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亚洲文明视野下的海洋与大陆:贸易网络人群流动与异域认知

本次工作坊的讨论围绕“文明史视野下的亚欧大陆交通”“东地中海的海陆互动”“海洋贸易与社会形成”“海洋贸易与文化生产”“东亚海域的文化网络”“人群流动与异域认知”六个主题进行。

文明史视野下的亚欧大陆交通

第一场报告的主题为“文明史视野下的亚欧大陆交通”,主持人是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李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陈奉林教授以《从丝绸之路看日本学者的文明交往史视野》为题进行报告。陈教授认为,近百年间,日本学者在丝绸之路的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在文明交往的视野中看待丝绸之路上的国家间与区域间的交流,充分认识到丝绸之路在东西方交流中的作用、意义与价值。陈教授还指出,日本的相关研究做得非常扎实,值得肯定,但其中也有部分为国家扩张服务的目的,因此我们不能全盘接纳,要加以分析,提取精华。评议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国际关系学院牛军凯教授认为陈奉林教授的观点与 “一带一路”倡议有不谋而合之处,陈教授对日本学者丝绸之路研究的介绍有利于深化中国学者对中外交流的认识。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刘昌玉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上古印度洋-波斯湾海上贸易》。刘昌玉副教授主要关注的是印度河-波斯湾直到两河流域的海上贸易,以麦鲁哈这一地名的考辨为切入点,通过对古代两河流域出土的楔形文字文献的研究,指出印度河流域和两河流域之间曾经存在繁盛的海上国际贸易,并讨论了贸易衰败的原因。评议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林英教授指出,麦鲁哈是古代长途贸易的重要地点,刘昌玉的研究不仅推进了楔形文字研究和两河流域研究,也对周边地区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及丝绸之路研究具有启发作用。

厦门大学历史学系陈博翼副教授以《现代太平洋世界的移民和文化关系研究导论》为题进行报告。他在总结已有文献与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宏观与微观方面,提出将中国、日本、印度、东南亚和跨太平洋前往美洲的移民作为研究对象,讨论由人群活动所形成的移民文化网络对现代太平洋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并由此推动开放的太平洋关系研究。评议环节,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费晟教授对陈博翼关注开放性的问题意识表示认同,并建议进一步思考研究对象的选择与整合,将中国在此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和所产生的影响纳入研究视野。

海上丝绸起点,福建泉州海外交通的重要航标:石湖塔。

东地中海的海陆互动

第二场的主题是“东地中海的海陆互动”,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林英教授主持。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讲师郭子龙以《古希腊“海权”初探》为题作报告。郭子龙提及“谁是海权之父”的问题,运用文献学和历史学的方法讨论“海权”概念及其发展,指出雅典是古希腊海权的集大成者,经后代注疏家和作家将其观念和制度流传至后世,影响了西方海权观念的形成。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李晓东教授在评议中肯定了这篇文章中大量运用原始文献的研究方法,认为郭子龙对“海权”概念进行了非常清晰的梳理,指出当今学者应该走入古代人的思维,理解古代人对事物的认识。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李智助理教授以《苏美尔人驿站体系中的陆路与水路》为题作报告。他从信使文件中提取信息,指出乌尔第三王朝时期苏美尔人的驿站不仅服务于陆路的来往官员,而且服务于通过水路交通来到此处的人员。他认为,对苏美尔人的驿站在陆路和水路交通中的作用进行研究,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当时西亚地区的信息、人员、物资的交流。在评议环节,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刘昌玉副教授指出李智的研究细致深入,并建议考虑书写从早王朝时期到亚述时期的驿站通史,以及从驿站变迁出发探讨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西亚地区对外交流交往,也可与中国古代的驿站做对比研究。

巴黎文理研究大学历史学与文献学系博士研究生袁锂以《海洋神话与王权:以马里皇家书信文献为核心》为题作报告。袁锂以马里皇家书信文献为例,通过分析文献中对“海洋”的记述,结合“暴风神与海的战争”的母题,探讨“海”在巴比伦人脑海中的含义,指出“海”在当时成为统治边界的概念,相关的文学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海洋的认知。同时,“海”的概念和记述背后也蕴含着神话与统治之间的关系。评议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拱玉书教授对袁锂的研究表示肯定,补充了“海洋”在文献中的用法,就“海洋”一词的语义问题与袁锂进行了讨论。

德国海德堡大学埃及学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熊薇以《古埃及文献中的“海”》为题作报告。熊薇以常被译作“海”的古埃及词语“wɜdʒ wr”为考察对象,讨论其在古埃及文字词典中的释义,通过爬梳史料,在多种原始文献中搜集这一词语的使用情境,并进行分析和考证,指出这一词语的含义并不固定指代尼罗河与海洋。同时,通过对“wɜdʒ wr”的考察,有利于加强对古埃及人对外交流交通的认识。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李晓东教授进行评议,肯定报告论据充分、逻辑清晰,同时也建议熊薇对相反的观点进行思考,对古人的“海洋”观念作进一步诠释。

海洋贸易与社会形成

第三场报告的主题是“海洋贸易与社会形成”,主持人是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杨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李文明副研究员以《德川吉宗时期幕府的对华官方“采办”》为题进行报告。李文明副研究员指出,德川幕府历史上,幕府自身曾以“经济实体”身份直接参与日本的对外贸易,特别在吉宗时期,幕府不仅采购商品货物,而且向外寻求购买技术。他以德川吉宗时期“御用物方”的对华采办、对华“技术”引进为中心,考察了当时幕府首领的对华商品购买和技术引进需求。评议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陈奉林教授认为,李文明副研究员的报告对日本引进中国商品和技术的方式进行了深入讨论,体现了细致严谨的学风和扎实的学术功底,同时也对报告的结论部分提出了建议。

高雄科技大学共同教育学院的洪维晟助理教授以《荷兰时代台湾的渔业发展》为题进行报告。他对前人研究所记载的台湾渔业情形提出了疑问,通过爬梳史料研究当时台海周边的渔场,探讨荷兰文献和西班牙文献中各种水产的商品贸易情况,并指出目前台湾北部和东部的渔业史料较为稀少的问题。评议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杨培娜副教授认为,报告人抓住了既有书写背后可能存在的政治性限制,有对前人研究的反思,同时也对史料的利用提出建议,认为后续还可以加入生态、航路、航海技术等方面的思考。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陈烨轩以《宋代远航的沿海社会背景》为题作报告。陈烨轩博士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两个可加补充的研究角度:皇室成员和官府对海洋贸易的投资、宋代舶商的身份及其对宋代海洋贸易的影响。通过对宋代沿海社会的研究,陈烨轩博士指出,在宋代沿海社会各阶层人民广泛参与了远航活动,令海洋贸易繁荣发展,对近世东南沿海社会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陈安迪博士后进行评议,认为宋代航海相关史料数量不多且分散,前人研究往往受制于材料;报告人能够广泛收集材料,将长时段、大范围的研究深入细化,非常难得。同时,她也就报告中存在的史料解读等具体问题提出了建议。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郑昭宇以《美船“中国号”的广州贸易与中美丝绸贸易的变化:1817-1828》为题进行报告。郑昭宇以美船“中国号”为中心,阐述了“中国号”的建造和来华贸易,通过对“中国号”几次前来广州进行贸易活动的前后对比,说明中美丝绸贸易在1815-1828之间发生的变化,并就美国商人的对华贸易和在南美市场的活动展开分析。评议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李爱丽副教授认为,郑昭宇的研究难度较大,是跨太平洋贸易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对郑昭宇如何进一步拓展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议。

海洋贸易与文化生产

第四场的报告主题是“海洋贸易与文化生产”,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朱坤容副教授主持。中国航海博物馆副研究员赵莉以《开埠初期上海外滩图像研究(1843-1863)》为题作报告。赵莉副研究员分析开埠初期外滩图像的内容形态、绘制视角和构图方式,并与19世纪前期广州外销画中的广州港埠图像进行对比,认为从对图像的解读可以看出,上海开埠之后,对外商贸重心从广州转移到上海,这对图像的创作和口岸城市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周湘副教授进行评议,充分肯定报告的选题与思路,并对进一步研究的开展方式提出建议。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钟燕娣博士后以《明代利纳号沉船出水异国风中国瓷器研究——15世纪晚期16世纪早期海外贸易的变迁》为题作报告。钟燕娣博士以利纳号沉船出水异国风中国瓷器为切入点,将瓷器分为异国风的中国瓷器和异国定制的中国瓷器两类,分类讨论执壶、盖盒、笔盒等瓷器随着时间和产地改变发生的变化,总结归纳其原型、生产地、消费地和用途,由此探讨15世纪晚期至16世纪早期海外贸易的变迁。评议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熊寰副教授认为,本次报告选题优秀,视角全面,图文并茂,研究深入且细致,并就史料选择、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和选题范围等提出了建议。

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朱克宇以《透过“转变期”瓷器的生产与外销看 17 世纪上半叶东亚海域间的贸易》为题进行报告。朱克宇探讨了明末清初瓷器风格的转变与东亚海域内多国之间贸易关系的联系。他希望通过一个新的角度,从“转变期”瓷器形成过程中的波动性来研究东亚海域贸易。评议环节,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后钟燕娣认为,报告人将沉船考古材料和东印度公司文献等史料相结合,关注到“转变期”瓷器这一批重要文物,值得肯定,同时建议加入瓷器消费地的收藏品等材料,进一步充实研究。

东亚海域的文化网络

第五场的主题为“东亚海域的文化网络”,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朱玫主持。红河学院越南研究中心叶少飞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富士见象:1728年舶来越南象与日本的象文化热潮》。叶少飞教授以日本享保十三年(1728)日本舶来象的事件为线索,对日本文献中有关象的材料进行解读,讨论了象在日本文献中的形象变迁以及日本的象文化热潮,指出这些日本文献中的文字和图像受到了中国典籍和汉文佛经的影响,证明了中国在东亚世界知识文化传播的中心地位。在评议环节,厦门大学历史学系陈博翼副教授对如何断定知识来源、如何认定文化中心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杨洋以《渡元日僧中岩圆月的思想立场》为题作报告,认为随着宋、元禅僧渡日和日本禅僧赴宋、元求法,宋代新儒学的知识也进入了日本,但宋代新儒学进入日本禅僧思想体系的过程绝非如通常理解的那样自然而然。她通过分析14世纪渡元日僧中岩圆月熔铸儒释的著作《中正子》,指出中岩圆月的思想立场是在佛教思想体系中定位儒学伦理价值。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胡劲茵副教授肯定了这一研究的前沿性,并建议在研究中将思维世界、知识世界、历史世界三个层次相结合,以进一步探究思想形成的历史脉络。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杜雨晴以《早期天主教在越南的传播与天主教文化构建(16-18世纪)》为题作报告。杜雨晴认为,话语传统是深入了解一个宗教的重要来源,因此她通过对《八日讲道》《天主圣教启蒙》《圣教要理》的研究,讨论了天主教传教士凭借海上传教路径的建立,与本地信徒一起创造新的天主教文化话语的过程。评议人红河学院越南研究中心叶少飞教授肯定了杜雨晴博士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并建议在研究中加入对越南内政问题和晚明传教士汉文译作的考察,在语词翻译、文献版本等方面也提出了建议。

人群流动与异域认知

第六场报告的主题是“人群流动与异域认知”,由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杜雨晴主持。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许美祺以《十八世纪末仙台藩与潮州船员漂流事件》为题作报告。许美祺围绕日本江户时代学者山片蟠桃的著作《梦之代》,对18世纪两次中日船员漂流事件进行分析,展示了包括佛教寺院、各国政府在内的东亚海域的救助网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文明认为,许美祺使用了详细的日方记录,对学界相关研究的推进作出了贡献,同时也指出了文献解读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强调了汉字在漂流民救助中的作用。

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越南研究所讲师成思佳的报告题目是《发现亚洲的“红毛国”:越南阮朝学者李文馥的小西洋之行》,介绍了越南阮朝官员李文馥小西洋之行的历史背景、始末、任务和主要见闻,指出英国的殖民活动令其在越南人的认识中成为了阮朝的“近邻”。成思佳认为,从东西文明交流史的视野来看,近代不仅存在着西方“发现”东方的过程,还存在东方主动“发现”西方的过程。评议人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的王嘉副教授肯定了成思佳对文本进行的充分研究,并建议将研究置于一个更加宽广的历史空间,并就文章所涉及的翻译问题提出建议。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李干以《失败的尝试:1817年夏威夷船只“卡阿胡马努号”的广州之行》为题进行报告。李干介绍了夏威夷船只的时代背景、来到广州的贸易活动,以及失败的原因及影响,从中分析出此次夏威夷船只出航背后,列强在太平洋地区及夏威夷群岛上错综复杂的势力。评议人中国航海博物馆赵莉副研究员认为,李干的报告突出表现了小事件大背景的研究路径,通过聚焦于一艘船,展现了太平洋地区的贸易网络和岛屿国家发展贸易的制约性因素。赵莉也对报告的结论部分提出了建议。

六组报告结束后,会议进入综合讨论环节,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李智主持。杨洋和陈烨轩就佛教寺院在贸易往来中的作用进行了讨论。杨洋提出中日佛教寺院在贸易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异同问题,陈烨轩以鉴真东渡为例介绍了寺院、僧人与经济贸易的密切关系。赵莉就周湘对其报告的评议和提问进行了回应,提到目前上海图像的相关史料在国外有较多保存,接下来将通过网络技术等方式对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并将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吸收周湘对于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方面的建议。朱玫谈到从本次会议得到的启示:第一是对“海洋”等概念的理解,应当从梳理原始文献入手,用古人的思维方式理解古代的观念;第二,在东亚区域内,海洋与大陆的连接纽带是什么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李智肯定了朱玫的看法,认为关于海洋与大陆的研究应当回到话语所产生的历史语境中。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费晟教授作闭幕致辞。费晟教授回顾了中山大学在海洋史、中外关系研究领域的学术传统,指出“亚洲史工作坊”是继承和发扬中山大学学术传统的重要途径。同时,他提出,对于海洋的研究需要与大陆视野相结合,大陆与海洋结合的机制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最后,费晟教授对本次参会的全体学者表达了感谢。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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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本“东洋史”三种模式及东洋史观批判看来,桑原骘藏是把重点放在东亚、南亚和中亚(后来另一位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的《亚洲史概说》则把西亚作为东洋史的重点),这也是桑原东洋史的一个特点。 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本着阐明东方亚洲“民族盛衰、邦国兴亡”之历史的原则,来构架其叙事结构。他把东洋史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上古期”是“汉族膨胀的jvzquC41ufyeyt}d0etv0niw0et0vs||1dk7;oj869?87=6d4di2;A9h67i93ji890n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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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葛兆光:专业的历史学者必须“保卫历史”在《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中,你写道,“当我们注意到战争、移民、贸易、宗教和语言的交错影响,就应当注意到超越国别、放大区域的历史研究方法,在这个意义上,‘东亚’史有点儿窄了,而‘东部亚洲海域史’则很有意义了”。是否可以具体展开谈谈“东亚史”和“东部亚洲海域史”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jvzquC41hfjj0ozfcp4ff~3ep1eu4>6719608>4e3:?77j9:97861yfig0n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