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亚洲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知识的生产、交流与媒介”工作坊，于2022年6月17-18日通过线下线上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工作坊作为中山大学“亚洲史工作坊”第四期，以知识为切入点，试图从历史、思想、文学、语言、哲学等不同层面理解与探讨“知域”和“地域”复合视域下的“亚洲”。来自成均馆大学、韩国海洋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昌大学、鲁东大学、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海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的三十余名学者与会。
线上线下部分参会学者合影
会议开幕式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朱玫副教授主持。朱玫首先介绍了中山大学“亚洲史工作坊”前三期的议题及此次活动的发起背景。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牛军凯教授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辞，他介绍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建置沿革和现状，回溯了中山大学亚洲史学科的发展，介绍了《亚洲史研究》的筹备情况。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滨下武志教授作工作坊主旨报告，他的报告题目是《亚细亚知再思考——知识的空间：地域与知域》。报告从“亚细亚”的词源切入，并以地图为材料介绍希腊、罗马、波斯版图中的“亚细亚”，说明亚细亚概念在人群移动和东西方的交流中逐步构建的过程。滨下武志认为，在目前的陆地亚细亚之外，宜加入海洋的维度，即应关注两者相结合的亚细亚。最后，滨下武志提出了“地理亚细亚”与“思想亚细亚”的关系，即“区域”与“知域”之间的联系。这一联系既处于历史的叙述中，也处于目前的思考进程中。
滨下武志教授作主旨报告
会议报告分成六组进行，内容涉及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地区，不仅讨论了不同历史时期媒介与知识生产、交流的关系，还围绕书写载体的变化与社会性质的关系、知识交流的机制与秩序格局、思想文化交汇与知识传播、图像媒介中的知识生成与流变、知识史研究中的人与群体、文本的翻译与接受等议题展开研讨。
古代东亚的知识与信息交流
第一场报告的主题为“古代东亚的知识与信息交流”，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朱玫副教授主持。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院长金庆浩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汉晋时期知识、情报的交流及东亚秩序》。金庆浩以东亚范围内的出土文献和书目为史料，说明战国到魏晋时期书籍普及率的大幅增长。魏晋时期，纸张逐渐取代竹简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这进一步扩大了书籍普及的空间范围。这种书籍的普及不仅限于中国内部，还传播至周边各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张荣强教授在评议中强调秦汉到魏晋时期“简纸更替”的背景下书籍普及和知识交流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对于东亚文化圈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课题，并就中国历史上“简纸更替”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汉武帝时期作为书写材料的纸的属性等问题与金庆浩展开讨论。
金庆浩教授作线上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戴卫红以《三至九世纪东亚知识的交流与大写数字的使用》为题作报告。戴卫红梳理三至九世纪东亚范围内的出土简牍、纸本文书以及金石碑刻中出现的大写数字，分析大写数字在古代中国、日本和百济新罗社会中的使用情况，以此反映知识在东亚的传播和使用。文章指出在3-9世纪的东亚地区，使用大写数字，多为防止讹误和作伪。一方面，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随着田地、房屋等买卖的发达，经济生活中涉及到数字的错讹以及伪乱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为避免这些情况民众自发使用大写数字；另一方面，政府对户口、簿帐、科罪的管理愈发严格、科学，唐朝、日本的律令中规定在以上场合中涉及数字的情况下使用大写数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徐建新对该报告作出十分详实的评议，补充了许多在日本文献中使用大写数字的例子，并提出其中有待考证的问题点。
书籍的秩序
第二场报告主题为“书籍的秩序”，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刘勇教授主持。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郑墡谟以《论高丽对宋的书籍外交》为题作报告，详细地探讨高丽“书籍外交”政策的发展过程和文化影响。十一世纪初，高丽在恢复对宋外交之后，在国家层面上积极推行“书籍外交”政策，通过使节团大量购入北宋书籍，扩充国家藏书规模，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自身出版事业。通过宋丽之间频繁的“书籍外交”进入高丽的书籍，对高丽的各类文化事业和活动、乃至文坛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卫国教授在评议中提出后续研究方向的建议，并与郑墡谟围绕商人在书籍交流中的作用这一议题展开讨论。
第二场报告会议现场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杨洋的报告题目为《东亚理学接受中的图像因素——基于<四书章图>的文献学考察》。“章图”是解释各种名目和制度的图示，《四书章图》为方便理解“四书”而编撰，并在日本、朝鲜流传，成为学者学习理学的重要途经。杨洋以日藏文献为基础，对《四书章图》在东亚地区的流传脉络进行考述，并探讨《四书章图》在东亚地区流行的原因。南昌大学哲学系田炳郁教授对该问题亦有研究，在评议中就《四书章图》在朝鲜的传播和影响等方面进行补充。会议主持人刘勇亦对“章图”产生的原因提出见解，并猜测其对朝鲜、日本的儒学所产生的影响。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李恒恩以《朝鲜王朝前期地理知识的获取和编制——以地理志与类书的考察为中心》。报告人以朝鲜前期地理志为主要材料，介绍朝鲜前期官方修撰全国地理志的过程。朝鲜王朝中央修志人员通过各道官员收集特定的地理信息，再按照一定体例对其重新整合、增补，最终形成全国性的统志。这一知识传递和流变的过程，体现了朝鲜前期国家获取、编制地理知识的方式和兴趣。评议人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黄永远副教授从问题意识、学术史等方面对该报告提出批评和建议。
文书、抄本的流通与使用
第三场的报告主题为“文书、抄本的流通与使用”，由复旦大学历史系邱轶皓副教授主持。第一位报告人是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李智，报告题目是《从词汇文献看苏美尔人的驿站与信使》。李智以出土泥板文献为材料，介绍了古代西亚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词汇文献。苏美尔人将各种词汇根据符号书写形状或内在含义范畴进行分类，以列表的形式记录其认知的世界，同时也在书写中创造出许多新的词汇。在文献中可以看到苏美尔人对驿站和驿站旅客的概念各有不同的写法，这反映了苏美尔人的认知和词汇构成的方法。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蒋家瑜副教授对该报告作评议。蒋家瑜指出，词汇文献是两河流域地区在发明文字初期就出现的文献类型，它充实了知识的内涵并拓展了知识的边界。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文章还可以尝试从古代西亚地区多民族的流动与融合对词汇文献发展产生的影响等层面进行深入探讨。
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研究助理教授钱艾琳的报告题目为《书以载文：以瓦绥提<玛卡梅库法篇>为例》。在造纸术传入阿拉伯世界之后，阿拉伯文学从口传到笔录转变，文书阶层兴起，书写艺术也成为一门独特的技艺。钱艾琳以瓦绥提的《玛卡梅库法篇》为例，认为其外观和内容都强调书法的作用，并以此探讨书法作为一种技艺在阿拉伯世界中的意义。评议人李智结合自身研究阐述对这一题目的见解，并就“书写”和“书法”概念的区别、书法工具的用途等问题与钱艾琳进行讨论。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朱玫和硕士研究生陈宛钰以《高丽末朝鲜初期“告身”的文书体式变迁与行政运作》为题共同报告。报告聚焦于高丽末期至朝鲜初期这一王朝变动期的告身，通过分析文书的体式变化与行政运作流程，探究告身对王朝行政与统治的作用。文章指出，告身作为人事任命文书在朝鲜半岛得以运作，与朝鲜半岛官僚制度的建立以及政治结构的特征有密切联系。源自中国的公文书在东亚不同地区的流传，不仅是单向的接受问题，还存在本土的自我调适和改造过程。评议人清华大学历史系阿风教授认为该报告对研究中国告身制度的变迁，尤其是元明时期告身制度的转变具有启发性，建议下一步能结合中国元明时期的转变，并在官制、署经制度、文书格式与用语等方面进行完善。
阿风教授对报告作出评议
文化交互与知识传播
第四场报告的主题为“文化交互与知识传播”，由清华大学历史系曹寅副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杜雨晴以《多重文化交互：<会同四教>与18世纪越南天主教的跨宗教对话》为题作会议报告。报告以18世纪晚期的越南天主教护教文献《会同四教》的汉字本和喃字本为主要材料，讨论其作者如何以构建跨宗教的知识性对话的方式，来表达当时越南天主教对儒教、道教和佛教的回应。报告认为该文献体现了亚洲区域内的天主教知识传播网络与复杂的文化交互过程。在评议环节，中山大学中文系郭丽娜教授针对《会同四教》作者的社会阶层，以及《会同四教》的文本性质等问题提出见解并开展讨论。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程方毅以《从“克拉肯”到“巨型乌贼”——“邪恶章鱼”知识的形成与流变》为题作会议报告。程方毅认为，现代讽刺漫画中常见的“邪恶章鱼”形象始于雨果的《海上劳工》，而雨果的章鱼形象来自博物学家孟福尔的作品。雨果不满足孟福尔在博物学框架内的描述，而求助于哲学，将章鱼诠释为压迫人类进步的自然元素。这一形象的流变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理解和态度的变化。评议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麦贝力（Barry McCarron）对程方毅的研究表示赞赏，并提出巨型乌贼是否存在实态，以及不同文化对该生物如何表现等问题，程方毅结合19世纪时代背景作简要回答。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杨培娜和硕士研究生宋恩泽以《明治时期日本对华水产调查》为题作共同报告。报告人梳理了明治时期不同时段日本对华水产调查报告的特点，分析各时期报告形式和内容的变化，并探讨其变化的原因。调查报告的形式演变，反映了日本殖产兴业政策对亚洲水产贸易格局的影响，也体现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在亚洲的传播。评议人鲁东大学文学院讲师姜娜认为，在文本转型的背后应该还存在着方法论的变化和传播，为下一步的研究提出建议。
东亚知识的近代形成
第五场报告主题是“东亚知识的近代形成”，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杨洋助理教授主持。韩国海洋大学东亚文化专业副教授孙成俊的报告题目是《大韩帝国时期媒体中的梁启超文本变异——以<罗兰夫人传>三种译本为中心》。梁启超将德富芦花所著《佛国革命之花》翻译为《罗兰夫人传》，大韩帝国的知识分子又对《罗兰夫人传》进行翻译，并通过不同印刷媒体进行刊载。孙成俊比较了大韩帝国时期的三个译本，指出文本中存在着政治倾向和着重点的差异。从这种差异中可以看到，梁启超思想在大韩帝国内部因接受者的取向不同，被运用于不同的脉络中。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安东强教授在评议中补充介绍了梁启超思想的转变过程，并就近代中韩接受西方思想观念时方式上的差异提出自己的见解。
孙成俊教授作线上报告
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副教授顾春的报告题目为《由<大同书>与<星界想游记>的关联说引发的思考》。康有为的《大同书》与井上圆了的《星界想游记》都寄托了19世纪末东西思想文化影响下的乌托邦思想。经过梳理文本和西学渊源分析，顾春认为两部著作虽没有直接的文本渊源，但在传统至现代的历史大变局时期，两部著作都体现出游走于“东来东往”“西学东渐”之间互动与抵抗的复杂面相。评议环节，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朱坤容副教授与顾春就两部著作之间的文本关联性等问题展开讨论。
顾春教授作线上报告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朱坤容以《从宗教到伦理:和辻哲郎的道元研究》为题作会议报告，以和辻哲郎在《沙门道元》一文中所呈现的佛教理解为中心，考察佛教思想对其建立伦理学架构的影响。朱坤容阐述了和辻在《沙门道元》中认知理解的特质，通过个体与时代两个层面探讨这一特质的成因，探讨其所带来的影响，并简要提出如何看待和辻这一代学者在处理佛学问题上存在的共同特点以及时代的影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赵晓靓对报告作评议，询问和探讨了和辻哲郎的伦理学等内容。
话语建构与知识生产
第六场报告的主题是“话语建构与知识生产”，由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黎相宜副教授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曹寅以《想象中的基建: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中的滇缅铁路》为题目作会议报告。曹寅梳理了19世纪中叶以来英、中、缅三个国家中不同主体对滇缅铁路的修建和影响所展开的想象，分析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和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对这些想象的影响，并进一步指出这些想象背后的“东方主义”建构。报告指出，在西方资本精英想象与建构着西方世界的同时，非西方世界的民族主义精英也在用相似逻辑想象、建构西方。评议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袁丁教授从近代英国对缅甸政策以及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等时代背景方面对报告内容提出补充意见。
袁丁教授对报告作评议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白云天的报告题目是《阿拉伯文史著对于“奥斯曼征服”的层累建构》。白云天通过梳理16世纪至今的相关阿文史著，认为19世纪中期之前沙姆、埃及并没有被统称在带有“阿拉伯”字样的概念下，将“奥斯曼征服”置于土阿民族关系的框架下，是20世纪才流行的历史观；而半个多世纪以来部分阿拉伯史家虽然批判“民族主义史观”对奥斯曼时代的“污蔑”，但仍然没有跳出土阿关系的叙事框架。在评议环节，邱轶皓与白云天博士讨论了若干阿语地名的翻译问题。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吴耀庭以《隐蔽战线的知识生产:冷战初期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局的印尼研究》为题作会议报告。吴耀庭以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局解密文件为主要材料，阐述冷战时期该机构从阵营倾向、国家治理、外交事务等方面对印尼进行情报的搜集和分析。评议人袁丁从各国情报机构档案的共性、冷战时代背景等方面进行补充说明，并对后续的研究提出建议。
综合讨论由朱坤容主持。各位与会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围绕民族观念形成、知识生产机制的比较、思想溯源、文本阐释等议题做进一步的阐发。邱轶皓和袁丁均认为，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并不能完全取代斯大林对民族共同性的阐述，在普适性上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尤其在用以论证较早形成的亚洲民族时，力度相对较弱。李智以现代的“亚述民族”为例，说明民族认同问题的复杂性。杨洋和顾春讨论了如何处理文本中思想渊源的问题。顾春认为文本溯源是非常庞杂也是有意义的梳理工作，但从同时代的思想交流这一层面进行研究也同样重要。杨洋也认为有时需要跳出传统“影响-接受”的框架，将重点放在文本的再生成上。朱玫简单梳理了东亚地区知识生产的传统，强调国家、官僚、士人等传统媒介的作用及互动关系，提出有必要对知识生产的机制进行不同地区的比较。邱轶皓和李智介绍了西亚地区知识生产的传统。邱轶皓简述了西亚地区的政治秩序和国家观念，认为西亚与东亚的国家制度有所不同。李智以两河流域为例，讲解古代西亚地区国家力量在文书形成中的主要作用。郭丽娜以雨果研究为例，分享历史学与文学两种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
最后，滨下武志作会议总结发言。他认为，此次工作坊以知识这一概念为主题，在“亚洲”这一框架下，将以往不同分野的知识系统联系起来，有助于促进学者间相互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