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边疆，通常被认为是防止游牧民族入侵的一道防御线，但在美国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看来，历史上的边疆在中国历史格局中有更重要的地位，不仅影响着王朝的兴衰循环，更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
一、长城边疆
我们通常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修筑长城，是为了防范草原游牧民族入侵而建的防御工事，是一条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的分界线。而在拉铁摩尔的眼中，长城不是一条绝对的政治或者经济边界线，它是在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长期对峙的背景下，形成的包含不同经济、生态的过渡地带，是具有不稳定性质的独立地理单元。
这片见证两种社会形态互相博弈的广阔地带，也就是我们说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这一地带有着重要且复杂的意义：建立在边疆以外的王朝，向内陆推进以期统治内陆；而内陆的王朝则通过此处，建立起它对边疆及边疆以外地区的统治。因此秦始皇修建长城，不仅仅是制造秦朝与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治边界，更是试图通过边疆地区这个缓冲带，来保障秦帝国的核心利益。
秦朝之后，长城边疆更成为农业和游牧社会向对方领地发展的“贮存地”。
“贮存地”，是拉铁摩尔论述中国边疆形态的一个重要理论模式。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往往由边疆“贮存地”地区的居民动向所决定，各王朝的兴衰可通过对该地带的控制情况反映出来。
中国汉族文化在近代化以前的移民扩张，基本上只存在一条由北向南的迁徙脉络。这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中国历史中精耕农业的发展。
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农业社会，能够顺利地向南推广到长江流域乃至珠江流域，是因为南方越族等跟汉族生活环境相似。但是，在近代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前，汉族的北上却一直受阻，他们无法跨过长城，永久性地成功移民于长城之外。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长城内外的自然环境不同，而汉族不愿意放弃原有的精耕农业。
二、草原地区的蒙古
拉铁摩尔认为，边疆地区与长城以内汉族的对抗，是以草原社会为中坚的，而蒙古草原是其中最典型的游牧部落。移动性，是区分汉族人与蒙古族经济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也是游牧经济的社会原则，是掌握财富的关键。
随着游牧经济的发展，善于骑马作战的骑兵，成为草原社会移动性的集中体现。不过，骑兵如果积累了过多的羊群、奴隶等战利品财富时，就会丧失了他的移动性优势，导致在草原战争中的机动性不够，被外人掠夺财富。
从历史上来看，移动性与财富之间，有一个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过程。当游牧民族统治中原的时候，移动性对财富的统治最强，迅速移动的骑兵，可以实现快速掠夺财富。例如汉初的匈奴、唐初的突厥南下，都是发挥了骑兵快速机动的优势，从而掠夺了大量的财富。但是，财富的累积，又会妨害草原社会的移动性。因为随着财富的增加，统治面积的扩大，进入中原的征服者丧失移动性，无法直接掠夺财富，从而不得不依赖农业、手工业来获取收入，逐渐放弃原先以移动性为原则的游牧经济。
随着财富积累，领地扩大，征服者需要一整套官僚体制来征收赋税，渐渐游牧民族开始需要依赖于农业社会。因此如何权衡好移动性和财富积累的关系，对于草原政权的发展和巩固极为重要。
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够统一蒙古草原，首要原因就在于他放弃与农业社会的联系，保持移动性对财富的统治力，而选择在草原上维持游牧经济，最终统一了蒙古草原。
到了18世纪，满族掌握了蒙古草原牧场及移动性的支配权，又采用领地附庸制度阻止了部落的联合，从而形成了对蒙古分而划之的统治。
进入20世纪后，随着东北铁道网出现，新势力进入蒙古及中国内陆，外蒙古先是成为沙俄帝国主义的侵略对象，然后又被苏联所控制。同时，自日本1931年侵入东北起，内蒙古的大部地区就转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新势力进入蒙古草原，意味着当时的中国政府需要改变一个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的模式，实现民族合作以抵抗侵略。
三、草原和耕地并存的东北
在地理上，东北部分包括自西伯利亚直到朝鲜的过渡地带，这里包括三类不同的地区：南部辽河流域的农耕区、西部的草原区和东部及北部的森林区。
在这三个地区当中，辽河的农耕文明与中原地区农业社会大致相似，西部的草原地区与蒙古草原经济发展一致；只有东部和北部的森林地带，从石器时代就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它介于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之间，是一种近于原始狩猎社会的特种游牧经济，也是后来满族崛起的发源地。
长城边疆地区游牧王朝的统治者，也很重视边疆地区的支持，因为他们本身也来自边疆地区，深知边疆地区的特性。游牧王朝联合边疆地区的人民，以便在中原内部混乱衰败时成功入主中原。入主中原前的第一步便是争取边疆地区人民的支持，努尔哈赤的崛起也是如此。
努尔哈赤能够从一个很小的部落逐步壮大，然后统一东北，这要得益于他对东北社会经济形势的准确把握。
首先，东北的森林部落并不是传统的氏族社会，而是一种松散的经济联合体。其次，森林部落与汉族的接触过程中，产生了猎人与农人的分化。最后，努尔哈赤懂得利用地利之便。他占据了辽河流域上游，这里处于农耕区、草原区和森林区的交界地带，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清政府统一全国之后，在19世纪前后，对东北采取了不同的政策。19世纪之前的东北，在农耕区，吸纳了汉族的农耕、城池和工艺，比明朝汉族对东北的开发还要深入；在草原区，采用联姻蒙古王公和设立蒙古八旗来进行管理；在森林部落，采用从居民中征兵的方式加强管控。19世纪之后的清朝面临内忧外患，为了维持东北的满族及蒙古族的稳定，他们需要汉族移民东北来阻止俄国入侵；但与此同时，又害怕汉族势力过大，所以处处限制汉族向东北草原和森林地区迁徙。后来迫于压力，放开汉族移民，最终使得东北农耕区不再像边疆地区，而成为中国内陆的一部分。
20世纪铁路出现，不但带来了经济上的干涉，还有直接或间接的政治干涉，西方侵略进一步深入。随着苏联逐步退出东北，日本在东北地区独大。不过在战胜日本的同时，中国也间接地排除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
四、绿洲农业的新疆
这里的新疆，包括今天的新疆自治区和俄罗斯、土库曼斯坦部分地区。新疆地区的重心是天山山脉，这里产生了新疆最主要的绿洲。绿洲地表土壤比较肥沃，适宜进行农业生产，“每个绿洲都像一个小型的中国”，是最能代表新疆地区特色的自然形态。
天山的北坡受西伯利亚的气候影响，降水丰富，产生绿洲农业，而这里地表植被比较茂密，形成大片草原景观，因此这里的绿洲社会因而又被称为草原绿洲，其居民的生活方式也带有更多的游牧成分。
某种意义上，控制了绿洲地区就等于控制了新疆，因此绿洲社会就成为中原王朝与草原游牧政权争夺的目标。
西汉初年，游牧经济逐步发展壮大，开始侵扰中原王朝和绿洲社会。到了西汉中期，汉武帝击败匈奴等游牧社会之后，开始向新疆扩张，逐步控制塔克拉玛干绿洲，最终达成“断匈奴右臂”“拱卫华夏安全”的战略目标。张骞通西域之后，一条从新疆地区穿越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将塔克拉玛干绿洲串联起来，直接联通中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王朝相对势力衰落，只能通过在丝绸之路上与绿洲社会开展贸易来控制绿洲社会，以成本相对较低的方式制衡游牧民族。
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绿洲能够提供给中原王朝物品其实是有限的，因此这种贸易并不对等。本质上是中原王朝为了维护对绿洲社会的控制而开展。
随着唐朝的衰落和灭亡，草原帝国重新占据了绿洲社会，并通过推行回教逐步控制了这一地区。
到了10世纪，被唐朝击败的突厥迁移到塔克拉玛干绿洲地区，取得了对绿洲社会的控制权，并且在该地推行他们所信仰的回教。
共有信念的存在，意味着脱离中原王朝的控制的离心力增加。之后清朝重新进入绿洲社会，屡次平定该地叛乱，最终于1884年设立新疆省。民国建立之后，新疆一直处于军阀统治之下，相对独立。
民国时期的新疆，由于没有铁路等新势力侵入，整个地区仍然维持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苏联对新疆的入侵，也与历史上草原民族对新疆的入侵大致相似，只不过苏联更多使用是经济手段而非军事手段。
五、河谷农业和农耕并存的西藏
长城边疆中，不同于塔克拉玛干绿洲、东北地区南部的平原地带，西藏高原的农业集中于河谷地区，这就使位于河谷农业与游牧经济交界地带的拉萨，天然成为西藏高原的中心。可以说，控制了拉萨就等于控制了西藏高原。
西藏高原地区，包括今天的四川西部、青海、西藏等地区。这是典型的高原气候，大部分地区无法发展农业；只在发源于西藏高原的几条大河的河谷绿洲地区，才有可能出现农耕文明。高原中部平坦的地方有游牧业，它们一部分源于河谷绿洲农业，另一部分则来自侵入高原的草原部落，特别是蒙古族。在河谷绿洲和牧场汇合的地方，就是拉萨。在这里诞生的拉萨王国，承担起统一西藏高原的使命。
7世纪，拉萨王国建立；到了8世纪，藏人已经强盛到可以侵入西北地区。在统一西藏高原的过程中，喇嘛教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局面。
在西藏内部，喇嘛教的财产和权力逐渐扩大，10世纪的宗教反抗运动中，拉萨王国镇压失败，被分裂为许多小国。自此，世俗政权无力对抗宗教，喇嘛教在西藏的地位就超越了分裂的各邦。1270年，元朝忽必烈在位时，西藏正式归属中原政权的管辖之下。
任命教主，是中原王朝或草原部族控制西藏的标志。
元朝灭亡后，明朝和清朝前期，都是通过册封教主的形式控制西藏。清朝中期，雍正开始在拉萨派驻驻藏大臣；到了乾隆年间，政府通过设立金瓶掣签制度，将西藏教主承继权力控制在中原王朝手中，维护了西藏边疆的安全和稳定。
当西藏被清朝牢牢控制之后，最主要的威胁就是外部的英国和英属印度。鉴于清代以来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中国政府就要阻断教主与外国的联系，以防范英国殖民者对西藏的入侵，保证中央政权在西藏地区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