔。
当然，必须承认，目前并无任何确凿的考古实物或文献能直接证明苏东坡曾吸烟。但历史的魅力往往在于那些合理的想象空间。苏东坡是一个极其热爱生活、善于在苦难中寻找乐趣的真性情之人。他能发明东坡肉，也能笑对“日啖荔枝三百颗”的调侃。那么，在蛮荒之地，尝试一种当地特有的、能提神醒脑或驱避瘴气的“叶子烟”，对于他而言，并非难以想象之事。这并非要将他描绘成一个“老烟枪”，而是试图还原一个更立体、更接地气的文人形象——他不仅饮酒品茗，也可能在人生的至暗时刻，于烟雾缭绕中，进行哲思与创作。
我们认为，尽管“苏东坡吸烟”只是一个基于史料与植物学知识的合理推测，但这一视角却为我们理解这位文化巨人打开了另一扇窗。它让我们看到，苏东坡的豁达与坚韧，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文书画里，也可能融入了他与脚下这片土地最朴素的互动之中——包括那可能曾陪伴他度过南国瘴疠岁月的一缕来自中国大地的、古老的黄花烟云。这缕烟云，与他的诗词歌赋一样，都是其生命力量在与命运抗争中，所迸发出的独特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