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历史】：读千卷书之第255本—每天1分钟读1本书
今天分享中国史书籍的第十四本书：《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
拉铁摩尔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徒步历史学家”，他被誉为当时“唯一一位曾在内蒙古、新疆和东三省这些中苏之间的边境广泛游历的美国人”，其著名观点：“对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对整个的亚洲内陆却是一个中心”。
一、长城对亚洲内陆是一个中心。拉铁摩尔不是“胡人”也不是“汉人”，没有站在某一边（特别是南边）而排斥另一边的天然立场，而具备旁观者的角度。另外，他对地域的分割不以国家而论，他的注意力亦不是重在“文明”不在“荒远”，而能放大视野，超越政治与民族，将两边合观为一个“亚洲大陆”。在对亚洲大陆作如此宏观俯视，究其整体发展时，拉铁摩尔发现“对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对整个的亚洲内陆却是一个中心”。
康熙皇帝的名言“在德不在险”“众志成城”对长城进行了功能上与道德上的双重否定。其实，长城意义的骤降并非由于人们道德上的觉醒，满族上层与蒙古族上层的政治同盟，清政府在草原社会施行的政策是其本质原因。取代长城的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德”，而是那个实实在在的理藩院。王公制度、昭庙制度减小了草原的移动性，增大了草原的分割性，草原社会因此出现深刻变化。变化内容之一是弱化了草原社会的军事属性，利益不再来自战争，而由贵族政治、宗教组织决定分配。
跟法国年鉴学派（Annalistes）一样，拉铁摩尔也调低了与深层结构有关的个人、事件和政权所具有的历史地位。早在1932年，他就写道：“将军和政治家是历史之偶然；传统、生活方式、种族和地区在面对文化和国家时致力于表现自身，国家和文化致力于对种族与地区施加影响，这才是历史本身。”他在1940年又写道：“政治事件不过是历史的表面现象。而创造它们的力量却还在更深处，这些力量源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互动。”
二、世界的三个区域。“大国游戏”一词的最早提出者康诺利（Arthur Conolly,1807—1842）上校即是19世纪在中亚一直进行的“发现事实真相”间谍活动的积极参加者。这种当时英国依仗海洋、俄国凭借陆地为争夺世界“不动产”的大国游戏在中亚等地区的展开被人们称为“鲸和白熊的决斗”。
1904年，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一文，最早提出了“心脏地带”这一战略概念，不过“心脏地带”只是作为一个描述术语而不是专门术语偶然提到的，当时文章中更多使用的是“枢纽地区”和“枢纽国家”的表述。该文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区域，一为欧亚大陆中心的一片由草原和沙漠构成的内陆区域，一为由围绕欧亚大陆的边缘陆地形成的“内新月形地带”，包括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一为由近海岛屿、南北美洲、澳大利亚等构成的“外新月形地带”，由海路可以到达，被称为边缘地带。
拉铁摩尔认为，中国过去的扩张分为三种类型，即长城以北式有限扩张、南方式非有限扩张和西方式渗透，并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南方的边疆如同法国和意大利之间边疆一样，是性质相同的两个社会共同体之间的边疆（可以称之为A型），以流动性和融合性为特征。中国北方的边疆如同西藏和印度之间的边疆一样，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共同体之间的边疆（可以称之为B型），以静止性和排斥性为特征。
三、内陆亚洲边疆。拉铁摩尔由此集中分析了新疆历史发展的三个特点，其一是新疆绿洲社会在草原与中国之间摆动的性质，拉铁摩尔将此称为“集权化”（Centralization）和“去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循环态势。其二是新疆历史是一部草原、中国及绿洲交替崛兴的循环历史。其三是南疆与北疆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草原绿洲易于被游牧势力控制，生活倾向于草原，而沙漠绿洲的生活则易于被中国控制，则生活接近于农区。
拉铁摩尔在开展此研究时，一是将这些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即所谓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二是提出其研究模式，即著名的“贮存地”（或译为“蓄水池”）论；三是研究其间相互关系。就新疆而言，他则进一步提出“沙漠绿洲”和“草原绿洲”的概念，以此分别论述新疆、西藏及蒙古草原的关系。此外，他还提出“内中亚”和“外中亚”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次级绿洲”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