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东北亚：90年前的“亚洲东北部研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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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长期未受到重视的问题是，东北亚的范围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东北亚究竟是怎么演变的？从相关文献来看，20世纪40年代以前，很少有现代意义上的东北亚概念。有学术文献提到东北亚，也只是说亚洲的东北部。本文的考察表明，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克纳曾花费十年时间，组建了一个极为优秀的研究团队，试图推进“亚洲东北部”的研究。但终究因为战争（中国抗日战争与二战）的原因，“亚洲东北部研讨班”推出的2项成果没有得到后人足够的重视。二战结束后，这批人陆续接近学术生涯的退休时节，所谓时运不济，没能推动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学术发展。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东北亚也由于冷战被割裂成几个区块。
青年博士林同济
根据《全国报刊检索》数据库，中国刊物上最早出现有关“东北亚”的表述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2年，时年26岁的林同济在上海出版的《新社会》半月刊（1931年7月创刊，1935年7月停刊）第2卷上撰文介绍研究“东北亚洲”的学术界资料。林同济当时正好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学攻读比较政治学的博士学位，熟悉美国学界新动向。据林同济1932年文章（如下图）介绍，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罗伯特·克纳（Robert J. Kerner，1887-1956年）已于1930年在美国成立“东北亚细亚学会”，并担任会长。
林同济翻译的克纳主持的“东北亚洲”研究计划
林同济在这篇译作中做了一点开场介绍，认为“20世纪世界重心已渐移太平洋，而太平洋形势之推移则又靠中日俄三国实力之展进。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经济、历史、东方语文各系教授们，有鉴于此，于1930年冬合组‘东北亚细亚学会’。准备对中日俄沿边各地，作一番有系统的长期研究。其第一步工作，为资料之收集与书报指南之编订。该会主席克尼尔教授暑期内特赴日本中国及苏俄远东调查并与各地学术机关接洽，取得相当之联络。现该会已着手编辑书报指南，会员皆学界名人。款项又有相当准备。前途成就必可大观。”更加激发青年学者林同济作此介绍的动力，则是苏联和日本在该区域的扩张。当时的林同济对东北亚的形势做出了这样的观察，“欧战停止之后，苏俄一面积极建设新西比利亚，一面积极实行侵略外蒙古。日本一面大批移殖朝鲜，一面全力攻取东三省。在此左右夹攻的逆境中，中国能否翻过身来，恢复其对满蒙的原有主权与实力——此不但断定太平洋未来之形势，亦将判决中国前程之死生。我们的切身问题，乃先被人家下手考究。国内学者有不容不急起之直追者矣！”
捷克移民、加州大学教授克纳
克纳虽然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芝加哥，但其先祖是捷克人，在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后移居美国。克纳在哈佛大学学习欧洲史，巴黎和会期间，以密苏里大学现代欧洲史助理教授身份，追随哈佛导师柯立芝（此人不是美国总统柯立芝，但参与创建对外关系委员会，并担任《外交》编辑）参加豪斯上校领导的美国代表团。
当时克纳不过30岁出头，但是在欧洲参与一战结束的谈判，见证了重大事件的发生以及结束，如一战如何结束、俄国革命、德国战败以及哈布斯堡王朝崩溃等。尤其重要的是，克纳为捷克斯洛伐克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罗伯特·克纳
克纳的经历证实了笔者此前的一项判断，即二战后帮助美国建立国别区域研究，以至于国际关系学科的学者，大都经历过一战和约谈判的洗礼。无论在哪一个时代，一个人如果能在30岁之际参与如此重大事件，都将有力地推动本人事业的发展。按理说，克纳最擅长研究的应该是欧洲史，但是由于未能在哈佛大学留校（原因之一是导师于1928年1月去世），他于1928年到加州伯克利任教，此时林同济恰好在那儿求学。到了加州大学之后，从临近大西洋的哈佛到了靠近太平洋的加州，41岁的克纳面临着重大的学术转型挑战。很快，克纳做出了选择，不放弃对苏联的研究，但转而从远东接近苏联。事实上，这样的路径不仅是一种学术理想的坚持，也是克纳在美国学术界发挥比较优势的结果。1932年冬季，克纳本人执笔在《太平洋事务》（PacificAffairs）撰文介绍了林同济提及的“东北亚细亚学会”。按照克纳本人的纪录，所谓“东北亚细亚学会”，更加准确的表述是“东北亚研讨班”（Northeastern Asia Seminar）。
1932年克纳介绍“东北亚研讨班”
克纳推动研讨班出台的时机是具有先见之明的，因“九一八事变”发生于该研讨班成立之后7个月，美苏迟至1933年11月才建交。研讨班的最终目的是“为期五年的研究俄国、中国和日本关系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并沿着4条线往前推进，分别是：1）俄国从起源到现在向东扩张到太平洋的历史，并分析了俄国最近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地位；2）与蒙古和满洲相关联的中国问题；3）日本在东北亚（Northeastern Asia）的政策；4）东北亚在太平洋盆地的位置。该研讨班存在了十年，一直到1941年9月，出版了多卷本著作，培养了多位博士，很多日后成为美国苏联史研究的知名学者。当然也应该包括林同济，林同济1934年获得学位时的博士论文是《日本在东北的扩张》。
“东北亚研讨班”的重量级人员
按照现在的说法，1931年2月形成的“东北亚研讨班”，就是一个致力于国别区域研究的组织结构，也可以说是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别区域研究中心雏形。成员由来自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政治系、经济系、历史系、远东语言系和斯拉夫语言系的教授等组成。该研讨班的教授阵容是当时加州大学所拥有的资深国别问题专家，最年轻的37岁，最年长的已经65岁。政治系的戴维·巴罗斯（David P. Barrows，1873-1954年）尤为突出。巴罗斯1873年出生于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市，于1895年获得加州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89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1900年被刚就任菲律宾总督的威廉·塔夫特（1909年成为美国第27任总统）任命为马尼拉学校校长，此后主管菲律宾教育6年。1903年出版《菲律宾史》，1915年出版《美国在菲律宾统治十年记事》。1911年接替政治系的首任系主任伯纳德·摩西，担任政治学教授，并在1913年就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系第二任系主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罗斯在美军服役，与赫伯特·胡佛一起担任比利时美国救济委员会成员，并在菲律宾担任情报官员，军职为陆军少校。1918年8月，巴罗斯跟随美国第27步兵团远征军到达海参威，这是一段并不被很多人熟悉的历史。据日后成为美国冷战头号人物乔治·凯南的研究，威尔逊总统决定向西伯利亚派遣美国远征军，是为了营救被苏联红军围困的4万“捷克军团”。然而最普遍的解释是，美国希望遏制日本的扩张，维护远东地区的“门户开放”。这一期间，在苏联远东地区的美军总人数一度曾达到8800人，而日本在该地区驻扎人数超过7.2万名士兵。美日两军虽然在当地号称合作抗击，但是摩擦也不少。1920年4月，在丧生353名美国士兵之后，美军最终离开该区域。1919年12月，巴罗斯回到美国，被选为加州大学第九任校长。1922年5月，巴罗斯宣布将辞去校长一职，原因是需要花费一年时间远赴非洲的法属苏丹进行学术调查。1922年9月，巴罗斯在加州大学组织了一次会议——“日本在中国和西伯利亚的政策”，在会上巴罗斯提出了13点意见，批评了日本错误的远东政策，认为其侵犯了日本和其他国家缔结的条约。在这13条意见中，第一条为“势力范围”，巴罗斯认为某一个外国在一个地区声称某种势力范围，从而意图获得主导地位以及剥削的特权，违背了门户开放政策，与美国的权利和利益相违背。
1930年8月，格雷迪分析了正在快速工业化的美国与太平洋主要国家的贸易情况，认为美国国际贸易结构和洲际分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太平洋的重要性显著上升。20世纪初，制成品占美国出口25%，到了1929年，制成品出口占比达到50%。亚洲占美国出口的比重，已经从一战前的15.8%上升至34.1%（超过欧洲5个百分点），进口比重则从5.6%上升至10.9%。其中，太平洋地区最主要贸易伙伴是日本、中国、澳大利亚和智利。格雷迪还强调，一战结束以来，日本正在经历快速的工业化，美日两国是新贸易的主要推动力。美国作为一个拥有大量农产品和制成品出口盈余的债权国，对经济自由主义和引领世界各国走向国际经济合作的新目标有着明确的兴趣。在1938年发表的《贸易壁垒的后果》一文中，格雷迪认为：“基于良好的商业和国内繁荣，过度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哲学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以及更广泛的基于试图遏制世界上明显具有破坏性的经济和政治趋势等考虑，在赫尔部长领导下的贸易协定方案具有高度的建设性。”加州大学的另外两位经济学家——斯图尔特·达格特(StuartDaggett，1881-1954年)和梅尔文·奈特（Melvin Knight，1887-1981年）也都参加了反对《斯穆特-霍利法案》的经济学家签名活动。达格特是美国早期研究铁路问题的著名学者，1908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铁路重组》一书（1924年再版，且仍被当代学者引用），1918年又再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近期铁路失败和重组》一书。1924年，达格特被美国铁路和水运交通协调委员会主席胡佛任命为顾问，调查海陆联运问题。梅尔文·奈特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伊利诺伊州向下，兄弟9个，中国读者可能更熟悉他的哥哥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重视风险和不确定性。梅尔文·奈特在经济学史上虽然没有他哥哥那么出名，但也是重要人物，经历颇为奇特。奈特没上过高中，直接去了田纳西州大学，学的是物理学和经济学，硕士念的是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的历史学，而博士毕业于马萨诸塞州区的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系。奈特博士毕业后在巴黎当过法国军队的志愿救护车司机，也在罗马尼亚的野战医院工作过，被授予过罗马尼亚功勋十字勋章。1923年至1926年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1926年拿了阿默斯特纪念奖学金考察了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于1928年加入加州大学经济系。可以说，奈特每上一段学，就换个地方，读遍了大半个美国，读完书后又接着满世界跑，40出头才终于决定在大学里待着，直到1954年退休。奈特在学术上的显著特色是跨学科。1919年在《国际关系杂志》发表过讨论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形势的论文，他的博士论文为《禁忌与基因：对生物学、社会学和遗传学的研究》（1920年出版），这本书直到今天还有出版社再版。1926年又出版了《从远古到中世纪的欧洲经济史》专著，1928年在《经济学季刊》发表过长达50页的论文《水和法国在北非的帝国历程》，这是一篇描绘人类数千年来环境物理变化和经济组织结构关系的开创性文章。在参加克纳的“亚洲东北部讨论班”时，可以猜想奈特也完全是抱着学术好奇心去的，当时他的主要专业领域是法国与北非的关系，与亚洲关系不大，更是与东北亚靠不上边。等到克纳十年磨一剑出成果后，奈特也在1941年发表了一篇《印度支那在亚洲的角色》，这也是他唯一一篇主要讨论亚洲殖民地的论文。还需要提及的是，1931-1934年，日后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专业攻读研究生学位，梅尔文·奈特还给加尔布雷斯上过课，两人趣味相投。奈特的另外一位著名学生是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C. North）。历史系除了克纳本人外，还有德怀特·贝克尔（DwightC. Baker, 1892-1971年），出生于美国艾奥瓦州中部的布恩县，1914年获得加州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15年获硕士学位。此后，一度天津、北京等地传教，1921年被委任为泰安地区传教士负责人及小学总负责人。1925年，贝克尔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过一本225页的小册子《泰山：中国圣山东岳》，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名胜，作者当时在山东基督教大学（齐鲁大学）任教。在出版该书之后，贝克尔回到加州大学任教。
“东北亚研讨班”十年研究的时代背景
需要注意的是，克纳推动的“东北亚研讨班”所采用的概念是“亚洲东北部”（Northeastern Asia），更多侧重于地理学含义，与我们今天普遍使用的侧重于地缘政治和经济的“东北亚”（Northeast Asia）还有一些区别。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克纳的研究非常接近于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地区国别研究范式。而且，由于他的欧洲血缘背景和早期研究俄国兴趣的关系，他采用“亚洲东北部”这样一个独特的概念，主要意图可能是与传统上以文化为核心构建的“东亚”概念相区别。20世纪30年代，还没有今天的GDP概念，当时的学者因而无法像今天这样准确研判主要大国的经济实力。例如，以麦迪森数据计算，1929年大萧条发生之际，美国经济总量遥遥领先，中国位居第二（占美国的32.5%），德国位居第三（31.1%），英国第四（29.8%），苏联第七（28.3%），日本第八（15.2%）。不过，正如下文数据所显示的，以名义GDP核算，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遭受重创，可以说是美国“失去的十年”。再加上苏联当时实施“五年计划”，工业发展速度很快。人们不太容易看清楚在东北亚角逐的各方势力发展态势。
不过，从地缘政治角度，克纳在1932年关于在伯克利大学建立斯拉夫研究中心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无论我们愿意与否，从安全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外交政策很可能对太平洋和亚洲更直接感兴趣，而不是其他地方”，一个基本的原因在于“俄国在太平洋的存在是美国政策的一个因素”。克纳指出，在北太平洋，苏联和美国是邻居。这一观点与1904年麦金德的欧亚大陆岛为“枢纽”有些不同，克纳将远东地区列为世界政治经济的核心区域。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远东研究刚起步，很少有美国学者会认为苏联、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事后看，当时美国了解苏联的主要途径是文学作品、探险家游记以及历史纪录，远没有到二战后社会科学的介入阶段。当然，学术精英和商业精英的观念转变，需要重大事件的冲击以及持续的利益诱惑。在此之外，一个主要的障碍是语言的挑战。在克纳召集的15位教授中，5位懂得汉语，2位懂俄语，1人知晓日语和中文，但是，包括克纳在内，没有人同时知晓俄语和日语，或者同时熟悉俄文和中文。90年过去了，在语言技能方面，今天的局面不能说有很大的改善。除了像刚刚去世的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那样的语言天才——傅高义不仅能说会写中文、日文，还懂得一些地方方言，绝大多数研究东北亚的学者，在书面语言中很少有熟练运用3种语言的。当然，将来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利用人工智能的翻译技能，这或许也是未来从整体上研究东北亚地区的一个有利时机。
年度经费大约为200万人民币的“东北亚研讨班”项目
“东北亚研讨班”项目的年度预算为每年2万美元，分别包括研究助理5名（每位3750美元），3位研究生旅行费用（每位2500美元），2位教授的旅行费（每位3600美元），制图和溯及费用1550美元。按照今天的货币值计算，当年的这个费用预算大概是一个多大的项目呢？数据显示，1930年，美国的名义GDP为920亿美元，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总量有所萎缩，直至1940年才首次超出1000亿美元，1969年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2019年，美国名义GDP达到21.4万亿美元，比1930年增长了232倍！
如果扣除通货膨胀因素，1930年美国的实际GDP相当于现在的10151亿美元，2019年为19万亿美元，增长18.8倍。1930年美国的名义人均GDP为748美元，2019年为6.5万美元，增长了87倍。如果扣除通胀，那么1930年的人均GDP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8000美元，但90年来也增长了7倍。另一种换算办法是价格变化。美国城市居民的消费者价格指数，1931年2月为15.7（1983年为100），2021年1月达到261.1，也就是说1931-2021年间，美国价格增长了16.6倍。以上述数据为依据，1930年克纳的“东北亚研讨班”筹集到的年度经费，以单纯实际GDP增速算也比较多了，当年的2万美元，相当于今天22万美元。不过，如果以名义GDP增长幅度计算，那么就非常多了，达到惊人的464万美元！按照价格指数，约为今天的33万美元。这个经费，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仍属于比较大型的项目。
两卷本《亚洲东北部：书目选编》
研讨班第一年（1931年）的工作任务是分别介绍俄国、日本和中国研究东北亚的学术资料。俄国部分计划由克纳本人执笔完成，为此，克纳于1931年5-9月到访中日俄等国实地收集相关资料。1939年，克纳终于出版了两卷本的《亚洲东北部：书目选编》，副标题比较长——《对中、俄、日关系，特别是研究朝鲜、蒙古和远东西伯利亚的东方和欧洲语言的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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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上半年，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出版的《图书季刊》介绍了克纳教授的这两本专著——“亚洲东北部书目”，认为这是加州大学“亚洲东北部研究室”的出版物，同时也注意到该系列出版物的第一种已经出版（即下文介绍的日本学者编撰的图书）。上下两册共1300多页，分为四编：一、“亚洲远东及太平洋”，二、中国，三、日本帝国，四、“帝俄及苏联之于亚洲及太平洋”。从当时学术界对此书目录的介绍，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在理解国际关系以及亚洲东北部时使用的术语和科目，如“汉学研究”、“新闻学”、“地质与自然富源”、“地理与绘图”、“游历及探险”、“考古学及人类学”、“政府与政治”、“陆海军事”、“经济组织”。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也购买了这本书，查中国国家图书馆今天的馆藏，此书也仍在馆内。1968年，位于纽约的Burt Franklin出版社再版了这两卷本。
1940年《图书季刊》对克纳主编两卷本的介绍
在克纳出版该书之后，时年40岁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年）在1940年7月号出版的《美国历史学评论》上也为这两卷本写了书评。拉铁摩尔认为，亚洲东北部这一区域越来越重要，因为这一区域事实上已经是中、日、俄三国交锋的前沿地带，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将三种语言的材料汇聚在一起的书目。拉铁摩尔进而认为，“该书目立刻提出了在这三种相对困难的语言中找到的材料的价值问题。从‘满洲’和‘满洲国’的参考文献部分可以看出，现代书目基本是日文和中文的，尤其是日文的，日本的地图集也居首位。在地质和自然资源方面，中文、日文和俄文的现代资料远比西文丰富。不出所料，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历史著作，特别是专著方面占主导地位。在国际关系方面，西方语言有很好的代表性，但在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们必然是不够的：如果不去了解日本文献，就不可能理解“日本案例”在日文使用者中的代表性。同样，俄语和汉语也有类似的重要性。”拉铁摩尔这么说当然有一定的权威性。他本人也是一位语言天才，中文流利，熟谙陕西、蒙古及华北各省方言，蒙文、俄文也能读会写，且对中国内陆边疆地区有深入研究。1928年出版了第一部著作《通往突厥斯坦的沙漠之路》(The Desert Roadto Turkestan)，1935年出版了《‘满洲’：冲突的摇篮》（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1940年，拉铁摩尔出版了日后成为开创性的著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此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在克纳的“东北部亚洲”次区域之外，构建了一个“内陆边疆”这样一个新名词，其地理范围从东北经内蒙古到新疆、西藏等地。拉铁摩尔介绍说，他之所以想写这样一本书，其实主要是“在长城以外地带旅行时所形成的想法”，这个“内陆边疆”也正好是沿着长城而构成。
1942年1月，日本上智大学创刊不久的英文刊《日本文化志丛》（Monumenta Nipponica）也刊登了对克纳一书的评论：初看之下，该书给人的印象是非常好的，将四种或四种以上国家书目（中文、日文、俄文和其他）的各种参考文献合并成一本简明的参考书来处理远东问题。这是远东地区任何进一步工作的基石。编辑者罗伯特·克纳和他的8位合作者经过整整十年中的努力，使这本书目获得成功。同时，该评论也认为：本书目的主要目的似乎是研究东亚或东北亚在经济、政治和商业方面的现状，并不涉及到动植物、文化和语言等问题。
在完成这两卷文献资料工作后，克纳仍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苏联和东欧问题上。作为捷克裔学者，天然地具有研究中东欧与苏联关系的优势。1936年4月，凭借在研究捷克斯洛伐克历史方面的杰出贡献，克纳当选为斯洛伐克学会（杰克科学院前身）的成员。1938年当选为罗马尼亚学术院院士，原因是克纳曾于1930年出版了一本向英文世界介绍巴尔干和土耳其社会科学发展情况的著作，其中有很多内容是基于在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希腊和土耳其的实地考察。20世纪40年代，克纳还组织了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联合国丛书》研究，并亲自撰写了其中三本《捷克斯洛伐克》（1940年）、《波兰》（1945年）和《南斯拉夫》（1949年）。1942年，在助手的协助下，克纳出版了一本200多页的《对海洋的渴望：俄罗斯历史的历程》，这是克纳力图完成的多卷本俄国扩张史的简写本。这本书成了克纳有关俄罗斯观点的代表作，也是学术界所谓的美国俄罗斯研究“加州学派”或“克纳学派”的代表性论著。克纳为美国培养了许多俄罗斯历史研究专家。例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雷蒙德·费舍尔（Raymond H. Fisher，1907-1994年），被认为是有关苏联国际发展方面的专家，二战结束前后曾在美国务院工作，代表作是1943年出版的《俄国皮毛贸易：1550-1700年》，该书也是“亚洲东北部研讨班”规划的成果之一，为克纳指导费舍尔完成的博士论文；斯坦福大学的多萝西·阿特金森（Dorothy G. Atkinson，1929-2016年），代表作是1983年出版的《俄国土地公社的终结：1905-1930年》；波特兰州立大学的巴兹尔·德米特里教授（Basil Dmytryshyn,1925-2020年），代表作为1964年出版的《苏联：简明历史》。
1947年，克纳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太平洋海岸分会（1903年成立）主席。在其主席就职演讲中，克纳预测：“无论如何，似乎很明显，俄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重点将随着俄国经济实力的东移而转移，因此在其政策制定中，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即便不是占据主导的地位的话，也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结束演讲之际，克纳还谈及，“苏联不能允许另一个大国统治中国、日本和朝鲜，因为这将危及其进入太平洋或其国家安全。美国也不能允许苏联统治中国、日本和朝鲜。这将意味着苏联不仅控制亚洲，而且还将控制太平洋，而这将危及美国的安全。”这似乎是对即将发生的朝鲜战争局势的地缘战略推演，也是克纳几近二十年研究亚洲东北部地缘关系的学术总结。
计划3卷只完成2卷的《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
日本部分计划由加州大学远东语言系助理教授誉志久野（YoshiSaburo Kuno,1865-1941年）执笔。誉志久野出生于日本名古屋，在姐姐和姐夫的支持下去美国求学。加州大学于1896年成立东亚语言系，而誉志久野于1897年从加州大学获得土木工程理学学士学位，1900年获得理学硕士学位。1901年，誉志久野被加州大学聘为该系首位日语教师，1911年担任日语讲师，1920年升任助理教授，1924-25年担任日语系系主任，1935年退休。誉志久野在中国学术界较为知名的作品是1926年完成的《东方的教育机构：参考其与美国高等院校的联系》，该书将中国的一些高等学校分了等级，如燕京大学和金陵大学等，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申请进入美国知名学府。1937年，誉志久野出版了克纳主持项目中日本部分，即《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第一卷,厚达373页，涵盖时间段从史前到16世纪，这一卷也是克纳五年研究计划中最先出版的一部专著。1940年出版了该书的第二卷，316页，只涵盖德川幕府时期。誉志久野认为，德川家康在1598年第二次万历朝鲜战争结束后，就对日本的发展战略进行新的定位，立志成为“亚洲最伟大的商业中心”。1608年，德川派遣使者到朝鲜，恢复了邦交，并积极谋求通过朝鲜和明朝建立贸易关系。哥伦比亚大学日本学教授角田柳作（RyusakuTsunoda，1877-1964年）在《美国历史学评论》评述该书时指出，第二卷论述了德川幕府政权，特别是在这一时代，日本与中国、朝鲜的关系。与《第一卷》一样，它由专题文本和译注文献两部分组成。德川幕府时期的显著特点是，德川家康试图使日本成为亚洲的商业中心，后期的重心是俄罗斯对日本的态度和日本的反应。此外，角田柳作也指出，20世纪40年代前后，日本历史学家开始注意到一些新的史料，如明朝的《皇明实录》、朝鲜的《李朝实录》、琉球王国的《历代宝案》等。
1941年2月，誉志久野病逝于加州大学。在这位日本学者逝世后，加州大学陆续聘任了两位中国学者。一位是陈世骧（1912-1971年），1945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文学系，主讲中国古典文选和中西比较文学。另外一位是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1892-1982年），1947年转入加州伯克利分校。因而，除了当时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的林同济，誉志久野与中国学者的交集并不多。值得提及的是，誉志久野培养了一位研究中国古文字的俄裔学者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1903-1972年）。卜弼德出生于海参威，1920年经哈尔宾、日本，到美国入读加州大学，并于1930年从伯克利分校获得东方语言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是《论中国古代兵法》。在誉志久野逝世前一年，就任该校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
未完成的中国部分
中国部分本来计划由伯克利大学东方语言文明系的艾森·盖乐教授（Esson M. Gale,1884-1964年）完成。盖乐本人颇富传奇色彩，1908年作为美国政府代表团的翻译首度访华，1910年曾担任美国驻北京和上海的副领事。不过，当时美国政府给海外雇员的薪水太低，盖乐不得已在商业界谋了个职位，1914-1917年在华中地区从事盐务稽核，此后又到满洲担任该职务，最终还是不太满意这样的职业生涯，于1927年回到加州大学任教。1931年出版了《盐铁论》的英译本。在接受克纳的邀请后不久，盖乐又应邀回到中国从事盐务稽核工作，但是，此时日本侵华，这个工作终究搞不下去。1942年，盖乐还曾担任史迪威将军的顾问。1955年，从密歇根大学退休后到首尔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任教，在退休前出版了《龙盐：一项个人的中国史，1908-1945年》。
盖乐一走，原定撰写“东北亚研讨班”中国部分书稿的任务被转给正在伯克利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林同济。不过林同济回到国内后，一是忙于国内事务，二是因为日本侵华导致南开大学南迁，资料散佚，最终并没有完成原计划要做的资料整理和撰述。这不得不说是中国学术界的一项损失，假设当时国际局势稳定，那么有可能中国的东北亚研究早就站在国际前沿了。林同济回国后，很快转向更加迫切的任务，1940年上半年与雷海宗、贺麟、朱光潜、费孝通等学者共同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形成了影响力颇大的“战国策”派。1942年，在美日太平洋战争进行正酣之时，美国学术界在分析日本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时，曾提及“萨哈林岛是东北亚唯一的石油来源…… 从萨哈林岛的基地出发，整个日本北部将处于盟军轰炸机的攻击范围之内，对本州两侧的日本运输的威胁将增加很多倍”。尽管作者在文中提到“东北亚”一词，但在标题中还是使用了“苏联远东地区”这一说法。当时的美国经济学家在计算亚洲的战争潜力时，同时使用了苏联远东和东亚，而东亚的地理范围还包括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东南亚的地理范围比较确定，而东北亚的概念却没有被提及。远东的地理范围甚至包括了我们现在说的东北亚、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显然，远东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学意义上的概念，也不是“想象的共同体”，而是战争（权力）主导下的地缘政治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