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第一作者任昳霏研究馆员
本文第二作者张小军教授
摘要
《陕西舆图》是探讨“主权意识”视角下的河西走廊在康熙年间治理“边墙模式”的重要材料。清代康熙年间，传统王朝国家已经出现“主权意识”的萌芽，这一主权意识萌芽是传统王朝国家观念与“主权国家”观念的混合体。康熙年间对河西走廊的治理，有一个从传统王朝向“主权国家”的观念转变，并从长城内外有别的边塞治理模式转向长城内外一统治理的边墙模式。康熙年间河西走廊的边墙模式表现在河西走廊通道的西扩、军事区划向行政区划的转变、边墙内外经济生产方式的互动融合、边墙内外生产方式互动对“主权意识”认同的影响等方面。
关键词
《陕西舆图》；边墙模式；主权意识；内亚性；中国性；河西走廊
引子：《陕西舆图》略考
国家图书馆藏《陕西舆图》，一幅分切五轴，绢底彩绘本。五轴地图拼成全图，幅面横向长321厘米，纵向宽256厘米。此图采用传统青绿山水画法，浓墨重彩地画出明代陕西布政使司的辖区范围，包括现在陕西省全境、甘肃省大部、青海省东部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大部地区。全图采用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的图向，画工精细，色彩绚丽，真实描绘了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地形地势、城池位置、交通驿路、军事驻防等情况。《陕西舆图》是中国古代大型分省政区地图的经典之作。
《陕西舆图》
《陕西舆图》画面独特的青绿山水风格，具有显著的明代舆图特征。地图上城池、卫所、道路等要素的标绘，以河流水系为主要参照，山脉为辅助参照。这一特点继承了传统舆图的普遍画法。但与大部分政区图不同的是，《陕西舆图》特别重视长城和黄河两个标志性地理要素的绘制。长城成为山川河流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地理参照。不仅如此，以长城为代表的明代边墙体系，也成为《陕西舆图》绘制的重要地理要素。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明长城的修建基本与400毫米等降水线的走势吻合。400毫米等降水线是中国半湿润与半干旱地区之间的地理分界线，也是传统中国农耕区与游牧区之间的自然分界。所以，明清时期长城边墙又成为区分农耕区与游牧区的人文分界。
《陕西舆图》浓墨重彩的青绿山水，具有明代形象画法地图的普遍特征，但这并不能说明《陕西舆图》就是明代绘制的。一方面，浓墨重彩的绘图风格非明代所独有，也影响到清初的地图创作。传统舆图青绿山水画风的延续性，增加了学术界对《陕西舆图》创作时间判断的难度。另一方面，清承明制。清军入关之后，清朝在政治制度、礼乐制度、行政区划等方面都继承了明代。明代陕西布政使司的辖境和地方行政区划也延续下来。从地图上看，陕西辖境之内，府州县与卫所营堡并存，地方行政区划与军事区划兼具的情况，也可以反映清初顺治、康熙年间，陕西行政区划的真实状态。这无疑再次增加了《陕西舆图》年代判断的难度。通过分析，笔者认为《陕西舆图》的绘图年代介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至康熙六十年之间。《陕西舆图》是保留明代青绿山水遗风的清初大型行政区划图。
《陕西舆图》对河西走廊的描绘，体现了明代河西走廊实际控制区的真实情况，也反映了河西走廊在明代近边军事防御上的重要作用，还突出了河西走廊作为连接传统农耕区、草原游牧区以及高原游猎区廊道的互动交流意义。《陕西舆图》对河西走廊的空间表达，引起笔者的一些思考：
纪录片《河西走廊》
第一，明代长城在某种意义上是王朝的北部边界。明清易代，清代不再以嘉峪关为军事防御边界，沟通边墙内外的通道在《陕西舆图》上显现出来。清代，河西走廊再次全线贯通，成为沟通中原与西域的廊道。
第二，长城是明朝疆域的北部边界，而《陕西舆图》描绘的长城内外已全数由清王朝管辖。虽然长城内外仍然保持直省制和军辖区的差别，但已经开始了清王朝推进统一的治理趋势。例如，长城之外的蒙古部落的游牧改为驻牧（定牧）。
第三，《陕西舆图》表明传统中原王朝对河西走廊的控制，从军事上的被动守卫防御，逐渐转向经济上的主动互动沟通和政治上的积极治理统辖。
第四，《陕西舆图》对河西走廊的空间表达，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历史进程。《陕西舆图》作为罕见的清初大型省区地图，目前学术界对此研究着墨较少。李孝聪曾提出该图的绘制时间应当不是明代，而是清代初期。陈松、成一农对该图绘制时间的判断在康熙年间。《陕西舆图》绘制时间正值康熙皇帝三征噶尔丹之后，正是清王朝开始走向强盛的关键时期，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由王朝转向“国家”的信息，例如河西走廊的西扩，如何从清初的拓疆扩土到开始定疆守土。塞北地区，如何从明代长城作为管理分界的内外有别，到开始转向具有初步主权意识的长城内外的一统治理。这些变化引出了本文对康熙年间“边墙模式”的讨论以及理论上的思考。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
一、“主权意识”下的边墙模式
康熙皇帝平定准噶尔部叛乱使得清王朝的西北疆域大大扩展。《陕西舆图》所表现的河西走廊地区，正是理解清代西部疆域扩展和王朝转型的核心区域。学界对清代西部疆域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两大视角，一是欧亚大陆的内亚性视角；二是近代世界的中国性视角。欧亚大陆的“内亚性”是理解中国性的一个地域视角，由此理解地域历史演化中的“中国”形成。这一视角与从世界近代演变来思考的“中国性”视角形成互补。综合内亚性和中国性的研究，可以从族群和国家两个方面来展开理解。
（一）汉族中心vs满族中心：中国性与内亚性的族群取向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认为：“对于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地带，对整个的亚洲内陆却是一个中心……关于中国亚洲内陆边疆的问题，一定要从亚洲内陆及中国这两方面来看。”拉铁摩尔“内亚中心”所指的长城地带，正是《陕西舆图》所呈现的地区。米华健（James Millward）的“内亚”则是指更加向西的新疆。在《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中，他认为不仅需要在中国发现历史，还需要将研究转向中国腹地之外。他将“清朝”和“中国”区别开来，并这样描述他的感受：“在我研究时段开始，西部还是清帝国的西部，而到最后，听起来则更像是中国人的西部。”这一颇为“分裂”的言论，后面却道出了某种历史实情：“中国”在欧亚大陆之亚洲内陆的崛起。从《陕西舆图》来看，这个时间至少在康熙年间已经发生。
米华健著《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
内亚性核心之一在于内亚大陆历史上多民族、多国家的交界、交融特征，由此形成了不同于中国说的内亚说之族群/民族面向，主要表现为汉化说和满族中心说的争论。近年引起人们讨论较多的是罗友枝（Evelyn Rawski）的满洲中心说对何炳棣（Ping-Ti Ho）的汉化说之批评。罗友枝强调由满洲/满族特性构建的包括满、汉、蒙、藏等多民族的清帝国。何炳棣则以《捍卫汉化》为题辩论自己的观点，并指出他自己对清代五个卓越方面的客观评价，其中第一点是认为“1600—1800年，对于缔造中国漫长历史上最大的、巩固的、有效管辖的多民族帝国，清统治者做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曾批评“中国研究的族群转向”（ethnic turn in China studies）,认为“新清史”学者较多运用族群理论，但满族的形成是一个内在的历时性发展过程。“满洲人”的概念，是乾隆时期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上人为建构起来的，满洲人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才转变为一个民族。不过，人类学从未将“族群”视为一个描述和理解民族的静态模式，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群体的文化过程，无论学术上叫“民族”“族群”还是“部族”。在这一过程中，显然存在“中国”进程中的“部族”或“民族”的“族群”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五族共和”中除了汉族之外，蒙、满、回、藏也都是与内亚性有关的北方民族。这些族群的历史，在后来的“中国”进程中，经历了民族国家的本土化过程。比如乾隆时期对“满族”建构，不过是在国家危机之下的一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映，且之后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萌芽。一些研究有意无意间夸大了满族中心、满汉民族说和清朝与清帝国的讨论，忽略了“中国”早已是贯穿清代族群研究的优先概念，即近代世界的“中国性”视角。
黄兴涛著《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二）清王朝vs中华帝国：内亚性到中国性的国家视角
围绕汉化说与满族中心说的族群视角，只有在“国家”的视角下才能够正确理解。内亚视角中有学者偏向把这个“国家”理解为清帝国，如柯娇燕虽然否认“满族中心观”的“满族帝国”说，但是主张一种“清帝国”：“清朝的统治是一个帝国的政治结构。这是有事实依据的，首先……皇帝制度的存在是帝国统治的第一个特性。其次，清朝政府结构很特别，拥有三种政府管理体系……纳入到一个帝国之内。最后，清朝统治的疆域非常辽阔，将许多不同的文化纳入一个帝国统治之下，这是帝国统治的第三个特性。”不过，柯娇燕的帝国概念与欧立德（Mark Elliott）关于清帝国的“星座型政体”不同，她称之为具有“共主性”（Simultaneities）的政体——将几种不同的统治方式糅入皇权之中。程秀金曾经归纳讨论了两类帝国形态：内亚草原帝国和早期现代帝国两种相关的研究视角。有学者则反思用“清帝国”来指代清王朝是否合适。认为“帝国”视角是一种“他者”视角，“清帝国”“中华帝国”等概念与清代人“我者”视角理解的“王朝”“天下”等概念所表示的政治理解和空间结构大相径庭。不过，上述关于清帝国的判断忽视了整个清代并不存在“一个”不变的帝国模式，而是贯穿着从王朝到民族国家（nation）、再到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的演变过程。《陕西舆图》说明，康熙时期已经开始有“主权帝国”的萌芽。清帝国视角的另一类研究为“殖民说”，如濮培德（Peter C. Perdue）的《中国西进：清朝对欧亚中部的征服》认为清王朝具有殖民帝国的特征。狄宇宙（Nicola D. Cosmo）认为中国是在像欧洲对外的殖民一样，对蒙、藏、新疆也是一种殖民。上述观点表面上似乎具有内亚性，逻辑上却是一种从中国性出发的视角：即用殖民的中国性观点来批评本来的中国中心性。
“近代世界的中国性”的国家视角来自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冲击—回应”模式。这一模式是把中国放在世界近代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的，认为中国近代历史是传统向现代逐步演进的过程，其变化主要是西方的入侵所推动。何伟亚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书，也是从近代世界东西方对话的视角来看中国，围绕马嘎尔尼英国使团访华之跪拜礼的事件，讨论了当时两个大国之间的文化碰撞。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停滞的帝国》是对于马嘎尔尼使团访华的另一本力作，副标题即“两个世界的撞击”。柯文认为“冲击—回应”模式和“传统—近代”模式都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偏见，主张“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讨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提出了“中国中心观”的视角。同样赞同“中国中心观”的，还有以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为代表的日本学者。他在“中国中心观”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应该是“作为方法的中国”。这些在近代世界背景下的思考无论被理解为“西方中心”还是“中国中心”，其实皆是“中国性”的视角。
沟口雄三著《作为方法的中国》
（三）近代世界的中国性视角与“主权意识”视角下的边墙模式
无论是内亚说，还是中国说，都忽视了清代早期始于边疆的从王朝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近代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思想萌芽，并非是从中原统治核心区开始的，反而始于边疆危机下的领土收复与拓疆扩土、定疆守土。康熙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之间，清朝为维护黑龙江流域的疆域主权，与沙皇俄国在黑龙江流域展开激战。随后，康熙二十八年，清朝和沙皇俄国之间签订了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在条约中，作为清朝国家名称的“中国”和作为清朝子民称呼的“华民”多次使用，《清实录》对《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边界之碑文的记述对此有清晰说明。康熙年间在绘制《皇舆全览图》测绘东北地区时，特详谕大学士“东北一带”是“中国地方”，并明确界线。与此同时，《陕西舆图》呈现出清朝初期西部疆域的定疆守土进程。主权意识萌芽的“内亚性”叙事，后来也见于鸦片战争之后的“南亚性”“东北亚性”和“南海性”。当然，康熙平定准噶尔并非来自“主权国家”的观念驱动，但重要的是：清初的拓疆扩土并非简单的只是雁过留声的属地或领地思维，而是已经出现了从属地控制到领土主权的转变，在拓疆扩土的同时，也在开始制度化的定疆守土，进行规范化的边疆治理。这意味着一个新的“主权意识”正在萌芽。
“主权国家”概念一般认为来自1648年的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仅仅41年后即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这是中外第一个关于近代主权国家间的条约及其在条约中使用“中国”国名。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由欧亚大陆的“内亚性”传递而来的“主权”思想。不久《陕西舆图》（推测绘制于康熙三十六年至康熙六十年间）便得以问世。图中可见，原来长城内外的治理方式和制度明显改变，带有明显的“主权”特征——一统的边墙模式开始形成。不过，本文之所以称之为“主权意识”萌芽，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现代国家，于是帝制原则和现代主权概念之间找到了通约。
汪晖著《世纪的诞生》
有关长城内外的治理，拉铁摩尔有过详论。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第一部分，便以长城作为论述的重点。他提出“长城边疆”的概念，带有“边国治理”的色彩，认为长城是世界地理的绝对边界，两边的气候、河流、地貌、作物与生产方式都有明显差别，也由此带来了种族、语言、社会组织、文化等方面的差别。在这个意义上，长城内外是内亚性产生的重要地区。李孝聪《试论地图上的长城》系统梳理了自宋至清的古地图中关于长城绘制的想象和建构，认为长城不只是呈现了一种军事建筑，而是带有强烈的文化和时代印记。相对于强调内亚帝国与中华帝国的二元对立，笔者从《陕西舆图》看到的是一种互补的转型，结果是“内亚性”向“中国性”的融入和归并，形成了河西走廊的治理转型：从传统王朝长城内外有别的“边塞模式”走向主权意识萌芽下长城内外一统的“边墙模式”。
长城是古代边墙的经典代表。除长城之外，具有特定分界意义的界墙、界壕、垣垒、壕墙等，均可以称为边墙。《陕西舆图》将边墙作为重要的地理要素，详细描绘标注，反映了边墙在明清时期的陕甘地区具有独特的分界意义和参照作用。明代长城内外确实具有边疆的特点，但是从《陕西舆图》长城内外的“边墙模式”来看，一个统一长城内外的治理体系开始形成，例如游牧改为驻牧，是后来行政区划“旗”的开端，也是对蒙古部落进行治理的一种方式。事实上，《陕西舆图》所提供的史料是清朝早期研究大部分著作所忽略的，如米华健《嘉峪关外》讨论的是乾隆二十三年（1758）平定准噶尔之后的乾隆二十四年至同治三年（1864）。因此，《陕西舆图》弥足珍贵。边墙内外的一统治理模式表明，康熙对于当时的王朝转型有着十分明确的做法，化解了可能出现的国家危机，并由此带来了盛世。
本文以《陕西舆图》上所绘的边墙为重要参照，考察明清时期边墙内外治理模式的转变进程。本文提出“边墙模式”，重在理解从传统清王朝开始向“主权国家”转变的萌芽时期，尤其关注从长城内外对峙的边塞治理模式转向内外一统筹划的边墙治理模式。
拉铁摩尔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二、边墙内外的一统：河西走廊西扩与行政区划转变
以长城为界，《陕西舆图》画出了边墙内外完全不同的自然地理风貌。明长城之内是黄土为底色的传统农耕地区。这里河流纵横，山脉错落。山河之间，城池林立，驿路纵横。图上所绘城池，无论是府州县，还是边镇营堡，都画出城墙形制和城门位置。城墙形制和城门位置基本反映了明代晚期陕西辖境内城池结构的真实情况。城墙之内，用各种不同的颜色代表城址的等级。其中，府一级用红色为底，州、县、镇、堡均用淡粉色为底。驿路连接各城城门。相邻城池之间的驿路上，标注两地路程距离。如果相邻城池间驿路较长，在沿途设有驿站。驿站统一用白底长方形表示，并标注驿站名称。相邻驿站，以及驿站与城池之间的路程也都一一标注。黄土为底的驿路与形象画法的青绿山水形成鲜明对比。驿路所经河流、山脉等地形地势情形因此一目了然。黄河犹如一条巨龙贯穿陕西辖境。重要的山峰、河流以及驿路途经重要地点用灰底长方形表示，并标注名称。与城池驿路的标注相比，山峰河流的标注并非面面俱到。这也反映出《陕西舆图》政区地图的特征，对政区驿路类要素尽量做到详细标绘，而对自然地理类要素强调的是突出重点。
《陕西舆图》上的长城，东起晋陕大峡谷黄河西岸的黄甫营，西到嘉峪关，分属明代九边重镇的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其中，分属甘肃镇黄河西岸一段边墙，又可明显区分出新边墙和旧边墙。与大部分全国和分省政区图上长城的画法不同，《陕西舆图》对长城沿线边墙走向、烽燧位置、沿途营堡、关口驿路，乃至旧有边墙位置，均详细标绘。长城沿线的画法详细程度，比长城之内城池驿路的画法还要详细。这种表达方式与绘制九边沿线的军事地图十分相似。显然，《陕西舆图》的绘图者希望凸显长城在这个区域的重要性。
《[乾隆]甘肃通志》
（一）清代河西走廊的西扩
元明清三朝，《陕西舆图》所绘地区的行政区划有过多次调整。明代陕西布政使司的辖境，在继承元代陕西行省的基础上，还包含元代甘肃行中书省、宣政院辖地的一部分区域。明洪武年间，元代甘肃行省辖境划归陕西。鉴于河西走廊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明朝又将陕西行都司移至甘州，加强对河西走廊的军事控制。此时，明代陕西布政使司辖境东起黄河晋陕大峡谷，西到肃州卫嘉峪关，北至明长城沿线，南达秦岭以南汉中府，与四川交界。其中，军事建置陕西行都司的辖境范围，东南从小积石山起，沿河西走廊西北行，西北至嘉峪关为止。陕西行都司辖境就是传统河西走廊的东段和中段。这里是沟通中原与西域的重要廊道，无论的自然风貌还是区位形势，都与传统关中地区大相径庭。明清易代，清初陕西省的辖境承袭了明代旧貌。康熙七年，明代陕西布政使司辖境正式分为陕西、甘肃二省。八百里秦川与河西走廊再次分治。雍正年间《陕西通志》转引《史记》对陕西辖境形势的描述：“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泾渭之沃，巴汉之饶。右陇蜀之山，左关崤之险。”这段说明反映了陕甘分治之后，陕西省所在地理区位的重要性。乾隆年间《甘肃通志》描述了陕甘分治之后甘肃的地理形胜：“版宇辽阔，四塞为固，河西卫所近改设郡邑，同于内地。控引崇山，联络河渭。”分治后的甘肃省，在明代陕西行都司辖境的基础上，增加了嘉峪关至甘肃与新疆交界的安西州。河西走廊的西段与中段、东段同时划归甘肃省管辖。河西走廊位于黄河北流段以西，夹在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形成的天然廊道。河西走廊东连关中，西通西域，北达蒙古高原，南至青藏高原。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这里交汇，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这里融合。河西走廊还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河西走廊独具特色的过渡文化特征，也造成了独特的治理方式和政区变革。
明清时期，中原王朝实际控制的河西走廊地理范围略有区别，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拥有对河西走廊西段的实际控制权。《陕西舆图》反映了明代陕西布政使司的行政区划范围，这里包括河西走廊的东段和中段，而嘉峪关以西的河西走廊西段并不在地图描绘之中。
《敕修陕西通志》
《陕西舆图》对陕西行都司所辖区域的描绘，占据整幅地图一半的幅面，足见河西走廊的重要地位。明代方孔炤撰《全边略记》，反映了明代万历年间边墙内外的军事情况。其中对甘肃地理位置的记载，可以反映河西走廊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全边略记·甘肃略》记载：“甘肃，即汉之河西四郡。武帝所开，以断匈奴右臂者。盖自兰州为金城郡，过河而西，历红城子、庄浪、镇羌、古浪六百余里至凉州，为汉武威郡。凉州之西，历永昌、山丹四百余里至甘州，为汉张掖郡。甘州之西，历高台、镇夷四百余里至肃州，为汉酒泉郡。肃州西千里，出嘉峪关，为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则皆汉敦煌郡地也。”《全边略记》对甘肃的记载，包括西汉河西四郡，也就是河西走廊的全部，这与明代实际控制范围仅到嘉峪关的历史事实略有差异。另外，“断匈奴右臂”是河西走廊最重要的军事价值。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方孔炤·全边略记》
康熙三十五年，清廷平定噶尔丹大军之后，曾经受到准噶尔部压制的部分蒙古诸部屯驻近边。《清史稿》对此次游牧区的划分有详细记载：“三十五年，所部兵随西路大军败噶尔丹于昭莫多，副都统阿南达奉命设哨，以和啰理属布尔噶齐达尔汉宰桑玛赖额尔克哈什哈、齐劳墨尔根萨里呼纳沁齐伦珲塔汉占哈什哈、布达哩杜喇勒和硕齐等，分屯额布格特、阿木格特、昆都伦、额济讷及布隆吉尔之博罗椿济敖齐、喀喇莽奈诸地。”这意味着蒙古诸部定牧之地已经属于清朝的疆域范围。此次蒙古诸部游牧区域的划定，保证了清朝长城沿线的稳定，此前归附清廷的厄鲁特和啰理部在贺兰山以西、以北处驻牧。和啰理上奏康熙皇帝，说明蒙古诸部的驻牧位置和驻牧的政治含义。“皇上令臣等聚处，乃殊恩。达赖喇嘛亦谓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居布隆吉尔，地隘草恶，不若与臣同处。臣等欲环居阿喇克山阴，遏寇盗，靖边疆。令部众从此地而北，当喀尔喀台吉毕玛里吉哩谛牧地，由噶尔拜瀚海、额济讷河、姑喇柰河、雅布赖山、巴颜努鲁、喀尔占、布尔古特、洪果尔鄂隆以内，东倚喀尔喀丹津喇嘛牧，西极高河居之”。遏寇盗、靖边疆，成为蒙古诸部近边驻牧的重要功用。
明代以边墙为界的“疆域”划定从此发生彻底转变。此后，这些近边驻牧的蒙古部落停止迁徙，在特定的范围之内游牧。后世蒙古诸部设旗划界由此而来。《陕西舆图》上，为和啰理出谋划策的“阿喇占巴喇嘛”标注在贺兰山以西的草场上，反映了蒙古诸部定牧靖边的历史事实。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在康熙三十五年之后。由图上这一标注可以说明《陕西舆图》绘制的年代当不早于康熙三十五年。康熙皇帝平定准噶尔部叛乱之后，嘉峪关以外的广大区域纳入清王朝管辖。从此，河西走廊西段也重新纳入清代省区管辖。河西走廊再次成为沟通西域与中原的交通动脉。
清代前期，清王朝对西北边疆的有效管理，是明清两代边墙内外治理模式转变的前提和基础。罗志田在评《怀柔远人》的译序中，提到康熙北征后蒙古部落授职归化，因此不得以“边”目之。《清通典·边防典》记载：内札萨克(蒙古)各部“自本朝龙兴之初”已“久为臣仆”，而外蒙喀尔喀各部也在康熙帝北征后“受职归化”，故“皆不得以‘边’目之”。在涉及蒙藏区域时之所以出现(并需要做出)这样纷杂的解释，正体现了清廷逐步适应与前不同之管辖范围的进程。这也意味着喀尔喀各部从边国（边境）治理模式下化入清王朝，转为内部治理的边墙模式。
何伟亚著《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二）军事辖区向行政区划的转变
《陕西舆图》反映出边墙之内明代军事辖区，逐渐转变为清代地方政区的萌芽。由军事辖区向行政区划转变的地域，仍以图上绘制的边墙为界，恰恰属于边墙之内近边区域。边墙成为清代陕西省与近边驻牧蒙古诸部之间的分界线。明清易代，清初一系列治理西北地区的政策调整，最终以陕甘分治，划定地方府州县为结果。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生产方式和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互动融合。处于“华夏边缘”的河西走廊，以及河西走廊南北地区，最终完成了疆域上的“边疆内地化”。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也完成了对清王朝的“国家认同”。
清朝初年，陕西省行政区划基本承袭了明朝。本文对比《明史·地理志》《清史稿·地理志》和《陕西舆图》对同一区域行政区划记录的异同，来梳理《陕西舆图》反映出的军事辖区向行政区划转变的过渡状态。
延安府。《明史·地理志》记载延安府领州三县十六。明代延安府的辖境范围在《清史稿·地理志》中分属延安府、榆林府、鄜州直隶州、绥德州直隶州。《陕西舆图》延安府的标绘，同样是三州十六县，与《明史·地理志》的记载相同。榆林府为雍正九年（1731）改置。鄜州直隶州和绥德州直隶州均为雍正三年升直隶州。
西安府。《明史·地理志》记载西安府领州六县三十一。明代西安府的辖境范围在《清史稿·地理志》中分属西安府、同州府、乾州直隶州、商州直隶州、邠州直隶州。《陕西舆图》西安府的标绘是六州三十一县，与《明史·地理志》的记载相同。同州、乾州直隶州、商州直隶州、邠州直隶州均为雍正三年，升直隶州。同州府又于雍正十年升府。
汉中府。《明史·地理志》记载汉中府领州一县八。《清史稿·地理志》汉中府领厅三州一县八。其中增加的三厅，乾隆三十八年置留坝厅，嘉庆七年（1802）置定远厅，道光五年（1825）置佛坪厅。
《明史》
兴安州（府）。《明史·地理志》记载兴安州领六县。《清史稿·地理志》升兴安州为府，领厅一县六。《陕西舆图》兴安州的标绘是六县，与《明史·地理志》的记载相同。乾隆四十七年兴安州升府，乾隆五十五年置汉阴厅。
平凉府。《明史·地理志》记载平凉府领州三县七。明代平凉府的辖境范围在《清史稿·地理志》中分属平凉府和泾州直隶州。《陕西舆图》平凉府的标绘是三州七县，与《明史·地理志》的记载相同。泾州于乾隆四十二年升直隶州。
临洮府（兰州府）。《明史·地理志》记载临洮府领州二县三。乾隆三年，临洮府迁徙府治至兰州，改为兰州府。《清史稿·地理志》记载兰州府下辖州二县四。《陕西舆图》标绘的是兰州升府之前的临洮府，下辖二州三县，与《明史·地理志》的记载相同。
宁夏卫（府）。《明史·地理志》记载宁夏卫下辖千户所四处。此外，另有宁夏五卫分布在宁夏卫周围。《清史稿·地理志》记载宁夏府下辖厅一州一县四。顺治十五年（1658），宁夏卫与宁夏五卫进行了一次合并。雍正三年，省卫、所，置府及宁夏、宁朔、平罗、中卫四县，以灵州直隶州来属。《陕西舆图》对宁夏卫（府）的标绘，与明清地理志均有差别。在此区域标注宁夏镇、灵州营、中卫营、平罗营等地。显然，绘制《陕西舆图》时，宁夏卫下辖诸多军事机构，并未完成府州县改制，但已出现军事机构缩减的趋势。
甘州卫（甘州府）。明代陕西行都司治所在甘州卫，《明史·地理志》记载甘州卫下辖卫十二千户所四。明代甘州卫辖境在《清史稿·地理志》记载分为甘州府、凉州府、肃州直隶州等地。其中，甘州府下辖厅一县二。从甘州卫到甘州府的变化发生在雍正二年。凉州府，雍正二年升府，置厅、县。《清史稿》记载，顺治初，因明制。雍正二年，罢行都司，置府及张掖、山丹、高台三县。肃州直隶州，雍正二年，省卫并入甘州府。七年，置直隶州，割甘州至高台县来属。清代甘州府的地方行政机构调整，与陕西行都司的撤销直接相关。《陕西舆图》在甘州卫辖境标绘甘州镇、山丹卫、永昌卫、古浪所、高台营、碾伯堡等军事驻防机构。这样的军事建置同样反映清代府州县改制之前的情形。
《陕西舆图》局部之“宁夏镇”
《明史·地理志》《清史稿·地理志》和《陕西舆图》标绘行政区划对比来看，《陕西舆图》所绘行政区划大部分沿用明代，保持了府州县与卫营堡并存的局面。雍正初年是陕甘地区卫营堡等军事驻防，改制为府州县的关键时期。根据这次地方政区改制时间判断，《陕西舆图》的绘制时间应该在雍正二年之前。又根据庆阳府真宁县没有避讳字的情况推测，这幅地图应该绘制于康熙年间。
《陕西舆图》正好绘制于清初陕甘分省之前的政区调整过渡时期，所以图上河西走廊区域既体现了明代陕西行都司的军事辖区划分，也反映了清代设置府州县地方建置的政区萌芽。陕甘地区明代营堡卫所转变为清代府州县的萌芽，主要体现在军事营堡辖区合并方面。比如，明代宁夏卫下辖千户所四处，另有宁夏五卫。顺治十五年，宁夏卫与宁夏五卫进行了一次合并。《陕西舆图》上绘制的是顺治年间，宁夏卫合并之后的状态。但此时，宁夏卫还并未完成府州县改制。
雍正年间是陕甘地区大规模由军事辖区改为地方府州县的关键时期。由此可知，陕甘分治，甘肃正式设省，是河西走廊完成“边疆内地化”的关键时间。从此，河西走廊军事防御的性质被彻底改变，河西走廊再次成为沟通中原与西域的大通道。生活在河西走廊的人们完成了由“华夏边缘”到“华夏认同”的过程。清代前期，河西走廊地区由军事辖区到地方政区的调整，是清王朝初步具有“领土主权”意识的表现，也是清朝由传统王朝逐步向“主权国家”迈进的重要步骤。
《清朝通典》
三、边墙内外经济生产方式的互动融合
地图上明长城之外是以草绿为底色的传统游牧地区。河流、湖泊和山峰仍用青绿山水来表示，但由于地图底色的变化，反而凸显出草原上道路的走向。广袤的草原之上，山峰点缀其间，这未影响草原一望无际的地形。红色和棕色的蒙古包星星点点，遍布草原。一些低矮的黄土丘表示蒙古包周边高低起伏的地形地貌。长城内外黄土与草原的地貌，城池与毡帐的居所，直观而强烈地反映出农耕与游牧文化的差异。由长城关口延伸至草原的黄土道路，成为沟通长城内外的主要通道，反映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互通交流。作为农耕与游牧区地理分界线的明长城是《陕西舆图》描绘的重点。
《陕西舆图》局部：宁夏镇附近出长城口一处通道（标注“三十五年出口进剿大路”）
（一）“主权帝国”视角下的农牧分界
明清时期长城边墙是区分农耕区与游牧区的人文分界。由于中国古代气候条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无论是400毫米等降水线，还是农耕区与游牧区之间的分界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游牧区与农耕区的分界在南北之间的摆动变化区域，就是两种生产方式的过渡地带。河西走廊恰好位于这一过渡地带，生产方式的多样性是多民族杂居在此的物质基础。明清易代，随着清廷对西北治理政策的调整，河西走廊乃至部分传统游牧区，逐渐接受农耕的生产方式。伴随农耕生产方式及中原文化影响力的扩大，使过渡地带和近边游牧区适宜发展农耕的地区，逐渐扩展为新的农耕区。
《陕西舆图》中以边墙为界，草原游牧区、平原农耕区与高原游猎区之间泾渭分明。特别是图上绘制的河西走廊区域，三种不同生产方式地域界线的精准划分，体现了明以来人们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然而，这种地图画法和反映的思想观念，与河西走廊的真实自然景观并不完全一致。
《陕西舆图》河西走廊区域的游牧区与农耕区分界，完全依据明代陕西行都司的管辖范围为准。处于草原游牧区、平原农耕区与高原游猎区界线上的，是详细描绘的明代边墙。所以说，《陕西舆图》边墙的画法，更像是陕西行都司的辖域分界，而不是真实的自然景观分界。以《陕西舆图》描绘的最西端边墙为例。明长城以嘉峪关为西端起点。从图上看，嘉峪关以南边墙与祁连山相连。边墙和祁连山成为区分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分界。祁连山以南的高原游猎区与嘉峪关以西、以北的草原游牧区画法并没有太大差别。也就是说，从《陕西舆图》的画者视角来看，农耕区和游牧区之间的分界意义，远远高于高原游猎区与草原游牧区之间的分界。以草原和毡帐为代表的游牧区连成一片，不同的游牧部落生活在边墙之外，与边墙之内的道路城池形成鲜明对比。但真实的自然景观，很难如此清晰地依据边墙划定分界。嘉峪关边墙以西以北的大部分近边区域是成片的戈壁和沙漠，这与《陕西舆图》所绘水草丰美的草原景观有别。
《圣祖仁皇帝圣训》
《陕西舆图》对祁连山以南的画法，与嘉峪关边墙内外十分相似。祁连山以南已不属于河西走廊范围，而是高原游猎区的传统分布范围。若如实反映祁连山以南的自然地理景观，地图上应是连成一片的草原景观，但《陕西舆图》对祁连山以南的画法并非如此。该图绘制祁连山以南区域，特别突出了西宁镇在这一地区的中心地位。明代西宁卫属于陕西行都司管辖，所以与陕西行都司下辖其他卫所的管理体系高度一致。从图上看，以西宁镇为中心的明代西宁卫辖境，环绕在边墙之中。边墙北界沿祁连山脉大雪山南麓一线，西界为西宁卫与鞑靼土默特部分界，南界沿黄河北岸。西宁卫三面边墙，一面与陕西行都司其他辖境相连的表现方式，反映了此地与传统农耕区已经融合的历史事实。边墙之内，城池营堡林立。边墙之外，草原毡帐星星点点。显然，图上农耕与游牧生产方式的对比，实际上是行政区划和军事区划的真实分界。如果说《陕西舆图》上，嘉峪关附近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划定基本反映了两种生产方式分布的真实情况，那么西宁卫区域边墙内外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划定，则完全体现了政区分界。西宁卫城池林立的画法，也体现了农耕区对传统高原游猎区生产方式的影响。
长城以北，是以草原景观为主体的游牧生活区。与长城以南的城池林立、驿路纵横的人文景观不同，长城以北基本以草原、河流、山峰等自然景观为主。从长城延伸至草原的几条道路，通向长城以北的边堡和坐落在草原上的蒙古包。道路、边堡、寺庙和毡帐构成了草原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
草原上对毡帐位置的标绘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根据游牧部落大致确定的游牧范围来标定。如图上所示，在宁夏镇黄河东岸横城堡附近长城，有两个出入关口。关口内外各有一条道路沟通长城内外。西侧一个关口标注“进口”，连接长城之内沿线的横城堡、临河堡、红山堡等营堡。长城之外，这条道路向东延伸，直到延绥镇靖边营附近的毡帐。东侧关口同样连接营堡与草原毡帐。在这两条道路连接的毡帐之间，标注“此系宋喇王驻牧处，设喇布罗多地方”。由此可知在横城堡，经花马池，至靖边营一线的长城之外，有相对固定的蒙古部落在此游牧，并划定大致游牧范围。游牧部落的标注在长城之外多处出现。例如，在平罗营以东的草原毡帐标注“寅春台吉驻牧处”，在中卫营至镇番卫一线以北的草原毡帐标注“阿喇占巴喇嘛驻牧处”“阿喇占巴喇嘛部落游牧”“祝囊部落游牧”“合宜劳义驻牧处”“达筵台吉驻牧处”等。这些蒙古游牧部落游牧范围的标绘，说明绘图者对长城南北两侧的人群活动情况都比较了解。这种情况在明朝长城沿线的军事局势长期紧张的情况下很难实现。但如果是蒙古诸部归属清廷之后，长城内外均为清朝疆域。详细标注蒙古部落游牧地的情况就更容易实现。此外，这些标绘的游牧部落地点均靠近沟通长城内外的道路附近，间接说明了长城内外的交流互动频繁，而不应该是军事对立的状态。
康熙帝像
（二）边墙以外定牧与农扩的治理策略
所谓“定牧”，即对草原游牧部落划定固定的区域，变自由游牧为定点游牧。而“农括”即农耕区域向游牧区域的扩展。
在贺兰山西路草原上标注“阿喇占巴喇嘛驻牧处”“阿喇占巴喇嘛部落游牧”的字样，并绘制毡帐。在“阿喇占巴喇嘛驻牧处”与中卫营之间，有一条沟通长城内外的道路，沿贺兰山西麓和北路东行。“阿喇占巴”是藏传佛教喇嘛的学位称号。据当地（阿拉善）传言，“阿喇占巴喇嘛”是阿拉善厄鲁特第一任扎萨克和啰理时期的高僧大德，曾为和啰理出谋划策，地位很高，功劳很大。和啰理是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台吉，他也与康熙三十五年平定准噶尔部有关。康熙年间，噶尔丹率准噶尔部扩张，不断侵扰周边蒙古各部。漠北喀尔喀三部和青海和硕特部归附清廷，由原来传统游牧区迁徙至近边地带。清廷划归相应地带供这些部落游牧。康熙二十四年，厄鲁特和啰理率部归附清廷。《清史稿》记载“二十四年，和啰理请赐敕印钤部众。廷臣以游牧未定，议不允”。由于游牧地域没有划定，厄鲁特和啰理部归附之事搁置。显然，边墙之外游牧区域的划定，是蒙古诸部归附清廷最核心的问题。清廷对蒙古诸部游牧区域划定的重视程度，与边墙之内行政区划的划定同等重要。
P.S. 帕拉斯著《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
根据图上标注蒙古部落人名，也可大致判断《陕西舆图》的绘制时间。其一，图上定边营北侧，长城之外，标注“此系宋喇王驻牧处，设喇布罗多地方”。图注中的“宋喇王”应该就是鄂托克旗第二任扎萨克“松喇布”。他在康熙二十一年至四十八年期间执政，称扎萨克多罗贝勒。康熙三十五年，康熙皇帝亲征准噶尔部噶尔丹大军。松喇布负责转运随军粮草相关事宜。康熙三十六年，平定准噶尔部之后，康熙皇帝巡边宁夏。驻跸横城时，松喇布至横城堡长城边口，晋谒康熙皇帝：“鄂尔多斯贝勒松阿喇布，奏向准臣等于横城贸易，今乞于定边、花马池、平罗城三处，令诸蒙古就近贸易。又边外车林他拉苏海阿鲁等处，乞发边内汉人，与蒙古人一同耕种。”从地图上看，标注“宋喇王驻牧处”的地点正好位于定边营、花马池和平罗营一线，长城之外的近边处。从此以后，长城两侧，边贸自由，游牧与农耕两种生产方式共处一地。由“宋喇王驻牧处”标注可知，《陕西舆图》绘制时间很有可能在康熙三十六年，松喇布觐见康熙皇帝，划定驻牧范围，开通边贸之后。
除了草原上标绘的毡帐，图上还画出了沟通长城内外的道路，并且在长城以外段标注了重要的地名和历史事件。这些信息都是判断地图绘制年代的关键依据。其中，在平罗营以东，沿黄河走向，有一条向东北方向延伸，沟通长城内外的道路。在道路一侧标注“三十五年出口进剿大路”。这一标注将《陕西舆图》的绘制年代上限直接确定在康熙三十五年。康熙二十九年至康熙三十五年，清军前后三次西征漠西蒙古准噶尔部。清代文献《亲政平定朔漠方略》曾对此次康熙皇帝亲征做出详细记载。其中，康熙三十五年，康熙皇帝亲征。“命将军萨布素率东三省兵出东路，遏其冲；大将军费扬古、振武将军孙思克等率陕甘兵出宁夏西路，邀其归，上亲统禁旅由独石口出中路，皆赴瀚海而北，约期夹攻”。西路军在昭莫多战胜噶尔丹率领的准噶尔部军，成为康熙皇帝平定准噶尔部的关键之战。此次战争期间，由孙思克带领的一部分西路军，从宁夏出发。出长城向东北方向行军。这条在草原上行进的路线，就应该是《陕西舆图》标注的“三十五年出口进剿大路”。由此可以确定，《陕西舆图》的绘制时间一定晚于康熙三十五年。
魏源著《圣武记》
这条连接宁夏卫长城内外的进剿大路，与康熙三十六年皇帝沿边巡幸西北，由陕西神木，沿长城一线到达宁夏的巡幸大道，方向相反，路线相近。《清实录》对康熙巡边道路有比较细致的记载：“（康熙三十六年）先是命主事萨哈连，出神木边往询从边外至榆林，及至宁夏之路，计几宿，水草何如。至是覆奏、自神木出边至榆林、共三百二十里，凡五宿，俱砂路。自边关外至宁夏之正路，无人知之。但由神木过鄂尔多斯贝勒汪舒克所居阿都海之地，接摆站大道，有一路。从此而往，则自神木至宁夏，计八百七十里，凡十四宿。但自神木边至察罕扎达海五十家驿。路中水草柴薪无误，行道砂多。自察罕扎达海至横城口，路平，水略少。”康熙三十五年，孙思克率陕甘兵出宁夏西路北上。三十六年，康熙试图在长城以北，沿几乎相似道路，反向而行，由神木县境孤山堡出发西行。沿途多次并人先行踏查，确定巡幸路线、每日行程及驻跸地点。但由于勘察路线人员回奏沿这条道路安排驻跸处缺乏水草，不适宜皇帝巡幸，遂临时调整巡幸路线，榆林至横城口段由边墙之外改为边墙之内。当康熙皇帝至宁夏卫横城驻跸时，松喇布晋谒康熙皇帝，提出划定驻牧范围，开通边墙内外贸易的请求，得到康熙皇帝认可。在横城堡至“宋喇布驻牧处”之间，有一条沟通两地的道路，并在横城口处标注“进口”。这条道路与标注“三十五年出口进剿大路”的草原道路，分别位于黄河两岸。这条道路应该就是康熙三十六年，松喇布在横城晋谒康熙皇帝所走的道路。也是后来鄂尔多斯部游牧的主要草场。
《陕西舆图》在基本反映河西走廊农耕区和游牧区范围的同时，也反映了明清时期农耕区范围逐渐扩大的趋势，还反映出清初农耕文化对近边区域的强烈影响。游牧区与农耕区的此消彼长在地图上已初步显现。《陕西舆图》上，在泾渭分明的边墙内外，草原游牧、平原农耕与高原游猎的生产方式并未按照边墙的划定，保持自身原有的分布范围。受清廷统治政策的调整、文化宗教方面的影响，不同生产方式的分布范围，也在一直不断变化。农牧交错的过渡区域范围早已越过边墙，向北部草原扩展。康熙三十六年，松喇布在横城奏请康熙皇帝开边贸的同时，还奏请“又边外车林他拉、苏海阿鲁等处，乞发边内汉人，与蒙古人一同耕种”。由此可知，康熙三十六年，清廷开始有意识地允许汉人出边墙，在边墙以北近边地区与蒙古部落一同耕种土地。虽然这次农耕生活方式的扩展，发生在鄂尔多斯地区，但随着近边农耕的政策调整和人员变化，边墙以北大量亦耕亦牧的过渡地带，逐渐接受农耕的生产方式和农耕文化。从《陕西舆图》看，在具有防御意义的长城一线，多个关口都画出通向草原的互动交流大通道。比如，从两山口堡、下古城堡出边墙，通向金塔寺堡，再向东行的草原大路。再如，从水泉堡，出宁远堡，再向北行的通道等等。同样，在祁连山以南的西宁卫，也有连通边墙内外的道路。通过这些道路，内地与边疆不仅完成了贸易上的互通，也完成了生产方式的交流。
由《陕西舆图》边墙内外互动大通道的描绘可知，草原游牧区和高原游猎区正在逐渐完成“边疆内地化”的进程。明代边墙内外的持续对立状态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边墙内外生产生活方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促使边墙之外的蒙古诸部逐渐接受清王朝的政治和文化思想，边墙内外人群的“大一统”的主权意识开始形成。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
（三）边墙内外生产方式互动对“主权意识”的影响
清代拓疆扩土以及边墙内外生产方式的互动，表明原来边墙以外的人群，开始接受清王朝的文化塑造。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开始具有初步的“主权”认同意识。
清朝初年，清朝主政者对边墙之外，采取不同以往的文化和宗教政策。随着清朝主政者“满蒙联姻”和“尊崇黄教”的政策调整，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华夏边缘的蒙古部落，与清朝形成互动交流为主，碰撞冲突渐少的发展趋势。明清时期，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过渡地带，在“主权认同”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明朝虽然面对“南倭北虏”的防御压力，但是长城内外互动交流的局面，仍远多于战争对峙。有清一代，清廷“兴黄教以安蒙藏”的策略，在维护西北边疆、促进文化认同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特别是康熙三十五年，清廷平定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叛乱后，蒙古诸部悉数归入管辖，完全改变了明朝长城内外的战争对峙状态。人们越来越多地受到清廷开放的宗教政策和农耕文化的影响。
《陕西舆图》绘制的边墙内外，自然景观虽然不同，却反映了文化相互影响融合的历史趋势。图上，坐落于河西走廊廊峰腰地带的甘凉交界处，山丹卫与永昌卫边墙以北，描绘出“胭脂山”，即现在的甘肃名山焉支山。焉支山地势险要，西汉以来就是中原王朝与草原游牧部落争夺的军事要地。《陕西舆图》对焉支山南北的画法，改变了以往剑拔弩张的对峙状态。在焉支山北麓草原之上，画有典型汉地文化信仰的“关王庙”“赵将军庙”。关羽和赵云在草原之上，也被民间奉为神灵，接受草原人民的供奉祭拜。这是汉地文化北扩并得到广泛认同的表现。明清之际，随着农耕生产方式逐渐越过边墙，亦耕亦牧的生产方式在草原游牧区得到认可。康熙年间，蒙古诸部逐渐划定相对固定的游牧区。草原游牧区也改变了上千年来逐水草而居的状态，转而有了稳定的游牧生活区。边墙内外的生产生活方式趋于一致，传统汉地文化的影响随之深入草原。关羽和赵云都是武将，游牧部落尚武的风气尚未改变，祭拜的战神形象却已改变。此外，《陕西舆图》在关帝庙西侧，还画出“三十二眼井”。这也是汉地生产方式对游牧地区影响的表现。游牧部落在逐水草而居的状态下，并不需要打井取水。只有相对牧场区域固定，或有部分农业生产需求时，水井才成为生活必须设施。
关羽像
再看河西走廊以南的西宁卫。《陕西舆图》在三面环绕边墙的西宁卫之内，画出了“新造班禅寺”“塔见寺”。根据这两座寺庙的标注位置推测，图上的“塔见寺”很可能是西北地区著名的藏传佛教活动中心——塔尔寺。上文曾提到，地图上西宁卫的画法与陕西行都司其他卫所相似，属于城池林立的汉地农耕区。在这一区域重点绘制藏传佛教中心，体现了藏传佛教对汉地文化的影响。
一般来说，边墙内标绘汉地信仰的“仙姑庙”“定羌庙”，边墙外标绘西海“海心寺”，比较符合当地人们的文化信仰。但从《陕西舆图》对文化寺庙的标绘来看，在河西走廊南北区域，藏传佛教的寺院出现在边墙之内，同时具有汉地文化的关帝庙和赵将军庙出现在边墙之外，形成了寺庙分布的特殊现象，表明了一种文化权力的变化。属于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信仰的寺庙，在边墙内外交错分布，正是河西走廊过渡地区文化交融的真实状态，也是边墙之外人群走向“主权意识”认同的文化基础。
塔尔寺
结论
本文根据《陕西舆图》的研究，提出主权意识萌芽下的“边墙模式”，康熙年间开始形成的“主权意识”是传统王朝国家和西方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两者的结合，它并非是从中原统治核心区开始的，反而始于边疆危机下的领土收复与拓疆扩土、定疆守土。《陕西舆图》一方面是传统王朝的地图，同时也反映出主权国家一统治理的观念。尤其在边疆治理上，体现出从长城内外有别的边塞模式转向长城内外一统的边墙模式。
《陕西舆图》反映了康熙三十六年至六十年之间，清廷对河西走廊治理的过渡状态。这一时期对河西走廊的治理，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均围绕“边墙”展开。边墙不仅仅作为地图上的地理分界，更多情况下是作为治理政策实施的地标参照而存在。边墙之外的游牧变为驻牧，其军事制度以及后来转变为行政体制，奠定了清朝后来在北方草原地区的国家管理制度。边墙之外，随着农耕生产方式的北扩，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流愈加频繁，农耕文化的认同范围也在逐渐北扩。同时，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也在交流中影响到边墙之内人们的生产生活。明代作为防御重点的河西走廊，逐渐变成多民族交融的大通道。边墙内外生产方式的互动对“主权意识”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最终使生活在河西走廊的人们逐渐稳定下来，促进了“主权意识”下的文化认同。
本文是在《通道与社会·2020年首届河西走廊论坛》参会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谨对关丙胜教授表示感谢！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作者：任昳霏，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张小军，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编辑：若水
独立精神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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