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略者并不是纯粹的典型的少数民族，而是邻近亚洲内陆边疆的混合文化民族。匈奴在雄据大草原时，并没有征服中国。辽不是突然出现在大草原，而是在长城外面逐渐兴起的。金也是在辽的边境逐渐兴起的。就连伟大的成吉思汗也不是兴起于蒙古草原的深处，他的家族曾在东北边境依附金朝，并且受金的册封。最后，努尔哈赤起先组织并率领的也不是东北远处的通古斯族，而是邻近东北南部“汉边”的通古斯族。
边境上的人们，了解草原及中国的权力结构，可以在这个时期灵活地运用他们的知识。
唐朝从边疆的边缘迅速伸入中国内地，而成吉思汗却从边疆伸入草原，然后再回师中国内地
大草原中真正的游牧民族也许只知道掠夺与入贡，而边境游牧民族却知道如何统治各种人。长期战争之后建立的边境王朝因此具有两重性质。它知道怎样利用中国的经济，并知道在被破坏后如何恢复。同时，在若干年的战争中，它的游牧部属也随之增加。这种游牧部属已不是附庸——像唐朝的突厥骑兵一样，忽然被召到中国，又迅速回到边疆。这些部属在长期服役之后，已成为新王朝势力本身的一部分。
起源于长城以外的王朝
长城以外的王朝的起源与中国王朝非常相似。冒顿单于可以
与中兴汉朝的刘秀相比。他也是单于血统，他知道父亲要杀他
，所以铤而走险。〔13〕柔然的创立者是一个逃卒，〔14〕
在关于他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他从前在宫廷中似乎还是宠臣，
所以了解并知道如何领导手下的人。成吉思汗出身贵族，但幼
时很穷而且被人迫害。〔15〕
清朝始祖努尔哈赤也是一个贵族，却曾衰落到依附别家贵族以自存的地步。〔16〕
现代中国学者对自草原兴起而统治中国的王朝，很少讨论。
少数民族侵入中国的深浅，不完全取决于当时中国的衰弱和
部落侵入者的强盛的程度。我相信还没有人指出游牧民族之征
服中国，并不是起源于大草原，而是来自草原边境。换句话说
，侵略者并不是纯粹的典型的少数民族，而是邻近亚洲内陆边
疆的混合文化民族。匈奴在雄据大草原时，并没有征服中国。
辽不是突然出现在大草原，而是在长城外面逐渐兴起的。金也
是在辽的边境逐渐兴起的。就连伟大的成吉思汗也不是兴起于
蒙古草原的深处，他的家族曾在东北边境依附金朝，并且受金
的册封。最后，努尔哈赤起先组织并率领的也不是东北远处的
通古斯族，而是邻近东北南部“汉边”的通古斯族。
草原边缘地带在朝代更替中的作用
适用于草原及中国的理论，也可以适用于二者之联合，典型
的草原社会与典型的中国社会代表的是两个极端。掌握中国政
权的人最不希望与草原发生关系，而权力建立于边疆以外的人
，却垂涎于从中国取得财富和在中国建立政权，不过，他们也
同样力求防止他们的部落下属——有特殊军事价值的人——沾染
中国习俗。〔19〕
但是，这两种社会不能截然地分开，它们的接触线无可避免
地扩展成一个过渡地区，其中居住着一些在不同程度上受中国
影响的草原部落，和受有不同程度草原影响的汉人。在极为混
乱的时期，这个地区会变得狭窄，因为一部分边境草原居民退
回草原，一部分汉人退回中国内地。反之，经过长期稳定，这
个过渡地区会扩大。它越扩大，就越加具有独立社会秩序的地
位，也就越重要。这个地带又决不会完全分裂，因为那里总有
一些不适合定居生活的草原，以及其中国特性不会受草原影响
的精作农业区。不过，它可能对草原及中国内地产生影响，削
弱这两种典型社会的结构的牢固性。
当长时期的稳定开始被破坏——不是因突发的大范围战争，
而是因逐渐加剧的战争——边疆混合社会不可能迅速归属“严格”
的草原社会或“严格”的汉族社会。这个时期，不仅要站在两个
阶级之间，而且要站在两个社会之间的人才能把握。边境上的
人们，了解草原及中国的权力结构，可以在这个时期灵活地运
用他们的知识。但是，如果是边疆上较大的首领，则不会充分
利用这些机会，因为在这种时期，大首领们都要极力保护他们
既有的权利，不敢冒险。敢于冒险的人，其家庭联系使他们认
识并渴望权力，而在地位上的衰落使他们非冒险则不能获得权
力。〔20〕这种人，也许只有这种人，才能建立同时统治草原
及中国内地的“游牧人”朝代。真正的汉族也许想把他们的势力
伸展到亚洲内陆边疆来，但并不愿超越这个范围。而真正的游
牧民族也许会侵入并掠夺中国内地，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占领并
统治。这类边境征服者力量的基础是边境还是草原，或是中国
，这完全取决于边境的深浅和当时混合人口的数量，取决于真
正中国与真正草原之间的均势状态。
由此起源而兴起的王朝的最后形式，以及它与边境保持联系
的程度，是部分脱离边境而伸入草原或中国，还是伸入这两方
面，都要由若干条件来决定。例如唐朝就是由一对敢冒险的具
有突厥血统的父子所建立的。〔21〕突厥骑兵支持他们以攻击力量，遂迅速击败隋朝，接收隋朝伟大的灌溉及运河制度，使它们免于在长期战争中被破坏。此后，唐朝势力深入草原及中
亚，但是，其朝代中心仍明确地留在亚洲内陆边疆以内的农业
的汉族一方。
唐朝从边疆的边缘迅速伸入中国内地，而成吉思汗却从边疆
伸入草原，然后再回师中国内地。蒙古人征服中国不是突然的
。成吉思汗不是大草原的人，而是草原边缘的人。他统一了草
原各部，却没有像冒顿单于那样做草原皇帝。在他的时代，世
界很混乱，两个世纪以来的战争和部分的占领已经破坏了中国
的边疆，中国及俄属中亚的绿洲暴露出来，而波斯同中国一样
软弱。在这种松弛局面中，从小就被逐到草原的成吉思汗，比
其他贵族有更好的机动性及战争技术的训练。他所率领的草原
民族具有很多绿洲的影响，当他返回到草原边缘时，有许多混
合文化的下属，可以引导他从事新的征服，并在征服后立即进
行组建工作。其中包括回鹘人，而最重要的是耶律楚材。〔22
耶律楚材是契丹皇室之后，深知中国边疆及中国各事。此外
，我们不要忘了，蒙古民族征服中国是在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
烈汗的时代，那时征服中国的已不是一个部落，而是一个已经
长成并十分强大的王朝。辽、金两朝的建立过程比较缓慢，战
争，在一个人以武力征服一切对手之前，其破坏的程度极深，
几乎达到精疲力竭的地步。但是草原边境的长期战争，虽然破
坏了混合社会中的农业部分，却可以团结游牧的部分。定居居
民虽然在长期战争的初期尚可以自保，但是农业本身却逐渐破
产，土地无人耕种。另一方面，对于偏向于游牧的人，战争可
以促进游牧制度中军事特征的发展：游动生活的技术、迅速集
中攻击或防御的能力、以及从敌人经过的地区迅速撤退居民及
牲畜的能力。
所以，长期战争不但增加游牧民族的力量，而且还增进游牧
民族统治及开发定居经济的能力，而不再单纯地掠夺定居居民
。大草原中真正的游牧民族也许只知道掠夺与入贡，而边境游
牧民族却知道如何统治各种人。在长期战争之后建立的边境王
朝因此具有两重性质。它知道怎样利用中国的经济，并知道在
被破坏后如何恢复。同时，在若干年的战争中，它的游牧部属
也随之增加。这种游牧部属已不是附庸——像唐朝的突厥骑兵
一样，忽然被召到中国，又迅速回到边疆。这些部属在长期服
役之后，已成为新王朝势力本身的一部分。
对这种势力必须很巧妙的管制。不能在王朝建立于中国之后
，拿一些钱将他们来遣散，因为他们也许会背弃其领袖而叛变
。也不能将他们整体迁入中国，因为会消耗太多收入。在这种时候，“贮存地”的现象才变得最为重要
〔23〕这个王朝必须在它所占领的土地及统治的民众间，建立起等级来。
边疆之内汉族经济是最有利的方式，因此，即使是受游牧者统治的政权，其性质也必然是汉族的。这就是说，进入这个政权服务的汉人，依旧保持汉人特点。而游牧人，则不能保持其
游牧人或边境人的特性，而要变为汉人。游牧部落的军队也可
以到中国驻防，特别是在立朝之初。他们也会很快汉化。
邻近边疆，在我所说的“贮存地”中，却有另一种驻防军队。他们不驻在一个固定地点，而是一些担负随时作战责任的游牧部落。他们享有特别津贴。这种“贮存地”内的驻防军队及津贴制度的存在，有两种考虑：这种部落由被封有世袭爵位的首领的率领，可以随时调入中国。另外，他们也要在边疆上阻止那些没有参加战争却想分肥的草原外面部落的侵入。因此，给他们的津贴一定要多，否则这些部落就会加入草原外面的部落，而不去防御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