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索·恩 索恩thornbird
自由、 平等、 博爱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当天的演出票销售一空，贝多芬（1770 ～ 1827）获得了他音乐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成功，2000名观众在演出结束后热烈鼓掌。不过由于节假日 的原因，第二次演出的上座率只有一半左右，人们对之后演出（1825年于伦敦、法兰克福和亚琛，1826年于莱比锡、不来梅和柏林）的评价也趋于两极分化。对于第四乐章合唱部分的批评尤甚，因为这样的安排对交响乐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在伦敦的演出（还使用了意大利语译本）遭到了冷遇，因为光是演出时长（应为80 分钟）就被认为是“荒谬”的。此外，库尔特·马苏尔（Kurt Masur）“完成”的最短版本时长为 53分钟，塞尔吉乌·切利比达克（Sergiu Celibidache）的版本为第二长，将近 79分钟。
关于“时长问题的批评声”也传到了德意志，直接影响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名声，直到十年后才首次在伦敦重获赞誉。1837年，伦敦一名文艺评论家几乎预见性地将《第九交响曲》描绘为“欧洲伟大的同济会颂歌，应由上千人合唱及 500人组成的管弦乐队演奏”。然而又过了十年，这样的规模依然没有在美国实现。1846年在曼哈顿，一个为城市音乐厅募捐的“音乐节”将《第九交响曲》放进了庞大的节目单中，总共安排了260个合唱声部，彩排是临时进行的，而且现场组织混乱，上座率只有五分之一，因为同一天上万人聚集在附近庆祝美国对墨西哥的胜利。《欢乐颂》（Ode an die Freude）在音乐性上失败了，合唱的门槛也被轻易地突破。
可想而知，这样的演出质量不会太高。曼哈顿的音乐家也会在排演前 后参与创作，其中一些人甚至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们的顾虑，因为《第九交响曲》的高难度的确毋庸置疑。
《第九交响曲》原稿
在德意志三月革命前的一些主流音乐节上，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 演出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由于在审美上存在争议，技术上的要求又很高， 观众几乎不能在普通音乐会上欣赏到它。演出《第九交响曲》不仅需要一 个大型的管弦乐队和一个同样庞大的合唱团，还需要一名优秀的指挥及其特殊的音乐项目经验。此外，作为贝多芬极具代表性的遗世之作，《第九交响曲》还直接体现了他的个人魅力：也是因为如此，《第九交响曲》的总谱同他创作的《庄严弥撒》（Missa Solemnis ）总谱一起，于 1845年被砌进了位于波恩的贝多芬纪念碑底座内。在创作完成后，贝多芬将《第九交响曲》献给了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他的继任者腓特烈·威廉四世出席了于同年在波恩举行的“贝多芬音乐节”，音乐节笼罩着保守主义的气氛。至今仍无法确定，三月革命前的德意志听众是否在《第九交响曲》中听出了自由和革命的思想［艾希霍恩（Eichhorn ）语］。出于对席勒作品的理解，当时的人们将席勒本人视为自由诗人，他的诗歌《欢乐颂》 在反对拿破仑统治的德意志解放战争中激起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贝多芬在波恩期间读到过这首诗，并很早就打算用自己的方式来诠释它。事实证明，贝多芬对它的改编的确从当时众多的流行小调中脱颖而出。从184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贝多芬具有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
或许也正因如此， 在理查德· 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改编下，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才终于“变得流行且戏剧化了”［希尔德布兰特（Hildebrandt）语］。瓦格纳在 1846年于德累斯顿完成了改编工作，那年他33岁。他对贝多芬的这首作品进行了自由润色和配乐，使其变成了“自己”的交响乐作品。的确，他毫不顾忌自己颠覆性的改编几乎让人感到《欢乐颂》的作者是歌德而非席勒。为此他精心安排了管弦乐团和多达300人的合唱团，不管在他之前还是在他之后，都没有指挥家这么做过。瓦格纳成了诠释贝多芬的专家之一。瓦格纳首次改编《第九交响曲》的六年后，这首交响乐作品被研究音乐史的观众评价为“创造了自基督教诞生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人类未来的福音”，原因也许在于瓦格纳要求合唱团“唱出祈祷感”，尤其赋予了《第九交响曲》宗教美感。1872年，瓦格纳改编的《第九交响曲》在拜罗伊特节日剧院（Bayreuth Festspielhaus）的奠基典礼上奏响，可见这首作品于他来说有多么重要。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19世纪成了一部代表市民阶层的音乐作品，人们不再认为它体现了贝多芬对法国大革命的同情，席勒的诗歌《欢乐颂》也不再被认为具有颠覆性的革命倾向。不过到了20世纪初的头几年，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有意将自身与《第九交响曲》的革命传统，以及德意志三月革命之前的时期联系起来：为了缅怀1848年革命的牺牲者，1905年3月在柏林一家啤酒酿造厂的大厅内举行了一场纪念音乐会，这场有3000名工人观看的音乐会拉开了“收复失地”运动的序幕。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在音乐会上播下了意识形态的种子，即便他十分清楚，这部音乐作品在当时广大工人阶级中的知名度还远远不够大。他打算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变成“工人在阶级斗争中的理想方针”（希尔德布兰特语）。1905年同时也是席勒逝世100周年，工人运动也借用了他充满革命性的理想主义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席勒与人民相关的思想，以及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博爱理想同协约国的理解相矛盾。战后，这部交响乐作品再次作为重要的音乐会曲目到处演出，人们不仅用它来庆祝胜利（比如在纽约），
还用它来“庆祝和平与自由”。社会民主党开办的工人教育学院在莱比锡水晶宫（Krystallpalast Leipzig）的阿尔贝特厅以此名义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将近3000名观众聚在一起庆祝一战结束、德国十一月革命的爆发，以及君主政权的倒台，每年举行新年音乐会的传统也由此而建立。音乐会通常在23点开始，这样最后一个乐章开始时正好跨年。
1827年贝多芬葬礼画面
Painting by Franz Stober of Beethoven's Funeral Procession
因此，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继续为政治所用便不足为奇了。在两德分裂的四十年中，东西德都主张对贝多芬及《第九交响曲》拥有唯一代表权：东德拥有贝多芬的手稿，将贝多芬对法国大革命的同情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系在了一起；西德则占有贝多芬的出生地波恩，不过贝多芬的“神话” 在当地褪去了光环，贝多芬纪念日的氛围也有些死气沉沉，他的形象甚至充满了批判性的色彩。对此，东德一再谴责西德的贝多芬是“替身”。
直到 1952年，也就是确定联邦德国国歌的那一年（见第48章“第一版《德意志之歌》”），从那以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的部分旋律一直被作为代国歌使用：1952年于赫尔辛基举行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于奥斯陆举行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仅西德参赛；1956～1964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东西德组成联合代表队参赛；1968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东西德各组代表队参赛。后来，德国的这种权宜之计也发展到了欧洲层面：1972年以后，经改编后的《欢乐颂》旋律正式成为《欧洲之歌》，不过按照政府和行政机构的通行做法，略去了歌词，由赫伯特·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 ）指挥演奏。由此，两德从 1950年代开始的跨国寻找国歌的竞赛终告结束。
1989年圣诞节的第一天，为了庆祝柏林墙的“倒塌”，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指挥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合唱部分用“自由女神圣洁美丽”替代了“欢乐女神圣洁美丽”；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在柏林的波茨坦广场指挥多台塔式起重机在《欢乐颂》的旋律下“翩翩起舞”。当时，诸如此类通过夺人眼球的方式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做法还有很多。此外，1983年以后在大阪上演了万名歌唱者合唱《欢乐颂》的盛大场面。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期间，交响乐队成员在敖德萨（Odessa）的一个鱼市发起了一场《欢乐颂》快闪行动，场面令人动容。不管是粗制滥造还是过度修饰，不管是贬低还是赞扬，不管是颠覆性的改编还是忠于原作，不管是粗糙化还是细腻化，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至今仍在全世界人民的音乐生活中流传，其经久不衰的程度胜于任何一部交响乐作品。不仅如此，《第九交响曲》还对后来的交响乐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么，《第九交响曲》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作用是否比它的配器更为重要呢？对它的各种拔高，比如“艺术的福音”、“人类的《马赛曲》”、“宇宙的大合唱”以及“绝对的声音”，远不会停止。至今它仍被认作“绝妙的流行乐”，当然也仍是好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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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个物品中的德国历史（全2册）
[德]赫尔曼·舍费尔(Hermann Schäfer) 著
陈晓莉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索·恩
2021年1月出版
装帧印刷：精装 / 彩印
板甲衣、腓特烈大帝的鼻烟盒和1954年世界杯之球这三件物品有什么共同之处？它们都是德国历史沉默的见证者。如果说德国历史由100块马赛克组成，那么它们就是其中的3块。作为德国各大博物馆的主要代表，赫尔曼·舍费尔把这100块马赛克拼接了起来，从而形成了这本内容丰富的书。这本书通俗易读，对于对历史感兴趣的非专业读者恰如一个宝箱，总能有新的发现：读完书中100个引人入胜的小故事，就相当于读完了德国的历史——它以史前史为起点，呈现了一幅过去2000年历史的绚丽全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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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 排版：Kalvin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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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贝多芬与《第九交响曲》，“欢乐女神圣洁美丽……” 的旋律从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