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目前历史和考古学术通行的说法，关于冶铜技术起源的观点如下：
1、西亚在距今7000~8000年前开始冶铜，冶铜技术起源于西亚地区，并传播给其他文明地区；
2、中华文明冶铜技术是从西亚经中亚、西北地区传入的；
3、露天堆火投入铜矿石就能冶炼出铜金属，所以铜金属比较容易被发明出来；
4、人类最先冶炼的是铜矿石是孔雀石这种氧化铜矿石；
5、人类最先冶炼的铜金属是红铜（纯铜）；
6、距今5500—2000年，各文明地区先后进入青铜器占生产生活重要地位的青铜时代。
我们可以用一些考古发现、冶铜常识和逻辑推理，来看看这些观点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情况。
1、露天堆火投入铜矿石就能冶炼出铜金属
按照历史和考古学界一般说法，7000~8000年前，西亚开始冶炼铜金属。
有人说，因为西亚有天然铜，天然铜只要稍加热就能锻打成形，所以不需要密封高温陶窑条件，即使西亚烧陶起源晚技术水平低，也能首先发明冶铜技术。
以上说法的问题在于，西方学者声称西亚首先发明了冶金术和青铜器。如果西亚只是先发现和利用了天然铜，没有进行冶炼或者只是加热锻打天然铜，这不能证明西亚首先发明了冶金术。而冶铜技术必须是冶炼出来铜金属，这个说法并不能证明西亚首先发明了冶铜技术。
天然铜在自然界存在产量十分稀少，目前主要分布于美国密执安州的苏必利尔湖南岸、俄罗斯的图林斯克和意大利的蒙特卡蒂尼等，在中国的湖北、云南、甘肃、长江中下游等地铜矿床氧化带等地区，也有天然铜的存在。
铜矿有很多种，大体分为氧化铜（oxidizedore，其中孔雀石冶炼价值最高）与硫化铜（sulphidic ore，指数种含硫磺的化学式）两大类，加工提炼的条件大不相同。
一般认为古人类首先用孔雀石炼铜。孔雀石是一种氧化铜矿石，颜色碧绿，其断面的纹理与孔雀的羽毛相似，很是艳丽，所以人们称它为孔雀石。孔雀石含铜量高，其含铜品位可达10—20%或更高。
天然孔雀石原石
按照一般的说法，因为孔雀石色如孔雀羽毛般鲜艳翠绿，埋藏不深，多出露于地表上，容易引起人的注意而使人采集。它又常常与自然铜一起出现，并与铜锈有类似的颜色，又可能被古人类用作制陶的颜料或夹砂陶的砂石，因此孔雀石很可能是人们最早用于冶炼的铜矿石。
从孔雀石中用还原法提炼红铜所需温度就比较低。还原法炼铜的关键在于，需要在氧气不足的条件下燃烧木炭，使得炉内形成一氧化炭（CO），这样孔雀石（碱式炭酸铜，(CuOH)2CO3，malachite）在一氧化炭的环境内产生化学反应，其公式如下：(CuOH)2CO3+2CO→3CO2+2Cu+H2O。换言之，如果在还原气氛中灼烧孔雀石，就可以获得纯铜，此外还会产生水与二氧化碳。所以用孔雀石这种氧化铜矿石用还原法提炼红铜，需要密闭空间和有CO参与还原反应。
孔雀石在早期炼铜技术发展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但是冶炼孔雀石既需要高温度，亦需要提供CO和控制氧气，这一矛盾造成很多困难。一些矿源品质较纯的孔雀石的提炼，不需要达到铜熔点那么高的温度，只要在密封还原的坩锅或窑里，在还原气氛中燃烧孔雀石就可以获得纯铜，随即可锻造成器，亦可再经火炼，熔为铜液后铸造铜器。
实验表明，在密封炉窑内，当温度达到710°C时，并且投入木炭，窑内一氧化碳最为稳定，此时可以较为稳定而连续地发生还原反应，提炼出红铜。之后，红铜的加工处理，温度范围可以更大。红铜只需要650℃以上温度就会变软，在650℃─1000℃温度范围内都可以热锻。如果温度低于650℃，也可用冷锻的方式制造小型器物。
以上信息证明，用孔雀石开展最初炼铜须用还原氧化法，所以需要燃烧木炭的密封炉窑条件。
铜的熔点是1083.4℃，冶炼硫化铜矿，在1100─1200℃高温容易发生化学反应，飞出硫气而获得纯铜。有些铜矿耐火，需要1200℃以上的温度才能提炼出铜。如果铜矿石中有其他元素，则可以降低冶铜熔点。如果铜金属配25%的锡，则熔点可降低为800℃。但是铜矿石中一般不会有这么高比例的锡金属，所以在发明冶铜技术初期时冶炼硫化铜矿还是需要1000℃左右的高温条件。
柴火在空气中燃烧的温度通常在500-800摄氏度，这种方法由于火力不集中达不到一定温度，致使所烧陶器质量差，成品率低。后来人们便发明了陶窑，可以达到更高的温度。低温陶700-900℃4个小时就可以烧结成功，高温陶需要在1200-1235℃烧制8个小时左右，瓷器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235℃以上，彩陶的烧制温度在800-1200℃。
所以冶炼硫化铜需要具备以下两种条件：第一，硫化铜矿料很少露出在地表上，只有当人们对铜料已熟悉，专门开设矿井去开采时才有可能接触到这种矿石；第二，需要较成熟的炼炉，一方面保持高温度，另一方面要特别考虑排除硫气的烟道。
所以冶炼硫化铜必须要有专门的高温炉窑才可能发生。
众所周知，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黄铜片和黄铜管状物距今6700年，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的黄铜。为什么中国的黄铜年代最早呢？
黄铜是铜和锌的合金，根据现代物理化学原理发现，在黄铜冶炼时， 1个大气压下，还原氧化锌的最低温度约为900℃。然而，金属锌的沸点是906℃，这就意味着在还原过程中，金属锌一俟还原，将迅速变为气体而逃逸。因此，任何冶炼锌矿的过程中，都势必伴随着金属锌的升华和挥发。
在实际冶炼过程中，在冶炼温度尚未到达金属锌的沸点（906℃）之前，一氧化碳和氧化锌的还原反应在600℃左右就已开始进行，当反应温度达800℃以上时，该反应已十分激烈。这就是说，在冶炼温度到达金属锌的沸点之前，相当一部分的锌已经被还原出来。若反应环境相对密闭，则生成的锌蒸汽将不断与铜反应，生成黄铜，从而使锌的生成反应不断进行。
另人有人利用炉甘石、木炭与红铜片进行了黄铜冶炼模拟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在800-900℃时，仅在铜片外围的局部区域形成黄铜组织；只有温度超过920℃，并且加热一定时间，铜片才能经过熔融过程整体形成黄铜组织。
根据实验的结果显示在低温未封闭的条件下，只能获得低锌含量的铜。而对所有史前黄铜制品的含锌量分析发现，最低也有5%，最高则达到32%。说明史前黄铜应该是在高温封闭条件下冶炼获取的。关于公元前2千纪以前40 余件黄铜制品的锌含量及实验结果，可参见《史前黄铜器及其冶炼工艺》。
摘自《史前黄铜器及其冶炼工艺》
摘自《史前黄铜器及其冶炼工艺》
以上信息和实验结果都说明，史前黄铜应由混合矿或铜锌共生矿获得。冶炼黄铜的含锌量与冶炼温度、冶炼时间、冶炼环境（密闭与开放）和矿石的纯度等有密切关系。如其他条件相同时，相比开放环境，在密闭条件下更容易冶炼出黄铜。这说明，古人类冶炼的黄铜，基本是在密封高温炉窑条件下进行的。
西亚声称的早期青铜以砷铜为主，因为砷与其他金属元素共生的矿石较多，所以通过冶炼铜砷共生矿石获得砷铜是显而易见的事。
单质砷熔点817℃，加热到613℃便可不经液态直接升华。砷的化学性质与磷相近，极易与空气中的氧发生反应，故而在古代较难获得其单质。史前砷铜制品的冶炼工艺与史前黄铜制品类似，应由含砷铜矿或铜、砷混合矿直接冶炼获得。
根据刚才对黄铜冶炼的分析可知，砷铜的冶炼也应是在高温密封的炉窑中才可能冶炼获得。
即使按照有的说法，史前先民火烧石类制作石器，可能无意中投入铜矿石烧制。如前分析，这种活动在露天堆火条件下也不能提炼出铜金属，只有抽入高温密封炉窑才能提炼出铜金属。
以上分析表明，无论何种铜矿石，冶铜都必须在密封高温环境中才能成功。史前先民只有在掌握了熟练的陶窑烧陶技术后，才具备了高温密封的炉窑条件，才有可能在陶窑中无意投入铜矿石后经常成功提炼出铜金属，并有史前先民发现并利用。
露天堆火投入铜矿石不可能很容易地冶炼出铜，也就不可能经常发生，并被史前人类发现注意并有意识地利用。所以史前人类不可能是通过露天堆火投入铜矿石发明冶铜技术的。
2、孔雀石这种氧化铜矿石最先被提炼出铜金属
除了天然铜古人类不需要冶炼就可以加以利用外，对于两种不同的铜矿石：氧化铜矿石与硫化铜矿石，史前先民更可能先从哪种铜矿石里提炼出铜金属呢？
孔雀石虽然易于被发现，但是孔雀石是氧化铜矿石，必须在高温密封条件下持续产生CO进行还原反应，才可能发生。有人做过实验，即使在当代条件下，从氧化铜矿石中提炼出铜金属也很困难。
而一个原始发明，偶然发生的现象并不足以使先民有意识地发现并加以利用，从而产生新技术发明，所以需要经常发生才足以使先民重视并有意识的加以利用。无意识情况下，不太可能经常性发生用氧化铜矿石在密封条件下持续产生CO进行还原反应的现象，从而难以提炼出铜金属。
硫化铜矿石只要被持续高温加热，就能提炼出铜金属，在已经具备高温密封陶窑并掌握熟练控制火候技术条件下，如果在烧陶过程中投入了硫化铜矿石，就能经常发生硫化矿提炼出铜金属的现象，从而更易被发现和有意识地利用。所以明文辨史认为硫化铜矿石是最先被利用来进行冶铜活动的。
总体来说，冶炼硫化铜比冶炼氧化铜容易一些，产量也高：冶炼孔雀石既需要高温度，亦需要控制CO和氧气，这一矛盾造成很多困难；至于冶炼硫化铜矿，在900─1200℃高温容易发生化学反应，飞出硫气而获得纯铜或合金铜。
当用硫化铜矿石冶铜技术被发明以后，再偶然发现氧化铜矿石也能提炼出铜金属，会促使先民发现氧化铜矿石提炼出铜金属的方法，从而也会利用氧化铜矿石炼铜了。
3、古人类最先冶炼的铜金属是红铜
按照西方考古发现的铜冶炼技术发展历程，冶炼铜必须要经历：天然铜——红铜——砷铜——锡青铜的发展过程。此处的红铜不是指天然铜，是指经过冶炼所得的红铜。为什么说这个发展过程是错误的？
中国早期出土的铜金属，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6700年前的黄铜片和黄铜管状物、甘肃东乡县林家马家窑出土的5000年前的铜刀和几块铜渣、山西输次源祸镇于1942年发现过一块年代为5000年前的附有铜渣的陶片、山西省绛县周家庄遗址出土的4500年前的黄铜片、山东省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的2 件4300年前的黄铜锥、在王城岗四期文化的一座灰坑中出土了1件4000年左右的青铜器残片、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形器和铜齿轮等等，经过实验室检测鉴定，都是配比不固定的多种合金形式，这跟原始铜矿石冶炼的复杂元素特点是相吻合的。
全世界发现的公元前2千纪以前黄铜制品约40余件，分布于爱琴海、两河流域、波斯湾、伊朗、中亚和中国等区域，分析黄铜成分数据、空间分布图及成分相似度分布图，可以发现：同一地区出土的黄铜器，其合金成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不同地区出土黄铜器的合金元素种类及含量都存在较大差异。
根据以上信息可以看出，古人类早期冶炼金属时，共生矿或混合矿冶炼是人类早期认识与利用金属时获得铜合金的一种主要方式。共生矿冶炼是指冶炼的矿石本身含有多种金属元素，混合矿冶炼是指将含有不同金属元素的矿石混合在一起冶炼。在冶炼初期一定是在无配比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冶炼，提炼物一定是矿石中所含的金属成分，所以早期铜器应该主要以多种金属元素混合铜器为主。
当人类经过长期的冶炼，具备更丰富的冶炼经验后，掌握了通过矿石配比获得更易冶炼、更优性能的合金铜技术之后，才进入了有意识的定量配比冶炼铜的阶段。
在各种定量配比冶炼铜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最具优势的锡青铜、铅青铜、铅锡青铜、黄铜才取代了其他合金铜，占据了铜冶炼的主导地位。
地球上纯铜矿很稀少，当然如果本地矿石是纯铜矿，也可以先利用红铜。但是这种未经冶炼的利用就是天然铜。经过冶炼所得的红铜，跟黄铜、砷铜、各种合金青铜一样，并不具有优先发明权，只是古人类活动区域附近矿石不同的产物。所以冶炼铜从红铜冶炼开始是错误的历史认识，冶炼红铜之后再冶炼砷铜也是错误的历史认识。
对于冶铜发明之初，纯铜冶炼，需要1200℃以上高温条件；而如果是混有其他元素的铜矿石冶炼，需要的温度低于1200℃，而且铜矿石伴生矿更普遍。相对来说，铜合金冶炼这种条件更容易达到，更容易被古人类发现利用；纯铜冶炼条件更难达到，更难以被古人类发现利用。人类发明是遵循先易后难的规律，不可能是先难后易的。
根据中国和世界铜器发展的脉络来看，早期铜金属利用的发展顺序应为：天然铜——无定量配比冶炼获得的黄铜、砷铜、锡铜等各种合金铜——红铜、定量配比冶炼的砷铜、各种合金青铜——定量配比冶炼的锡青铜、铅青铜、铅锡青铜、黄铜等铜合金。
4、7000~8000年前西亚开始发明冶铜技术
露天堆烧铜矿石无法冶炼出铜金属，冶铜活动必须在高温密封冶炼条件下才能成功，所以只有在具备熟练的陶窑烧陶技术后才可能发明冶铜技术。据说西亚最早冶炼的是红铜，那更需要具备1200°C以上的高温烧制条件才可能成功冶铜。
伊朗北部地区和中亚发现的陶窑铜窑遗址时间都在五六千年以内，甚至更晚。所以也不可能比中国更早发明冶铜技术。
以目前认为冶铜技术起源地的伊朗为例，伊朗北部和中亚地区在5500年前还没有陶窑。
在伊朗东北部的帕哈拉文遗址出土的陶器，存在着高比例的烧造不充分，帕哈拉文遗址的样品陶胎很薄，但烧造不充分的现象也很常见。帕哈拉文遗址在新石器到铜石并用时期之间尚无法保证高温环境去生产烧造充分的高铝类陶器。这说明帕哈拉文遗址在烧造环境上无法满足这类高铝陶器的烧制要求。
在伊朗中北部和土库曼斯坦西南部，这一时期多数遗址目前都没有发现陶窑。因而在帕哈拉文遗址，当时的陶器只可能是采取露天堆烧方式烧制出来的。
纳德利土丘遗址的彩陶，据称所处地层和遗迹单位的年代均为青铜时代早期，距今5500-4500年。在所谓伊朗的青铜时代，烧陶的温度未达到1000℃，没有发现陶窑，说明当时只会露天烧陶。根据冶铜的条件可知，在这种技术水平下，是不可能提炼出铜金属的，更别说进入青铜时代了。
摘自《伊朗纳德利土丘遗址出土的青铜时代早期陶器研究》
两河流域古文明的铜石并用时代的遗址中未见任何的冶炼遗存， 如坩埚残块、熔炉、炉渣等。两河流域古文明地区是没有铜矿和锡矿的，想要发明冶铜技术很困难。
两河流域古文明区域
故而， 该地区何时掌握冶炼红铜的技术，一直是欧洲学界争论的焦点。据说发明冶铜技术的是两河流域哈拉夫文化，但是哈拉夫文化实际年代是怎样的呢？
“两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未见任何的冶炼遗存，如甘场残块、熔炉、炉渣等。故而，该地区何时掌握冶炼红铜的技术，-直是欧洲学界争论的焦点。有些学者认为至少要到哈拉夫文化时期才出现了冶炼红铜。”哈拉夫文化是什么成色？
摘自《近东地区冶金术的发展历程》
王巍院士对于黍的考古对比案例就发现，西方文化年代大大地被夸大了。“兴隆沟遗址出土的这批粟和黍之前，学术界认为世界上最早的黍是西亚出土的，有7000年的历史，欧洲出土的黍有5000年历史。但是，最新的高精度测年研究表明，这两个地区的黍都没有早于“4500岁”的。比我国发现最早的黍晚得多。”
这个西亚黍是在号称7000年历史的哈拉夫文化层出土的，哈拉夫文化是西亚铜石并用时代文化，主要分布在伊拉克、叙利亚北部和土耳其东南部的山区。根据实际测年结果，跟西亚黍同一地层的哈拉夫文化层实际历史是4500年，应该比声称的7000年减少2500年。
但是，他们并没有变更哈拉夫文化层的历史年代。要知道西方文化遗址年代大多是通过同类型对比确定年代的，如果哈拉夫文化层的历史年代调整可能意味着西方所有遗址文化年代都要调整，这可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情。
摘自《王巍：文化交流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在兰州的演讲》
伊朗北部纳德利土丘遗址文化年代是经过中国考古人员参与认定的，具有更强的可信性。
而靠近两河流域文明的伊朗、土耳其遗址文化年代是西方早就通过地层等关系认定的。虽然西方声称在哈苏纳文化遗址（公元前6500年~前5500年）、耶莫遗址（公元前6100～前5800年）、萨马拉文化遗址（公元前6000年~前5000年）、哈拉夫文化遗址（公元前 5000 年~前 4500 年）发现了陶窑，但是根据哈拉夫文化的实际年代可知，这些文化遗址的实际年代可能都是被大大夸大的。
假如伊拉克哈苏纳文化遗址在8500年前就有了陶窑，为什么在距今5500年的伊朗北部纳德利土丘遗址还没有陶窑。经过了3000年，陶窑技术也没有传播到不到1300公里的纳德利土丘遗址？何况两河流域还有众多的耶莫遗址、萨马拉文化遗址、哈拉夫文化遗址呢？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陶窑技术并不是自西向东传播，而是自东向西传播的，包括冶铜技术也是如此。
事实上，不仅有西方学者认为两河流域的彩陶技术是伊朗传过去的，中国考古学者也有证明伊朗彩陶从东向西传播的案例。
两河流域文化遗址与纳德利土丘遗址相对距离示意图
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前期，陶器的烧制温度达到了900-1000°C，已经掌握了熟悉了烧陶火候技术，这时候已经可以提炼出铜金属了。而中国最早发现的铜器都在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发现了距今6700年的一块半圆形黄铜片和一块黄铜管状物，在渭南北刘遗址发现了距今5900年的铜笄一件。这就是冶铜技术的起源。
5、中华文明冶铜技术是从西亚经中亚、西北地区传入的
有人认为中国的冶铜技术是西亚传过来的，西亚冶铜技术要传到中国，一定要经过伊朗和中亚地区。但是分析古伊朗和中亚地区，在所谓的青铜起源时代，并不具备密封高温陶窑技术，所以也不可能冶炼铜，西亚和中亚开始冶炼铜的时代并不像某些专家学者声称的那么早。
而且中国境内出土的铜器和铜冶炼遗存的年代，也是中国中心地区向四面八方逐渐降低，这说明中国冶铜技术从西亚传来的说法不成立。
中国早期出土铜器和冶铜遗址分布图（取每个地区出土的最早年代案例）
6、人类历史上存在一个铜器占生产生活重要地位的青铜时代
按照历史和考古学界的说法，距今5500—2000 年，从西亚开始，古文明地区先后进入青铜时代（或称青铜文明）——即锡青铜在生产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的历史阶段。
考古发掘的成果表明：在青铜时代里，青铜金属主要用做兵器、礼器以及青铜冶炼自身作业的工具，量大面广的生活工具和生产工具仍然是石器、陶器、木器、骨器、角器等。直到铁器的广泛使用才真正淘汰了石器、陶器、木器、骨器、角器等工具。
中国出土的夏商周时代的铜器，估计比起其他文物不及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即使因为铜金属珍稀而经常回铸导致铜器出土少，把铜器数量翻百倍也不及其他文物，铜器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不可能占到主导地位。
中国在生产生活中普遍使用铁器至少在战国以后，之前是以陶器、石器、木器、骨器、角器并用为主。青铜器在夏商周时代上层社会的礼器和战争兵器中得以普遍使用，符合中国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文明特征，但是青铜器从未在更广泛的生产、生活中得到普遍使用。所以中国并不存在标准意义上的青铜时代或青铜文明。
众所周知，中国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众多、器型种类复杂精致，在世界上是独树一帜的。中国出土的相关文物堪称千仓万箱、多如牛毛——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各地博物馆存世的已出土青铜器约140余万件，这还不包括私人收藏和流失海外的，更不包括还埋在地下尚未出土的。
除了中国以外的青铜器出土数量少得可怜。曾有人形容为“西方出土的所有青铜器加起来没有中国的一个鼎重，不超过70斤”，这话有些夸张，但实际情况比这好不了多少。
西方出土的青铜器主要以武器、工具、装饰品以及少量人像、动物为主，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类的青铜器很少，不仅在生产、生活中不占主导地位，即使在上层社会的生活中也不占主导地位。
分析世界古今历史，从中国到外国，铜器从未在广泛的生产生活中占据过普遍和主导地位，所以也不存在西方定义的所谓“青铜时代”。
如果降低青铜时代的标准，以统治阶级、上层社会主要使用青铜器为标准，则只有古代中国夏商周时期进入过青铜时代，世界上其他地区从来没有进入过青铜时代。
以上分析说明，当今历史和考古学界对于冶铜技术起源存在诸多常识性错误，历史和考古学界对冶铜起源历史进行了歪曲性解释，并未反映冶铜技术起源的真实情况。
接下来明文辨史将辨析铁器起源历史，敬请关注“明文辨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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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纳德利土丘遗址出土的青铜时代早期陶器研究》，南京大学，2021年，张佳杨
《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一)》，《南方文物》2018年9月，郭静云、邱诗萤、范梓浩、郭立新、陶洋著
《系统论与世界体系（之二）“陶-铜体系”即“火技术-陶冶体系”》，《社会科学论坛》， 2016/7，陈明远、林川
《史前黄铜器及其冶炼工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8月，凡小盼、赵雄伟著
《两河流域早期社会组织与文明起源研究》，重庆师范大学，陈鹏，2016年
《中国青铜器起源及其与早期国家关系的新考察》，陕西师范大学，詹婷，2015年
《近东地区冶金术的发展历程》，《边疆考古研究》，2015年01期，桑栎著
《“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1期，韩建业著
《修正“史前史三分期学说”》—— 在“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之间须划出一个“陶器时代”》，《社会科学论坛》，2011/4，陈明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