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余秋雨 原题《老子和孔子》，摘自《中国文脉》
在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我曾不断地向东瞭望，遥想着一条古道上的大批行走者，由东朝西而来。
那是3300年前商王朝首都的一次大迁徙，由国王盘庚带领。
他们的出发地，是今天山东曲阜，当时叫奄。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殷，今天的河南安阳。
这次大迁徙带来了商王朝的黄金时代，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早期生命力。我们从甲骨文、妇好墓、青铜器中看到的那种伟大气韵，都是这次大迁徙的结果。
但是，当时商王朝中有很多贵族是不赞成迁都的，还唆使民众起来反对，年轻的盘庚遇到了极大阻力。
我们今天在艰深的《尚书》里还能读到他为这件事发表的几次演讲。这些演讲不知后人是否加过工，但我想，大体上还应该是这位真正的“民族领路人”的声音。
听起来，盘庚演讲时的神情是威严而动情的。
我且把《尚书·盘庚（中）》里所记载的他的一次演讲，简单摘译几句：
现在我打算领着你们迁徙，来安定邦国。你们不体谅我的苦心，还想动摇我，真是自找麻烦。就像坐在船上却不愿渡河，只能坏事，一起沉没。你们这样不愿合作，只图安乐，不想灾难，怎么还有未来？怎么活得下去？
现在我命令你们同心合一，不要再用谣言糟践自己，也不让别人来玷污你们的身心。我祈求上天保佑你们，而不会伤害你们。我，只会帮助你们。
盘庚在这次演讲最后所说的话，《尚书》记载的原文倒比较浅显——
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
译成白话文大概是：
去吧，去好好地过日子吧！现在我就打算领着你们迁徙，到那里永久地建立你们的家园。
于是，迁都的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了。
有很多单辕双轮的牛车，装货，也载人。
商族在建立商王朝之前，早就驯服了牛。被王国维先生考证为商族“先公”之一的王亥，就曾在今天商丘一带赶着牛车，到有易部落进行贸易，或者直接以牛群作为贸易品。这便是中国最早对“商业”的印象。因此，商人驭牛，到盘庚大迁徙时早已驾轻就熟。
至于乘马，早在王亥之前好几代的“相士”时期就已经学会了。但不太普遍，大多是贵族的专有。
迁徙队伍中，更多的是负重荷货的奴隶，簇拥在牛车、马骑的四周，蹒跚而行。
向西，向西。摆脱九世衰乱的噩梦，拔离贵族私门的巢穴，走向太阳落山的地方。
西风渐紧，衣衫飘飘，远处，有一个新的起点。
半道上，他们渡过了黄河。
我们现在已经不清楚他们当时是怎么渡过黄河的。用的是木筏，还是木板造的船？一共渡了多少时间？有多少人在渡河中伤亡？但是，作为母亲河，黄河知道，正是这次可歌可泣的集体渡河，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片大地的质量，惠及百世。
渡过黄河，再向西北行走，茫茫绿野洹水间，有一个在当时还非常安静但终究会压住整部中国历史的地名——殷。
由于行走而变得干净利落的商王朝，理所当然地发达起来了。
01
两百多年后，商王朝又理所当然地衰落了，被周王朝所取代。
有一个叫微子的商王室成员，顺应了这次历史变革，没有与商王朝一起灭亡，他便是孔子的远祖。由此，孔子一再说自己“殷人也”。
大概是到了孔子的前五代吧，孔氏家族又避祸到山东曲阜一带来了。
孔子出生的时候，离盘庚迁殷的旧事，大概已有七八百年。
这一个来回，绕得够久远，又够经典。
那个西迁的王朝和它后继的王朝一起，创造了灿烂的商周文明，孔子所在的鲁国地区也获得了深厚的滋润。
严格说来，当时鲁国已经成为礼乐气氛最浓郁的文化中心，这也是孔子能在这里成为孔子的原因。
在文化的意义上，曲阜，这个出发点又成了归结点。
这一个来回，绕得也是够久远，又够经典。
孔子知道，自己已成为周王朝礼乐制度的主要维护者，但周王朝的历史枢纽一直在自己家乡的西边，他从年轻时候开始就一再地深情西望。34岁那年，他终于向西方出发，到名义上还是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所在地洛邑（今洛阳）去“问礼”。
他已经度过了自己所划定的“而立”之年，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念和行为方向，也在社会上取得了不小的声誉，因此他的这次西行有一点派头。鲁国的君主鲁昭公为他提供了车马仆役，还有人陪同。于是，沿着滔滔黄河，一路向西。
从山东曲阜到河南洛阳，在今天的交通条件下也不算近，而在孔子的时代，实在是一条漫漫长路。
孔子一路上想得最多的，是洛阳城里的那位前辈学者老子。
千里奔波，往往只是为了一个人。这次要拜访的这个人，很有学问，熟悉周礼，是周王朝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然，也可以说是档案馆馆长，也可以说是管理员，史书上记载他的身份是“周守藏室之史”。这里所说的“史”，也就是“吏”。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
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做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
记得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做一点解释。
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做同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太史儋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根据《老子》一书中的某些语言习惯，断定此书修编于孔子之后。
我的观点是，更可信的资料证明，把老子和太史儋搞混是汉代初年的事，按照老子的出世思想，他怎么可能出关去投奔秦献公呢？至于书中的语言习惯，则与后世学派门徒的不断发挥、补充有关，先秦不少古籍都有这种情况。
我相信孔子极有可能向老子问过礼，不仅有《礼记》、《庄子》、《孔子家语》、《吕氏春秋》等古籍互证，而且还出于一种心理分析：儒道两家颇有对峙，儒家如此强盛尚且不想否认孔子曾向老子问礼，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难于否认。
接下来的问题是，孔子向老子问了什么，老子又是怎么回答的？
这就有很多说法了，不宜轻易采信。其实，各种说法都在猜测最大的可能。
我觉得有两种说法比较有意思。
一种说法是，孔子问老子周礼，老子说天下一切都在变，不应该再固守周礼了。
另一种说法是，老子以长辈的身份开导孔子，君子要深藏不露，避免骄傲和贪欲。
如果真有第二种说法，那就不大客气了。但在我想来，却很正常。当时，孔子才三十多岁，名声主要在故乡鲁国，远在洛阳的老子对他并不太了解。见到他来访时带有车马仆役，又听说是鲁昭公提供的，老子因此要他避免显耀、骄傲和贪欲，是完全有可能的。
按照老子的想法，周王朝没救了，也不必去救。一切都应该顺其自然，那才是天下大道。过于急切地治国平天下，一定会误国乱天下。因此，最好的归宿是长途跋涉，消失在谁也不知道的旷野。
孔子当然不赞成。他要对世间苍生负责，他要本着君子的仁爱之心，重建一个有秩序、有诚信、有宽恕的礼乐之邦。他的使命是教化弟子，然后带着他们一起长途跋涉，去向各国当权者游说。
他们都非常高贵，却一定谈不到一起，因为基本观念差别太大。
但是，凭着老子的超脱和孔子的恭敬，他们也不会闹得不愉快。
鲁迅后来在小说《出关》中构想他们谈得很僵，而且责任在孔子，这是出于“五四”这代人对孔子的某种成见，当然更出于小说家的幽默和调侃。
认真说起来，这是两位真正站在全人类思维巅峰之上的伟大圣哲的见面，这是中华民族两个精神原创者的会合。
两千五百多年前这一天的洛阳，应有凤鸾长鸣。不管那天是晴是阴，是风是雨，都贵不可言。
他们长揖作别。
稀世天才是很难遇到另一位稀世天才的，他们平日遇到的总是追随者、崇拜者、嫉妒者、诽谤者。这些人不管多么热烈或歹毒，都无法左右自己的思想。只有真正遇到同样品级的对话者，最好是对手，才会产生着了魔一般的精神淬砺。
淬砺的结果，很可能改变自己，但更有可能是强化自己。
这不是固执，而是因为获得了最高层次的反证而达到新的自觉。这就像长天和秋水蓦然相映，长天更明白了自己是长天，秋水也更明白了自己是秋水。
今天在这里，老子更明白自己是老子，孔子也更明白自己是孔子了。
他们会更明确地走一条相反的路。什么都不一样，只有两点相同：
一、他们都是百代君子；
二、他们都会长途跋涉。
他们都要把自己伟大的学说，变成长长的脚印。
02
老子否认自己有伟大的学说，甚至不赞成世间有伟大的学说。
他觉得最伟大的学说就是自然。自然是什么？说清楚了又不自然了。所以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本来，他连这几个字也不愿意写下来。因为一写，就必须框范道、限定道，而道是不可框范和限定的；一写，又必须为了某种名而进入归类，不归类就不成其为名，但一归类就不再是它本身。
那么，如果完全不碰道、不碰名，你还能写什么呢？
把笔丢弃吧。把自以为是的言辞和概念，都驱逐吧。
年岁已经不小，他觉得，盼望已久的日子已经到来了。
他活到今天，没有给世间留下一篇短文、一句教诲。现在，可以到关外的大漠荒烟中，去隐居终老了。
他觉得这是生命的自然状态，无悲可言，也无喜可言。归于自然之道，才是最好的终结，又终结得像没有终结一样。
在他看来，人就像水，柔柔地、悄悄地向卑下之处流淌，也许滋润了什么、灌溉了什么，却无迹可寻。终于渗漏了、蒸发了、汽化了，变成了云阴，或者连云阴也没有，这便是自然之道。
人也该这样，把生命渗漏于沙漠、蒸发于旷野，这就谁也无法侵凌了，“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大”，在老子看来就是“道”。
现在他要出发了，骑着青牛，向函谷关出发。
向西。还是古道西风，西风古道。
洛阳到函谷关也不近，再往西就要到潼关了，已是今天的陕西地界。老子骑在青牛背上，慢慢地走着。
要走多久？不知道。好在，他什么也不急。
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莫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
鲁迅《出关》中的这一段写得不错：
老子再三称谢，收了口袋，和大家走下城楼，到得关口，还要牵着青牛走路；关尹喜竭力劝他上牛，逊让一番后，终于也骑上去了。作过别，拨转牛头，便向峻坂的大路上慢慢的走去。
不多久，牛就放开了脚步。大家在关口目送着，走了两三丈远，还辨得出白发、黄袍、青牛、白口袋，接着就尘头逐步而起，罩着人和牛，一律变成灰色，再一会，已只有黄尘滚滚，什么也看不见了。
老子的白口袋里，装着他在关口写作并讲解《道德经》的报酬——15个饽饽。
这又是鲁迅的小说手法了。我喜欢鲁迅对于老子出关后景象的散文化描写，尤其是把白、黄、青全都变成灰色，再变成黄尘的色彩转换。而且，还写到关尹喜回到关上之后，“窗外起了一阵风，刮起黄尘来，遮得半天暗”。
老子会怎么样，很让人担忧了。
不管怎么说，这是中国第一代圣哲的背影。
关尹喜是怎么处理那五千个中国字的，我们不清楚，只知道它们是留下来了。两千五百多年后，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世界上几千年来被翻译成外文而广泛传播的著作，第一是《圣经》，第二是《老子》。
《纽约时报》公布，人类古往今来最有影响的十大写作者，老子排名第一。全世界哲学素养最高的德国，据调查，《老子》几乎每家一册。
03
其实这二十年间，孔子也一直在走路、教育、考察、游说、做官，也到过泰山东北边的齐国，只是走得不太远。55岁那年，他终于离开故乡鲁国，带着学生开始周游列国。
当时所谓的“列国”，都是一些地方性的诸侯邦国，虽然与秦汉帝国之后的国家概念不太一样，却也是一个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和军事实体。除了征服或结盟，谁也管不了谁。
孔子的这次上路，有点匆忙，也有点惆怅。他一心想在鲁国做一个施行仁政的实验，自己也曾掌握过一部分权力，但最后还是拗不过那里由来已久的“以众相凌，以兵相暴”的政治传统。他被鲁国的贵族抛弃了。
他以前也曾对邻近的齐国怀抱过希望，但齐国另有一番浩大开阔的政治理念，与他的礼乐思维并不合拍。例如那位小个子的杰出宰相晏婴，虽然也讲“礼”，却又觉得孔子的“礼”过于繁琐和倒退。
更何况，孔子还曾为了鲁国的外交利益得罪过齐国。因此，别无选择，他还是沿着黄河向西，去卫国。
向西，总是向西，仍然是古道西风，西风古道。
二十年前到洛邑向老子问礼，也是朝西走，当时走南路，这次走北路。
老子已经去了更西的西方，孔子怎么也不会走得像老子那么远。
老子的“道”，止于流沙黄尘；
孔子的“道”，止于宫邑红尘。
是啊，红尘。眼前该是卫国的地面了吧？孔子仔细地看着路边的景象，高兴地说：“这儿人不少啊！”
他身边的学生问：“一个地方有了足够的人口，接下来应该对他们做什么呢？”
孔子只回答两个字：“富之。”
“富了以后呢？”学生又问。
还是两个字：“教之。”
孔子用最简单的回答方式表明，他对如何治国早就考虑成熟。考虑成熟的标志，是毫不犹豫、毫不罗唆。
学生们早已习惯于一路捡拾老师随口吐出的精金美玉。
就这样，师生一行有问有答，信心满满地抵达了卫国的首都帝丘。这地方，在今天河南濮阳的西南部。
孔子住在学生颜涿聚家里。很快，卫国的君主卫灵公接见了孔子。
卫灵公一开始就打听孔子在鲁国的俸禄，孔子回答说俸米六万斗，卫灵公立即答应按同样的数字给予。
不需上班而奉送高官俸禄，这听起来很爽快，但接下来的事情就让人郁闷了。孔子一路风尘仆仆，并不是来领取俸禄，而是来问政的，卫国宫廷没有给他任何这方面的机会。反而，后来因为卫国的一个名人牵涉到某个政治事件，孔子曾经与他有交往，因此也受到怀疑并被监视，只能仓皇离去。
这个开头，在以后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间不断重复。
大多数国君一开始都表示欢迎和尊重孔子，也愿意给予较好的物质待遇，却完全不在意他的政治主张，更加不希望他参与国政。
孔子只能一次次失望离去，每次离去总是仰天长叹，每次到达又总是满怀希望。
正是这种希望，使他的旅行一直结束不了。
04
这十四年，是他从55岁到68岁。这个年龄，即便放在普遍寿命大大延长的今天，也不适合流浪在外了。而孔子，这么一位大学者，却把垂暮晚年付之于无休无止的漫漫长途，实在让人震撼。
更让人震撼的是，这十四年，他遇到的，有冷眼，有嘲讽，有摇头，有威胁，有推拒，有轰逐，却一点儿也没有让他犹豫停步。
他不是无处停步。任何地方都愿意欢迎一个光有名声和学问却没有政治主张的他。
任何地方都愿意赡养他、供奉他、崇拜他，只要他只是一个话语不多的偶像。
但是，他绝不愿意这样。
因此，他总在路上。
“在路上”，曾是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个时髦命题，东方华人世界也出现过“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的流浪者潮流。
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的青年流浪者们，大多玩过几年就结束流浪，开始用功读书。他们有可能读到孔子，一读，他们就不能不嘲笑自己了：
原来早在两千五百年前，有一位人类精神巨匠直到六旬高龄还在进行自我放逐，还在一年年流浪，居然整整十四年没有下路、没有回过故乡！
最彻底的“现代派”出现在最遥远的古代，这也许会让今天某些永远只会拿着历史年表说事的研究者们稍稍放松一点了吧？
年年月月在路上，总有一种鸿蒙的力量支撑着他。一天孔子经过匡地（今河南长垣），让匡人误认为是残害过本地的阳虎，被拘禁了整整五天。刚刚逃出，才几十里地，又遇到蒲地的一场叛乱，被蒲人扣留，幸亏学生们又打斗又讲和，才勉强脱身。在最危险的时候，孔子安慰学生说：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意思是说：周文王不在了，文明事业不就落到我们身上了吗？如果天意不想再留斯文，那么从一开始就不会让我们这些后辈如此投入斯文了。如果天意还想留住斯文，那么这些匡人能把我怎么样！
那次从陈国到蔡国，半道上不小心陷入战场，大家近七天没有吃饭了，孔子还用琴声安慰着学生。
孔子看了大家一眼，说：“我们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总是徘徊在旷野？”
学生子路说：“恐怕是我们的仁德不够，人家不相信我们；也许是我们的智慧不够，人家难于实行我们的主张。”
孔子不赞成，说：“如果仁德就能使人相信，为什么伯夷、叔齐会饿死？如果智慧一定行得通，为什么比干会被杀害？”
学生子贡说：“可能老师的理想太高了，所以到处不能相容。老师能不能把理想降低一点？”
孔子回答说：“最好的农民不一定有最好的收成，最好的工匠也不一定能让人满意。一个人即使能把自己的学说有序地传播，也不一定能被别人接受。你如果不完善自己的学说，只追求世人的接受，志向就太低了。”
学生颜回说：“老师理想高，别人不相容，这才显出君子本色。如果我们的学说不完善，那是我们的耻辱；如果我们的学说完善了却仍然不能被别人接受，那是别人的耻辱。”
孔子对颜回的回答最满意。他笑了，逗趣地说：“你这个颜家后生啊，什么时候赚了钱，我给你管账！”
说笑完了，还是饥肠辘辘。后来，幸亏子贡一个人潜出战地，与负函地方（今河南信阳）的守城大夫沈诸梁接上了头，才获得解救。
05
路上的孔子，一直承担着一个矛盾：
一方面，觉得凡是君子，都应该让世间充分接受自己；
另一方面，又觉得凡是君子，不可能被世间充分接受。
这个矛盾，高明如他，也无法解决；中庸如他，也无法调和。
在我看来，这不是君子的不幸，反而是君子的大幸，因为“君子”这个概念的主要创立者，从一开始就把“二律背反”输入其间，使君子立即变得深刻。是真君子，就必须承担这个矛盾。
用现在的话说，一头是广泛的社会责任，一头是自我的精神固守，看似完全对立、水火不容，却在互相抵牾和撞合中构成了一个近似于周易八卦的互补涡旋。在互补中仍然互斥，虽互斥又仍然互补，就这样紧紧咬在一起，难分彼此，永远旋动。
这便是大器之成，这便是大匠之门。
单向的动机和结果，直线的行动和回报，虽然也能做成一些事，却永远形不成云谲波诡的大气象。
后代总有不少文人喜欢幸灾乐祸地嘲笑孔子到处游说而被拒、到处求官而不成的狼狈，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孔子要做官、要隐居、要出名、要埋名，都易如反掌，但那样陷于一端的孔子，就不会垂范百世了。
垂范百世的，必定是一个强大的张力结构，而任何张力结构都必须有相反方向的撑持和制衡。
在我看来，连后人批评孔子保守、倒退都是多余的，这就像批评泰山，为什么南坡承受了那么多阳光，还要让北坡去承受那么多风雪。
可期待的回答只有一个：“因为我是泰山。”
伟大的孔子自知伟大，因此从来没有对南坡的阳光感到得意，也没有对北坡的风雪感到耻辱。
那次是在郑国的新郑吧，孔子与学生走散了，独个儿恓恓惶惶地站在城门口。有人告诉还在寻找他的学生：“有一个高个儿老头气喘吁吁地像一条丧家犬，站在东门外。”
学生找到他后告诉他，他高兴地说：“说我像一条丧家犬？真像！真像！”
他的这种高兴，让人着迷。
我同意有些学者的说法，孔子对我们最大的吸引力，是一种迷人的“生命情调”——至善、宽厚、优雅、快乐，而且健康。
他以自己的苦旅，让君子充满魅力。
君子之道在中国历史上难于实行，基于君子之道的治国之道更是坎坷重重，但是，远远望去，就在这个道那个道的起点上，那个高个儿的真君子，却让我们永远地感到温暖和真切。
06
然而，太阳总要西沉，黄昏时刻的西风有点凄凉。
孔子回到故乡时已经68岁，回家一看，妻子已经在一年前去世。孔子自从55岁那年开始远行，再也没有见到过妻子。
这位在世间不断宣讲伦理之道的男子，此刻颤颤巍巍地肃立在妻子墓前。老夫不知何言，吾妻！
70岁时，独生子孔鲤又去世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老人悚然惊悸。
他让中国人真正懂得了家，而他的家却在他自己脚下，碎了。
此时老人的亲人，只剩下了学生。
但是，学生啊学生，也是很难拉住。71岁时，他最喜爱的学生颜回去世了。他终于老泪纵横，连声呼喊：“天丧予！天丧予！”（老天要我的命啊！老天要我的命啊！）
72岁时，对他忠心耿耿的学生子路也去世了。子路死得很英勇、很惨烈。
几乎同时，另一位他很看重的学生冉耕也去世了。
孔子在这不断的死讯中，一直在拼命般地忙碌。前来求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他还在大规模地整理“六经”（即《诗》、《礼》、《乐》、《易》、《春秋》）。
尤其是《春秋》，他耗力最多。这是一部编年史，从此确定了后代中国史学的一种重要编写模式。他在这部书中表达了正名分、大一统、天命论、尊王攘夷等一系列社会历史观念，深刻地塑造了千年中国精神。
一天，正在编《春秋》，听说有人在西边猎到了仁兽麒麟，他立刻怦然心动，觉得似乎包含着一种“天命”的信息，叹道：“吾道穷矣！”随即在《春秋》中记下“西狩获麟”四字，罢笔，不再修《春秋》。
他的编年史就此结束，以后的《春秋》文本，出自他弟子之手。
“西狩获麟”，又是西方！
他又一次抬起头来，看着西边。天命仍然从那里过来，从盘庚远去的地方，从老子消失的地方。古道西风，西风古道。
渐渐地，高高的躯体一天比一天疲软，疾病接踵而来，他知道大限已近。
那天他想唱几句。开口一试，声音有点颤抖，但仍然浑厚。他拖着长长的尾音唱出三句：
泰山其颓乎！
梁木其坏乎！
哲人其萎乎！
唱过之后七天，这座泰山真的倒了。连同南坡的阳光、北坡的风雪，一起倒了。
千里古道，万丈西风，顷刻凝缩到了他卧榻前那双麻履之下。
《出关》
文：鲁迅
老子毫无动静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头。
“先生，孔丘又来了！”他的学生庚桑楚，不耐烦似的走进来，轻轻的说。
“请……”
“先生，您好吗？”孔子极恭敬的行着礼，一面说。
“我总是这样子，”老子答道。“您怎么样？所有这里的藏书，都看过了罢？”
“都看过了。不过……”孔子很有些焦躁模样，这是他从来所没有的。“我研究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很长久了，够熟透了。去拜见了七十二位主子，谁也不采用。人可真是难得说明白呵。还是 ‘道’ 的难以说明白呢？”
“你还算运气的哩，”老子说，“没有遇着能干的主子。六经这玩艺儿，只是先王的陈迹呀。那里是弄出迹来的东西呢？你的话，可是和迹一样的。迹是鞋子踏成的，但迹难道就是鞋子吗？”
停了一会，老子又接着说道：“白鶂们只要瞧着，眼珠子动也不动，然而自然有孕；虫呢，雄的在上风叫，雌的在下风应，自然有孕；类是一身上兼具雌雄的，所以自然有孕。性，是不能改的；命，是不能换的；时，是不能留的；道，是不能塞的。只要得了道，什么都行，可是如果失掉了，那就什么都不行。”
孔子好像受了当头一棒，亡魂失魄的坐着，恰如一段呆木头。
大约过了八分钟，他深深的倒抽了一口气，就起身要告辞，一面照例很客气的致谢着老子的教训。
老子也并不挽留他，站起来扶着拄杖，一直送他到图书馆的大门外。孔子就要上车了，他才留声机似的说道：
“您走了？您不喝点儿茶去吗？ ……”
孔子答应着“是是”，上了车，拱着两只手极恭敬的靠在横板上；冉有把鞭子在空中一挥，嘴里喊一声“都”，车子就走动了。
待到车子离开了大门十几步，老子才回进自己的屋里去。
“先生今天好像很高兴，”庚桑楚看老子坐定了，才站在旁边，垂着手，说。“话说的很不少……”
“你说的对。”老子微微的叹一口气，有些颓唐似的回答道。“我的话真也说的太多了。”
他又仿佛突然记起一件事情来，“哦，孔丘送我的一只雁鹅，不是晒了腊鹅了吗?你蒸蒸吃去罢。我横竖没有牙齿，咬不动。”
庚桑楚出去了。老子就又静了来，合了眼。图书馆里很寂静。只听得竹竿子碰着屋檐响，这是庚桑楚在取挂在檐下的腊鹅。
一过就是三个月。老子仍旧毫无动静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头。
“先生，孔丘来了哩！”他的学生庚桑楚，诧异似的走进来，轻轻的说。“他不是长久没来了吗？这的来，不知道是怎的？……”
“请……”老子照例只说了这一个字。
“先生，您好吗？”孔子极恭敬的行着礼，一面说。
“我总是这样子，”老子答道。“长久不看见了，一定是躲在寓里用功罢？”
“那里那里，”孔子谦虚的说。“没有出门，在想着。想通了一点：鸦鹊亲嘴；鱼儿涂口水；细腰蜂儿化别个；怀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我自己久不投在变化里了，这怎么能够变化别人呢！ ……”
“对对！”老子道。“您想通了！”
大家都从此没有话，好像两段呆木头。
大约过了八分钟，孔子这才深深的呼出了一口气，就起身要告辞，一面照例很客气的致谢着老子的教训。
老子也并不挽留他。站起来扶着拄杖，一直送他到图书馆的大门外。孔子就要上车了，他才留声机似的说道：
“您走了？您不喝点儿茶去吗？……”
孔子答应着“是是”，上了车，拱着两只手极恭敬的靠在横板上；冉有把鞭子在空中一挥，嘴里喊一声“都”，车子就走动了。
待到车子离开了大门十几步，老子才回进自己的屋里去。
“先生今天好像不大高兴，”庚桑楚看老子坐定了，才站在旁边，垂着手，说。“话说的很少……”
“你说的对。”老子微微的叹一口气，有些颓唐的回答道。“可是你不知道，我看我应该走了。”
“这为什么呢？”庚桑楚大吃一惊，好像遇着了睛天的霹雳。
“孔丘已经懂得了我的意思。他知道能够明白他的底细的，只有我，一定放心不下。我不走，是不大方便的……”
“那么，不正是同道了吗？还走什么呢？”
“不，”老子摆一摆手，“我们还是道不同。譬如同是一双鞋子罢，我的是走流沙，他的是上朝廷的。”
“但您究竟是他的先生呵！”
“你在我这里学了这许多年，还是这么老实，”老子笑了起来，“这真是性不能改，命不能换了。你要知道孔丘和你不同：他以后就不再来，也再不叫我先生，只叫我老头子，背地里还要玩花样了呀。”
“我真想不到。但先生的看人是不会错的……”
“不，开头也常常看错。”
“那么，”庚桑楚想了一想，“我们就和他干一下……”
老子又笑了起来，向庚桑楚张开嘴：
“你看：我牙齿还有吗？”他问。
“没有了。”庚桑楚回答说。
“舌头还在吗？”
“在的。”
“懂了没有？”
“先生的意思是说：硬的早掉，软的却在吗？”
“你说的对。我看你也还不如收拾收拾，回家看看你的老婆去罢。但先给我的那匹青牛刷一下，鞍鞯晒一下。我明天一早就要骑的。”
老子到了函谷关，没有直走通到关口的大道，却把青牛一勒，转入岔路，在城根下慢慢的绕着。
他想爬城。城墙倒并不高，只要站在牛背上，将身一耸，是勉强爬得上的。但是青牛留在城里，却没法搬出城外去。倘要搬，得用起重机，无奈这时鲁般和墨翟还都没有出世，老子自己也想不到会有这玩意。
总而言之：他用尽哲学的脑筋，只是一个没有法。
然而，他更料不到，当他弯进岔路的时候，已经给探子望见，立刻去报告了关官。所以绕不到七八丈路，一群人马就从后面追来了。
那个探子跃马当先，其次是关官，就是关尹喜，还带着四个巡警和两个签子手。
“站住！”几个人大叫着。
老子连忙勒住青牛，自己是一动也不动，好像一段呆木头。
“阿呀！”关官一冲上前，看见了老子的脸，就惊叫了一声，即刻滚鞍下马，打着拱，说道：“我道是谁，原来是老聃馆长。这真是万想不到的。”
老子也赶紧爬下牛背来，细着眼睛，看了那人一看，含含胡胡的说：“我记性坏……”
“自然，自然，先生是忘记了的。我是关尹喜，先前因为上图书馆去查 《税收精义》，曾经拜访过先生……”
这时签子手便翻了一通青牛上的鞍鞯，又用签子刺一个洞，伸进指头去掏了一下，一声不响，橛着嘴走开了。
“先生在城圈边溜溜？”关尹喜问。
“不，我想出去，换换新鲜空气……”
“那很好！那好极了！现在谁都讲卫生，卫生是顶要紧的。不过机会难得，我们要请先生到关上去住几天，听听先生的教训……”
老子还没有回答，四个巡警就一拥上前，把他扛在牛背上，签子手用签子在牛屁股上刺了一下，牛把尾巴一卷，就放开脚步，一同向关口跑去了。
到得关上，立刻开了大厅来招待他。这大厅就是城楼的中一间，临窗一望，只见外面全是黄土的平原，愈远愈低；天色苍苍，真是好空气。这雄关就高踞峻坂之上，门外左右全是土坡，中间一条车道，好像在峭壁之间。实在是只要一丸泥就可以封住的。
大家喝过开水，再吃饽饽。让老子休息一会之后，关尹喜就提议要他讲学了。老子早知道这是免不掉的，就满口答应。于是轰轰了一阵，屋里逐渐坐满了听讲的人们。同来的八人之外，还有四个巡警，两个签子手，五个探子，一个书记，账房和厨房。有几个还带着笔，刀，木札，预备抄讲义。
老子像一段呆木头似的坐在中央，沉默了一会，这才咳嗽几声，白胡子里面的嘴唇在动起来了。大家即刻屏住呼吸，侧着耳朵听。只听得他慢慢的说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大家彼此面面相觑，没有抄。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老子接着说，“常有欲以观其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大家显出苦脸来了，有些人还似乎手足失措。一个签子手打了一个大呵欠，书记先生竟打起磕睡来，哗啷一声，刀，笔，木札，都从手里落在席子上面了。
老子仿佛并没有觉得，但仿佛又有些觉得似的，因为他从此讲得详细了一点。然而他没有牙齿，发音不清，打着陕西腔，夹上湖南音，“哩”“呢”不分，又爱说什么“㖇”：大家还是听不懂。可是时间加长了，来听他讲学的人，倒格外的受苦。
为面子起见，人们只好熬着，但后来总不免七倒八歪斜，各人想着自己的事，待到讲到“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住了口了，还是谁也不动弹。老子等了一会，就加上一句道：
“㖇， 完了！”
大家这才如大梦初醒，虽然因为坐得太久，两腿都麻木了，一时站不起身，但心里又惊又喜，恰如遇到大赦的一样。
于是老子也被送到厢房里，请他去休息。他喝过几口白开水，就毫无动静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头。
人们却还在外面纷纷议论。过不多久，就有四个代表进来见老子，大意是说他的话讲的太快了，加上国语不大纯粹，所以谁也不能笔记。没有记录，可惜非常，所以要请他补发些讲义。
“来笃话啥西，俺实直头听弗懂！”账房说。
“还是耐自家写子出来末哉。写子出来末，总算弗白嚼蛆一场哉啘。阿是？”书记先生道。
老子也不十分听得懂，但看见别的两个把笔，刀，木札，都摆在自己的面前了，就料是一定要他编讲义。他知道这是免不掉的，于是满口答应；不过今天太晚了，要明天才开手。
代表们认这结果为满意，退出去了。
第二天早晨，天气有些阴沉沉，老子觉得心里不舒适，不过仍须编讲义，因为他急于要出关，而出关，却须把讲义交卷。他看一眼面前的一大堆木札，似乎觉得更加不舒适了。
然而他还是不动声色，静静的坐下去，写起来。回忆着昨天的话，想一想，写一句。那时眼镜还没有发明，他的老花眼睛细得好像一条线，很费力。除去喝白开水和吃饽饽的时间，写了整整一天半，也不过五千个大字。
“为了出关，我看这也敷衍得过去了。”他想。
关尹喜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又非常惋惜，坚留他多住一些时，但看见留不住，便换了一副悲哀的脸相，答应了，命令巡警给青牛加鞍。
一面自己亲手从架子上挑出一包盐，一包胡麻，十五个饽饽来，装在一个充公的白布口袋里送给老子做路上的粮食。
老子再三称谢，收了口袋，和大家走下城楼，到得关口，还要牵着青牛走路；关尹喜竭力劝他上牛，逊让一番之后，终于也骑上去了。作过别，拨转牛头，便向峻坂的大路上慢慢的走去。
不多久，牛就放开了脚步。大家在关口目送着，去了两三丈远，还辨得出白发，黄袍，青牛，白口袋，接着就尘头逐步而起，罩着人和牛，一律变成灰色，再一会，已只有黄尘滚滚，什么也看不见了。
大家回到关上，好像卸下了一副担子，伸一伸腰，又好像得了什么货色似的，咂一咂嘴，好些人跟着关尹喜走进公事房里去。
“这就是稿子？”账房先生提起一串木札来，翻着，说。“字倒写得还干净。我看到市上去卖起来，一定会有人要的。”
书记先生也凑上去，看着第一片，念道：
“ ‘道可道，非常道’ ……哼，还是这些老套。真教人听得头痛，讨厌……”
“医头痛最好是打打盹。”账房放下了木札，说。
“哈哈哈！……我真只好打盹了。老实说，我是猜他要讲自己的恋爱故事，这才去听的。要是早知道他不过这么胡说八道，我就压根儿不去坐这么大半天受罪……”
“这可只能怪您自己看错了人，”关尹喜笑道。“他那里会有恋爱故事呢？ 他压根儿就没有过恋爱。”
“您怎么知道？”书记诧异的问。
“这也只能怪您自己打了磕睡，没有听到他说‘无为而无不为’。这家伙真是‘心高于天，命薄如纸’，想‘无不为’，就只好‘无为’。一有所爱，就不能无不爱，那里还能恋爱，敢恋爱？您看看您自己就是：现在只要看见一个大姑娘，不论好丑，就眼睛甜腻腻的都像是你自己的老婆。将来娶了太太，恐怕就要像我们的账房先生一样，规矩一些了。”
窗外起了一阵风，大家都觉得有些冷。
“这老头子究竟是到那里去，去干什么的？”书记先生趁势岔开了关尹喜的话。
“自说是上流沙去的，”关尹喜冷冷的说。“看他走得到。外面不但没有盐，面，连水也难得。肚子饿起来，我看是后来还要回到我们这里来的。”
“那么，我们再叫他著书。”账房先生高兴了起来。“不过饽饽真也太费。那时候，我们只要说宗旨已经改为提拔新作家，两串稿子，给他五个饽饽也足够了。”
“那可不见得行。要发牢骚，闹脾气的。”
“饿过了肚子，还要闹脾气？”
“我倒怕这种东西，没有人要看。”书记摇着手，说。“连五个饽饽的本钱也捞不回。譬如罢，倘使他的话是对的，那么，我们的头儿就得放下关官不做，这才是无不做，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
“那倒不要紧，”账房先生说，“总有人看的。交卸了的关官和还没有做关官的隐士，不是多得很吗?……”
窗外起了一阵风，括上黄尘来，遮得半天暗。这时关尹喜向门外一看，只见还站着许多巡警和探子，在呆听他们的闲谈。
“呆站在这里干什么？”他吆喝道。“黄昏了，不正是私贩子爬城偷税的时候了吗？巡逻去！”
门外的人们，一溜烟跑下去了。屋里的人们，也不再说什么话，账房和书记都走出去了。关尹喜才用袍袖子把案上的灰尘拂了一拂，提起两串木札来，放在堆着充公的盐，胡麻，布，大豆，饽饽等类的架子上。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作
小说解析：
鲁迅先生的小说《出关》，写的是古代先哲老子西出函谷关的故事。
老子提倡无为主义，主张依循自然的规律来立身处世，以至于治理国家。他的主张抹杀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造就了虚无主义的消极思想。
鲁迅认为这种人是“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于是在作品中写了老子被孔子逼走，在现实中碰壁，对他消极无为的思想进行了讽刺。
小说通过对古代历史人物的嘲讽，揭露出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古老哲学虚妄的幽灵。
小说前半部分写孔老相争，老子败走流沙。后半部分写老子出关，“道”被识破。
前半部分可分两层，第一层写孔子第一次求教老子，困惑于“道”。作者用寥寥数字给我们漫画出老子“好像一段呆木头”，仿佛脱离尘世，不食人间烟火。
然而，当孔子向他诉说服务于各国主子无望时，老子顿生灵气，对孔子大谈“只要得了道，什么都行，可是如果失掉了，那就什么都不行”。
不着实际的教导，使极想“入世”的孔子“亡魂失魄”，与孔子困惑不解的神态形成鲜明对比，老子很是得意于自己的布道，高兴之余还把孔子“孝师”的腊鹅奖给了学生庚桑楚。
跟了老子多年的庚桑楚，竟也不明白老子为什么高兴，暗示出老子的哲学玄而又玄，因而孔子的困惑便是“喜事”。
第二层写孔子第二次求教老子，大胜老子。对时隔三月再来拜见的孔子，老子已悟到这时难于再向他“布道”，所以当孔子解释老子的“哲学”，并谈出体会“我自己久不投在变化里了，这怎么能够变化别人呢！”老子便赞他“想通了”。
而对孔子有力地挑战，老子自觉无力应战，自然选择了 “无为而无不为”的挡箭牌，消极地回避了孔子的挑战，并自嘲“我们还是道不同”，我“是走流沙”，他“是上朝廷的”，妄图逃避现实，生活在虚妄的世界。
关于老子为了孔子的几句话而西出函谷关的安排，鲁迅解释说：“并非我的发现或创造，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加进作者自己对孔、老思想的理解，设计了孔胜老败的结尾。
在这一层，我们从老子与庚桑楚的对话，可以了解到老子对“柔”的解释。
虽然孔子和老子都崇尚“柔”，而两人的具体实施却不相同。
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事无大小均不放松地实行者；
老子是“无为而无不为”的 “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
从两者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谁积极，谁消极。自然 “消极的”不利于社会进步，发展，要 “加以漫画化，送他出了关”。
作品的后半部分，写老子西走流沙、出关的遭遇。
先写老子出关前被尊崇。
道败孔丘的老子，在如何出得了关这个问题上，“用尽了哲学的脑筋，只是一个没办法。”他提倡的“无为而无不为”，在现实中无丝毫用武之地，揭示了他的思想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不可能做现实生活中的指导思想。
在老子为难之际，昔日的学生关尹喜解了他的围，并极崇拜地把老子拥到了关上，恳请他传经布道。可见老子的影响极广。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老子完成了布道和写讲义，得了“十五个饽饽”、一包盐、一包胡麻，终于出了关。
在关上这段日子，老子深感对世人的厌倦，听道者也同样 “为面子起见”，“只好熬着”。
这“无所不为”的道，竟令其主人和崇拜老子的人如此难堪，又一次反映了老子某些思想与现实的格格不入，增加了老子的悲剧色彩。
接着写老子出关后被批驳。
送走名气大得吓人的老子，人们“好像卸下了一幅担子”，七嘴八舌地议论起他的“道”和他的前途。
老子花了 “一天半”精力留下的“经”，被大家嗤之以鼻：“连五个饽饽的本钱也捞不回”；
他所言的“无不为”，被白话为“倘使他的话是对的，那么，我们的头儿就得放下关官不做，这是无不做，才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
一经门徒的反思，老子确实是无用的，只是清谈的老朽。
最后，关尹喜还为老子卜算了未来：“外面不但没有盐、面，连水也难得。……我看是后来还要回到我们这里来的。”
信奉“无不为”的老子，倒被主张“要有为”的弟子们看透，就连他自己主观上想去流沙，客观条件也会给他迎头一击，在现实中无地自容。
作品行文层次明晰，先写老子以先哲身份向孔子布道，再写孔子将老子学说攻破，第三步写落荒西走的老子函谷关“受难”，最后笔触停在老子哲学被人们所不耻上。
通过层层深入的解剖，老子被从圣神的先哲、头上闪着智慧的光环的宝座上拉下来，揭示出他的清静无为学说与现实生活的格格不入，为想躲避社会责任的世人撞响了警钟：逃避现实，崇尚空谈，一害自己，二害国家。
小说实现了文学服务于现实的创作原则。当时的中国国难当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东北地区，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国民政府对外卖国投降，对内残酷镇压。
一些学者在紧要关头，不是为人民呐喊，而是消极地躲进 “书斋”，更有一些做了反动政府的 “帮闲”清客。如林语堂在所办的《论语》、《人世间》、《宇宙风》 等杂志上，声言 “文学不是宣传”，公开表示“不谈政治”，倡导“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
这些倾向腐蚀着青年的心灵，引导他们走上脱离斗争的道路。
鲁迅这时已经完成了思想转变，用手中的笔做刀枪，与反动政府和买办文人展开了斗争。1935年初，他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说：“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
年底遂写成《出关》等新编历史小说。他借用春秋笔法，通过描写老子及其学说在现实生活中的幻灭，使帮闲文人鼓吹的“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论调不攻自破，达到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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